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我的家世

我的祖上能考的最早可以推到明代。我们祖籍浙江湖州，旧时也称吴兴。我们这一支按辈分说，名字里分别有“芳、名、延、祖、德，厚、学、继、昌、期”等字。曾遇到过同宗的人，有一位能数到二十代，我只记得这十个字。我是“学”字辈，不知是什么缘故，父亲已不按这些字起名，给我们兄弟起名时，自然也就不再用旧的排行了。

说我的家世，先说说在我出生前，我父亲的一些经历，然后再谈谈我的母亲们。

我的父亲

我父亲名吴永（1865—1936），字渔川。关于他生平经历的大事，民国十六年（1927年）刘治襄先生著《庚子西狩丛谈》，可以见其梗概。他出生在清同治四年（乙丑，1865年），生于四川宁远府西昌县县署。七、八岁已能诗能文，因为人才出众，被当地人目为“逸才”。十五岁，父亲随祖母迁到成都，因为家境贫寒，没有条件请老师，靠从亲友处借书来读，博涉经史之外，工绘画，通音律，擅长摹刻汉印，可以说是苦学成才。十八岁以后，先后追随刘复初、郭绍先先生学习。

光绪十年，父亲二十岁，正值法国打越南，父亲曾投笔从戎，在鲍超营中服役，是军队中的文官。那时候，父亲在军旅中负责起草文诰，冒着酷暑毒瘴，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父亲所在的部队战绩很好，令法国侵略者屡屡受挫。但走向没落的清政府，没有决心跟法军战斗到底，并于战争的第二年，与法国人议和。我父亲从此离开军伍，在湖南长沙靠写字、画画以及为人镌刻印章为生。这时湘阴观察郭子瀞听说了父亲的名声，聘用他为文书，有机会跟着郭嵩焘研习古文，水平又有了很大提高。

23岁，父亲被郭松焘推荐给曾纪泽，到了北京。曾纪泽是曾国藩的长子，^[1]他们几兄弟是“纪”字辈，名字的第二个字又都带“水”旁。曾纪泽当时担任户部侍郎，封毅勇侯，所以他的衙门称作侯爷府。后来府里遭遇火灾，整个侯爷府几乎烧为平地。人们在原址上建了一家医院，叫做德国医院，就是现在台基厂附近的北京医院的前身。

我父亲在曾纪泽手下也是做文书之类的工作，干得不错，文笔好，字也写得漂亮，又弹得一手好琴，据说他能够反弹琵琶，称得上是多才多艺。因此他不但得到曾纪泽的赏识，而且被曾家二小姐看上了。曾二小姐名广珣，号次瑜，跟着她父亲出使过英国，思想比较新派。有一次，她听到父亲的琴声，循着琴声找到父亲办公的地方，看见父亲长得一表人才，穿戴得干干净净，房间里挂着父亲的亲笔字画，对父亲心生爱慕，并终于嫁给了他。这一年，父亲24岁，是他进入曾府之后的第二年。

有曾纪泽这样的高官显爵的大人物的赏识，又和他家结成了亲戚，在官场上本来很有可能一帆风顺，平步青云。孰料好景不长，我的这位先母婚后一年因难产而不幸去世；有道是祸不单行，紧接着父亲的岳父曾纪泽也离开了人世。父亲非常伤感，亲自护丧，从北京直到长沙。失去了爱妻，又失去了靠山，此后的几年里，父亲不仅心情沉郁，而且在仕途上也没有什么大发展。直到八年以后，光绪二十三年，父亲33岁上，才补授直隶怀来县知县，当了一名“七品芝麻官”。

怀来县在今天官厅水库的西边，挨近京郊延庆县，虽说是离京城不远，但那时只能算是个荒凉闭塞的小县。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作了州县官儿，几乎就等于终身沦为下僚，很难再有什么升迁的机会了，更何况是在这荒山僻壤的怀来县做县官呢？虽然如此，父亲在怀来县任上还是兢兢业业，认真治理，有循吏之名。

