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僧尼令》第21条：
凡僧尼有犯，准格律。合徒年以上者，还俗。许以告牒当徒一年，若有余罪，自依律科断。如犯百杖以下，每杖十，令苦使十日。若罪不至还俗，及虽应还俗，未判讫，并散禁。如苦使条制外，复犯罪不至还俗者，令三纲依佛法量事科罚。其还俗，并被罚之人，不得告本寺三纲及众事。若谋大逆、谋叛及妖言惑众者，不在此例。[156]
这条令文区分了三种法源：其一，徒罪以上，用告牒当徒一年，余罪依律科断；其二，若是依律将被判处百杖以下的犯罪，则以苦使刑来抵充，如此则指向《僧尼令》第15条有关苦使的规定；此外，凡是《僧尼令》中规定的被处以苦使、还俗的行为，皆以《僧尼令》为处罚依据；其三，若是《僧尼令》和《律》皆未规定的犯罪行为，则依照“佛法”来处罚。[157]换言之，对于日本当时僧尼的犯罪，应按照将被科处的刑罚轻重，分别适用《律》、《僧尼令》、佛法这三个等级的规范。
又，《令集解》卷八《僧尼令》对此条的注释有载：
古记云：问：僧尼犯徒以上送官司，依常律推断；又初条云：奸盗依法律付官司科罪；又狱令云：凡犯罪，徒以上及奸盗，依律科断，余犯依僧尼法。未知此三条若为分别？答：初条犯色别撰立制，不论轻重。此条犯色不别，唯论轻重。其狱令为拷法禁法立文。各当条，随见义制，彼此不合交涉也。[158]
此一记载是为了对《僧尼令》三个看似重复的条文进行合理解释：第1条的规定，乃是不论刑罚之轻重，仅以奸盗这种行为类型进行划定；第21条则不论行为类型为何，一切依据刑罚轻重处理；至于《狱令》则只是有关拷讯的条文。
《古记》所载的这三条令文，一般被认为是《大宝令》的条款。其中，《僧尼令》的2条令文在《养老令》中依旧得到留存，但此条《狱令》却被删除了。笔者以为，《僧尼令》第21条与第1条并不重合，只是与《狱令》确实颇为相近。由于日本制定令文时继受的是唐令，唯独《僧尼令》一篇不见于唐令而被认为是源自《道僧格》，那么在最初制定《大宝令》的时候，或许并未发现唐代《狱官令》与《道僧格》的重合之处，直至《养老令》制定时，才删除了这条《狱令》。[159]
从《古记》所存的《狱令》看，《大宝令》选取的亦是“僧尼法”一词，并未直言“僧尼令”，一如《天圣令》的“僧道法”。而从《僧尼令》第21条可知，将被科处徒以上之外刑罚的犯罪，所适用的法源不但有《僧尼令》，还有佛法，这或许便是《狱令》不称“僧尼令”而用“僧尼法”的原因所在。
若是上述推论可以成立，那么《天圣令》的“僧道法”亦可从此一思路予以理解，亦即“僧道法”所指，乃是《道僧格》（或《祠部格》）[160]与宗教内律。至于唐代《道僧格》（或《祠部格》）与《狱官令》的重合又该如何解释呢？笔者前述已经论及唐格的功能，其之于唐令有补正的作用。细琢上述所引《道僧格》（或《祠部格》）的复原条文与《狱官令》唐11，我们不难发现前者较后者更加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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