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出版的《孙子兵法》

延安时期，在极其需要也是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决定组织和出版一套包括《孙子兵法》在内的《中国军事思想丛书》。这套丛书在炮火硝烟中几经辗转，现在保存在北京西山脚下的军事科学院图书馆。

军事科学院图书馆，它的前身是创建于延安时期的中共中央军委四局图书资料室。当年，那几孔窑洞组成的军事图书资料室，主要保障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机关人员的学习查询。

1947年3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直逼延安。党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等人暂时撤离，转战陕北。危难之际，如何安全转移这批党和军队的珍贵兵书和重要历史档案资料？周恩来副主席考虑再三，把这项重任交给了他的军事高参童陆生，由他负责从王家坪东渡黄河向晋西北的三交镇转移。

运输工具少，几经轻装，带不了的物品就地销毁，一些图书资料也未能幸免。童陆生和随队参谋宁文俊，把刘伯承亲自翻译的苏军《兵团战术概则》《合同战术》和《红一方面军长征记》三本书，又从火堆里抢了回来，装进自己的背包里。过了黄河，转移的车队和人马又走了一天才到达目的地——三交镇附近的双塔村。

这时，石家庄又遭国民党军的进攻，按照党中央指示，他们又将这些图书资料转移到深山里。1948年，中央和军委转移到了西柏坡后，童陆生才把这些军事图书和档案资料转移到石家庄附近的南新城村华北军政大学，交给了当时负责全军军事训练的叶剑英。叶剑英看到这些图书资料非常感动。他深知这些图书资料对党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性，立即提出恢复建立军委图书资料馆。不久，童陆生被任命为第一任馆长。1958年3月，多次改变隶属关系的军委四局图书馆划归军事科学院，成立了军事图书馆，并逐渐发展成为我军高级军事科研机构研究军事理论的重要咨询服务保障部门。童陆生又被任命为馆长。

存放在军事图书馆里这套《中国军事思想丛书》，书页烟熏火燎，陈旧泛黄，令人看着有一种超越时空的感觉，不能不想到战火纷飞年代里它们的“漂泊史”。

这是一套半个世纪前出版的兵书。从那粗糙的纸张和简朴的装订，可看出当时出版条件的简陋。据馆流通室主任田文孝介绍，正当抗日烽火熊熊燃起的时候，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决策者深深感到，要战胜强大的敌人，提高指挥员的军事指挥才能是当务之急。于是，决定出版一套《中国军事思想丛书》，即：《孙子》《吴子司马法》《六韬三略》《尉缭子》《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解》6本书。当时，出版这套书最大的困难是缺少纸张，为此，中央多次派人到敌占区买纸，由于条件所限，这套兵书印量很少。（包国俊：《走进我国最大的“兵书城”》，《解放军报》1998年2月6日）

延安出版《中国军事思想丛书》，分作六本，其中《吴子司马法》《六韬三略》是四部书合编为两本。这套丛书实际是八本，即《武经七书》的七部书加上《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解》。这套丛书能够出版，显然也是毛泽东为《孙子兵法》等中国古典兵法正名的结果。想想在中央苏区时，“左”倾领导者痛斥《孙子兵法》《曾胡左治兵格言》“不合时代”，批评“博览的同志”把半个世纪前的曾国藩“作为兵法之宝”，只能让“敌人专有”！而今在延安堂而皇之地公开出版这些书，而且作为“提高指挥员的军事指挥才能”的“当务之急”，变化之大，令人惊讶！在中国革命战争中，首先给《孙子兵法》以科学地位的，首推毛泽东；在反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革命队伍官兵中普及《孙子兵法》的，也首推毛泽东。

延安时期，毛泽东带头在自己的军事著作中引用《孙子兵法》，率领机关出版以《孙子》为龙头的《中国军事思想丛书》，有利于形成向优秀古典兵法学习借鉴的氛围，对“提高指挥员的军事指挥才能”，确实起到了助推作用。

以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为例。他是一位刻苦学习、能文能武的战将。1941年，四师在豫皖苏反顽斗争结束后，进驻到洪泽湖畔休整训练，司令部设在湖畔的一个叫半城的古镇上。彭雪枫想趁此机会好好地读读书，就在半城镇东首找了间旧庙，同志们替他打扫干净，一桌一椅给他布置个“书房”。庙虽旧小，倒很清静。庙的东面近临洪泽湖，启窗望去，红日朝霞，碧涛万顷，使人心胸廓朗。庙内只有一两个和尚，除去晨钟暮鼓外，也没有什么干扰。就在这里，彭雪峰发愤地读着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列宁选集》以及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孙子兵法》等古今中外的政治军事经典名著，每每苦读至深夜。就在这样的刻苦学习中，他结合以往实际经验继写《游击战术》一书之后，又写出了《战略战术讲授提纲》，作为当时抗大四分校讲课的教材。这对提高干部的军事素养起了很大的作用。

读《孙子兵法》，彭雪枫精神愉快，他在给夫人林颖的信中说：

“（《孙子兵法》）十三篇，已读七篇，且已成诵，对这些书，我决朗诵多遍以求会背。学习是非咬牙不可了。”（林颖：《彭雪枫家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61页）

