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济州巨野人。对其生平事迹的勾勒材料较多，如《宋史》卷二九三有《王禹偁传》、王称的《东都事略》卷三九有《王禹偁传》、曾巩《隆平集》卷一三《王禹偁》等等。现当代则以宋史专家徐规先生的《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2]一书最为详尽，为我们了解其生平著作提供了明晰的线索。此外，王廷梯先生的《王禹偁诗集编年笺注》[3]对王禹偁的诗歌及其生平事迹有很多发明之处；潘守皎先生的《王禹偁评传》[4]也有较为系统的描述；台湾学者黄启方《王禹偁研究》[5]，对王禹偁的事迹也有比较新颖的阐释。不少硕博论文中也有部分涉及于此，如范永锋的硕士论文《王禹偁贬谪心态及其影响下的诗歌创作》有“仕途的坎坷历程”一节论及王禹偁的仕途经历；秦蓁的硕士论文《王禹偁与宋初白体诗》有“耿介儒者的刚健振作——代表诗人之王禹偁”一节中对王禹偁的耿介个性有颇为深入的论述；陈瑶的硕士论文《王禹偁贬谪商州时期的诗风研究》一文也有“王禹偁三次贬谪经历简述”专章论述其为官坎坷的经历等等。老一辈学者如墨铸先生的《王禹偁略论》[6]、《王禹偁三次谪官缘由》[7]；陈植锷先生的《试论王禹偁与宋初诗风》[8]等等也有涉及。前人取得的厚重学术研究成果为我们理解王禹偁的诗文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为了便于考察其思想与诗歌创作的前后变化及其原因，对其生平经历的简要考述是有必要的，为了尽量避免重复，这里仅重点考察，不面面俱到。
（一）王禹偁的家世与读书求学
王禹偁出生于动荡不宁的五代乱世，其祖上几代都应是朴实清贫的农民，邵博说：“王元之，济州人，年七八岁已能文，毕文简公为郡从事，始知之。闻其家以磨面为生，因令作《磨诗》。元之不思以对：‘但存心里正，无愁眼下迟。若人轻着力，便是转身时。’文简大奇之，留于子弟中讲学。”[9]王禹偁自己也说：“且念少苦寒贱，又尝为州县官，人间利病亦粗知之。”[10]
这与白居易类似，白居易出身庶族，童年饱受颠沛之苦，他在《朱陈村诗》诗中慨叹道：“我生礼义邦，少小孤且贫。……孤舟三适楚，羸马四经秦。昼行有饥色，夜寝无安魂。东西不暂住，来往若浮云。离乱失故乡，骨肉多三分。江南与江北，各有平生亲。平生终日别，逝者来年闻。朝忧卧至暮，夕哭坐达晨。悲火烧心曲，愁霜侵鬓根。一生苦如此，长羡村中民。”[11]王禹偁寒贱的出身使他的诗歌不可能像二李、徐铉诗文那样，只局限于反映社会的上层及其自我较小的空间。同时，也为他继承白居易充满现实精神与批判意识的讽谕诗作提供了必要的心理基础。
一方面王禹偁是个“济州白屋子”，[12]另一方面他又极其刻苦好学，思进之心极为迫切，这也与青少年时期的孤灯苦读以至于口舌生疮、手肘成胝的白居易是一致的。王禹偁在《孟水部诗集序》中自述道：“余总角之岁，就学于乡先生。授经之外，日讽律诗一章。”[13]在《不见阳城驿序文》中也说：“予为儿童时，览元白集唱和《阳城驿》诗。”[14]可见其读书之勤。王禹偁励志于学，心无旁骛，目不窥园，乐而忘疲，倍受世人称赞，其儒家用世精神深深刻于脑海。太平兴国八年（983），王禹偁中癸未科进士，从此踏入仕途。
（二）为官前后的交游
王禹偁的官宦生涯大致可以淳化二年（991）商州之贬为界分成前后两期，前期仕途平顺，倍受宠信，可谓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太平兴国八年三月登进士第，七月即任成武县主簿，一年后的雍熙元年（984）秋，以大理评事，知长洲县。四年后的端拱元年（988），王禹偁与在吴县任职的同窗好友罗处约一同入京应中书试，王禹偁任右拾遗，罗处约为著作郎，均擢直史馆，赐绯鱼，倍受称赏。次年王禹偁升任知制诰，成为令人羡慕的“两制”词臣。
自淳化二年（991）被贬商州团练副使至咸平四年（1001）病逝蕲州，这十年间王禹偁仕途三起三落，饱受贬谪流离之苦。“文章憎命达，磨难出诗人”，这十年颠簸经历使得王禹偁诗风大变，对白居易诗歌中的现实情怀与讽谕精神认识更为深刻，继承与发扬变得更为自觉，并由此继武杜甫，使得王禹偁及其诗歌既是宋初白体诗人群体中的最高者，又为宋诗的发展与变革指引了方向，成为无可争议的宋初诗文革新的先驱者。这一点，后文另有详论。
王禹偁在登第前后与士人交往频繁，其中不乏当时文坛或政坛的名流，这对王禹偁前期白体诗作有积极的影响，与同辈文人及其后辈士子的诗歌往来对扩大宋初白体的影响也有积极的作用，因而，笔者不惜笔墨将其重要的交友情况考察如下：
其一，与前辈白体诗人毕士安、宋白的交往。
与前辈士人的交往中，当以毕士安、宋白最为突出，二人都是当时政坛、文坛领袖。忘年之交的毕士安对王禹偁有知遇之恩，是改变其命运的第一人。宋白作为宋初白体名家，对其白体诗歌创作产生积极的影响，这种亦师亦友的交往对王禹偁的成长影响深远。
