我在黑龙江的高考记忆

戴晓林

激荡人心的1977年高考已过去40年了，于我却如同昨日，全部细节可忆，因为它太难忘了。

我是1969年从宁波去黑龙江支边的。恢复高考时，我还在黑龙江集贤县，但已经从农村抽调到县城的企业。1977年9月，单位叫我去县委党校学习。在党校学习的基层骨干多，消息也多，国家要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第一次传到我的耳中，可能要比还在企业和农村的人早一个月。早一步获知这消息是我这次到党校学习的最大收获。

说是准备高考，心里也有些胆怯，主要不是怕文化程度低，而是怕没有参考资格。1973年张铁生交白卷的那次，我在生产队报了名，但在公社一级就被拿掉了，因为政审不合格，说我家里有海外关系。但1977年政策终于比较宽松了，我顺利地取得了考试资格，拿到了准考证。

我是在余姚第五中学读的中学。这是一所重点中学，当时是非常出名的，1964年曾取得了百分之百的高考率，校长邹积涨也因此赴北京参加“群英会”。我在这所学校里是一个优等生，数学成绩特别好，是数学课代表。可能由于这一点，只有初二文化程度的我，居然没有胆怯和高中生们去拼一拼。我给自己选择了文科，又确定了主攻数学的方向。因为对我而言，初二的那点数学知识是根本不够用的，我要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自学完初二到高二的课程。同时，在这段时间里，还要自学政治、历史、地理、语文的课程。

那时准备高考有很多困难。白天要上班，晚上要停电，还没有辅导老师，没有复习提纲，最要命的是借不到书。自学数学，看看教材倒也能看懂，但能看懂是一回事，落到解题又是另一回事，只有会解题了才算是真正掌握了。我就是常常遇到不会解题或解不出题，又没人可请教的处境。有一次带着一堆不会解的题目坐火车去我下乡的公社中学找知青老乡请教，旅途中由于专心想问题，连丢了40元钱也不知道，这些钱在当时可不算小数目。但在复习过程中，我也遇到了几件幸运的事。一是在集贤三中任教的女朋友为我借到了全部课本；二是收到已经在牡丹江师范学院任教的“插友”（现是宁波大学教授的戴光中）寄给我的唯一一份复习资料——政治复习提纲，要是没有这份复习提纲，我的政治课考试肯定不及格；三是我们厂正好是生产蜡烛的，我住在厂里，晚上停电点蜡烛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考试前夕，我有两位还在农村的“插友”要到县城来考，他们就住到我的厂里，三人一起复习，一起去考试。这两人一个是横溪中学66届高中生毛大雄，一个是柴桥中学68届高中生叶路明，基础都相当扎实。我们三人在一起互相讨论、互相切磋、互相提醒，那几天学习的效率特别高，我也第一次尝到了这种学习形式的甜头。我印象最深的是一起讨论政治题逻辑的三大基本规律，因此对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理解得十分透彻，考试时同一律果然出现在试题中。后来我们三人都考上了大学，毛大雄考入了哈尔滨师院，叶路明考进了哈尔滨船舶学院，我考进了牡丹江师范学院。

那年参加考试的人实在太多，不得不设置初试和复试。第一轮初试淘汰了很多人，题目却不难，数学题几乎就是课本上的例题，我至少在90分以上，考完后觉得很有把握。复试是在12月底，我在集贤县五七中学考。第一科照例是考语文，里面有些文言文和语法题，不算难，比如有一个“无穷匮”的“匮”字的解释，这是《愚公移山》里的内容，现在的初一课文。作文题却事先一点也没想到，是“每当我们唱起《东方红》”，那就不知道怎么写了，只记得当时思路很乱，七拼八凑的，时间非常紧，几乎是铃声响了才写完最后一个字。

数学比初试时难多了，我被一道平面几何题难住了，怎么也添不出辅助线来，而这道题目是分数最多的，有14分！我左思右想不得要领，幸好在最后时刻灵光闪现，被我想出来了。答出这一题让我看到了一线胜利的曙光。我当时的感觉是有道理的，文科生考数学几乎都不及格，上学后获知我们班上有个同学高考数学是零分。还记得史地考试题有黄巾起义的日期，有巴尔干半岛的五个国家；政治有平时准备到的同一律。那个巴尔干半岛的五个国家的问题我得益于平时的唱歌。那时在农村没有其他书籍看，我离家时带了一本《外国名歌200首》，平时没事就唱，都把它唱烂了，里面有一首保加利亚歌曲《嘿，我们亲爱的巴尔干山》，因此我想都没想就答出来了。

考完后自己感觉还比较满意，没有大的失误。大家考完出来对题时，大部分还是对的。过了些时候，分数出来了，我四科的总分是298分。由于对其他考生的情况不了解，所以对自己分数所处的位置心里没底，对能否录取也没有把握。在忐忑不安中等了两个月，终于等来了录取通知书，是牡丹江师院中文系，是我的第三志愿。文科可填报的学校很少，我甚至填了一个内蒙古大学蒙古文学专业。那时候什么也不懂，其实这种学校根本不用填，填了也没用。

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是那年集贤县的文科状元！这是时隔39年后，我从厂里一位同事发在网上的文章中得知的。她在文章里写道：“戴晓林大概到现在也不知道，正是他这个文科状元，给整个系统赢得了很高的荣誉。那时我们厂隶属于二轻局，主管教育的是李副局长，此人好大喜功，爱往自己脸上贴金，拿着这个状元向县里邀功。年末二轻局果然被评为集贤县尊重知识、重视人才的先进局，而李局长则是先进个人。”

进了大学校园后的事情也不少。因为同学许多是知青，年龄都较大了，要经历婚姻关、返城关、分配关等。我是第一个在牡师院在读期间结婚的人。我还挡住了退学返城的诱惑，当时班上有两名上海的知青退学回沪了。也经历了莫测的分配风险，最后幸运地从黑龙江分配到宁波十中，旋即调到宁波三中。

常有人说77届是新中国最优秀最勤奋的学子，我听了不免有些沾沾自喜。虽然我不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但作为整体，我为77届感到自豪。

戴晓林　宁波三中语文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