谁也没有想到，正当父亲在怀来县知县的任上时，大清国发生了一件震惊天下的大事，历史把他推到了一个特别的位置上，让他扮演了一个特别的角色。

那段时间，列强看清了清王朝外强中干的本质，经常制造事端。山东、河北一带的百姓组织起“义和团”，打起“扶清灭洋”的旗号，与洋人斗争。清政府内部面对这种复杂混乱的局面，意见不能统一：对洋人有人主张战，有人主张和；对义和团有人主张剿灭，有人主张利用，争议不决。掌权的慈禧太后对世界大势懵懂不明。对内培植私党，铲除异己；对外虽然对洋人的欺侮十分不满，却又无可奈何；从骨子里对百姓“闹事”非常反感，但又幻想能够借助他们赶走洋人。“扶清灭洋”的口号，颇合这位“老佛爷”的胃口，所以在义和团初起的时候，在义和团与洋人的冲突中，她是支持义和团的。甚至可以说，在这场冲突中，她是真正的幕后操纵者。

但是装神弄鬼幻想出来的各方神圣可以用来自欺欺人，临到冲锋陷阵时却毫无用处，“金钟罩”、“铁布衫”抵挡不住洋枪洋炮，乌合之众抵挡不住训练有素的八国联军侵略者的冲击，很快，义和团和部分参加战斗的清兵就溃退下来。洋兵乘势追击，一直打进东华门。直到此时，慈禧太后才知道大事不妙，匆忙挟持着光绪皇帝，带着身边亲信，化妆成普通百姓，仓皇逃出紫禁城，向西北方向狼狈逃窜。这一事件后来被美化为所谓的“庚子西狩”——庚子年天子与太后到西部地区的一次巡狩。而我父亲所任职的怀来县，就成为“西狩”途经的第一个重要的县城。

慈禧太后一行人仓皇北逃，一路上吃不上一碗踏实饭，喝不上一口热乎水，睡不上一个囫囵觉，一个个如丧家之犬一般。到了怀来之后，父亲作为一个地方官吏，竭尽所能，为她们安排食宿，让这群人得到暂时休整，找回了统治者的尊严。因为“接驾”有功，父亲奉命跟随“銮驾”，负责安排沿路食宿，因而亲身经历了这一历史事件，成为重要的当事人和见证者。

记述这一事件的文献不少，这里想着重介绍一下《庚子西狩丛谈》。

这本书是刘治襄先生根据我父亲的口述整理而成的。刘治襄，浙江兰溪人，光绪二十八年进士，文章辞藻，称名于时。

民国八年，父亲在济南与刘先生第一次见面。刘先生对父亲的这一段特殊经历极感兴趣，刚一见面，就向父亲询问“西狩”的事。父亲根据自己的亲历亲闻，向他们作了介绍。可惜在交谈的过程中，因为有别的客人到来，谈话被打断，当时未能把谈话继续下去。刘先生未闻其详，父亲也未能畅叙所怀，二人对此事都不免心存遗憾。

也是天缘凑巧，那次会面过了八年之后，他们二位在北京又有了一起共事的机会。刘先生重新问起“西狩”的事，父亲又为他和几位同僚从头到尾地讲说了一遍。刘先生就根据父亲的两次讲述，熬了三个通宵，写成了洋洋七万言的《庚子西狩丛谈》一书。父亲亲自为这本书作了序言，他说：刘先生这本书“笔致纵横，词采磊落，事皆翔实，庶可传信。”又说：“后之览者，毋徒矜佚事逸闻，即作当时信史读之，无不可也！”由于父亲在“西狩”过程中的特殊身份，再加上刘先生的文笔，这本书成为记录那一段历史的重要史料，因此不但在国内多次再版，而且被译为英文、德文、日文等。它的英译本是由美国人浦爱德翻译的，浦爱德是教徒，在一家医院当护士。我大哥吴宗兴对照原文，用浅显的口语为她讲述，然后再由她来翻译。

前些年，有人把“西狩”这一段历史改编成了电视连续剧《慈禧西行》，一共二十几集，张子恩导演，邓婕饰演慈禧太后，张国立饰演怀来县令吴永。电视剧虽然有些艺术加工，但大体上还是能反映那一段历史的。其中的吴永，今天看了，还是觉得很亲切。

庚子事变不但对慈禧太后、对大清王朝有重大影响，也是父亲一生的重要转折。父亲在怀来县“接驾”，以及随扈慈禧太后一行“西狩”的情况，在《庚子西狩丛谈》一书中有详细的记载，对这一段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这里仅从介绍父亲生平的角度做些简单的说明。