先看毕士安，其事迹见于《宋史》卷二八一《毕士安传》。此外，杨亿《武夷新集》卷一一有《毕公墓志铭》，刘挚《忠肃集》卷一一有《毕文简神道碑》，尤袤《梁溪遗稿》卷二有《思贤堂三赞·毕文简公》，毕仲游《西台集》卷一六有《丞相文简公行状》，等等，都对毕士安的生平政绩有诸多介绍，可资参考。
毕士安与王禹偁相识甚早，虽然毕士安长王禹偁16岁，但对王禹偁的聪颖早慧赞不绝口，并亲自授以举业，这对出身微贱的王禹偁来说，确实是转变命运的“贵人”。《宋史》卷二八一《毕士安传》记载：
王禹偁、陈彭年皆门人也。（王）禹偁，济州人。幼时以事至士安官舍，士安识其非常童，留之，教以学，誉业日显，后遂登科进用，更在士安前。及士安知制诰，其命乃禹偁词也。[15]
刘挚在《毕文简神道碑》说：“王翰林禹偁、陈彭年皆门人也。……尝以事至公官舍，阴识其非常童，留之，教以学。诲育奖进，学业日显，后遂登科，进用更在公前。”[16]毕仲游在其祖行状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开宝三年选授济州团练推官，州民王禹偁为磨家儿，年最少，数以事至推官廨中。禹偁貌不及中人，然公阴察禹偁类有知者，问：‘孺子识字乎？’曰：‘识。’‘尝读书乎？’曰：‘尝从市中学读书。’‘能舍而磨家事，从我游乎？’曰：‘幸甚！’遂留禹偁于推官廨中，使治书学为文。久之，公从州守会后园中，酒行，州守为令属诸宾客，竟席，对未有工者。公归，书其令于壁上。禹偁窃从后对，甚佳，亦书于壁。公见大惊，因假冠带，以客礼见之。（原注：州守令“鹦鹉能言争似凤”，禹偁对“蜘蛛虽巧不如蚕”。）由此禹偁浸有声，后遂登第。”[17]
当然，毕仲游有溢美之词。青少年时期的王禹偁与诗坛前辈毕士安诗歌唱和不断，苏颂在《小畜外集序》中记载道：“公讳禹偁，字符之。生知好学，九岁能诗，与郡从事、故相毕文简公为唱酬之友。”[18]只是宋初文献散佚严重，毕士安的诗歌所存无几，《全宋诗》卷二一仅收其诗4首，未见与王禹偁来往诗作，今从现存王禹偁诗歌中举出几首反映二人交往的诗作，以显二人的友谊。
如毕士安年逾五旬、头发花白被召入翰林任学士时，王禹偁既喜且愤地创作《贺毕翰林新入》，以示庆贺，其诗为：“闻步花砖喜复悲，所悲君较十年迟。银台晓入批丹诏，铜镜秋开镊白髭。宫锦细袍宣与着，内闲骄马赐来骑。家门记得咸通事，莫忘论兵夜召时。”[19]王禹偁患病，毕士安寄来药方，王禹偁挥笔作《翰林毕学士寄示医瘿药方因题四韵兼简两制诸知》，以示答谢，其诗为：“预忧囊瘿病龙钟，乞得仙方便有功。纵免项如樗里子，也应头似夏黄公。西晖亭下峰峦碧，南静川未木叶红。尽是贰车堪醉处，春来唯恐酒樽空。”[20]
王禹偁被贬之时，偶遇会昌三年（843）写本《毛诗音义》，其中有数行残缺，作者从补缺的笔迹中，辨认出乃工部侍郎毕士安所为，乃作诗记其事，其文为：“谪宦山州自训童，因求书籍有遭逢。偶收毛郑古诗义，认得欧虞旧笔踪。南郡携行心不足，西斋送去手亲封。尘侵烟染尤堪重，年号标题历武宗。”[21]
王禹偁还作《内翰毕学士（士安）外制柴舍人（成务）故兵部阁老王公（祜）之门生又与第五厅舍人（旦）同在两制追思余庆因赋短章寄于三君子》，对包括毕士安在内的三君子，在两制时的功绩进行高度评价：“掌贡司言耀圣朝，宦途屯否数难逃。雄文自贮胸中甲，直气谁防笑里刀。黄阁不登名甚屈，紫垣终老道弥高。君看身后荣多少，两制门生伴凤毛。”[22]
此外，王禹偁在《送毕从事东鲁赴任序》中，对恩师毕士安给予自己的知遇之恩与奖掖之情极为感激，道：“在昔姬旦以摄政于周，伯禽乃食邑于鲁。用四代之礼乐，有千乘之兵革，表以龟蒙之山，带以洙泗之水，风淳俗厚，君义臣直，梦华胥之国，跻仁寿之域，未为比也。……议者曰：公是行也，抱其德，遇其时，若敬而守之，奉而行之，见周、孔之道尽行于今世矣。珍重珍重！”[23]可见，两人关系的挚密。
再看宋白，《宋史》卷四三九有传，曾三掌贡举，“得苏易简、王禹偁、田锡、李宗谔、胡旦，时谓之得人”。[24]又两入翰苑，任翰林学士、翰林承旨前后长达二十年，成为太宗朝后期名副其实的主持文坛的“翰林主人大宗伯”。其白体诗作上文已详，虽诗文散佚严重，仍不失为宋初以“元白才名”著称的白体名家、文坛领袖。
王禹偁与诗坛前辈宋白的交往对其诗风近白应有直接的影响。《小畜集》保存部分与宋白交往的诗文，可由此看出二人的密切关系。如考中进士前，王禹偁就有《投宋拾遗文》，其文为：
下韩氏二百年，世非无其文章，罕能聚徒众于门，张圣贤之道矣。其或者复授于明公乎！明公履孔孟、扬雄之业，振仲淹、退之之辞，矧天与之时，则追还唐风，不为难焉。然登明公之门，师明公之道者甚众，止闻胡、田二君矣。……今年春，始敢囊书笈文，登明公之门以求誉，师明公之道以进身。……某辍旨甘之具，为桂玉之费，久留阙下，则身与亲冻馁俱至也。进之退之，俟明公命。[25]
