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成人高考怎么报名

宁波市政协主席　杨戌标

文史委的同志谈起要征集纪念恢复高考制度40周年的“三亲”史料，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我也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届考生。那场高考，我的感觉就像盛唐诗人岑参所作的诗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1977年冬天恢复高考的春风，不仅吹醒了无数青年心里的希望之花，也带来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复苏与新生。就在那个冬天，中断了十年之久的高考制度终于得到了恢复，全国570万青年怀揣梦想、意气风发，从农村、工厂、牧区、部队、学校、机关走进了久违的高考殿堂。这既是一段历史的结束，更是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始。

40年过去了，再次回忆那段不寻常的时光，我的心中仍充满温暖，充满感动。它令人难以忘怀、催人奋进。

我是1975年1月从杭州第九中学毕业的。高中毕业即工作，这在当时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我就四处找工作。过了几天，经人介绍我随上虞立东工程队来到江西宜春414矿参加基础设施建设。当时所谓的建筑工人其实就像现在进城的“农民工”，在工地搬砖、拉车、挑沙子、扛水泥……什么脏活累活都得干。每天早出晚归，一天不知要出几身汗，身上的衣服湿了干、干了又湿，有时沾上水泥，板结得就像穿着一身“盔甲”，没几天就手掌起泡、肩头蜕皮。每晚下工后都是精疲力竭，这样的劳动强度对一个刚毕业的中学生来说，无论是心理还是身体都是一种考验。虽然辛苦，但我还是干得挺开心，因为师傅们对我很关心、工友之间也能互相照顾。渐渐地手上起了茧、肩上结了痂，工作也熟悉了、习惯了，有时收工后工友们在工棚里喝点酒、解解乏、侃侃大山，算是一天中最好的休息。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在逐渐适应了艰苦的工作后，我把更多的业余时间用来看闲书。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尤其是那样的环境下，业余时间捧本书看看的绝对是极少数。经过“文革”的折腾，书是当时最紧缺的资源，尤其是我喜欢的文学作品。我就四处找书，借书、换书。没想到的是，当初看书纯粹是因为无法忍受工余的无聊和寂寞，却无意间为日后的高考作了准备。因为每天都在建筑工地上干活，所以我对建筑的关注也是从那时开始的，时间一长，以至于变成了“职业病”：每当看到街道两边凌乱的房子，望着村里千篇一律的土木屋，我常会想：能不能让它们变得整洁美观起来？

一年后我被招工回到了杭州。先是在一家国营企业——春光丝织厂当挡车工。这是一份一天八角钱（简称“八角头”）的临时工、三班制运作的辛苦工作。丝织厂本来是心灵手巧的女工大显身手的地方，可我还是尽一切努力将分配给我的工作做到极致，即使是要求心细如针的织绸工作。看着四张电机带动金梭、银梭穿行，一幅幅美丽的丝绸画、领袖像展现在眼前，心中无比快乐。几个月后我正式被招工进了浙江省电力安装公司当电工。同年6月，至嘉兴市十八里桥参加220kVA变电所建设。当时工作任务重，我白天在工地，晚上还承担单位黑板报的编辑和书写工作，真是忙得不亦乐乎。

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已是10月下旬，早晨从电台上听到这一消息。当时心里忐忑不安，矛盾万分，毕竟离开学校已有三年之久，反复思考后决定试试看。但不利条件：一是书本奇缺，除了“文革”中的几本残缺的课本，其余一无所有；二是在异地的工地上信息不灵，也无太多时间复习。就这样，在犹豫纠结中迎来了我人生的第一次高考。因为当年报考的人实在太多，而且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所以在正式考试前举行了一次“预考”。印象中“预考”的时间在11月底，只考语文和数学两门。出了考场自我感觉不错，再听旁边同学的议论就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心。果然，我收到了“复试”的通知。真正进入复习状态也是在收到“复试”通知以后。那时不少学校组织本校学生进行了集中辅导，像杭高、杭十四中等，晚上都有老师作讲座，几乎是场场爆满。因为公司还在嘉兴施工，又不好意思请假，所以我只能给自己排出各科复习进度表，抓紧时间自学，碰上休息日就跑回杭州到几个辅导点去“蹭课”，没有座位就站在过道里，这样大概听了有三五次的课。从知道“预考”结果到正式高考不过半个多月时间，在这短短的十几天里，我选重点、挑疑问，删繁就简，昼夜奋战，在正式考试之前把整个高中的内容粗粗过了一遍。因为原来的基础比较扎实，加上复习对路、运气不错，我顺利地上了高考分数线。

