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对中国传统政治的反思

自中国被迫融入现代世界以来，变革图强之声不断涌现。一是基于对于传统的认识，二是基于外来思想与制度的参照，变革者们认识到，维新图强需要在政治和制度领域的建树。在变革的热情照耀下，思想学术达人们着手全面反思清理中国传统政治的遗产，并站在现代政治发展的视角，希望完成中国传统政治走进现代社会的完美救赎。当然，由于达人们各自的政治立场不同，他们对中国政治的认识和救赎之路也就不尽相同。

▶一、维新者的反思

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希望在政权内部通过政治改革，适应现代化的挑战。宋明以来，儒学与中央集权和科举制彻底结合，其结果是儒学彻底臣服于政权。而清代儒士埋头故纸堆，置家国世事于度外。儒学的保守色彩浓郁，无法适应现代化变革的需要。康梁等人虽然希图变革，但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儒士，自然不希望也很难想象引入新学，取儒学而代之。他们首先想到的变革，自然是在儒学内部的更化改制。而儒学的基本教义，儒学几千年来的形象，就是保守和秩序。因此对于康梁来说，突破传统的儒学形象是他们改革的理论基础。

儒家讲求以天下为己任，常常培养一些自我意识强烈的人格，他们总觉得自己就是儒家道统的当代传人，大有滚滚洪荒，舍我其谁的气势。他们自命真理在手，圣人转世，目空一切，不可一世。他们的思想就是当世圣断，其他人只有服从的道理。康有为就是这么一位，门生都叫他康圣人。康圣人大笔一挥，六经注我，写成《孔子改制考》，彻底颠覆孔子的形象，把孔老夫子打扮成一个积极变革的维新人士。他认为孔夫子周游列国就是为了实现自己革故鼎新的政治理想。遗憾的是，后儒把一个积极维新图强的孔子给埋没了，重新杜撰了一个保守礼教的孔夫子形象，并将这个形象与皇权专断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中国历史的皇帝专权和保守的儒家思想。被误读的孔子和专制皇权，是中国落后的主要根源，要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就要回到真正的孔子，回到一个革故鼎新的孔子。当然，孔子道统的现代传承，就是康圣人。

用《孔子改制考》为儒学内部的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康圣人接着宣传他的政治蓝图。他希望中国能走日本的君主立宪道路，希望新君能像日本的明治天皇和俄国的彼得大帝一样。在尊君的前提下，实行立宪制度，充分吸收民意，实现政治革新。他甚至提出了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路径和最终归宿，指出了由君主制、立宪制最后演变到民主制的历史发展过程，最终实现世界大同。实际上，他的学说将儒家的大同理想与现代世界紧密结合，希望走出一条儒学与现代社会、民主政治结合的道路，从而完成儒家的自我救赎和中国的救亡图强。

戊戌维新的失败，实际上宣告了维新派从儒学内部进行变革的努力很难行得通。严复、梁启超等维新派对中国传统政治的批判更加激烈。他们更多根据西方政治精神对中国传统政治，包括儒家政治思想，进行猛烈的批判。严复翻译穆勒的《群己权界论》(英国十九世纪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密尔的《自由论》)，明里暗里批判中国的政治专制和思想专制，民众没有政治权力和政治自由。失去了思想自由和政治自由，整个社会没有创新、进步，只能原地踏步，甚至倒退落后，从而让中国在世界竞争中逐步落后，沦落到任人宰割的局面。

维新失败，受挫的梁启超思想变得更加激进。他以西洋政治制度作为标准，大力批判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认为整个中国历史都是一部帝王将相史，这是政治专制，民众没有权利，没有自由的表现。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摧残了整个民族的自由和个性，湮灭了整个民族的勇气和创新精神。儒家思想，让人们不知道天下与国家的区别，分不清国家和王朝，认识不到国民与国家的关系。国民自由，国家才能自由，忠于国家无需忠于朝廷。他呼吁青年，呼唤自己内心的朝气，成为新时代有创新精神，敢于革新，敢争个人自由与国家自由的新国民。走到这一步，维新出身的梁启超一度走到了革命，并与其师康有为分道扬镳。