像毛泽东一样，彭雪峰读兵书信奉学以致用。

1942年10月，彭雪枫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指出“大规模的‘扫荡’将有来临之一日”的警告。果然，“扫荡”很快到来了!日伪军对苏皖边区的大“扫荡”于同年11月15日开始了。敌向苏皖边区的大“扫荡”分为五路：一路由泗县到青阳；一路由宿迁南下；一路由淮阴高良涧到蒋坝；一路由盱眙到洪泽湖；一路由五河到郑集。日伪军企图一举歼灭新四军四师主力及淮北苏皖边区党政机关于洪泽湖沿岸。其兵力为步兵六千五百到七千人，骑兵六百余，坦克两辆，汽车一百二十辆，汽艇九艘，飞机七八架。

彭雪枫在分析判断敌情时认为：“敌人此次‘扫荡’规模将是全面的，时间将是长期的……战术将是长驱直入，分区‘扫荡’，反复‘扫荡’。以骑兵及伪军吸引我主力，而以主力并机械化部队实行包围突击。”会议经过讨论，大家见解一致，“遂决定此次反‘扫荡’的战役方针为：第一步，主力跳出敌之合围圈，以一部并地方武装就地坚持，与敌纠缠。第二步，转移于敌之来路侧翼和后方，协同我处于敌之最后方部队（如宿东、邳睢铜）打击敌人实行破击战。第三步，如敌伪建立据点，则制造并寻找其弱点而袭击拔除之。”

彭雪枫还鉴于敌人在武器、弹药、行动速度上都处于优势，提出要采取巧妙灵活的游击战术，以主力部队断然地跳出敌之包围圈，跑到敌之外线，迂回敌之侧后，实行打击敌之尾，使其不能不回头的战术。“只有这样，才能缩短敌之‘扫荡’时间，才能缩小敌之‘扫荡’范围，才能乘其收兵后退之际，集中力量聚歼敌之一路或数路!”彭雪枫接着解释道：

“这种战术方针，即我国古代兵学家孙子亦曾加以提倡，如在他的《军争篇》中即说：‘是故朝气锐（敌初来时势甚锐猛），昼气惰（懈怠了），暮气归（情绪低落不愿徒劳再进了）。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乘其怠懈罢兵之际而聚歼之），此治气者也。’老子也曾说：‘飙风不终朝（大风不过一个早晨），骤雨不终日（猛雨顶多下一天），孰为此者？天地（自然界的规律）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狂风暴雨尚不能久，而况于日本军阀乎？”（《彭雪枫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第五一八页）

并以点睛之言指出：“我们的战术指导要领，是依据既定的战役方针，力争为‘大弱者中的小强者，大劣势中的小优势，大不利中的小有利，大被动中的小主动，大包围中的小包围，大‘扫荡’中的小扫荡，大封锁中的小封锁，大内线中的小外线作战”。“总之，在避免被动，争取主动”的战斗中“粉碎敌之对我大‘扫荡’。”

这一次反“扫荡”历时三十三天，是淮北苏皖边区军民所进行的一次最大规模的反“扫荡”战役。虽然根据地人民遭受了日伪军烧杀抢掠，但是我军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毙伤敌六七百人，俘虏三百余人，缴枪三百余支，我方伤亡仅二百余人，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党政及后方勤务机关人员、资料均无损失!老百姓欢喜非常，都说新四军是诸葛亮，计谋高，打仗好。

在延安，毛泽东不仅要求军事指挥员读《孙子》，也要求党政干部读古代兵书。

范明是中共地下党派往国民党第三十八军的统战部长、组织部长。据他回忆：1942年秋在延安，有一天他到毛泽东住处，汇报赵寿山具备三个条件可以入党。毛泽东听完，屈着三个指头许久没有伸开来，深深地吸了几口烟，闭着眼睛沉默了一会儿，

忽然问我，读过《六韬三略》《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吗？我说：“读过。”“读过了好，做统战工作不但有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基础，还应有中国古老哲学的方法论。中央原则上同意赵寿山的申请，可作为一个特别党员。但为了防止暴露，不举行入党仪式，不办理入党手续，在党内不公开。待时机成熟后，再追认党籍，党龄可以从‘双十二’算起。”（范明：《枣园初见毛主席》，《党的文献》1995年第4期，第61页）

毛泽东深入地读《孙子兵法》和《六韬三略》等古代兵法以及军事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从中读出了“中国古老哲学的方法论”。30年代末期和40年代初期，是毛泽东研究军事学和哲学、史学、文学最下功夫、最为活跃、最有创见的时期。他从《孙子兵法》中发现了宝贵的东西：有助于活跃思想、有助于处理工作中各种矛盾的方法论。在国民党军队中做统战工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讲中国古老哲学方法论，易于为对方所接受；讲唯物辩证法则与对方难于沟通，也容易暴露。他与范明谈话，看似随意，其间的思虑和顾虑都很精细而有深度，思想高度和策略高度都超迈群伦，绝非凡夫俗子的泛泛之论。

“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毛泽东此时对《孙子兵法》思维方式的整体把握，以及在实践中灵活巧妙地运用，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