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1947年东北野战军的冬季攻势结束后，国民党军队被分割包围在沈阳、长春、锦州三座孤城。分别由卫立煌、郑洞国、范汉杰率兵防守。东北国民党军共四个兵团十四个军四十四个师（旅）约五十五万人。卫立煌采取集中兵力，重点守备，确保沈阳、长春、锦州，并相机打通北宁线的方略，企图维持现有局面。一旦形势不利，亦做从陆上经北宁线或从海上经营口、葫芦岛撤回关内之准备。

此时东北野战军总部司令员是林彪，政委是罗荣桓，参谋长为刘亚楼。敌我力量对比为五十五万人比一百零三万人。“东野”已经处于战略进攻的优势。

东北的形势对国民党极为不利。蒋介石在东北的精锐部队已陷于绝境，而关内各战场形势也在逐渐恶化。为了巩固关内，他想放弃东北，将陷于绝境的精锐部队拯救出来，因而一再要求卫立煌打通沈锦线，将沈阳主力调往锦州。

卫立煌不愿承担放弃东北的罪责，因而与蒋介石产生尖锐矛盾。蒋介石为了亲自说服卫立煌，于1948年4月1日将卫立煌召到南京。蒋介石说：“沈阳、长春交通断绝，几十万人的补给全靠空运，政府已经无法维持。”“只要不将主力撤出沈阳，东北部队补给由我负责，”卫立煌说，“我去请美国顾问团帮助运输。”蒋介石无可奈何，只好说：“只要你对部队的补给有办法，暂时可不撤往锦州，但是一俟整训完成，仍要赶快打通沈锦线。”

4月2日清晨，曾在抗战期间任外事局翻译官的补给司令刘耀汉，陪卫立煌去拜访美军顾问团长巴大维，巴大维同意尽力协助。

上午十一时，卫立煌再见蒋介石。蒋介石答应按卫立煌的计划，先巩固长春、沈阳、锦州三大战略要点，待部队整训完毕，再主动打通沈锦线。蒋、卫之间的争端告一段落。卫立煌回到沈阳，开始整训军队。

到了5月初，蒋介石借口整训差不多了，旧事重提。卫立煌仍不同意，再派廖耀湘、赵家骧和罗又伦到南京向蒋介石申述利害。蒋介石一心要实行自己的计划，他先后示意廖耀湘和范汉杰，只要打通了沈锦线，撤出东北主力，就将卫立煌的权力交给他们。结果，蒋介石打通沈锦线撤出东北主力的计划无法实现，反倒闹得卫立煌与部将矛盾重重，无法统一指挥。

蒋介石有飞机，因此，他与部将的争论基本上是“面对面”的。而毛泽东与林彪只能在电报里“电对电”的争论。“东野”冬季战役正在进行时，毛泽东就于2月7日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

究竟打何地之敌为好，依情况决定。但你们应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蒋介石曾经考虑过全部撤退东北兵力至华北，后来又决定不撤。这主要是因为南线我军尚未渡过长江及北线我军尚未给蒋军以更大打击的缘故。但最近你们已连续取得几次大胜仗，如果你们再有几次大胜仗，杨罗杨又出平绥、出冀东，南线我军又有积极行动，蒋军从东北撤退可能性就将突然增长，其时间可能在夏季，或更早一点。因此你们应准备……应付上述可能的新形势。……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东北野战军应利用冰期歼灭大批敌人》《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91页）

毛泽东是立足全国战场考虑东北战局，林彪则主要是立足东北战场来考虑打击方向。

采取什么方法打？战略进攻的突破口选在哪里？林彪一直举棋不定。他整天在地图前“打坐”，迟迟定不下决心。毛泽东的电报频频传来，罗荣桓和刘亚楼的建议也在林彪的耳边时时响起。林彪对此一概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照旧在心里把他关于战争的“算盘珠子”不紧不慢地拨弄。

毛泽东的战略设想很明确：切断东北与华北的联系，造成“关门打狗”的态势，将东北之敌就地歼灭。很显然是要先打锦州。

林彪不愿冒险攻锦州，因那里有十五万重兵把守，城防工事坚固。而且，南下北宁线容易受到沈阳敌军的侧击，攻锦州弄不好会被敌人“东西对进，夹击围歼”。他认为长春之敌最弱，又离解放军后勤基地最近，沈阳之敌出援困难，且远水难救近火。

