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世非之而不加沮

毛泽东1913年考入湖南第四师范预科，第二年四师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他在四师求学期间，留下一本《讲堂录》。

1913年12月6日，伦理老师杨昌济（后为毛泽东岳父）讲修身课，其中引用了《庄子·逍遥游》中的名言：“举世非之而不加沮。”

毛泽东当堂记录：

郭筠仙以好名与好利判世代之隆污。汉人好名，魏人好利，晋名唐利，宋名元利，明名清利。

侯朝宗生长世族，善属文。黄梨洲曰：侯公子自不耐寂寞耳。

圣人之所为，人不知之，曲弥高和弥寡也，人恒毁之，不合乎众也。然而圣人之道，不求人知，其精神惟在质天地而无疑，放四海而皆准，俟百世而不惑，与乎无愧于己而已。并不怕人毁，故曰举世非之而不加沮，而且毁之也愈益甚，则其守之也愈益笃，所谓守死善道是也。（《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593页）

杨昌济曾经出国到日本和英国留学，是中国早期伦理学家。他的伦理思想有相当一部分保留在他的《达化斋日记》《论语类钞》等著作中。1917年下半年到1918年上半年，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讲授《伦理学原理》的修身课。当然，毛泽东的记录，是他1913年在湖南四师授修身课的内容。

从课堂笔记来看，杨昌济老师是在讲“圣人之为”与“圣人之道”。

杨先生首先举了郭筠仙和侯朝宗两个人的例子。关于这两个人的主张及行事，《毛泽东早期文稿》在注释中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郭筠仙，即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湖南湘阴人。清末外交官。引语见《郭嵩焘日记》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日（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卷，第471页）。又见《养知书屋文集》卷十《致曾沅甫》（岳麓书社1984年版《郭嵩焘诗文集》，第183页）。《文集》原文是：“自汉唐迄今，政教人心，交相为胜，吾总其要曰：名利。西汉务利，东汉务名；唐人务利，宋人务名；元人务利，明人务名。”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校订本）1914年11月21日所拟修身问题中，有“郭筠轩（仙）以好名好利判世运之隆污，能举其说与？”

侯朝宗，即侯方域（1618—1654），字朝宗，河南商丘人。父恂，因忤魏忠贤，曾两次被捕入狱。侯方域健于文，由于生长宦族，少年时行为颇放浪，常选妓征歌。江藩撰《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八《黄宗羲》中曾记宗羲对侯方域的议论：“在南都（今南京）时，见归德（今商丘）侯朝宗每宴以妓侑酒，宗羲曰：‘朝宗之尊人尚在狱中，而放诞如此乎！吾辈不言，是损友也。’或曰：‘侯生性不耐寂寞。’曰：‘夫人而不耐寂寞，则亦何所不至耶？’”（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校订本）1915年8月18日：“黄梨洲讥侯朝宗之不耐寂寞，盖不耐寂寞者无自得之乐，而有荣华之慕者。”）

“举世非之而不加沮”见《庄子·逍遥游》：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

庄子的意思是：所以说，那些才智可以充当一官半职的，品行可以亲合一乡人心意的，德行合乎国君要求而又能取信百姓的，他们自我感觉啊，也与这些小雀们并无区别。宋荣子（战国时期思想家宋钘）禁不住嗤笑他们。像宋荣子这样的人，全世界都赞扬他，他也不为此受到激励；全世界都非议他，他也不为此感到沮丧。他能确定自我与外物的区别，分辨荣誉与耻辱的界限，不过如此而已。他对于世俗的功名，不曾汲汲去追求。尽管如此，仍有更高的境界没有树立。

庄子在一定程度上赞美宋钘的人格精神，尤其赞美其“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杨昌济讲圣人弘道会遇到许多难处，如曲高和寡、无人响应、诽谤诋毁等。但是，圣人“不怕人毁”，因为他顽强认为自己的“道”是真理，而且“质天地而无疑，放四海而皆准，俟百世而不惑”！这里的“无疑”“皆准”“不惑”说的正是“圣人之道”的真理性特征。“道”是真理，才能“毁之愈甚，守之愈笃”！这与儒家孔子“死守善道”的主张有一致性。死守，顽强地坚守；善道，乃真理之道。

也就是说，庄子的“举世非之而不加沮”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道”的真理性，事业的正义性。否则，那只能是固执偏见，甚至是顽固谬论。

杨昌济把这个道理作为修身的大题目教授给毛泽东等学子，是希望他们做坚持真理、秉持善道的圣贤。无疑，毛泽东一生都在实践这条修身法则。

纵观毛泽东一生，勇于追求真理，敢于坚持真理，其“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的行为，举其荦荦大端可列三个方面：