祝尚书先生认为此文作于太平兴国四年（879）十一月二十日，王禹偁参加科举考试前的干谒陈情之文，其求第之心十分迫切。王禹偁对宋白的诗作称赞有加，在《寄献鄜州行军司马宋侍郎》中说：
巨贤如木铎，一振声盖代。丈人文曲星，谴谪落下界。辞源发昆仑，意尽若到海。昔在神德朝，少秀负文彩。擢第应制举，召试拂华盖。醉挥拔萃判，一字不复改。传写遍都下，纸贵无可买。一命佐著作，芸阁垂缨佩。歌诗数千首，人口炙与鲙。……制诰复西汉，碑板揭东岱。金銮赴夜召，顾问及远大。白麻几千纸，意出元白外。荐贤恐不及，诱善曾无怠。当朝自独步，晚节亦泛爱。……讵惟师硕德，常许接佳话。国朝大手笔，日夕期鼎鼐。……大笑引淳风，樽前一长噫。今兹当委顺，自昔无芥虿。投诗助醉吟，入室生徒在。[26]
对宋白称赏备至，称其是盖世巨贤，是当世文曲星。对其诗歌数量之多与喜爱之广赞叹不已；对其荐贤诱善、泛爱硕德赞不绝口，谀美之情溢于言表。
此外，王禹偁还有长篇五古《东门送郎吏行寄承旨宋侍郎》《寄献翰林宋舍人》《赠礼部宋员外阁老》等等，可见二人关系的紧密。陈元锋先生在论及宋白与王禹偁等人交往的作用时说：“太宗后期至真宗初，以宋白为‘翰林主人’‘文章盟主’，王禹偁、田锡等人为辅翼，形成座主门生相呼应的两制词臣文学群体，成为北宋第一批有开创性成就的作家。”[27]认为王禹偁是“元白才名”著称的诗坛盟主——宋白的主要成员，这与王禹偁前期密切的与之交往并受其诗风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其二，与同辈晁迥、田锡、罗处约、冯伉、张咏等的交往。
王禹偁一方面与前辈白体诗人交往，诗风自然受到他们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同辈诗人交游，其中尤与蜀中名士晁迥、田锡、罗处约及其南唐降臣冯伉、儿女亲家张咏交往密切。这不仅扩大了宋初白体的阵营而且促使宋初白体创作的总体转型，从而迎来宋初白体诗歌创作的最高峰。
晁迥是宋初白体代表诗人，更是王禹偁的诗友。王禹偁与之交游，对晁迥白体诗歌创作有着重要的影响。这表现在讽谕诗与闲适诗的创作上，前文已详。咸平四年（1001）随着王禹偁的早逝及晁迥政治地位的提升与交游的变化，其诗风逐渐转化成昆体风格，这进一步证明王禹偁与之交游对其诗歌创作的巨大影响力。
田锡的生平与诗歌前文已有较为详尽的阐述，此处不赘。田锡诗歌风格多样，其白体诗作既有宋初白体诗的共性，更有他自己的个性，严格的儒家诗教的熏陶、刚烈正直的个性与贫困颠簸的生活，使其诗歌创作突破了宋初白体专门反映达官显贵那种悠游闲适的生活场景，创作出数量较为可观的反映社会现实诗歌，其诗歌语言、体裁、风格都极大地丰富了宋初白体诗歌的特征。
王禹偁与田锡的诗歌交往在前文已有涉及，田锡虽比王禹偁年长，中进士为官也都早于王禹偁，但仍然学诗于他。田锡诗文散佚严重，所存与王禹偁交往的诗作不多，但《全宋诗》收录王禹偁与田锡赠答的诗作就有10首之多，如：《书怀送田二舍人自吏部郎中出典泰州》：“共叹蹉跎两鬓苍，立朝为郡是寻常。重归谢客中书省，又送山涛吏部郎。三入承明身最忝，十年兄弟分偏长。喜闻辞日留前席，莫算多时住水乡。”[28]对田锡出治泰州有几多愤叹，并与田锡称兄道弟，可见两人友谊已十分深厚。
端拱二年（989），田锡因直言不讳被罢知制诰，出知陈州。王禹偁为之饯行，一口气创作5首《和陈州田舍人留别》，诗中情感复杂而真切，有替田锡遭遇贬谪的不满，有饯席上的依依惜别之情，更有乐观的劝慰，“预想郡斋公宴处，桃花凝露柳垂条”“郡吏好排红粉妓，史君曾是紫微郎”“道服日斜披鹤氅，药畦春暖步龙鳞”，虽是想象之辞，但却能淡化友人心头的贬谪之情。王禹偁甚至想与田锡一起去淮阳，共治陈州，现移录几首如下：
宛丘分理藉贤明，暂辍词臣抚百城。职罢掖垣人共惜，郡连京辅自为荣。休吟红药阶前色，且听长淮枕上声。驻马都门相别处，柳黄莎碧上林莺。[29]
——《和陈州田舍人留别》（其一）
东风初暖酒难销，五马行春罢趁朝。道畔棠阴同召伯，阶前蓂荚别唐尧。下车正是尝新笋，得句何妨寄旧僚。预想郡斋公宴处，桃花凝露柳垂条。[30]
——《和陈州田舍人留别》（其二）
演纶多暇每封章，暂去颁条道更光。郡吏好排红粉妓，史君曾是紫微郎。楼台有月新诗出，囹圄无人绿草长。地接清淮足佳致，水村烟坞似鱼乡。[31]
——《和陈州田舍人留别》（其三）
此外，王禹偁还有《送田舍人出牧淮阳》：“药树吟多且握兰，蔼然公议满朝端。西垣罢直苍苔冷，南郡行春绿野宽。茜旆出过应曜墓，棠阴潜上伏牺坛。乡心休梦峨眉雪，会顾青蒲忆史丹。”[32]也写于此时。二人还有被贬时的同病相怜，这更能显出其友谊的真挚。淳化二年（991），田锡又因稽留狱案而谪为泰州团练副使，始末详见前文。就在同年，王禹偁也为徐铉辩诬，触怒太宗而谪为商州团练副使，二人以诗传达彼此的情感，王禹偁有《寄海州副使田舍人》，其诗为：“系即匏瓜转即蓬，可怜踪迹与君同。眼前有酒长须醉，身外除诗尽是空。闲采紫芝饥可疗，欲浮沧海道应穷。声名官职相磨折，休忆西垣药树红。”[33]