那时，林彪在东北已经树起了“军事权威”的形象，虽然东北局对此进行了反复讨论，但是最终定下的还是林彪打长春的方案。

4月18日，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谭政联名给毛泽东发去电报。电报中说，东北我军在目前进行的政治、军事训练结束后，拟于5月中下旬集结九个纵队攻打长春和阻击援敌，力求在半月左右时间内打下长春，结束战斗。目前只有打长春的办法好，其他意见，如打铁岭、抚顺、本溪，新民，如打义县、攻锦州，如向锦州、唐山之线进击，所遇敌军甚强，我军粮弹衣服不济，困难比较多。故均不适应。

“东野”总部这个方案报到西柏坡，毛泽东看后怒从心起，大发雷霆。他把燃着的一支烟，捏在手中捻碎，对周恩来道：

“又是一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看他胆子太小，三月就叫他南下北宁线，两个多月了，还是这个态度，要不然我去东北算了。”（魏碧海：《毛泽东下决心锦州一搏》，《新闻出版报》2001年3月19日摘自《第四野战军征战纪实》，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毛泽东将林彪等“东野”首长执意打长春、暂不执行军委“南下北宁线作战”的作战意见，批评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已是很严厉的批评了。

4月22日，毛泽东经与周恩来等人商量，考虑再三，还是有条件地同意了林彪首先进攻长春的作战计划。同一天拍给“东野”首长的电报中说：

（一）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意见。……（三）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你们所说打沈阳附近之困难，打锦州附近之困难，打榆锦段之困难，以及入关作战之困难等，有些只是设想的困难，事实上不一定有的。有些是实际的困难，在你们打开长春南下作战时会要遇着的，特别在万一长春不能攻克的情况之下要遇着的。因此，你们自己，特别在干部中，只应当说在目前情况下先打长春比较有利，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可先打长春但不应强调南下困难》《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55页）

5月中旬，林彪用两个纵队试打长春。果然如毛泽东判断的那样，“东野”发现长春守敌比原来估计的要强大，出现了一时之间“长春不能攻克的情况”。于是，改强攻为“长围久困”。东北局讨论决定以一部兵力围困长春，主力南下作战。7月20日和22日，“东野”给中央军委两封电报都是这个意思。毛泽东接到“东野”这一计划，扔下饭碗，走过去拿起毛笔自语道：“这个弯子好难拐哟。这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他坐下来写道：

向南作战具有各种有利条件，我军愈向敌人后方前进，愈能使敌方孤悬在我侧后之据点被迫减弱或撤退，这个真理已被整个南线作战所证明，亦为你们的作战所证明。攻击长春，既然没有把握，当然可以和应当停止这个计划，改为提早向南作战的计划。……现在你们已经将注意力移到向南作战方面，研究南面的敌情、地形、粮食等项情况，看出其种种有利的条件，这是很好的和很必要的。并且应向全军指战员首先是干部充分说明这些条件，以鼓励和坚定他们向南进取的意志和坚定他们的决心。（《林罗刘部应作好南下作战的各种准备》《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42页）

毛泽东再次明确指出：“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林彪在雨季中又“面壁”了十几天，终于下定决心，准备雨季结束后，南下打锦州。

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指挥十四个师防守义县至山海关一线，主力位于锦州地区。

9月12日，“东野”发起辽沈战役。大军首先出击北宁线，至10月1日，各部先后攻克兴城、义县，占领了塔山、高桥，把北宁线锦州至山海关段之国民党军分割在锦州和锦西、葫芦岛以及秦皇岛、山海关三个地区，并迅速包围了锦州，完成了攻锦部署，完全切断了国民党军东北与华北战略集团的陆上联系。

遵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关于迅速攻克锦州的指示，“东野”决定以六个纵队共十六个师和炮纵主力二十五万人，攻歼锦州之敌。