▶二、革命者的批判

革命党人对中国传统政治的判断就更加简洁利索，他们认为中国传统几千年就是封建专制和皇帝专权。最早的自由主义革命派，如孙中山等人，他们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研究并不多，但作为政治家，他们信奉英美政治，特别是美国的共和制度。他们认为，与美国相比，中国的政治制度不仅专制而且是一家一姓的统治，至于清朝则是一族的统治。没有共和的现代政治制度，就不可能会有经济社会的创造力和进步。政治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实现民族自由、人民自由，是整个国家进步发展的必然选择。

革命党人早期的革命宣传主要是对清朝专制的不满，认为清朝的专制是对汉人的奴役，同时也是中国落后的根源。推翻清朝，实行民主共和，是中国救亡图强的必然选择。对中国制度和文化的深入研究，由新文化运动点燃。新文化运动从思想文化、风俗习惯和政治制度等各个方面，对整个中国历史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与批判。根据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两大标准，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认为，不民主就是专制，不科学就是愚昧，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被视为两千年漫长的封建专制时期。而与这封建专制相配合的儒家思想，则是几千年专制制度的思想温床，也是中国科学技术落后、愚昧落后的病灶。打倒孔家店的呼声，震耳欲聋。整理国故，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审视和批判就此开始。这是以现代西方为标准，对传统中国的思想和制度遗产进行全面梳理。

新文化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开始进入中国。学者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析，将中国历史做了阶段性划分，认为皇帝所代表的地主阶级对中国农民实施了两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阶级斗争，而非政治斗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重点。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社会革命比政治革命更重要，而政治革命仅仅是为社会革命做准备。北伐成功后，成功掌权的国民党人，对传统思想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虽然他们继续认为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封建专制，应该予以彻底推翻。但在思想文化上，其观点发生了很大的转折。一方面，他们强调传统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等基本价值规范，仍然具有积极正面的价值。在新生活运动中，对传统的忠孝仁义仍然大力提倡;另一方面，他们重新阐释了孙中山先生的思想遗产，认为孙先生的三民主义也是中国传统在当今的继承和发扬。

国民党对传统的认识和态度已然发生变化，而中国共产党则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对传统中国社会进行分析研究。当然这些研究大多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框架，对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做削足适履的裁剪。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规律，分析在不同历史时期经济基础的变化及其相应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封建生产关系，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决定了封建统治者必然对广大农民进行专制统治。在批判封建专制统治的同时，将农民起义视为反专制的革命性阶级斗争加以歌颂，继续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寻找历史和现实依据。

▶三、知识界的研究

维新派和革命派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研究，不可避免地戴着有色眼镜。他们是政治实践的参与者，他们的研究和理论观点必须为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服务。与此相对，一些远离政治的纯知识分子和学人，他们对中国政治制度和中国的思想文化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重新反思，希望找到中国政治和思想传统的救赎之路。

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实际上引起了一大批传统学者的反弹，但在革命和进步意识形态如日中天的情况下，他们的观点很难表达出来。在国民党执政之后，政局相对稳定，随着日本的威胁逐渐加深，呼吁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本土特色的思想观念逐渐兴起。由此兴起了科学与玄学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以及全盘西化和本土特色之争。从学术思想的角度来看，这些争论比之前的政治式论战拥有更加丰富的学术理据，对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入。但从立场来看，其本质仍然是西化派与传统派之间的思想、情感方面的争论。