当时考试的成绩都是保密的，两次考试的成绩都不得而知。当时是在不知成绩的情况下填写大学志愿，我大有“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的豪情，分别填报了清华、浙大电机系和杭大数学系。当时，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风靡全国，陈景润是青年学子的偶像，我也梦想自己能成为摘取数学皇冠上明珠的人。至于填了浙大电机专业是基于本人是电力系统的职工，尤其是浙大发明的“双水内冷电机”在全国的影响很大。不过，我还是听从了老师的吩咐，在志愿的最后面一栏填写了“服从分配”。最后，我被“分配”到了浙大的土木系。我不清楚为什么会被“分配”去了浙大土木系，也许是之前的工作履历吧？能收到浙大的录取通知书自然很开心，但我爸爸给我泼了一盆冷水：“读什么土木系，我给你找个木匠师傅你跟个三年就‘出山’了。”我只好向他解释：“读土木系毕业后不是做泥水瓦匠，而是量尺寸、设计图纸的。”说实在话，我当时对这个土木系也是一知半解，我相信自己如果再复习一年的话一定可以考上更好的专业，所以很想明年再重考一次，而前两年当建筑工人的经历也确实让我对“土木”有所了解，并有了一定的基础和认识，所以最终我还是放弃了“二战”的念头。

就这样，我进了浙大土木系学习。大学期间最让我难忘的是大家勤奋学习的劲头，人人都想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拼了命地学习，整个校园随处可见同学们手捧书卷的影子。这也是我读书最用功最刻苦的时期，在完成全部规定学业的同时，我还选修了文学、房屋建筑学、房屋构造、高等材料力学、日语等课程以拓展所学专业的知识面，这也为我之后攻读研究生及博士学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老师们也是非常认真地教，没有教材同学间就自己动手编写、刻钢板蜡纸油印，我也刻过英语学习材料。同学间的融洽关系和师生间的深厚情谊是我在浙大收获的另一笔财富。我与同学的关系非常好，同几位老师也成了莫逆之交，直到现在还经常联系、互相关心。

1982年1月我大学毕业，正值国家百业待举，各方建设如火如荼。我原本是被分配到杭州市城建局的，但我主动要求去了杭州自来水扩建指挥部。因为当时杭州供水严重不足，尤其是夏天市里几乎天天都要开会调度供水，我作为杭州市民，深感断水之苦，我想我去那里工作更能发挥我的作用，也更有意义。就这样，我投入到了杭州的几大供水工程建设中，清泰水厂水源保护、祥符水厂水源保护和扩建，赤山埠水厂、九溪水厂、南星水厂建设等，一干就是九年。工作中我还是秉持“多干、苦干、实干、巧干”的原则，边干边学，自学了给排水专业的知识。九年里我基本没有休息日，一直在工地协调、技术攻关、设计图纸。为提高工程质量和经济效益，我们还对钢筋砼马蹄形输水渠道进行了施工工艺创新，多次获得省部委的各种奖励。经过在工地现场的多年磨炼，我也从一名普通的技术人员成长为杭州自来水扩建指挥部的常务总指挥、工程师。后来又被调到市政工程建设处任负责人，一年后又转任城市基础设施开发总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