第一次遭遇官场挫折的王禹偁心情不像此后几次贬谪时的旷达，心中的愤激与苦闷往往直露无遗。因而，此诗一开始就给人悲伤之感，人竟如匏瓜，大而无用，愤激之情隐含其中；转如飞蓬，游而无根，哀伤之味溢于言表。自己在商州以酒浇愁、以诗泄情，也不避讳说自己“闲采紫芝饥可疗”，只有好友方可如此直言不讳。
除此，王禹偁还有《寄田舍人》：“出处升沉不足悲，羡君操履是男儿。左迁郡印辞纶阁，直谏书囊在殿帷。未有佥谐征贾谊，可无章疏雪微之。朝行孤立知音少，闲步苍苔一泪垂。”[34]王禹偁首先称赞田锡执着于个人“操履”（操守），而非自己的出处升沉。“纶阁”，为代皇帝撰拟制诰之处，后代指中书省。对此，《初学记》卷一一记载道：“又中书职掌纶诰，前代词人，因谓纶阁。”[35]田锡虽因秉笔直谏，由中书省出治郡守，但其耿直文章仍留在京城。接着，作者揭示时下官场的乱象。正直之人的贬谪，朝廷竟没有形成一致意见去召回他，也没有朝臣上书为其雪不白之冤。“佥谐”指共同认定、一致认可之意。“征贾谊”，用贾谊之典，这里实为征田锡；“雪微之”，用元稹之典，实指田锡。最后，诗人感叹形单影只、知音稀少，闲步落泪，带有较为浓厚的伤感色彩。
只可惜田锡诗文散佚严重，和作几无所见，但两人关系的笃厚是毋庸置疑的。王禹偁诗歌推崇白体，是宋初白体诗作成就最高的作家，田锡的诗文在宋初白体诗人中有自己的独特地位与影响，两人确实是宋白的左右辅翼。无论是顺境中互相欣赏提携还是逆境中的安慰劝勉，使得二人的诗文有诸多的相似之处，其中突破此前白体的一味闲适，把笔触引入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是一致的。
罗处约（958—990），字思纯，益州华阳人。其生平事迹主要见于《宋史》卷四四〇《罗处约传》。王禹偁与罗处约相识甚早，又是同年，关系甚密。
王禹偁为官之初的诗歌创作多以传统白体诗歌记游唱和为主，而这与罗处约交友应有密切关系。宋代章定曾说：“宋朝罗处约，蜀人也。举进士为临涣簿，再迁大理评事，知吴县。王禹偁与为倡酬，人多传诵。”[36]王禹偁在《官舍思怀呈罗思纯》一诗中也说：“同年事分几般同，墨绶逶迤一郡中。仙桂并枝攀月魄，县花交影笑春风。分莎种就寻僧径，借竹编成养鹤笼。公暇不妨闲唱和，免教来往递诗筒。”[37]二人交友酬唱，模仿元白的痕迹，十分明显。
王禹偁与罗处约交往之作数量不少，几乎贯穿罗处约中第后的各个阶段，如罗处约巡抚荆湖路时，王禹偁为之饯行，并作《送罗著作奉使湖湘》；[38]按狱两浙时，王禹偁又为之饯行，并作《送罗著作两浙按狱》；[39]除夜日，王禹偁作《除夜寄罗评事同年三首》。[40]淳化元年（990）十一月，罗处约卒于任上，年仅33岁，时贬商山的王禹偁对此十分悲痛，作组诗《哭同年罗著作》[41]5首，以怀念好友，其诗如下：
宿草离披泪满衫，孤坟遥想帝城南。天生贾谊成何事，只得人间三十三。
一枝丹桂谩成名，一片绯衫未是荣。赖有遗文在东观，直应千载气如生。
荒凉故宅何人住，寂寞孀妻即日还。一岁婴儿安健否，巨源虽在谪深山。
生死虽殊道义存，晓来襟袖有啼痕。只应知我方憔悴，时向商山入梦魂。
同试五题为县吏，共求三字作词臣。西垣谪宦何须恨，若比罗三是幸人。
王禹偁与罗处约的交往，无论是创作方式、创作内容还是创作心态都对彼此产生明显影响。如罗处约游太湖，在王禹偁面前述说见闻，王禹偁作《听罗评事话洞庭太湖之景因赋十韵》，还为罗处约游太湖的诗作作序：“造化之功，功大而不自伐，故山川之气出焉，为云泉，为草木，为鸟兽，必异其声色，怪其枝叶，奇其毛羽，所以彰造化之迹用也。山川之气，气形而不自名，故文藻之士作焉，为歌诗，为赋颂，为序引，必丽其词句，清其格态，幽其旨趣，所以状山川之梗概。……然则君之是役也，得不为大来之阶乎？又何劳之叹邪？茂苑吏王某，同年也，序以附之。”[42]（《桂阳罗君游太湖洞庭诗序》）就连罗处约的鹤死了，王禹偁也要作《罗思纯鹤毙为四韵吊之》：“雪干朱澹殒仙姿，千岁无征事可悲。埋瘗肯饶鹦鹉冢，飞鸣不到凤凰池。遗翎尚在飘松径，旧迹犹存傍槿篱。应得羽人尸解术，夜来何处啄灵芝。”[43]
王禹偁前期悠游闲适的诗歌创作实与其他白体诗人无异，这种创作倾向的形成与其和罗处约等人的交友也应有一定的关系。这类诗作还有不少，如《游虎丘》《吴王墓》《惠山寺留题》《游虎丘寺》《泛吴淞江》《长洲种牡丹》《陆羽茶》《赠草庵禅诗》《长洲遣兴》等等，诗风都异于后期诗作。
罗处约诗作肯定也受到王禹偁的影响，惜其散佚殆尽，《全宋诗》卷七四收录其诗仅3首，从中可以窥见罗处约诗歌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其《题太湖》：“三万六千顷，湖侵海内田。逢山方得地，见月始知天。南国吞将尽，东溟势欲连。何当洒为雨，无处不丰年。”[44]关注的视角不是太湖之浩渺壮观而是湖水侵占农田，并希望用此水灌溉天下的农田，则何处不丰。