10月14日十一时，“东野”攻锦部队在扫清锦州外围据点后，向锦州城发起总攻，并迅速突入城内，向纵深发展进攻。经三十一小时激战，于15日晚攻克锦州，全歼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和第六兵团司令部等计十万余人，俘范汉杰及第六兵团司令官卢浚泉。

锦州被攻克，东北蒋军与华北蒋军的“扁担”被从中间折断，协同作战几不可能。“东野”形成“关门打狗”之势，战场地位极为有利。果然，锦州陷落，长春守敌起义的起义，投诚的投诚；廖耀湘指挥的“西进兵团”，在向营口和沈阳撤退途中，在运动中被歼灭；沈阳守军见大势已去，士无斗志，将无决心，很快土崩瓦解。东北全境解放。

东北解放战争战场上，在战略打击方向判断和战略兵力调整上，我军和蒋军的大本营统帅与前敌总指挥之间，都发生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问题——尽管他们争论的出发点、性质和结果不一样。蒋军的争论焦点，是固守沈阳等几个战略要点和北宁线，还是收缩兵力放弃东北力保华北；我军争论的关键之点，是“东野”首先南下北宁线斩断蒋军东北集团与华北集团的联系，还是先打北线蒋军守备薄弱的长春。

蒋介石和卫立煌都有几十年的征战历史，就战略眼光和战争指导经验论，也绝非等闲之辈。仅就东北战事来说，在“东野”越战越强，战场主客易位，蒋军已处于战略颓势的情况下，蒋氏收缩兵力撤兵关内的构想，还不能说是一着臭棋。否则，毛泽东远程奔袭攻取锦州的战略决策的高明之处，就失去了前提条件。卫立煌“君命有所不受”也有自己的“盘算”：一是害怕背上丢掉东北的历史罪名，二是过分依赖美军的战争物资援助，三是相信自己的指挥水平，以为“东北剿总”还有能力支撑危局，挽回败局。战局结果却表明，蒋氏在此战中虽有“撤兵关内，力保华北”的明智“君命”，但左右徘徊，犹疑不定，得计迟，行动缓，终失战机；卫氏的“君命有所不受”，虽然事出有因，但确是把几十万大军丢在东北战败南逃的原因之一。卫氏后来几经曲折，终于弃暗投明，奔向民主阵营，投入人民怀抱，那是后话，此处可以置而不论。

比较卫氏的“君命有所不受”，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的“先打长春，后打锦州”战役谋划，还不是出于个人的不良动机。历史地看问题，西柏坡大本营与哈尔滨双城“东野”总部之间“电对电”的争论，均属战争指导中正常行动的范围之内，目的都在于取得更大更好的战争利益。不同的是，毛泽东考虑全国战局多些，林彪考虑东北战局多些。毛泽东虽然批评林彪“又是一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而且话语之中有些负气、怨气甚至怒气，但是并不认为林彪拥兵自重，不听号令，别有图谋，党委制也限制了个人私心野心行为。毛泽东较多的是做说服工作，甚至一个短时期内同意了林彪“打长春”的方案，待“东野”初攻长春不克转过认识的“弯子”，毛泽东才严令他们先打“锦州、唐山一线”。这说明，毛泽东与中央军委的“君命”，在执行中也含有纪律性与民主性（即三大军事民主）的统一。林彪的“不受君命”仅仅是“有所”，并不是毫无限制，肆意妄为。他把自己的作战设想多次拿到东北局党委会议上讨论，多次向西柏坡发电报陈述具体理由，在打长春出乎意料后，转而执行“君命”，南下作战，攻锦州，克沈阳，围歼廖耀湘兵团，富有成效地实现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也是历史事实。

应该说，在“君命”与“将令”的碰撞与协调中，毛泽东等大本营统帅与林彪等前敌总部将领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最终达到了战役指挥的一致性和有效性，这也是辽沈战役取得歼灭敌人五十余万、解放东北全境伟大胜利的原因和保障。

一般情况下，“君命有所不受”的孙子用兵原则，用于承认或下放指挥权限。毛泽东在东北战场上运用这个原则，则是“反其意而用之”，批评下级理解上级意图缓慢有距离，对下级的固执己见耐心说服，给予纠正。这也是对《孙子兵法》的灵活运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