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文化的万千气象

经过了近四百年的纷扰割据，隋朝的建立终于结束了这样的混乱局面。581年，杨坚在依靠继承其父及政治姻亲的基础上，废北周静帝自立，国号为隋，改元开皇，是为隋文帝，定都大兴。隋文帝即位之后，便大举南进，582年灭后梁，589年灭陈，完成了统一。隋朝的统一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说秦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一统，造就了汉之盛世，那么隋的统一，则造就了唐之隆盛，可见意义之大。史学名家陈寅恪先生说：“李唐传世将三百年，而杨隋享国为日至短，两朝之典章制度传授因袭几无不同，故可视为一体，并举合论，此不待烦言而解者……夫隋唐两朝为吾国中古极盛之世，其文物制度流传广播，北逾大漠，南暨交趾，东至日本，西极中亚……”^[55]道出了隋唐的历史地位，也揭示了隋唐合论的原因。

正如陈寅恪所肯定的那样，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强盛的时代。经过隋朝短暂的统一之后，唐国公李渊于618年废隋恭帝自立，建国号唐，改元武德，定都长安，是为唐高祖。唐朝自618年建立至907年昭宣帝禅位于朱温，共传二十帝，历二百八十九年。陈寅恪先生因唐代历史地位的重要性，故着眼较多，在撰写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后，又有《唐代政治史述论稿》^[56]，对有唐一代的社会与文化有精深的论述。他认为唐朝对于中国历史而言，其重要性还体现在承上启下的作用上，“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57]。

（一）唐朝的外征与疆域

唐朝继承杨隋的一统事业，又在内政与外征上有所推进，形成了一种气吞万里的文化气势。

隋炀帝时期进行了五次外征活动，伐林邑，伐突厥，击吐谷浑，击流求，伐高丽。而唐之初时，外征即达十二次，且都以内属而告终，分别是平定突厥、平铁勒、平西突厥、平西昌、平龟兹、吐火罗内属、昭武九姓内属、吐谷浑内属、党项内属、吐蕃内属、平高丽及百济、印度之征服。^[58]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唐初的外征，并不停留在礼仪上的朝贡，而是在多个地方设立了统治机构，如击灭东突厥和薛延陀后，唐太宗于647年在漠北设立六府七州，设立官员进行管辖。后又设立燕然都护府。平定吐谷浑后，即设立安西都护府。平定西突厥后，又设立昆陵都护府和濛池都护府等。

这样频繁、大规模的外征活动，使得唐朝的统治地域与势力影响范围迅速扩大。到了唐朝前期，势力强大，疆域广阔，东接日本、朝鲜，西到伊朗、印度诸国，北到蒙古大漠之北，南到南洋，南北与西汉极盛时期相仿，而东西则过之。许倬云这样评论：“总之，隋唐的中国是一个庞大国际网络的核心部分，中国以其文化与经济的优势，支持了军事活动，一度将北边游牧民族压伏，形成一个无以为敌的大帝国。经由羁縻州府结合外族的帝国外围，经由册封制度吸纳邻近国家依附于帝国体制……以中国为首的东亚世界，与先后由波斯、大食为核心的中亚及西亚，在中亚颇多接触，国际上也以远交近攻的策略，发展为多角关系……中古时期前半段，中国是内敛的，于积累足够的文化与经济能量后，在中古后半段，中国是开张的，遂成为东亚文化经济与政治秩序的中心。”^[59]

（二）唐朝的文化交流

许倬云先生点出了问题的实质所在，在这样辽阔的地域背景下，在容纳了如此多的异域民族之后，唐朝的文化活动与文化交流就显示出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气象了，其时的中国成为了国际的中心，至少是亚洲的中心，吕思勉有云：“（高宗设置都护府羁縻突厥）唐朝对外的声威，至此可谓达于最高峰了。因国威之遐畅，而我国的文化，和别国的文化，就起了交流互织的作用。”^[60]

《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在讲到隋唐和外部世界的时候，集中梳理了隋唐与外部的交流情况：