西化派认为文化制度天下同理，工业技术滚滚而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不肯接受先进的文化，就不会有先进的制度，没有先进的制度，就不会有先进的工业、技术和军事战斗力，而没有这一切就只有落后挨打的份。这一点，古今同理。而且中国传统也并不是古板一块。虽然秦汉大一统以来，中国的思想和制度走进了一条专制死板的路。但是在独尊儒术之前，或者在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国思想传统中完全有科学和民主的成分。墨家、名家、阴阳家，在他们的思想中就有逻辑和科学的精神。杨子为我的精神中，就蕴含着中国最早的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的思想源泉。法家思想，与西方的法治精神具有互通之处。墨家尚贤、孟子重民，这些都是中国传统中的民主思想。全盘西化，就是要回到那个“轴心时代”重新选择，选择科学、自由、法治、民主的发展道路，而不是选择思想与政治上的专制道路。

本土派则不同，他们认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是分开的，价值取向与科学技术并不是必然联系在一起。中国儒家的价值取向也能够与工业文明和现代技术相结合，而避免落后挨打的局面。人首先要有自己的精神和文化认同，如果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政治制度，这也就否定了我们中国人作为人的本质。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那是因为他们在情感、精神和文化认同上，与西方不同。如果中国已经全盘西化了，即便人都活着，但中国也已经不是中国了，中国无非是西洋的一个影子，中国人也就不再是中国人，他们失去了中国的精神、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和情感，只是黑头发、黄皮肤的西洋人而已。如果中国不再是中国，中国人不再是中国人，那么先进的技术有什么意义呢。

随着中国再一次被日本人陷入危险的泥潭，民族精神、抗战精神就显得尤为重要。让中国人积极抗战、奋勇争先的就是中国精神、民族大义，是身为中国人的使命。本土派对中国传统的研究更加深入，他们希望通过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认识到中国政治制度的复杂性，看到几千年中国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精髓，发掘中国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中的积极含义，从而为中国精神、中国文化奠定基础。如果中国几千年就是封建专制和黑暗愚昧，而日本则是先进文明的代表，那抗争就是多此一举。研究者们认为，中国的政治并不是漫长专制的封建社会。中国最早建立了先进的文官管理体系，有贵族民主制度的雏形，在兵制、税收、社会管理、文化教育等方面建立了先进的制度，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大陆对中国传统的研究仍然在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下继续前进。而身居港台和外国的学者和儒士们，以及海外的汉学家们，则开始远离政治纷扰，寓居于大学和研究机构，较为冷静地思考中国文化和儒家思想的现代出路，成为学术思想意义上的新儒家。新儒家们探讨的问题众多，一类是历史性的，儒家传统思想中是否有自由民主等现代性的思想成分存在;一类是价值性的，儒家思想与民主自由开放进步的现代价值追求能否相容;一类是制度性的，以儒家思想传统为基础，能否为宪政、法治、民主选举、三权分立等现代政治制度提供稳定的社会思想基础;还有一类是技术性的，那就是儒家精神能否成为资本主义精神，能否为资本主义和现代工业技术的发展提供动力。

新儒家们在这些核心问题上的见解不尽相同，不过他们总是在其中一个或几个问题上持肯定立场，并认为通过这种肯定，只要将儒家思想进行某种更新，儒家思想在当今世界仍有价值，对中国的现代化仍然可以产生积极的作用。激进一些的新儒家甚至认为，作为中国本土传统的儒家思想，是中国现代化不得不尊重继承的遗产。儒家的复兴，儒家与现代价值、现代制度、现代经济社会的结合，是中国真正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港台如此，中国内地也不能例外。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百年来的改革先行者，为了实现中国的复兴，开出了各种各样的政治社会药方。他们对中国传统的研究和诊断，就是为了让他们的药方看上去更正确，更吸引人。在这个问题上，不无遗憾的是，他们往往先给药方，再下诊断，而不是先诊断，后开药。他们会争辩说，对一个危重病人，等到诊断清楚了，可能已经无可救药了。更遗憾的是，想给这个重病中的国家开药的人实在太多，为了证明他们自己的药方正确他们打得不可开交，并将这个国家带入更严重的分裂和斗争中去，他们本身反而成了这个国家最严重的病灶。他们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研究，漏洞甚至错误之处频出，也不足为怪。直至现代意义的学术研究出现，中国传统政治生活才相对客观地展现在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