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决定由毛主席写”

我们把结论放在本篇第二节来说，也是为了与前两篇文章有文脉上的直接联系。现在我们回头追溯毛泽东保安（延安）品读《孙子兵法》的来龙去脉。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落脚保安后，特别是在1936年，毛泽东有一段时间能够比较集中地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和理论概括。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为实现北上抗日的方针，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红军主力历时一年，纵横十一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宣告胜利结束。

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和《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瓦窑堡会议全面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决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提出了“把国内革命战争同民族革命战争结合起来”的军事指导思想，同时规定把红军行动与苏区的主要发展方向放在东面的山西和北面的绥远等省，明确提出了“抗日反蒋，渡河东征”的战略指导思想。

这次会议期间，还正式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这次会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解决的是政治路线问题；《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解决的是军事路线问题。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已经十分注重总结红军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继遵义会议之后，进行军事理论、军事战略上的拨乱反正。如《决议》所说：

反对先发制人，执行后发制人（一般的）。后发制人，即诱敌深入，不是所谓“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宁都会议及其后），而是内线作战的正确原则。

反对只“打”不“走”的拼命主义，又要打，又要走，自然走是为了打的。战争方式的游击性，即没有固定战线，这是由于技术条件落后而决定的中国红军作战的特点，也正是过去军事指导的长处。在这里反“游击主义”是错了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毛泽东在吕梁》，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9页）

十分明显，这是军事路线、军事战略上的正本清源，把颠倒的是非又颠倒过来。从宁都会议以后到遵义会议以前（1932年10月至1935年1月），毛泽东诱敌深入、运动歼敌和游击战“十六字诀”一概被批判为“游击主义”“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而《决议》申明这是“正确原则”，反对这些原则“是错了的”！

此时，毛泽东把注意力集中到党的军事路线上来。他说：“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这就必须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从中做出新的理论概括。

瓦窑堡会议后，李德又不同意会议通过的东进的军事战略方针。他在1936年1月，向中共中央提出书面意见，根据敌我力量悬殊的状况，主张“巩固与发展苏区创造新根据地”，武断地认为“我们转入进攻是过早的”，“政治准备不充足”，结果就会“退却和逃跑”，以反对会议决定的“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李德：《关于红军渡过黄河后的行动方针问题的意见书》，1936年1月27日）。

这种离开“发展”来谈“巩固”的主张，又是在重复他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那种单纯防御战略。从当时陕北的实际情况来看，更是不适宜的。毛泽东立刻指出，它是在革命进攻下的保守的单纯防御战略。

这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晋西开会时，讨论了李德的《意见书》，许多人在发言中批评李德的错误主张，并且做出决议：“战略决定由毛主席写。”（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6年6月26日）。这件事，也促使毛泽东下决心系统地总结十年内战时期在军事斗争上的经验教训，写出理论著作来。

这个背景很重要。它告诉我们，毛泽东是为着研究战略问题、是为着写“战略决定”而开始了保安（延安）的读书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