在敌人的残酷剿杀中做到了“举世非之而不加沮”。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上了井冈山，后来又在中央苏区开展“红色武装割据”。国民党反动派尤其是湖南地方军阀恨透了毛泽东，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污辱漫骂，追捕剿杀，无所不用其极。毛泽东回忆：

红军在湖南有广泛的影响，几乎和在江西一样。湖南农民对我的名字很熟悉。因为国民党悬了很大的赏格不论死活要缉拿我、朱德和其他红军领导人。我家在湘潭的田地被国民党没收。我的妻子和我的妹妹，以及我弟弟毛泽民、毛泽覃两人的妻子和我自己的儿子，都被何键逮捕。我的妻子和妹妹被杀害了。（《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5页）

从大革命以后，毛泽东的名字不仅在江西为人熟悉，在他的家乡湖南，更被人一传十、十传百地传说着。他的威名，震慑了敌人，也累及了他的家人。

1930年8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统一军事指挥的指示，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军团和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合编为中国红军第一方面军，共三万余人，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随后，开赴长沙城下，执行中央命令，强攻长沙。围困十六日，大战数昼夜虽然屡有得手，却始终未能攻克。撤围后，红军就活动在赣南一带。

红军从长沙城下撤出后，湖南省清乡司令、省长何键心存报复，悬赏大洋一千元捉拿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10月中旬，杨开慧和她八岁的儿子毛岸英被捕入狱。在狱中，杨开慧经受了各种威逼利诱，甚至说，只要她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就可以马上获得自由，但都遭到她的严词拒绝。她对前去探监的亲友说：“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11月4日，杨开慧在长沙城浏阳门外的识字岭被枪杀，当时才二十九岁。

就在杨开慧牺牲的同时，连吃败仗气急败坏的国民党湖南省长何键派人挖毛家祖坟。何键和他的参谋们认为，国民党在江西围剿红军之所以不能得手，毛泽东之所以如此硬气，是因为毛家祖坟山地风水好，要打赢毛泽东，最后剿灭红军，非挖掉毛家的祖坟不可！何键派亲信副官熊道乾率一个连的兵力荷枪实弹，趁夜来到了韶山。可韶山的父老乡亲们得知何键的挖坟计划后，在当地党组织和地下党策划下，早就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他们把毛泽东祖父的墓碑放倒并深埋在土下，墓堆推平，栽上树、种上草，清理得不显任何蛛丝马迹。国民党兵们稀里糊涂挖了地主毛俊贤的祖坟回去交差。

毛泽东家在湘潭的田地被国民党没收一事，是指1929年1月30日许克祥的士兵在韶山大肆烧杀，并宣布抄没毛泽东的家产，还一把火烧了他的老屋上屋场。

悬赏抓捕、枪杀亲人、收田烧屋……国民党反动派对毛泽东的迫害可谓至矣，何止是“举世非之”。但是，毛泽东毫不“加沮”，照样坚持斗争，照样没有低下高贵的头颅！

在党内斗争受排挤受打压中做到了“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毛泽东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摸索和创立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进行武装斗争的路线。但是，从井冈山时期开始，他就受到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非难、打击、批判、撤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在回忆党内斗争中受排挤受冷落的境况时说：

我就受过压，得过三次大的处分，“被开除过党籍"，撤销过军职，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我就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我也不找任何人，因为说我搞宗派主义，什么邓、毛、谢、古。其实我连邓小平同志的面也没有见过。后来说在武汉见过，但是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可能见过没有谈话吧！那时。给我戴的帽子就多了。说什么山上不出马列主义。他们城里才出马列主义，可是他们也不调查研究，我又不是生来在山上的，我也是先在城市里，后来才到山上来的。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年，比他们多了点山上的经验。——1960年12月25日关于要工作人员搞调查研究的谈话。

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过“左”的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1965年8月5日接见一个外国代表团的谈话。

（转引自吴晓梅《倾听毛泽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152页）

毛泽东还说过，他政治生涯中有过大小二十多次挫折。这里他说的三次大的，分别是指：第一次，1927年11月秋收起义失败后被中共中央撤销湖南省委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甚至误传还开除了党籍。第二次，1929年6月在红四军七大上，前委书记一职落选。第三次，1931年11月中华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他名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实际上被剥夺了对红军的领导权。和前两次挫折相比，他落魄的这段时间很长，断断续续，可以说一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毛泽东后来说，从1931年到1934年，他在中央根本没有发言权。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阶段上，被称为土地革命时期，前后十年。这十年，是党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十年，探索这条道路的代表人物就是毛泽东，而毛泽东的路线并不合当时执行“左”倾路线的党中央的胃口，因而毛泽东也就在这十年里经历了他一生中最多的误解、冷落、排挤和打击，甚至可以说挫折接踵而至。1931年11月初，中共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会上毛泽东被指责是“狭隘的经验主义”“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

