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子书上这句话

1936年冬，毛泽东在陕北保安红军大学一科，为学员们做关于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的讲演。

此后，他广泛听取学员们的意见，仔细增删修改，于12月底将演讲稿整理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军事著作。通过学习、讨论和研究，把中国革命战争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上升为理论。

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这部著作未能全部完成。但仅从已经发表的部分中，我们即可看到至少有下列七处是对《孙子兵法》的引用和阐发。

第一处是：

“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了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第201页）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出自《孙子兵法·谋攻篇》：“故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

第二处是：

“如果进攻之敌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超过我军甚远，我们要求强弱的对比发生变化，便只有等到敌人深入根据地，吃尽根据地的苦楚……才能到达目的。这种时候，敌军虽强，也大大减弱了，兵力疲劳，士气沮丧，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红军虽弱，却养精蓄锐，以逸待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第201页）

“以逸待劳”一语出自《孙子兵法·军争篇》：“以近待远，以佚（逸）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

第三处是：

“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第201页）

“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一语出自《孙子兵法·军争篇》：“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

第四处是：

“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第201页）

“示形”语出《孙子兵法·计篇》：“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孙子兵法》中没有“示形”一词，只讲了四种“示形”办法。“示形”是毛泽东依据《计篇》“四示”的概括。

第五处是：

“退却开始时机的问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及时退却，使自己完全立于主动地位，这对于到达退却终点以后，整顿队势，以逸待劳地转入反攻，有极大的影响。江西粉碎敌人第一次、第二次、第四次‘围剿’的战役，都从容不迫地对付了敌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第201页）

“以逸待劳”一语出自《孙子兵法·军争篇》，已见第二处所引。

第六处是：

“人民赞助、良好阵地、好打之敌、出其不意等条件，都是达到歼灭目的所不可缺少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第201页）

“出其不意”语出《孙子兵法·计篇》：“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第七处是：

“但是开始准备的时机问题，一般地说来，与其失之过迟，不如失之过早。因为后者的损失较之前者为小，而其利益，则是有备无患，根本上立于不败之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第201页）

“立于不败之地”出自《孙子兵法·形篇》：“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毛泽东引用和阐发《孙子兵法》内容较多的一部军事理论著作。共引七处六条（“以逸待劳”引用两次），其中明引三处，暗引四处，涉及《孙子兵法》的《计篇》《谋攻篇》《军争篇》《形篇》。

史实证明，到陕北（保安与延安）以后，毛泽东花相当功夫深入研究了《孙子兵法》等军事著作，并吸取其精义，把握其精髓，达到了熟烂于心灵活运用的境地；不能以一般性的接触闻知、浏览翻阅相看待。

毛泽东在陕北钻研《孙子兵法》等古今中外军事名著目的明确：为着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经验教训，构建我军的军事战略和军事路线。

关于此点，他自己有明确说法：

1960年12月25日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说，到陕北我看了《孙子兵法》等八本书——

“那时看这些，是为写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57页）

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正确的策略只能在实践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时说：

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的军事学。有人讲我的兵法靠两本书，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孙子兵法》当时我就没有看过。在遵义会议上，凯丰说：你那些东西，并不见得高明，无非是《三国演义》加《孙子兵法》。我就问他一句：你说《孙子兵法》一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请你讲讲。他答不出来。我说：你也没看过，你怎么晓得我就熟悉《孙子兵法》呢？凯丰他自己也没看过《孙子兵法》，却说我用的是《孙子兵法》。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得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统统都忘记了的。打仗的时候要估计敌我形势，很快做出决策，哪个还去记起那些书呢？你们有些人不是学过四大教程吗？每次打仗都是用四大教程吗？如果那样就完全是教条主义嘛!我不是反对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非有不可，我这篇文章里头也讲了的。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打仗离不开调查研究》《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版，第一一七—一一八页）

看来，毛泽东在陕北下功夫研读《孙子兵法》等古今中外的军事名著，写出系统的军事论著，进行军事理论创立，并非偶然。与他决心清算“左”倾教条主义者错误军事主张，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大有关系。

在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之后，毛泽东还有两次明确引用《孙子兵法》之处：

1937年8月，他在《矛盾论》中说：

……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孙子论军事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他说的是作战的双方。（《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312—313页）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做《论持久战》的讲演，强调“知彼知己”对认识战争现象的重要，他说：

……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490页）

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论持久战》等论著，还实现了一个愿望，那就是为《孙子兵法》正名，为“《孙子》罪案”辩冤。毛泽东在论著中引用孙武子的名言后，时而说“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时而说“孙子的规律”，时而说“仍是科学的真理”。这是对孙子学说的科学评价。而“左”倾领导者则判定《孙子》是“不合时宜的东西”，是敌人“专有”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兵法”的东西，运用《孙子》于革命游击战争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两种评价，可谓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