在《梁县界虸蚄虫生》一诗中，关注的是疫情的蔓延，百姓的艰难，其诗为：“方喜云油布，俄闻叶螣生。田神何纵虐，稼政自非明。颍凤那充食，吴牛已绝耕。黄堂厌粱肉，对尔自心惊。”[45]
当然也有闲适记游之作，如《吴江圣寿寺》：“渔翁沙鸟傍回塘，携杖闲吟绕寺廊。远岫不离青草渡，片帆时过绿苔墙。风狂林木生清籁，日暖涟漪动画梁。张翰思乡应有意，几多屏障水为乡。”[46]
再看冯伉，王禹偁被贬商州前后与冯伉交往的诗作数量十分可观，粗略统计有近40首之多。这在王禹偁的交友诗作中很是罕见。而冯伉的生平事迹比较模糊，诗文散佚殆尽，《全宋诗》卷五八只录残句2句，《全宋文》也未见其作。《全宋诗》的小传说：
冯伉，字仲咸，新安（淳安）人。天平兴国八年（九八三）进士。累迁殿中侍御史。太宗淳化三年（九九二）知商州。真宗咸平三年（一〇〇〇）知福州，卒于任。文辞清丽，在商州时屡与王禹偁唱和。事见《小畜集》卷二〇《商於驿记后序》及《宋史》卷四七八《冯谧传》。[47]
对其生平事迹的记叙比较简略，目前李中合、黄元英二先生所著《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简论王禹偁、冯伉在商州的情结表现》[48]一文，对冯伉的身世有所补充，而且对王禹偁与冯伉二人交往的曲折波澜有较为详细的阐释，可参。商州之贬后，二人尽释前嫌，酬唱、赠寄、述怀之作逐渐增多。前后三年，与冯伉相关的诗作达38首之多，是商州之贬期间诗歌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著名的《商於唱和集》就诞生与此时。
淳化二年（991）十二月，被贬商州的王禹偁主动作《岁暮感怀贻冯同年中允》3首，淋漓尽致地描写了自己在商於百无聊赖的生活，以及抒发对拜访同年冯伉的殷切之情，“荒城共谁语，除却访同年”，化解二人关系的坚冰。其诗为：
谪宦商於郡，闲门车马稀。尘侵书命笔，香散入朝衣。烧尽峰峦出，霜晴木叶飞。夜来天欲雪，寒梦不成归。[49]
岁暮客商山，谪居多昼眠。梦回红药树，身落紫微天。不得亲公事，如何望俸钱。荒城共谁语，除却访同年。[50]
谪居京信断，岁暮更凄凉。郡僻青山合，官闲白日长。烧烟侵寺舍，林雪照街坊。为有迁莺侣，诗情不敢忘。[51]
淳化三年三月，冯伉至辛谷，王禹偁作长篇《赋得南山行，送冯中允之辛谷冶按狱》为之送行。其诗为：“商山三月花如火，草树青葱雨初过。柳条渐软蝶双飞，桑叶尚多蚕一卧。薄情野水流不回，无力春云慵欲堕。团团榆荚是谁抛，漠漠游丝向人亸。可怜花木间岚光，花前正好飞觥觞。冯君夙驾一何速，捧檄银坑按辛谷。转输昨日又移文，小甿诉牒何纷纭。见说南山六百里，跙尽马蹄摧屐齿。是何屈于不知己，冲斗太阿教补履。龙无尺水且蟠泥，骥困盐车但垂耳。片言折狱亦胡为，必也无讼方君子。吾徒事业本稽古，得行其志当刑措。画衣画地免烦苛，抵璧捐金返淳素。未行此道且营营，营营为禄聊代耕。残春小别不足念，为君高唱南山行。南山一月期回首，莫诉临歧数卮酒。”[52]
淳化三年九月，冯伉由通判升至知州，王禹偁作《仲咸就加郡印，因以四韵贺而勉之》：“如何小郡滞清贤，未得徵归振鹭班。莫怕三年持汉诏，犹胜迁客卧商山。俱谙宦路须推命，同有诗情合好闲。唯是谪官无考限，比君知向几时还。”[53]既有对好友的祝贺，也有对自己的劝勉。由《移入官舍偶题四韵呈仲咸》：“赁舍喧卑谪宦情，同年邀我住公庭。不离链药煎茶屋，便坐吟诗看雪厅。苔径乍行侵屐绿，竹窗初卧满床青。使君公署虽宏敞，未见南山翠似屏。”[54]可知冯伉已把王禹偁接至官舍居住，二人关系日益密切。
淳化三年除夕之夜，冯伉曾携酒拜访，二人痛饮大醉，王禹偁事后作《岁除日，同年冯中允携觞见访，因而沉醉病酒三日，醒而偶题》，其诗为：
除夜浑疑便白头，携壶相劝醉方休。敢辞枕上三朝卧，且免灯前一夕愁。薄命我甘离凤阁，多才君亦滞龙楼。相逢不尽杯中物，何以支当寂寞州。[55]
诗中充满贬谪之意，二人已经尽弃前嫌，在以诗排忧的过程中，心灵得以安慰。至年底，王禹偁把入商州一年来与冯伉等人的唱和诗作100余篇编成《商於唱和集》，冯伉作诗相贺赠，王禹偁作《仲咸以予编成〈商於唱和集〉以二十韵诗相赠依韵和之》，其诗为：
诗战虽非敌，吟多偶自编。齐强侵北鄙，许败守东偏。犹恨多虚日，何妨且系年。龙媒难趁逐，驽驾赖驱牵。拙句传非梦，雄词纵自天。一嘲花灼灼，再咏雁翩翩。白雪终无继，洪崖谩拍肩。骖鸾元在汉，堕鼠不成仙。硎发锋芒利，衡诚势力悬。石因良玉润，褧借锦衣鲜。糠籺豪家笑，)羹古味全。虎盐宜燕享，猴棘谩雕镌。我笔非江氏，君才比孟坚。岂劳开茜旆，早合步花砖。重甚连城璧，精于万选钱。西江闻祖德，南国许名贤。夜阁调琴月，秋堂煮茗烟。淡交轻势利，孤达鄙荣迁。媚挹怀珠水，幽听喷玉泉。谪居叨属和，都志命迍邅。[56]
二人诗酒酬唱，其内容大多是关注现实人生，抒发的是自己贬谪的苦闷。这要远远丰富于君臣应制之作与馆阁臣僚之间的闲适悠游之作。这是对宋初白体酬唱诗作的丰富。他们在逆境中以诗互相安慰，汲取力量，即使是闲适记游，其情感都要真实的多，如《仲咸以一秋苦雨两日忽晴，以四韵见寄，因次原韵兼纾客情》：