1933年王明“左”倾路线在江西搞反对“罗明路线”，批判“邓毛谢古集团”，就是冲着毛泽东来的。所谓“邓毛谢古”，即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邓小平，毛泽东的弟弟、苏区中央局秘书长毛泽覃，任江西省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的谢维俊，任寻乌县委书记的古柏。批判之后，四人分别被派往农村或撤换职务。博古曾对江西省委负责人说：‘“毛泽覃、谢维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

党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举世而非之”，并没有压垮毛泽东。他一方面坚定立场，不放弃自己的正确政治主张，说服党内同志接受自己的路线；另一方面，下决心多读些马列著作，并用卓有成效的工作弥补损失。经过正反经验的检验，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他的正确主张为党的决策层多数同志认可，他在党内的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取得了领导权。

在国际斗争的急风恶浪中做到了“举世非之而不加沮”。这集中体现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苏、美大三角关系的激烈外交角逐中。

1958年到1959年，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等反华势力掀起一股反华逆流。美国在台湾和西藏等事情上继续推行干涉我国主权和内政的帝国主义政策。中国于1958年炮击金门列岛进行了有力还击，捍卫了主权。苏联赫鲁晓夫集团推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企图从军事上控制中国。1958年赫鲁晓夫集团向中国提出建设长波电台和成立共同舰队问题，损害中国的主权；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双方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议，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1959年9月9日苏联塔斯社在关于中印边境事件的声明中偏袒印度当局；1959年10月，赫鲁晓夫在中苏会谈中和回国后对中国政策横加指责，污辱中国“像公鸡喜欢打架一样地热衷于战争”；等等。

1959年9月1日，毛泽东致信《诗刊》主编臧克家、副主编徐迟，内中说：

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六亿五千万伟大人民的伟大事业，而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大骂而特骂，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到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

（陈东林：《毛泽东诗词背后的人生》，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178页）

毛泽东在信中还引用韩愈的诗句：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11月，毛泽东读报有感，赋诗《七律·读报》予以反击。其诗曰：

反苏忆昔闹群蛙，今日重看大反华。

恶煞腐心兴鼓吹，凶神张口吐烟霞。

神州岂止千重恶，赤县原藏万种邪。

遍找全球侵略者，仅余中国一孤家。

（吴正裕主编，李捷、陈普副主编：《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27页）

这首诗表明，毛泽东面对国际上的黑云压城“大反华”，敢于横刀立马，挺立沙场，骁勇奋战。他冷嘲热讽，嬉怒笑骂，睥睨群丑。“今日重看大反华”！诗句鲜明地透露了坚持真理的凛然大义，不惧任何压力的豪犷气度，洋溢着自信、自强、自主、自立的精神。

12月4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林彪、陈毅、康生、王稼祥、贺龙、谭政、陈伯达七人，举行了国际形势及对策问题讨论会。在讲话提纲中，他第一次提出了在国际上“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他写道：修正主义是否已成了系统，是否就这样坚决干下去？可能是这样；可能还可以改变。可能要坚持一个长时期（例如十年以上）；可能只坚持一个短时期，例如一、二、三、四年。

他回顾了一九四五年以来的中苏两党分歧。这样批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他对中国极为恐慌，恐慌之至。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

他列举了当前国际上出现的反华大合唱：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继续对中国实行封锁，美国一方面唆使国民党蒋介石不时从东南沿海对大陆进行骚扰，一方面利用与日本签订的“安全条约”、在韩国驻扎的重兵、在越南扩大的战火，形成了一个对中国的月牙形半包围圈。印度政府的一些领导人，乘中国西藏发生叛乱之机，挑起边境纠纷和武装冲突，并直接干涉中国内政。就在这时，中国与北面的社会主义邻国苏联的关系也急剧恶化，赫鲁晓夫提出的设置联合舰队、长波电台主张未能如愿，便单方面撕毁了向中国的国防新技术援助协定……这些鼓噪和包围，都使毛泽东想起了二十年代初期帝国主义掀起的反对列宁创建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恶浪。正是“反苏忆昔闹群蛙”。

然而，毛泽东的骨头是硬的。他轻蔑地观望着“举世而非之”的一切，这样写道：

反动派大反华，有两件好处：一是暴露了反动派的面目，在人民面前丧失威信；二是激起世界大多数人民觉醒起来，他们会看到反动的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修正主义是敌人，是骗子，是黑货，而中国的大旗则是鲜红的。

全世界极为光明。乌云越厚，光明越多。

（陈东林：《毛泽东诗词背后的人生》，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181—182页）

在茫茫的夜幕中，才显出灯塔的夺目光焰。因此，他“今日重看大反华”！

“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兴。”“乌云越厚，光明越多”！这就是毛泽东的政治个性！

只有主义至真之人，意志至坚之人，心胸至广之人，才能做到“举世非之而不加沮”！

毛泽东以一生的实践证明了这是一种至高至上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