在兵荒马乱之中，慈禧太后一行人逃出紫禁城后，遇到父亲这样一位忠于朝廷、坚持职守的地方官认真“接驾”，让她们看到生存的希望，对这一群逃亡者来说，何异于雪中送炭？因此在决定继续西逃之后，慈禧太后命父亲办理随扈前路粮台，为这一群人打前站，安排食宿。走到宣化以后，看到他一路尽心竭力，又能办事，便又升他为五品知府，并获得“准专摺奏事”的资格——享有直接向最高统治者奏事进言的特权。接着，又赏他道员，已经是官居四品了。父亲由小小的县令，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连升几级，在那时做官人的眼里，可称得上是备受恩宠，青云直上了。父亲的迅速擢升，令很多同僚羡慕，也引来一些人的侧目，加上父亲为人迂直，不善钻营，不经意间得罪了一些握有实权的重臣和慈禧太后身边亲信的太监。所以第二年在慈禧太后一行从西安“回銮”途经河南时，便把父亲打发到广东去做雷琼道的道员了。

在随扈西行的过程中，父亲娶了他的第二位夫人。这一位前母姓许，是父亲在办理粮台到达湖北时，经余太守做媒订的婚。第二年（辛丑）正月，在当地租了房子，草草完婚。此后父亲到各地督办粮饷，许氏夫人留在湖北，直到父亲去广东上任，才在开封见面。许姓前母也很早就去世了，同曾氏前母一样，也没有留下子女。

慈禧太后把父亲安排到广州雷琼道任道员，^[2]到任后补授广东高廉钦兵备道，兼统潮普等八营，在这里干了三年。当时广东设有督粮道、惠潮嘉道、肇罗道、雷琼道、南韶连道和高廉道，各有道员一名。

有句话叫“天心难测”，慈禧太后的这一安排，或者是出于对父亲的保护，或者是出于要让父亲多些历练，或者认为广东地方是“肥缺儿”，在那里做官可以得些实惠，父亲对此捉摸不透，局处人更不免有各种猜测。但无论如何，父亲“接驾”的一段经历，令外间普遍认为父亲在慈禧太后面前能说上话，加上官居四品，在地方上已是手握实权的人物，所以下面的官员对他还是尽力巴结逢迎。许氏前母过世后，地方官又先后送给父亲两个女人。因为都是寒门小户人家的女孩儿，按父亲当时的身份说，属于门不当户不对，按照当时的规矩，她们只能作姨太太。一位姓胡，去世很早，没有留下子女；另一位姓苏，原来叫什么名字不知道，父亲为她改名颂椒。苏姨太生了一个女儿，起名娥娟。她在我们兄弟姊妹中年龄最大，是我们的大姐。

光绪三十一年，父亲又调任雷琼道，兼统广东巡防七营；不久又调任惠潮嘉兵备道。这年十月，父亲娶了他的第三位继配夫人——时任邮传尚书盛宣怀的堂妹，名翰玉，号瑶华，这就是我的生母。母亲在家时接受旧家庭的一般教育，平时喜欢看看书，写些东西，文笔不错，字也写得好。嫁给父亲时，母亲只有十六岁，而父亲已经四十一岁。这桩婚姻实际上是因为盛家怕树大招风，要寻求一种保护，希望有人能在西太后面前说说话，所以把这个十六岁的女孩子当礼物送给他。

光绪三十二年，祖母去世，父亲“丁忧”，^[3]回到四川奔丧。光绪三十四年，守丧期满，父亲被委任为山东兖沂曹济兵备道，兼管黄、运两河事。清中期山东分四个道：督粮道、济东泰武临道、登莱青道与兖沂曹道，到了清末，个别地方有些调整。来到山东任所之前，父亲把家暂时安顿在济宁。

宣统元年己酉闰二月十四日（1909年4月4日），我就出生在山东济宁，出生在这样一个封建官僚的家庭里。身世的这些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的人生轨迹。

民国二年，父亲担任胶东观察使，兼任交涉使，处理涉外事务，任所在烟台。那年他49岁，我5岁。办公的地方，按习惯称道尹衙门。父亲在这个位置上做了十年。父亲在任期间一共换了六任总统，头一任是袁世凯，袁氏做了83天皇帝，在人民的反对声中终结了一生。此后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这几位总统像走马灯似的，都做得不长。上面的总统虽不断更换，下面的官吏倒算还稳定。