十多年前我是建筑工地上的一名“小工”，没想到十多年后我又回到“建筑”行业中，只是不再是一个“小工”的角色，而是成了要担当整个城市道路、高架、桥梁、污水厂建设、房地产开发等众多领域统筹规划的“总包工头”，从一名“跑龙套演员”蜕变为“导演”。怎样才能当好这个“导演”呢？我又想到了母校。1993年7月，我在虞镇国、胡颂嘉教授的指导下，攻读了由浙大土木系城建专业和管理系管理专业联合招生的城市建设和管理专业，两年后获得了工学硕士学位。这次求学为我报考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博士奠定了扎实的专业基础。1999年，我参加了同济大学博士生入学统考，有幸成了著名规划大师、现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志强教授的博士生。先生严谨的治学思想、渊博的知识，使我终身受用。2006年，我又先后参加了中组部、建设部举办的美国斯坦福大学“城市规划与信息化专题进修班”和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的城市规划研究班学习。这些学习经历为我从事城建城管工作打下了更为深厚的知识基础——教育再次成就了我人生的重要转折。

自上世纪90年代初，我接手杭州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开始，就与杭州的城建城管相伴相行，亲身经历了杭州城市基础设施从还历史欠账、缓解瓶颈制约到城市各项基础设施基本配套、城市功能拓展提升、城市宜居性美誉度大幅提高的过程。作为建委主要负责人，我始终以积极的心态，负责的态度，一抓到底的作风，脚踏实地，勤勤恳恳，扎扎实实地做好重大项目建设、具体问题协调等各项工作。2000年，我担任杭州市市长助理兼市城乡建委党委书记、主任时，杭州进行了新一轮城市总规划，在钱塘江北岸城市地理中心位置建设钱江新城。我被任命为钱江新城建设指挥部总指挥，负责组织了萧山、余杭“撤市设区”后杭州城市发展概念性规划、新一轮杭州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等工作，向建设部等部委答辩规划主要内容。2007年2月，国务院正式批复规划，确立了杭州未来发展“一主三副六组团”的城市格局，使杭州城市发展从“西湖时代”走向“钱塘江时代”。不曾料到的是，十多年后这里成了高楼林立、风景如画的杭州“心脏”，成了具有独特韵味、别样精彩的G20杭州峰会的主会场，代表了杭州国际大都市的形象和风貌，而我早年欲要改变城乡零散杂乱格局、改善人民居住环境的梦想也得以落地。

2001年，我担任杭州市副市长并兼任杭州轨道交通建设指挥部指挥、杭州钱江新城建设指挥部总指挥，协调市、区各有关部门落实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地铁建设模式，组织筹建地铁集团公司，编制轨道交通规划、钱江新城建设规划、杭州西溪湿地建设规划，担任过道路建设总指挥，先后组织实施了杭州庆春路、文三路拓宽改造工程，“33929”道路建设工程，以及“三口五路”“一纵三横”“五纵六路”“两口两线”“十纵十横”道路综合整治，“背街小巷”改善等重大工程，协调推进了“三纵五横”快速路网及钱江四桥、沿江大道、之江大桥、九堡大桥等大都市骨架路网建设。随着硬件的不断提升，软件的跟进必不可少。为推进完善杭州的城市管理体制，2003年我还协助市委副书记协调设立了市、区两级政府城市管理办公室，推进完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服务”的城市管理体系，组织修编了《杭州市城市管理规则》，制定了城市管理“洁化、绿化、亮化、序化”的目标及措施。

一次偶然的专业选择让我与城建结下了不解之缘。2007年底我担任杭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主持政府日常工作期间，还有两次兼管城市建设和管理工作。即使在转任杭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后，受市委、市政府委托，协调市政府“三重一大”项目，同时受省委委托担任了浙江音乐学院项目现场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基本完成音乐学院前期手续办理，确保了2015年9月正式开学，圆满完成了省委交办的任务，创造了浙江省工程建设史上的“浙音速度”和“省市共建、杭州代建”的建设新模式。