愁霖百日思低迷，昨夜星辰似旧时。稼穑已伤忧客计，津梁全坏怯归期。丹河浪减沙痕涨，锦岭霜晴月影迟。喜霁未遑抽赋笔，劳君先惠碧云诗。[57]
对雨的喜愁取决于稼穑，近似杜甫悯农之情。再如《和仲咸除知郡后，雨中戏作见赠》：“明代何人为荐雄，专城犹与众人同。徒闻清政如黄霸，尚借绯衫似白公。我有金章知是忝，君无银榼信为穷。不须厌见随车雨，岁晚当期五谷丰。”[58]不厌雨多，是因为可期丰年。其《次韵和仲咸对雪散吟三十韵》：“应同头上发，复乱眼中花。光暝侵灯暗，声繁拂竹斜。东风吹片片，北户积些些。最豁三农望，匀淹百草芽。润胜天上露，媚掩日边霞。史笔应先纪，丰年的不赊。舞萦农叟袂，飘逐使君车。善政商於郡，优闲副使家。”[59]面对翩翩飞舞的飞雪，作者想到的还是来年的丰收与否。
因而，徐规先生说：“（王）禹偁以冬雪关系农事颇大，故喜作此诗贻知州冯伉。”[60]当然最多的是反映贬谪时的苦闷，对现实不合理现象的愤激与无奈，如《次韵和仲咸感怀贻道友》二首：
莫问穷通事若何，遇花逢酒且狂歌。人情易逐炎凉改，官路难防陷井多。只合收心抛世网，不须推命说天罗。如今玉石休分别，免被无辜刖卞和。[61]
——《次韵和仲咸感怀贻道友》（其一）
好齐生死与穷通，古往今来事略同。轩后谩留烧药鼎，汉皇虚筑望仙宫。鉴中容鬓看看老，梦里荣枯旋旋空。不逐冥鸿天外去，可怜焦烂扑灯虫。[62]
——《次韵和仲咸感怀贻道友》（其二）
全诗情感悲切，对人情淡薄、世态炎凉、官场多舛，甚至不辨玉石的世道表达由衷的不满与无奈。第二首给人以齐生死、等穷通的空漠之感。迥异于当时稍前的二李等馆阁臣僚之间的富贵闲适之作，这一类的酬唱之作数量最多，略移录几首：
风雅荒凉信可悲，家声留得尽玄微。且欣丹穴一毛在，莫道沅江九肋稀。思苦也知关国政，官卑应为泄天机。他时迁客归朝去，拟觅琼瑶满袖归。[63]
——《和仲咸诗六首·和回喻令诗集》
莫道商山节候迟，晓来帘外半空枝。明朝落尽无蜂蝶，冷暖人情我最知。[64]
——《和仲咸杏花三绝句》（其一）
阶前已见三分落，枝上都无十日繁。谁伴多情王副使，吟诗倾酒与招魂。[65]
——《和仲咸杏花三绝句》（其二）
老去对花多感叹，春来耽酒少康宁。也知此事终无益，免被渔人笑独醒。[66]
——《和仲咸杏花三绝句》（其三）
淳化四年（993）四月，王禹偁移解州（今山西运城）团练副使，冯伉为之送行，王禹偁对两年来冯伉对自己的照顾相伴十分感激，二人洒泪而别，王禹偁作《留别仲咸》。到解州任上，二人诗歌往来不断，友谊长青，如《寄商州冯十八仲咸同年》，十分怀念在商州的岁月，并相约同归山林。
总之，初贬商州，王禹偁牢骚满怀，诗作中的谪居之情浓烈。此时与冯伉友情的重建，并在诗歌酬唱赠答中互相安慰，使得王禹偁的贬谪之感得到缓解，对其诗歌创作尤其是唱和诗作的创作有积极的影响。
再看张咏（946—1015），字复之，自号乖崖，濮州鄄城（今属山东）人，其生平诗作前文已有阐释，其诗歌风格不拘一家，具有一定的阶段性与复杂性，既有明显的白体色彩，又具有昆体风格，不少古体也神似李白式的飞扬驰骋，是宋初由白体而入昆体的代表之一。张咏与王禹偁是儿女亲家，诗歌交往不多，如淳化五年（994），张咏出知益州，王禹偁作《赠密直张谏议》[67]送之，现存交往诗作寥寥，但两人交往应该比较频繁。王禹偁与张咏及田锡都是当时白体诗的核心成员，他们的交往对扩大白体阵营、丰富白体诗风应是不争的史实。
其三，与晚辈士人的交游。
王禹偁喜奖掖后进，好结交儒雅之士，其中尤以丁谓、孙何为典型，“所与游必儒雅，称奖后进，如孙何、丁谓，遂名重一时”。[68]司马光说：“孙何、丁谓举进士第未有名，翰林学士王禹偁见其文大赏之，赠诗云：‘三百年来文不振，直从韩柳到孙丁。如今便好合修史，二子文章似六经。’二人由此诗名大振。”[69]王禹偁通过与他们的交往，对他们白体诗作创作产生显著的影响，同时也推进了白体诗的整体演进。
丁谓的生平事迹与诗歌创作前文已有涉及，是由白体入昆体的代表诗人，其前期诗作带有明显的白体特征，这与王禹偁与之交往是分不开的。
孙何（961—1004），字汉公，蔡州汝阴（今河南汝南）人。少有文采，与丁谓齐名。太宗淳化三年进士，为陕州通判。后入史馆，迁秘书丞，为西京转运副使。景德元年（1004），任知制诰，同年卒，年44。有文集四十卷，已散佚，《宋史》卷三〇六有传。
王禹偁对两人的奖掖已成为文坛佳话，阮阅记载道：“丁晋公、孙何齐名。翰林学士王元之延誉，尝言二人可使白衣充修撰。”[70]至于丁谓后来依附王钦若等成为奸佞之臣，那是王禹偁卒后十多年的事，不应把不识人之罪加在王禹偁身上，而且王禹偁曾在品性上指责过丁谓，只是丁谓不知悔改而已。对此，吴曾《能改斋漫录》载：“吕献可记丁晋公诗有‘天门九重开，终当掉臂入’。王元之读之曰：‘入公门，犹鞠躬如也。天门岂可掉臂入乎？此人必不忠。’”[71]
