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的高考实在是不同

时间：2022-01-1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1977年底，高考恢复。高考恢复的消息，1977年初就有风闻。不过，对我来说，1977年时来运转了，恢复高考的政策果然急转直“上”。市第十六中学的周达章老师负责高考事务，很快通知我们返校复习迎考。返校复习期间，我们受益良多，其中最大的收获莫过于思想上提前进入了临考状态。当年没有公布高考成绩，考生无从知晓。

王之光

1977年底，高考恢复。当年参加考试的考生众多，而且五花八门，年龄大的早已为人父母，与学弟学妹的年纪相差近倍，生源也不像现在这样基本是清一色的应届生。不过，进了学的还是对读书感兴趣的人。自古皆然，今后也不会大变的吧。

十年“文革”后，我能考大学上大学，还得感谢：一是邓小平他老人家的果断拍板；二是老爸的好学家风（老人家今年85岁，仍然一天到晚捧着书），弟弟也用功读书，1978年16岁就以物理近满分的成绩跳级考入杭州大学；三是母校十六中学的清净学习氛围，1977年录取率全国领先，这自然归功于老师们的教学有方；四是本人有幸遇到优秀的英语辅导老师。

高考的恢复，为个人命运改变提供了可能，也为国家发展提供了动力。当代中国的改变，当代学子走出“文革”阴影，正是恢复高考拉开了序幕。高考恢复的消息，1977年初就有风闻。同桌赵同学的父亲是教师，他把消息说得头头是道，所以我们思想上早有准备。我想，如果能参加高考，未来的前途肯定跟当下面临的职业大不相同。当年的宁波，工业比较落后，在税务局工作的邻居说卷烟厂的利润占市级公共财源近半。我们家在他人眼里是读书之家，兄弟俩手无缚鸡之力，文盲的外婆常常开玩笑说，什么力气都没，你们毕业后“咋处”？我爸也已经给我置办了务农需要的水田袜，为“下乡”提前做准备，高二年级时我还曾去郊外学农练了耘田技术。当时在水田里手舞足蹈，不是卖力干活，而是不时抬脚找蚂蟥、拍蚂蟥。不过，对我来说，1977年时来运转了，恢复高考的政策果然急转直“上”。我们高考前就接到通知，家长只要书面承诺弟弟或妹妹去“下乡”，老大允许先留城在工矿工作。好事不止一件，招工体检的那天，刚好是通知英语口试的日期，我就以口试为由请假了。

现在，人们提起高考便想起“千军万马走独木桥”的情形，而1977年的考生录取比例之低，非今人可以想象。记得是10月下旬国家宣布恢复高考，考试时间定在12月份^[1]。市第十六中学的周达章老师负责高考事务，很快通知我们返校复习迎考。当时复习的具体内容今天已经模糊，只记得老师们天天让我们写各种体裁的作文，最清晰的是老师们反复开导我们，能考上大学的同学会非常少，必须“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接受祖国的挑选。那时，根本没有按照教学大纲来复习，其实也没有现在所谓的大纲，即使有也来不及复习，才一个多月的时间嘛。返校复习期间，我们受益良多，其中最大的收获莫过于思想上提前进入了临考状态。尽管没有前人的临场经验可供借鉴，但短短一个多月时间的复习备考实践，已经让我学会了遇考不慌。不管是后来的本市“初试”，还是正式高考，乃至上大学后的考研、读研，我身经百考，考场上始终沉着冷静，能发挥本该有的水平。

40年后，我们几个老同学反复回忆，实在想不出当年被收费的情况。老师们辅导都是无偿的，而我们当时早已经办完了毕业手续，他们是根本没有义务额外劳动的。现在我们早已进入小康生活，理应对母校（早已被并校）有所回报，哪怕是母校的后继实体。

言归正传。记忆中那年的数学试题是超高难度的，有两三道题目广大考生一看就知道不会做，反正我是空着那些题目交卷的。但这反而确保了前面题目的答题质量，检查再检查，我自忖应该是没有失分的。还有英语试卷，有占10%的题目要求将英语音标还原成英语单词，比如sabotage（故意破坏）和reservoir（水库）都是法语借词，按照法语的读音标出英语音标有难度，但考卷里的题目却是音标，要我们写单词，这对我来说等于送分。多年后我遇到当年的出题老师，他说因为没有经验，把答案变成了题目，便宜我们考生了。