到了后来，中央政府自顾不暇，名存实亡。地方上不买中央的账，所以烟台这里闹出了双道尹的事——这里虽然已经有了中央正式委派的官员，地方军阀山东省的省长田中玉却另外安排了一位道尹，两个衙门距离不远，同时办公。父亲看看再待下去没什么意思了，民国十一年，父亲辞官，到了北京。先是赋闲在家，到民国十六年，孙宝琦推荐他在北京做国务院秘书。就是在这期间，刘治襄先生又一次找到他，了解保西太后的事，完成了《庚子西狩丛谈》的创作。

父亲晚年政治上没有什么大作为，慢慢地淡出了官场。其他方面也没有什么大的举动，有一些商业投资，也不大成功。

除了与上司、下属和同僚之间的交往应酬之外，父亲结交的朋友不多。我所知道的几位朋友，有刘治襄、萧龙友、顾祝同几位。父亲与刘先生的交往主要是由于刘先生对父亲庚子年间接驾和随扈的经历感兴趣，愿意通过笔墨把这件事宣扬开来，因此两度听父亲讲述那段往事，并根据自己的记录和回忆写成了《庚子西狩丛谈》。他在这本书的《自叙》中说：“吾友吴君渔川，自在怀来迎驾，随扈往返，尝为详述其身历目击之情事，而予偶为之属笔者也。”父亲则对刘先生的才望十分钦佩。父亲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刘治襄先生，吾浙知名士也。记问博浩，有识略，知天下大计。壬寅领乡荐，联捷成进士，入词垣，有声朝列。”称这本书：“于拳乱之始末，行在之起居，仕途鬼蜮之情，政事得失之故，详征博载，巨细靡遗。笔致纵横，词采磊落，事皆翔实，庶可传信。”他们二位的合作不仅留下了一段珍贵的史料，而且成就了一段美谈。

父亲比萧龙友先生大四五岁，他们两位的生活经历有些相近之处。我家祖籍浙江湖州，祖上迁到四川；萧先生祖籍江西，后来也迁到四川三台县。父亲在山东做道尹，晚年定居在北京；萧龙友先生也在山东几个县做过知县，后来也到了北京。两位老人同操四川方音，彼此间自然有一种亲切的感觉。那时我家里人求医问药，最信萧龙友先生，信他开的方子。

顾祝同比父亲小了近三十岁，却是父亲的一位挚友。他们之间来往的具体情况我不大清楚，但上世纪四十年代顾祝同离开大陆去台湾前，房子、车子等带不走的东西需要找个人帮忙打理，他找到我让我全权处置，就是因为他与父亲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交情。

父亲的个人爱好主要是弹琴和书法。晚年定居北京后，有时一家人在一起，父亲、继母和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各自拿一样什么乐器，吹拉弹唱地演奏一通，颇有一种自得其乐的感觉。父亲一生酷爱书法，晚年用功更勤。他的字先练碑，后学董。当时人学赵（孟頫）的多，父亲却喜欢董其昌。他写董可以达到乱真的程度。

民国二十五年十月，父亲故去，享年72岁。

父亲对我一生影响极大，他做过的很多事，现在想起来还是记忆犹新。那些事情到下文谈我自己的成长经历时，再随时补出吧！

我的母亲们

父亲一生正式结过四次婚，还有过两位姨太太。这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似乎不可思议，但在清末民初，像他那样官阶的官员，一夫多妻的并不罕见。这样论起来，除了生母之外，我还有两位前母，一位继母，两位庶母。

我的第一位前母姓曾，名广珣，号次瑜。她是曾国藩的孙女。曾国藩字涤生，道光进士，在咸丰、同治间成为清廷的支柱重臣，是对中国近代史有过重大影响的人物。她的父亲是曾国藩长子曾纪泽。曾纪泽字劼刚，道光十九年生，曾国藩逝世后，承袭一等毅勇侯。曾纪泽是位能够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有“大开窗户纳宇宙”的胸怀，^[4]光绪四年（1878），曾纪泽奉派出使英国、法国，恪尽职守，堪称外交能臣。任中适逢崇厚擅自与沙俄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该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消息传回，全国哗然。清政府无奈之下，决定派曾纪泽兼任出使俄国大臣，与沙俄谈判修改崇厚擅自签订的条约。曾纪泽据理力争，与俄人反复谈判，历尽艰辛，终于达成《中俄改订条约》，虎口夺食，大大地挽回了损失，朝廷上下，交口称誉。

