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瓶米醋的记忆

郁伟年

那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活最复杂的时期。“四人帮”被粉碎，十年动乱的“文革”宣告结束，但历史还是沿着惯性前进，极左路线的影响仍在发酵，媒体上连篇累牍的仍然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迷惘、担忧，对政治运动的厌倦在人们的心中弥漫，中国正处在不知走向何方的十字路口。

那一年，我高中毕业、回家务农已经两年，春夏秋冬四季农活，干了一茬又一茬，“白脚梗”变成了“红脚梗”，底分也从5分跳到了9分半，离全劳力一步之遥了。二十岁，正是充满幻想的年龄，看着父辈兄长们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心里就十分悲哀，想的就是跳出田头，改变一世做农民的宿命。机会倒是有了一个。那年初，公社中学的负责人大概是听说我高中时成绩不错，找到我，想请我去学校担任代课教师，教初中班的语文、化学等课程。当时我并没有答应，因为要征得生产队的同意才行。第二天我去问队长，队长倒干脆，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代课工资必须全额交队，再由生产队按底分记工分，而且寒暑假仍要回队参加生产劳动。想到不用再一天到晚干田头活，今后说不定还有跳出农门的机会，便满口答应了队长的要求。新学期开始后我便站在讲台上，像模像样地做起了老师。常年我们生产队年终分配，每工（一工为10个工分）的报酬为7～8角，按一月30工计算，每月的收入约21～24元，学校给我的工资是26元，全额交队也吃不了多少亏。

日子一天天过去，不知不觉一个学期过去了，参加完夏收夏种劳动，新的学期又开始了。洗干净手脚，把锄头铁耙扔在一边，拎着一个布袋走进学校，又当起了老师。大概10月下旬的一天，报纸上刊登了中央将在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瞬间刺激了千千万万人的神经。有人兴奋，仿佛触摸到了改变命运的钥匙；有人沮丧，因为上中学时没好好读书，毕业又多年了，可怜的一点知识都还给老师了，怎么考试？对于我来说，高中毕业才两年多，又在做代课老师，参加考试的条件还是比较好的。但纠结来了。当时说的是恢复高考，恢复大专院校招生，这个大专院校包含了中专学校。到底是报考大专院校还是中专，心里着实计较了一番，迟迟下不了决心。有一次，我的母校慈湖中学召集我们这些历届生开会，一方面给我们宣讲高考政策和考试科目，一方面叫我们认真考虑高考意向。当时大多数同学都在做农民，抱着跳出农门万丈高和求稳求实的心态，基本上都倾向于报考中专。我也是做农民做怕了，同样觉得报考中专也不错，而且把握也大，这样就能把户口转出来，不用做农民了。回家后与母亲、哥哥们商量，他们也讲不出所以然，最后，由我自己决定报考中专。

关系到自己前途命运的考试，必须要认真准备。可是，当时的条件下，一没有复习资料，二没有辅导老师，考什么，复习的重点放在哪，都一无所知，而且离考试的时间也只有一个多月了，心里着急啊。在家里找出读初高中时的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和政治等课本，翻出课堂笔记本、作业本等，利用晚上和白天的工作间隙，一门课一门课地看下来，经常要挑灯夜读到子夜以后。那时没有电话，没有手机，遇到不懂的，没人可以请教，只能囫囵吞枣，背下来再说。我们生产队也有几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和我一样关起门来，刻苦复习。但大家对能否考得上都信心不足，相互沟通时，几乎都会叹一口气，说一声：难考。到了12月上旬，上面通知可以领准考证了，准考证上写着我的名字和号码、考场、座位，印着：12月11日上午考语文、下午数学；12日上午政治、下午理化。^[1]这张小小薄薄的纸头，拿在手上感觉不到它的重量，压在心上却觉得重若千斤。考试当天，起了个早，几个人相约步行一小时到了慈湖中学，只见学校门口已经人山人海，嘈嘈杂杂。好在是母校，熟门熟路，很快便找到了考场。坐下不久，铃声响起，开始答题，连续两天4门课程考下来，已是筋疲力尽。也不知道考得如何，仅觉得总体还可以，听天由命吧。

