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诗歌总集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是成书于春秋时代的《诗经》。

《诗经》收录了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前11世纪至前6世纪）五百多年间的三百零五篇作品，共四万余字。它原名《诗》，由于汉代儒家奉尊其为经典，故后称《诗经》；举其整数，故又以“诗三百”或“三百篇”代称。

《诗经》产生地域很广，有的出于王都，有的出于各诸侯国（大体相当于今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及湖北等地）。作者姓名多已不传，可知者仅尹吉甫（周宣王时将军）、芮良夫（周厉王时卿士）、史克（鲁宣公时史官）、家父（周幽王时大夫）、孟子（约为周幽王时宦官）、奚斯（鲁国大夫）和许穆夫人（许国国君穆公之妻）七人。产生的方法主要有采诗和献诗两说，即派专门官员（古称“行人”或“遒人”）四出采集和由公卿士大夫在某种场合进献，最后经史官、乐师整理编成。这些诗篇，原先皆为乐舞歌词，后乐舞失传，仅剩歌词。其诗乐部分就曾经孔子校订过，至于史载他曾删诗①，则是不可信的。

《诗经》的内容，按作品性质和乐调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②。“风”指“国风”，即各诸侯国的土风歌谣，分为周南、召南、邺、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十五国风，共一百六十篇作品，绝大部分是民歌，只有少量为贵族作品，为《诗经》的精华所在；“雅”是西周王畿地方的正声雅乐，分为大雅、小雅，前者三十一篇，后者七十四篇，计一百零五篇，其中多数为朝廷官吏及公卿大夫的作品，少部分是民歌；“颂”为王室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包括“周颂”三十一篇，“鲁颂”四篇，“商颂”五篇，合计四十篇，均为贵族文人之作。

三百零五篇之外，另有“小雅”中《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篇“笙诗”③，有题无辞。

《诗经》的内容广泛，有的反映压迫剥削和社会不平，有的反映战争和徭役，有的反映爱情和婚姻，有的反映劳动生活，有的反映周民族的兴起，有的讽喻时政或忧国伤时，也有尊天敬祖之作。值得一提的是，它还保存有西周的典章制度及民俗民情，记录有当时的天象物候、天文历法等。它是我国上古时代社会生活的实录，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周代社会历史的写照，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

《诗经》的表现手法，有赋、比、兴三种。“赋”者铺陈，叙物言情，直歌其事。“比”者比喻，借物托情，意在言外。“兴”者联想，先言他物，引发所咏。创作中往往“赋兴”相间，“比兴”同具，甚至“赋比兴”三者兼而有之。它们被后世广泛采用，尤其是比兴手法的运用，增强了诗歌的生动性和鲜明性，大大提升诗歌的情韵和感染力，对后世创作影响极大。《诗经》作品的形式以四言为主，但也常有二、三、五、六、七、八言者，亦间有一字句和九字句。此种长短不齐的句式，错综变化，灵活自由，读来节奏自然。而呈现的多种多样句型，可谓是后代各种诗体的滥觞。《诗经》还善于运用重章叠句来表达思想感情，以回旋反复的效果，增强诗歌的音乐性和节奏感，既充分抒发情怀，又充分体现音律美；既便于咏唱，又便于记忆。《诗经》的语言源于生活，又经润色加工，具有很强的表现力。诸如双声叠韵的采用、警句成语的创造、多种修辞手法的运用、诗歌用韵基本格式（如偶句用韵，一二句押韵后隔句用韵）的奠定，等等，无不显示出其语言艺术的高度成就。特别应指出的是，《诗经》在思想内容上多方面反映现实生活，其现实主义精神，一直为后世进步作家所继承和发扬，成为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

《诗经》在春秋时被孔门视为教科书，被乐工视为唱本，被士大夫视为外交辞令手册，流传之广、影响之大从中可见。秦时虽遭火焚，却因讽诵不独在竹帛，故至汉初复得流传。其后传注研究已成一门学问，即“诗经学”。注释的著作虽汗牛充栋，但影响较大的不外郑玄、孔颖达、朱熹、陈奂等人的笺注。汉时传习《诗经》的有四家，即鲁人申培所传的“鲁诗”、齐人辕固生所传的“齐诗”、燕人韩婴所传的“韩诗”和鲁人毛亨所传的“毛诗”。前三家合称“三家诗”，属今文经学④，西汉时列于官学，魏晋后逐渐衰亡。辑注“三家诗”佚文者以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最为完备。毛亨及其后学赵人毛苌所传的“毛诗”，属古文经学⑤，东汉时列于官学。后汉著名经学大师郑玄兼通今古文经学而归于古文经学，为当时学者所信从。其《毛诗传笺》以《毛传》为主，兼采“三家诗”说，并参以己见，加以疏通发挥，以阐扬儒学。此书问世后，“三家诗”便日渐废替。其后颇具影响的有唐人孔颖达的《毛诗正义》、清人陈奂的《诗毛氏传疏》和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等。宋人朱熹《诗集传》则杂采“毛诗”和“郑笺”，间有“三家诗”义，其中虽有臆断之处，但也不乏新见，成为宋以来广泛流传的注本。因此，毛传郑笺之《诗经》成为正宗而独行于世，后世文人无不研习，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历来传习和注疏者虽多，但大都囿于儒家传统，主要是将《诗经》当作“经”而非“诗”来看待；将其作为言情言志的作品，作为审美对象来看待，虽不能说前所未有，但却是到了近代才成为共识。

《诗经》的影响还越出国门而走向世界。汉文本《诗经》早就传入近邻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从18世纪起，又出版了法、德、英、俄等文字的《诗经》译本，为许多学者所研读，为广大读者所喜爱。

今有高亨《诗经今注》，周振甫《诗经译注》，陈子展《诗经直解》，金启华《诗经全译》，向熹《诗经词典》，邵炳军主编、侯文冉、杨延编撰的《诗经文献研读》等，可供读者参阅。

【注释】

①孔子删诗说出自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并说其删诗是在自卫返鲁之后。须知，其时孔子已六十九岁，此前就常言及“诗三百”，可见三百篇早已是定数，绝非孔子删定。而孔子自卫返鲁后，倒是校订过诗乐的。他在《论语·子罕》中就说过：“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后经多方论证，孔子删诗说已为绝大多数学者所否定。

②《诗经》分风、雅、颂三体（指体裁），还是分南（即“周南”和“召南”）、风（十三国风）、雅、颂四体，历来学界聚讼纷纭，难成定论。三体说源于《周礼·春官》，在孔颖达、朱熹等人倡导下影响更大一些，故为多数人所认同。

③“六笙诗”简称“笙诗”。据《仪礼》记载，六诗在“乡饮酒礼”和“燕礼”中均用笙奏，故名。古往今来，对于其何以“有目无辞”，存在着汉人的“有义亡辞”和宋人的“有声无辞”之争。以情理推之，前说认为本有词而后亡佚似更合情合理，一则《诗经》中的诗篇皆为乐歌，即为词和乐曲的合体，古人已早有定论；再者，《诗经》曾遭秦始皇“焚书坑儒”之灾，造成少数诗篇仅存其目而亡其词，实不足为怪。

④⑤“今文”与“古文”是汉代经学上的大问题。据传统说法，儒家经典虽遭秦火毁损，但仍口头传习。至汉初，以当时通行的隶书记录，便有了“今文经”。其后，旧籍重新出世，因其用先秦籀文（即大篆）写成，故名“古文经”。“今文经”与“古文经”不仅是文字版本上的差别，还形成两个对立的派别。两者字句和篇章有所不同，内容和意义歧见更甚，以至互相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