《全宋诗》收孙何、丁谓二人的诗作中未曾发现与王禹偁交往的诗作，可能有散佚。除上文已引赠诗外，王禹偁尚有不少往来的诗作，如在商州贬所的王禹偁闻孙何高中状元，喜不自禁作《闻进士孙何及第因寄》，其诗写道：“昨朝邸吏报商山，闻道孙生得状元。为贺圣朝文物盛，喜于初入紫微垣。”[72]其喜悦之情胜过当年自己初入“紫微垣”。孙何任陕府通判时，王禹偁作《寄陕府通判孙状元兼简令弟秀才》，与孙何几乎兄弟相称，诗写道：“商山留滞再经年，咫尺无由见状元。会赦未教归北阙，高歌应合遇东园。寸心谩道如弦直，两鬓难禁似雪繁。兄弟相知情未改，著书呼取屈原魂。”[73]正直不阿的王禹偁还以“忧道”与孙何劝勉，如他在《甘棠即事简孙何》一诗中曾说：“听讼何如使无讼，与君忧道合沾巾。”[74]如此等等。
王禹偁对孙何、丁谓二人给予厚望，他在《书怀简孙何丁谓》一诗中，希望他们快速成长起来，自己就可以买船种田去了，他写道：“三入承明已七年，自惭踪迹久妨贤。吾子几时归凤阁，病夫方欲买渔船。季路旨甘知已矣，潘安毛鬓更皤然。举人自代何由得，归去东皋种黍田。”[75]
王禹偁在《次韵和史馆丁学士赴阙书怀见示》中，更是称赞丁谓的品行是“行藏无玷白于圭”，文章如同“阳春寡和人传郢”，是“一举方知燕雀低”的名士，延誉之情，溢于言表。其诗为：
清夜哀吟敌晓鸡，行藏无玷白于圭。阳春寡和人传郢，肉味都忘子在齐。绝俗文章终远大，循资班列暂卑栖。看君更刷鸾皇翼，一举方知燕雀低。[76]
王禹偁对丁谓诗歌反映现实民生表示赞赏，他说：“淮海丰登接帝畿，家家耕破旧荒陂。乳牛引犊精神健，野叟携孙鬓发衰。河市妓翻轻茜袖，社筵人插小红旗。凭谁画取村田乐，尽使忧民圣主知。”[77]这对丁谓前期的“忧民”色彩的诗歌创作应是个鼓励。
至于古文方面也有不少材料，如《送孙何序》《送丁谓序》，对二人的文章创作也有影响，可参见曾枣庄先生的论文《直从韩柳到孙丁——论王禹偁与孙何、丁谓的关系》[78]一文。
此外，王禹偁还与僧人、处士有一定的接触，如对高僧赞宁十分推崇，对潘阆也十分称赏，曾赠诗潘阆道：“烂醉狂歌出上都，秋风时节忆鲈鱼。江城卖药长将鹤，古寺看碑不下驴。一片野心云出岫，几茎吟发雪侵梳。算应冷笑文场客，岁岁求人荐子虚。”[79]《西湖游览志余》卷一二记载道：“潘逍遥，阆，钱唐人，以诗名，宋太宗将官之，辞不就。……阆与王元之、孙何、柳开、魏野最厚，暇则放怀湖山，随意吟咏。”[80]与处士种放也有交往，如《赠种放处士》《酬种放徵君》等。与西昆领袖杨亿交往颇密，有《送史馆学士杨亿闽中迎侍》《送正言杨学士亿之任缙云》。杨亿在王禹偁病逝后，作诗《故蕲州王刑部阁老挽歌五首》给予沉痛的悼念等等。昆体与白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大量的昆体作家都有学白的经历或与白体诗人有着密切的交往，这一点前文已有阐述，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昆体是宋初白体诗的“延续”。
概言之，王禹偁与各色士人的交友不仅扩大了宋初白体诗的影响，还宣传了新的白体诗歌创作的动向，并得到同辈及其晚辈诗人们的积极响应，有利于白体乃至宋初诗歌的健康演进。
（二）政坛上三起三落原因推究
王禹偁在政坛上“八年三黜”，倍受挫折，对此《三黜赋》有详细的记述。对其原因，正史记载多大同小异，如商州之贬，《宋史》卷二九三说：“庐州妖尼道安诬讼徐铉，道安当反坐，有诏勿治。禹偁抗疏雪铉，请论道安罪，坐贬商州团练副使，岁余移解州。”[81]再贬滁州为：“禹偁与客言，后尝母仪天下，当遵用旧礼。坐谤讪，罢为工部郎中、知滁州。”[82]三贬黄州为：“咸平初，预修《太祖实录》，直书其事。时宰相张齐贤、李沆不协意，禹偁议论轻重其间。出知黄州。”[83]这成为权威的解释，也合乎史实。
其实三次贬谪应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即正直不阿、敢言直谏的王禹偁与权贵们的矛盾冲突所致，这种品行来之于其贫贱的出身与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不管是妖尼道安狱，还是坐谤讪抑或预修《太祖实录》，都是被贬的导火索而已。
先看被贬商州，庐州妖尼道安诬陷徐铉一事已详于前文，其是非曲直甚是明晰，但朝廷还是将年逾七旬的徐铉贬往邠宁静难任行军司马，还将王禹偁、宋湜、张去华等人皆予以贬谪。何至一宗案子牵连如此多人？《宋会要辑稿》记载诬陷之辞为：“铉以尺牍请托张去华，故不为治，且诬铉与姜奸。帝颇骇其事，以道安、献臣、姜氏及铉、去华属吏。狱具大理寺，以铉之奸罪无实，刑部详覆，议与大理寺同，尼道安当反坐。帝疑其未实，尽捕三司官吏系狱而有是命。”[84]官吏互相包庇，甚至结党相卫，这可是帝王的大忌，即使“奸罪无实”，太宗也“疑其未实，尽捕三司官吏系狱”。因而，王禹偁商州之贬，首先是太宗多疑个性的牺牲品。