知识只有附上灵魂才具有永恒的生命，而这个灵魂就是“为民谋利”，这是我在大学学得的最重要的知识。多年来，我一直谨记自己来自一个普通工人的家庭，恪守为民之责是我的本分。无论是在政府、党委还是政协的工作岗位上，都能更多地站在市民百姓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问题，都能秉承求真务实、一抓到底的工作作风，积极主动、脚踏实地的工作态度，层层推进、项项落实的工作方法，敢于直面矛盾、坚持原则。2014年4月，我由杭州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转任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负责政法、统战、“三农”等工作，协助书记负责全市重大工程、重点项目、重要工作任务的综合协调工作。岗位变了、任务重了、责任更大了，但“一切为了人民”的初心没有变，苦干实干拼命干的劲头没有减。这期间，我毫无怨言地继续跑工地、钻隧道、督工程，协调推进紫之隧道、环城北路地下通道、秋石快速路二期、机场高速路等重点工程建设，保质保量实现工程按时通车，为建成“四纵五横”快速路网框架奠定了基础，其中紫之隧道项目还荣获中国建设工程质量最高荣誉——鲁班奖。特别是2016年G20峰会在杭州举行，对自己能亲身参与服务G20峰会，我感到无限荣光，但作为峰会维稳安保统筹协调小组组长又深感责任重大。自峰会筹备伊始，我就怀着“绝对成功、一失万无”的责任担当，夜以继日，殚精竭虑，忘我投入到了峰会维稳安保之战。与小组的同志一起，精心谋定杭州市维稳安保工作总体方案、创新社会治理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实施意见等方案制度，构筑“全国保浙江、浙江保杭州、杭州保核心”的全方位安防机制体系，组建以90多万名杭州市民为主体的平安巡防队伍，实施“三清三实”、实名登记管理等安保十大专项行动，从体制机制、人员队伍、源头治理、风险防控等各个方面筑起平安的天罗地网。同时，我时刻用“绝对不能出现丝毫漏洞、绝对要经得起实战考验”的标准警醒自己，对各项维稳安保措施落地必须眼见为实，必须“防得密、打得赢”。整个维稳安保期间，我马不停蹄跑遍13个区、县（市）和杭州经济开发区、西湖风景名胜区督导，不论刮风下雨深入社区民居、工地厂房、车站码头、宾馆酒店、会场驻地等地现场检查，不分白天黑夜全程参与实战演练。我还领衔处置了中泰、中润、中江、中铁、中都、省军区农副业基地市场、浙大网新实业等重大涉稳问题，做到风险不除不放过、安保不到不放过、应急不灵不放过。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场付出艰辛代价的维稳安保之战保卫了G20杭州峰会登峰造极地圆满成功，还为杭州的长治久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铺就了厚实的基石。

2016年8月，我由杭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调任宁波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到任后，我一面熟悉政协工作，召开各民主党派，各区、县（市）政协，各市直属机关部门负责人座谈会，了解市情社情民情，听取对政协工作的建议；一面马不停蹄地赴余姚、慈溪、奉化、象山、宁海等地调研，博采众议，集思广益，为助力“名城名都”建设明思路、找方位。短短不到一年时间里，市政协推进的高起点谋划东钱湖区域发展、推进宁波城市主干道整治等工作开启新局，获得了众人的关注，赢得了百姓的点赞。新岗位是新挑战，但也是我服务宁波人民的新舞台。

我想，是恢复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但能让我有所作为、成就事业的却是这伟大的时代。四十年，弹指一挥间。回望1977年的那个冬季，如果说我是那时其中的一树梨花的话，那么经历过恢复高考的广大青年学子就是那千万树盛开的梨花，正迎接着一个更加绚烂春天的来临。本书选录的近70位当年高考亲历者的回忆，同样见证了这个事实——那年，冬景似春华。

201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