这位前母是曾纪泽的二女儿，曾跟着她父亲出使英国，接受西方自由平等的思想，在婚姻上能自作主张。她与父亲相识的时候，父亲只是曾府中一个办文书的小吏。父亲与这位出身侯门的小姐能够成就这段姻缘，与这位前母见识不群，思想新潮，没有世俗之见大有关系。当然，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曾纪泽思想开明，重人才而不重门第。

父亲与这位前母结婚时只有24岁，可称是少年夫妻，感情甚笃。这位前母因难产过世后，在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父亲一直鳏居。不但如此，在这位前母过世多年之后，曾家作为我家的一门亲戚，还一直与我们保持联系。记得我小时候，有曾姓前母的兄弟来我家，大人嘱咐我们称他作“舅舅”。

父亲娶的第二位妻子姓许，是父亲随慈禧太后西行的途程中娶的。因为时局动荡，到处兵荒马乱，虽然是明媒正娶的婚姻，但在当时只能是草草完婚，婚后也未能在一起从容地过活。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许姓前母去世后，我家与许家也就失去了联系。

父亲到广东做官后，生活相对说比较安定了，官也做得比较大了，一时遇不到门当户对的人家，地方官为了讨好父亲，送了他两个妾，一位姓胡，一位姓苏。按旧的礼俗，她们两位算是我们的庶母。胡姓庶母去世很早，苏姓庶母一直跟我们生活了很多年。

我的生母是父亲娶的第三位继室。她是盛宣怀的堂妹，名翰玉，号瑶华，与父亲结婚时只有十六岁。在政治上、经济上对清朝末年的国家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的盛家，肯于把这个十六岁的女孩子嫁给父亲，主要是看好他在庚子接驾之后得到慈禧太后的信任，希望在自己发展的道路上多一个帮手。盛家送亲的时候，据说动用了当时非常先进的运输工具——轮船，场面相当热闹壮观。有位朋友当时写了首长诗，记嫁娶的盛况和一路的风光，具体内容不记得了。

母亲嫁过来的时候，父亲身边已经先有了苏姓的姨太太。按名分说，母亲是嫡夫人，在家里应有很高的地位。但苏姓庶母年长，处世经验丰富，而母亲按现在的眼光看，还只是个女孩子，加上在盛家那样的环境里长大，比较单纯，所以在家里母亲并不能掌握主动权。为了怕母亲在家庭中受气，母亲嫁过来以后，很长时间外婆也在我家生活。我小的时候，经常是外婆带我。她是位非常慈祥的老人家，待我很好。

父亲对嫡庶之分看得并不重。他喜欢姐姐娥娟，老是夸她乖，而常常批评哥哥和我。特别是我，在父亲眼里似乎被看成淘气、喜欢耍小聪明、干不成大事的没出息的孩子。一面夸姐姐，一面批评我，惹得母亲很生气，有一次为此狠狠地打了我一顿。小孩子不懂事，长大以后才明白，自己糊里糊涂地挨打，并不是因为做了什么了不得的错事，而是因为嫡庶之间有矛盾，自己成了出气筒。

母亲喜欢音乐，一段时间对古筝发生兴趣，为了学古筝，家里专门请了人来教她。教琴的是一位远房亲戚，我们喊她七婶。她是一位大户人家出身的女子，从小受到严格的训练，喜欢画画儿，又精通音律，弹得一手好古筝。不幸的是，她的丈夫很早就去世了，留下一个男孩儿，家境不是很好。在我家教琴的时候，她有三四十岁，干净利落，不苟言笑，看上去很干练。那期间她儿子到我家来过几次，好像是希望通过父亲谋一份差事。

在七婶的帮助下，母亲弹琴进步很快，能够演奏不少优美的曲子。

烟台是口岸城市，比较开放。那时在当地，像母亲这样的官太太多少都要参与一些社会活动，母亲也曾被邀做一个女校的名誉校长。那所女校建在一座山上，是个名胜之处。母亲出席学校的典礼，照例也要致辞。她虽然没念过多少书，但文笔不错，应付这些事还是绰绰有余的。