大概到了1978年1月底的时候，来了一个通知，说是分数出来了，可到学校填报志愿。听到这个消息，心情自然好极了，兴冲冲赶到学校，只见校门口旁边的墙壁上贴满了各种学校的介绍，其中印象较深的是宁波农学院、宁波地区农业学校招生的简介，红纸黑字，十分醒目，而且墨迹未干，显然是刚贴上去的。拿着志愿表回家，与兄长们研究，对照学校名录表，不知道哪个学校合适。后来觉得浙江交通学校不错，地点在杭州，进校后可以学开汽车，以后做个驾驶员也不错，于是将这个学校放在了第一志愿。记得第二志愿填的是宁波商校，第三志愿是船舶驾驶学校。最后还有一栏，写着是否服从分配。为了保险起见，提笔就写上了“服从”两字。

第二天，这份体现心愿、寄托希望的志愿表被送到了招生老师手上，默默祈祷天遂我愿，心想事成。

等啊等，终于在10天后等来了体检通知。体检在宁波苍水医院进行，自认为没有什么毛病，大着胆子赶到医院。一科科查下来，其他都没问题，就是血压高，不符合录取的体格标准。这下打击大了，整个人好像一下子掉进了万丈深渊，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好在医生安慰了我，说没关系，过几天再来复检一次。垂头丧气回到家里，将结果告诉母亲和哥哥，他们也叫我别担心，并与我分析，说可能是心情紧张引起的。我哥当时是大队的赤脚医生，有一些医学知识，我对他的话还是相信的。他给我出了个主意，说是喝米醋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把血压降下来，叫我复检那天随身带上一瓶米醋，如果血压还是高，就悄悄喝下去后再去量。第三天，我又赶到苍水医院，凭复检通知再次测量血压。此时，我的心情仍然没有调整好，因为第一次没有通过，非常担心第二次仍然通不过，那就完了，因此导致心跳加速，量出来的血压可想而知，上压160、下压95，又不达标。医生看我是农村来的，考试通过了，如果因血压高而被淘汰，实在太可惜，十分同情，便对我说，你不要紧张，先出去到外面的中山公园坐一会儿，过一刻钟再来量。听了医生的话，我悄悄松了一口气，只有最后一招了：喝醋。慢慢走进公园，一个人坐在长条椅上，摸出身上带着的那瓶米醋，打开盖子，像对瓶吹啤酒一样，咕嘟咕嘟一气灌了下去，整整4两啊，酸得眼泪直流。有什么办法呢，只能拼了。又过了5分钟，我重新走进医院，那医生一直等着，见我进来便柔声细语地问，准备好了？我说可以了。血压计再次绑在了我的右臂上，我不敢看水银柱的起落，尽量平息内心的焦虑。大约两分钟后，医生说，没事了，上压125，下压82，正常。就好像听到天籁，心中的千斤重担一下子卸了，霎时间，天好像特别亮堂，眼前一片光明。我连忙谢过医生，连蹦带跳地跑出了医院。

其间，上面又要求进行政审，由公社和大队干部负责操办，无非是家庭成分、直系亲属有无政治问题、本人在农村生产队的表现等等。好在我家成分较好，家里也没人犯过经济、政治错误，本人还是大队团支部委员，所以政审很快就通过了，加盖了大队与公社的公章后，递交给了宁波市招生办。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看着一起代课的几个老师陆续收到了大中专院校的录取通知书，我嘴上不说，心里暗暗着急。也不过迟了几天，一封信封落款为宁波农学院的信件送到了我手上。我很奇怪，这个学校我没填报过志愿呀，怎么回事？急忙拆封，里面有两张纸，一张是录取通知书，我被宁波地区农业学校农学专业录取了，下面盖的章却是宁波农学院。另一张是报到须知，仔细一看才知道这个学校在鄞县邱隘镇回龙。怎么被这个学校录取了呢？左思右想不得其解。后来冷静下来才想起来，我血压高复检了一次，可能被其他学校淘汰了，而自己又填过“服从分配”，所以被农校录取也不奇怪了。尽管不是自己想读的学校，但能迁出农业户口，吃起“皇粮”，也应当知足了。

半个月后到学校报到，才知道这个学校创办于20世纪50年代，最初叫宁波地区农林学校，后来林业专业划出，称为农业学校，属中等专业学校。农学院的名称是“文革”后期改的，招过几批工农兵学员。现在农学院的牌子不用了，挂浙江农大宁波分校的牌子，招的是本科生。两个学校一套班子，教师也是通用的。

就这样，我在这个学校开始了新的生活，一生的命运也由此改变。

郁伟年　宁波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

【注释】

[1]此处作者记忆有误，详见第7页注。——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