最后，虽然我的理科考分也上线并收到参加体检通知，但由于加试的英语成绩突出，被杭州大学外语系录取了。当年没有公布高考成绩，考生无从知晓。我是入学后才得知，我是宁波地区唯一录取到全国范围英语专业的应届考生，也就成了非正式的“地区单科状元”。当时没有重点大学和一本线的说法，杭州大学唯有英语和地理专业面向全国招生，被称为“绝密专业”，相对于普通的“保密专业”，自然是第一批优先录取。我喜欢英语，也就既来之则安心学习。但不少同学入外语系后心有不甘，很长时间都在请求换学校换专业，因为他们的理科考分并不比录取到浙江大学的同学低。后来教育部恢复了重点大学的建制，浙大当然是重点大学，而杭大成了全国永远排名第一的省属大学，处处受到掣肘。例如1978年开始公派留学生，我接到学校通知，暑期赶回杭州参加选拔考试，到了宿舍听说杭大不归教育部管，不能参加选拔。当年外语系的同学现在大部分已退休，至今为非重点大学出身而耿耿于怀。当然，浙大四校合并永远解决了这个缺憾，120周年校庆大家都欢聚于紫金港校区。这是题外话了。全浙江省1977级报考英语专业的，也有两位考生被北大西语系录取，另外有几位被调剂到北外法语专业，但消息事前事后都没有公开。

至于我为何会在高考不作要求的情况下去申请加试英语，其中另有原因。当年的中学外语教学水平远非现在可比，真正学好了外语的应届学生少之又少，而我在课外因缘际会了80年代蜚声宁波外语教学界的老先生王庆肇，才得以独占鳌头。王先生毕业于沪江大学，一生酷爱英语。他说自己上大学时，即使是上其他科目的课也仍然在看英语，所以偏科。不知道是自谦，还是事实。反正他对英语的把控可谓“行云流水”，基本句型脱口而出。20世纪30年代，他曾经远赴英国担任中国驻伦敦的领事官，负责办理外国人到中国的签证事务。老先生的亲身说教，还使我形成了一个坚定的观点：凡是要学好英语，希望以英语为终身职业的，不管是做外贸还是做教师，在英语国家生活一段时间似乎必不可少。我自己在从事大学英语专业教学多年、晋升副教授之后，于1993年蒙杭大派遣到美国做高级访问学者一年，英语水平获巩固提高，翻译能力突飞猛进，这也是可以借鉴的事例。这里还想宣扬一下王先生的英语教学方法。他一直坚信“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学英语一定要学精，要“举一反三，举一反十，举一反三十”。好句子一定要反复念诵，能够如同自己讲话一样脱口而出。后来，我读了英语专业，读研时随着国内著名英语教授任绍曾老师专攻英语语法学，毕业后留校，在杭大、浙大教了三十多年的英语，以英译汉、汉译英为教学、研究方向，如今翻译出版译著数十部，加起来凡千万字，仍然觉得王先生教的东西始终好用。

当年，我与夏谷鸣一起在星期天跟着王先生学英语，教材基本自编，前后三年左右，把各种英语句型背得滚瓜烂熟。王先生并不刻意让我们背单词，所以我参加高考时词汇量并不是特别大，但各种文章的阅读理解能力，当时在应届高中生中就很少有竞争者了。记得高考前借了莎士比亚的故事读，把我爸弄得非常得意。所以，在我的记忆里，高考的竞争一点也不激烈，考试结果也没有丝毫悬念。

恢复高考对我们来说就如同一场“及时雨”。要不在物质资源极端匮乏，每天以米饭加蔬菜为食，荤菜包括鸡蛋需凭票供应的年代，如果大家都来熬夜拼命复习，我怀疑瘦骨嶙峋的小伙子身体能不能吃得消。也许还没进考场，就已经进医院了。还值得一说的是，12月份高考开始前夕，我父亲在东方红大街（现中山路）附近发现有农民在悄悄兜售鸡蛋。农民怕被管理人员抓住，而我父亲怕鸡蛋被别人买走。这时他的军装起了作用，他屏退了其他竞购者，命令该农民“跟我走”。到了小巷，他告诉农民别害怕，“文明之师”只是想给即将高考的儿子增加一点点营养，当然是按市价收买所有的区区七个鸡蛋。或许是这七个鸡蛋，保证了高考期间我没有饿得头脑昏昏而影响考场发挥。

王之光　浙江大学翻译学研究所，全国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理事、副秘书长，浙江省外文学会常务理事，曾经担任秘书长，杭州市西湖风景区英语文字顾问。长期从事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工作，教授语言学和翻译。古汉语英文译著有《九章算术》（牛津大学出版社和中国科学出版社联合出版）、《孝经》丝绢英文版，《孙子兵法》中英文丝绸彩印珍藏版（西泠印社）等；现代汉语文学作品英文译著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简明读本》《谷牧回忆录》《台湾问题论文选编》《浙江发展》《挑战与应对：迎难而上的中国共产党》等；外国小说汉语译著有《小妇人》《发条橙》《夜行列车》（译林出版社）、《索多玛120天》（台湾商周出版社）、《完美的真空》（商务印书馆）等；语言学与社会科学译著有《有效领导与管理的100个大创意》（浙江人民出版社）、《语词与图像》（浙江摄影出版社）、《符号经济与空间经济》（商务印书馆）、《国家威胁》（中信出版社）、《瓦尔登湖第二》（商务印书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