（1）越南。939年，越南独立，该地仍坚定地作为一个部分而加入中国文化区，以中国制度和法律进行统治，它的统治精英集团深受中国文学的熏陶，并使用中国文字。

（2）新罗和渤海郡都是稳定和组织完善的王国，严格地以唐朝为样板。两国的统治阶级都使用中国文字，模仿中国的文体，信仰中国式的佛教和儒家思想。虽然这一地区与越南不同，对唐保持政治的独立，但它也长期处在中国文化圈内。

（3）在7世纪，日本人开始有意识地按照唐的模式组织他们的国家，全盘采用中国的文字和文学语言、中国的艺术形式、宗教、哲学、法律和制度。在唐代，中国在日本的影响达到顶点。

（4）南诏对唐保持独立，但也采用中国语言并沿用许多唐朝制度。它也成了中国文化圈的边缘部分。

（5）通往中亚和西方的各条道路对唐朝而言都非常重要。拜火教、摩尼教、景教和以后的伊斯兰教，也从伊朗和中亚传入。还有音乐、舞蹈乃至金属制作、烹饪，以及数学、语言等成就。外国人，从印度僧人到波斯眼科医生、粟特的卖艺人和商人，都可以自由进入中国。^[61]

那么唐朝与域外有那么文化交流呢？张国刚和吴莉苇在其所著《中西文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中将汉唐的文化交流分为三部分进行了探究，一部分是探究外部交通的拓展，另外两部分是展示文化交流的内容和成果。

中原传入西方：

（1）丝绸。

（2）纸张与造纸。

（3）铁器、瓷器、漆器，钢铁冶炼。

（4）灌溉与凿井。

（5）纺织技术。

西方传入中原：

（1）外来物种，葡萄、苜蓿、石榴、红蓝花、酒杯藤、胡麻、胡桃、胡豆、胡蒜、胡葱等。

（2）毛皮和毛织品。

（3）金银币。

（4）金银器。

（5）玻璃器和玻璃制造。

（6）奢侈品，香料、宝石和珍禽异兽。

（7）制糖。

（8）医药学。

（9）天文历法。

（10）艺术、装饰。

（11）音乐和乐器。

（12）舞蹈。

（13）百戏。

（14）景教。

（15）祆教。

（16）摩尼教。

（17）宗教艺术。

在唐朝的文化交流的著作中，有两本书不得不读。一是向达先生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二是中山大学蔡鸿生教授的《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题目小，意义大，读来妙趣横生。

（三）唐诗的兴盛

日本学者在谈到隋唐时期的中国文化时，是这样讲的：“与隋唐政治和社会同样，隋唐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高峰时期。诸如在诗歌方面有王维、杜甫、李白、白居易等人，在书法方面有颜真卿，绘画方面有吴道玄，文章方面有韩愈和柳宗元等人，大凡我们脑海里立即能浮现出来的人名全都是唐代的人物。”^[62]接下来引用了北宋文人苏轼的话：“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画至于吴道子、书至于颜鲁公，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

诗在唐朝达到顶峰，主要有这样几个表现：

（1）诗的数量达到了顶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清代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编纂的《全唐诗》收录诗人两千二百多人，作品四万八千九百多首，共九百卷。

（2）诗人的身份多种多样，帝王、贵族、公卿、布衣、僧、道等，遍布社会各个阶层，说明了诗歌普及程度之深。

（3）涌现了一批伟大的、不可逾越的诗人及作品。如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

（4）风格多变，后人无法创立新的风格。

（5）确立了近体诗（律诗、绝句）的体裁。

唐诗的兴盛，使得唐朝的隆盛得到了极为酣畅的展示。唐朝的诗歌，成为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高峰所在，后世只能仰望，而无法超越。唐诗的出现，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审美情趣与欣赏角度，只言片语便出意境，四六骈文就见真情。从此，诗与画一同成为中国人表情达意的途径与方式，也最大可能地塑造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