再者就是王禹偁正直无私的量刑冒犯帝王的权威而由此一劫。对道安一案，太宗的态度存在明显的偏见，对徐铉等是疑罪从有，甚至是有意打击，而对诬陷者道安还下旨不予追究。时任大理寺王禹偁，却不顾太宗“有诏勿治”的旨意，“抗疏雪铉，请论道安罪”，这当然让太宗无法忍受，加上小人搬弄是非，是贬就难以避免了。
其三可能与佞臣的诋毁有关，对此《诗话总龟》卷四二记载：“王元之以尼道安事谪商州，盖为卢崖州所谮也。有诗云：‘敢向台阶问罪名。’后有以事贬黄州者，有诗云：‘魏能下面看花衔。’魏能以军功升黄州刺史。”[85]
卢崖州应指卢多逊，此人曾与宋初开国名臣赵普有隙，“多逊尝有憾于普，又喜其进用，遂攻普之短，出镇河阳，普之罢甚危，赖以旧勋脱祸，多逊遂参知政事作相。太平兴国七年，普复入相，多逊有崖州之行。”[86]虽其时间有不吻合之处，但其得罪权臣是不争的事实，如黄州之贬，刘克庄《后村诗话》记载说：“王元之被遇熙陵，知制诰，因救徐铉，贬商州，为内相，因议孝章后丧，贬滁州。真皇登极召还，将用矣。其诗乃云：‘两制旧臣生白发，一番新贵上青天。’未几，再谪黄州，迁蕲州而卒。岂新贵有所未平乎？”[87]
“两制旧臣生白发，一番新贵上青天。”可以想象“新贵们”见后的反应。而王禹偁黄州之贬，确与得罪时相张齐贤有关，不少文献有所涉及，如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卷二中记载：“禹偁前在翰林，作《齐贤罢和麻词》，其辞丑诋。及再入中书，禹偁亦再知制诰，故两中伤之。”[88]江少虞也说：“王元之之谪黄州也，实由宰相不说，交亲无敢私见，惟窦元实握手泣唁于阁门，曰：‘天乎！使公屡黜，岂非命耶！’士大夫高之，元之以诗谢之曰：‘惟有南宫窦员外，为余垂泪阁门前。’”[89]刘攽《中山诗话》也记载道：
王元之《谪黄州诗》曰：“又为太守黄州去，依旧郎官白发生。”在朝与执政不相能，作《江豚诗》以讥之曰：“江云漠漠江雨来，天意为霖不干汝（俗云：豚出则有风雨）。”又曰：“餐啗虾鱼颇肥腯（讥其肥大）。”[90]
别说权相就连太宗，王禹偁也时常不加避讳，对此魏泰在《东轩笔记》卷二中说：“太宗欲周知天下之事，虽疏远小臣，苟欲询访，皆得登对。王禹偁大以为不可，上疏略曰：‘至如三班奉职，其卑贱可知，比因使还，亦得上殿？’当时盛传此语，未几，王坐论妖尼道安救徐铉事，责为商州团练副使。”[91]
“三班奉职，卑贱可知”，太宗览之自然不快。被贬滁州后，曾作《滁州谢上表》，其中有“诸县丰登，苦无公事；一家饱暖，全荷君恩”[92]之句，多疑的太宗读出反语之意也是极有可能的。
二贬滁州的原因更是王禹偁“干涉”到帝王家的私事了，所谓“坐谤讪”的事因就是太宗对去世的开宝皇后所用丧礼“不尊旧礼”的不满。是非也很明显，这是皇室内部权力斗争的表现，太宗有意为之。王禹偁也不会糊涂到连这都不知的地步，但他仍然固守正道，“谤讪”指责，故而又遭谴谪。
太宗对王禹偁的刚烈狷介、不容于物是极为不满的，曾予以告诫，这类文献也有不少，如：
尝侍宴琼林，太宗独诏至御榻，面诫之曰：“文章在有唐，不下韩、柳之列，但刚不容物，人多沮卿，使朕难庇。”禹偁泣拜，书绅而谢。[93]
——《玉壶清话》卷四
禹偁性刚狷，数忤权贵，宦官尤恶之。上累命执政召至中书戒谕之，禹偁终不能戒。[94]
——《涑水记闻》卷二
己卯，授左正言，谓宰相曰：“禹偁文章，独步当世，然赋性刚直，不能容物，卿等宜召而戒之。”寻命直昭文馆。[9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
王禹偁这种“事上不邪曲，居下不谄佞，见善若己有，疾恶过仇雠”[96]的刚正不阿、直言犯禁的个性在当时肯定会备受摧残的，即便统治者时而表现出欣赏之态。这种正直的不屈士风，在经过宋初几十年的儒学重建之后终于表现出来，这是一件可喜之事。宋人的淑世精神、自觉意识与忠义之气在太宗朝后期士人中逐渐得到普遍的认可，对此《宋史》卷四四六记载道：“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憾，况其他哉！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足示意向。厥后西北疆场之臣，勇于死敌，往往无惧。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97]
王禹偁政治上的正直不苟，虽屡遭贬谪但其心不悔就是士风重建的结果，更是自己儒学修为的产物，这也与早年白居易为官的精神一致，更与老杜的忧国忧民的儒者责任意识相同。经过贬谪打击的王禹偁，其诗风更多地是对白居易与杜甫现实情怀、责任意识的传承与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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