母亲一生生有四子三女。在弟兄四人中，我是老二，生我的时候，母亲不到20岁。我上面有个大哥，叫吴宗兴，比我大三岁；下面有两个弟弟，三弟宗瀛，二十岁时得肺病去世了；四弟宗澄，多年在澳大利亚生活，已故去。还有三个姊妹，有的在台湾，有的在美国，基本上都不来往了。

养育这七个孩子，做母亲的非常辛苦。虽然家里雇用了几个佣人，烧饭、洗衣等都有专人负责，小孩子们吃奶，也都专门请了奶妈，但对我们兄弟姊妹操心最多的还是母亲。记得我小时候身体不好，得了一种怪病，当时叫做“鸬鹚咳”，不住声地咳嗽，还发出怪怪的声音。母亲带着我到处求医，跑遍了山东，还跑到天津、北京，才治好了我的病。

我11岁那年，1919年，母亲去世，只活了三十来岁。当时四弟出生只一个多月。外婆说，没娘的孩子，太可怜了。于是大人们商量，四弟由苏姨太带，认苏姨太做亲娘。

母亲的灵柩停在操场北头的过厅里，丧事办得很隆重，做道场，放焰口，停灵七七四十九天。我们做儿子的都要披麻戴孝，麻衣麻冠。道尹衙门的前身是一所师范学校，学校有个大操场，就在操场上搭了灵棚，设了经台，从福山县请来和尚念经。记得带头的和尚称灵峰和尚。母亲去世时正当壮年，对父亲而言是中年丧妻，对下面的几个弟弟妹妹而言是幼年丧母，全家人都很悲痛。但十来岁的孩子，似懂事似不懂事，天性还是贪玩好动，忘掉悲痛的时候，我就跟灵峰和尚学念经。那时我已经识些字，记得念的经忏里有《梁皇忏》之类的。七七里每一七都要办事，晚上念完经要放焰口施食。这本是一种吉祥道场，为的是替亡人救拔饿鬼，所以要召请各种孤魂野鬼来受食。被召的有屈死的、淹死的，从四川等各地来的鬼魂，念到最后总有一句：“如此等等之流，来受无遮甘露法食。”然后就撒馒头。道尹衙门周围的孩子们，特别是穷苦人家的孩子们，老早就在那里等着，馒头一撒下来，很快就被抢光了。

四十九天以后，母亲的灵柩要运回老家安葬。因为跟盛家的关系，招商局派了轮船。我跟着灵柩，坐着轮船，从烟台到上海，溯江而上，一直送到湖州。这是我第一次回到本乡，也是一生中唯一的一次。

母亲的死对我家影响极大，也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安葬了母亲之后，我跟着外婆到了上海，在舅父家生活了三四年；到父亲把家安在北京后，又命我离开上海，到了北京。所以自从母亲去世，扶榇归葬之后，我就离开了烟台，也结束了我的童年生活。

母亲故去以后，不记得是哪一年了，父亲又娶了一位继室。她是母亲的亲妹妹，名云华，字端玉。在北京的时候，就是这位继母陪着父亲，跟我们兄弟姐妹生活在一起。1948年冬天，这位继母在乘坐太平轮赴台途中遇难，距离父亲去世，已经过去了十二年了。

回过头来看我的家世，一边是旧的封建官僚，一边是巨商大贾。11岁之前在山东，印象最深的是道尹衙门，是父亲的书房；母亲去世后在上海，到15岁读完初中二年级，过的完全是另一种生活，15岁之后又奉父命来到北京。我的青少年时期主要是在烟台、上海和北京度过的，这三段生活对我的一生都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具体的情况留在下一章《我的童年和青少年》再向大家介绍吧。

【注释】

[1]曾纪泽本为曾国藩次子，但其兄两岁时夭亡，在成人的诸兄弟中，纪泽年齿最长。

[2]雷，雷州，治所在今广东南部海康县；琼，琼州，治所在今广东海南北部琼山县。按：清代官职道员在知府之上，“道”下辖若干个县。下文“高廉钦”、“惠潮嘉”等，也都在今广东、广西一带。

[3]丁忧，旧制官员父母亲亡故，按例应去职守丧，期满后称为“服阕”，可以重新做官。

[4]曾纪泽为人所书联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