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犹不及”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

早期弟子子贡（端木赐）与老师孔子，讨论另外两名后期学生子张与子夏的表现。《论语·先进篇》第十六章记载：

子贡曰：“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

（子贡）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师，姓颛孙，名师，颛孙师又称子张，鲁国人，一说陈国人。商，姓卜，名商，卜商又称子夏，卫国人，一说晋国人。二人都是孔子后期（后进）学生。

本意大意是：子贡问孔子：师（子张）与商（子夏）哪个贤德一些？孔子评论说：子张行事容易过头，子夏则相反，常常不及。子贡于是又问：“那么是子张好一些吗？”孔子回答说：“过头和不及一样，也不好。”

本意核心思想在孔子最后的答话：过犹不及。这被看作孔子一个卓越的哲学命题。朱熹注：“道以中庸为至。过虽若胜于不及，其失中则一也。”（《四书集注·论语集注》）孔门儒家以中庸之道为最高美德，认为任何事物均有一定的度量界限，“无过无不及”，超过或达不到这个度量都是错误的。

孔子认为过分和不及一样，都不好。那么，怎么样才是好呢？ 叫无过无不及，既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朱熹作《四书集注》，在注到《中庸》的时候讲：“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就是既不过，也不不及，就叫作中。这个中不是调和折中；中的概念，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或者用我们现在一个词，就是适度。

现在，“过犹不及”已经成了成语，由于“过”和“及”并用时，是动态的，给人以量的递进或增减的动感，似乎有一个上下限和介于二者之间的“中”存在，所以孔子这话被看作是他对中庸思想的发挥，和现代人关于度的概念很接近了。匡亚明就说过：“可以认为‘过犹不及’的思想，或者说无过无不及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质与量的辩证关系，亦即度量的观念。这就是说，一定的质是与一定的量联系在一起的，量的过与不及都会改变事物的质。为了保证事物具有一定的质，必须既反对过，又反对不及。”（匡亚明：《孔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06页）毛泽东更说：“孔子的中庸思想……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7页）

过犹不及：孔子哲学思想的方法论命题。意谓超过事物一定的界限与未达到一定界限同样是错误的。“过犹不及”命题含有辩证法因素，即关于事物的质规定着量的界限，“过”与“不及”都会影响事物质的改变。

“过犹不及”作为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论，毛泽东或他的老师很早就注意到了。

1913年12月13日以后，湖南省立第四师范袁仲谦老师在课堂上讲到唐代韩愈《改葬服议》一文时，毛泽东在课堂笔记《讲堂录》中记道：

“曰不然。易之与戚，则易固不如戚矣。虽然，未若合礼之为懿也。俭之与奢，则俭固愈于奢矣。虽然，未若合礼之为懿也。过犹不及，其此类之谓乎。”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608页）

韩愈议论改制葬服，其观察问题的方法正是“过犹不及”。他以“易与戚”和“俭与奢”比较，虽然“易固不如戚”“俭固愈于奢”，可是都“未若合礼之为懿”。懿者，美、好也。“合礼”即是中，“合礼之为懿”即至中则为美好。韩愈主张改制葬服要行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这是学生毛泽东从韩愈论改制葬服中学习孔子“过犹不及”的思想方法。

毛泽东真正从哲学角度探讨“过犹不及”这个命题是在抗战的延安时期。

1938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534页）1939年年初，毛泽东得知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陈伯达，在北平中国大学开过周秦诸子课。为了让延安的干部了解中国古代的思想，于是提议陈伯达为延安干部开中国古代哲学讲座。据说每次讲座，毛泽东差不多都去听。陈伯达还撰写了讲稿，并先后在《解放》杂志上发表，其中有《中国古代哲学的开端》《老子的哲学思想》《孔子的哲学思想》《墨子的哲学思想》。

陈伯达将《孔子的哲学思想》送毛泽东审阅。陈伯达的上级领导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他很希望毛泽东对陈伯达的《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发表意见。应张闻天的要求，毛泽东认真读了陈文，并于2月20日给张闻天写了一封长信。毛泽东在信中首先肯定陈文“大体上是好的”，同时提出几点具体意见，进行商榷。可以认为陈的文章最后在《解放》杂志上发表，是得到毛泽东认可的。

陈伯达在《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中说：

孔子在认识论上曾有关于“质”的发现。孔子说：“过犹不及。”这就是说：一定的“质”就是含有一定的“量”的，是包含在一定的“量”之中，“过”了一定的“量”，或者“不及”一定的“量”，就都是不合于一定的“质”。这“质”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所谓“中庸”。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关于这“过犹不及”之“质”的发现，这是孔子在中国哲学史上一个很大的功绩。

毛泽东致信张闻天，谈到“中庸问题”时，就此评论说：

伯达的解释是对的，但是不足的。“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做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一定的质含有一定的量”（不如说“一定的质被包含于一定的量之中”），是对的，但重要的是从事物的量上去找出并确定那一定的质，为之设立界限，使之区别于其他异质，做两条战线斗争的目的在此。文中最好引《中庸》上面“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及“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更加明确地解释了中庸的意义。朱熹在“舜其大知”一节注道：“两端谓众论不同之极致，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大小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度量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何以与此？此知之所以无地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这个注解大体是对的，但“两端”不应单训为“众论不同之极致”，而应说明即是指的“过”与“不及”。“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这个思想的确如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5—147页）

从毛泽东致张闻天的信中，可以了解他对孔子“过犹不及”思想的熟悉程度，并对“过犹不及”命题重新解释，赋予新义。毛泽东是政治家，又正处在抗战相持阶段，免不了用政治语言来谈哲学问题，这也是他长期养成的习惯。这不影响他对孔子中庸思想的深入探讨，只是带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迹罢了。

陈伯达在《孔子的哲学思想》中说：“关于‘过犹不及’之质的发现”，“这是孔子在中国哲学史上一个很大的功绩”。毛泽东对陈伯达关于中庸问题的解释，从总体上加以肯定：“伯达的解释是对的。”同时他又指出了陈文的不足，进一步阐发了中庸思想中的辩证法因素。他建议陈伯达引用《中庸》中孔子如下的话进行论证：“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及“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他还肯定朱熹在“舜其大知”一节的注解“大体是对的”。同时指出：“‘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毛泽东更明确地用现代辩证论的“度”的思想去解释孔子的“中庸”，强调“适度”的意义，反对“过”与“不及”。（许全兴：《毛泽东与孔夫子》，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4—88页）

孔子的中庸观念及“过犹不及”观点包含着“执两用中”的辩证的思维方式，确有其合理因素。陈伯达关于孔子在认识论上曾有关于质的发现的评价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毛泽东肯定赞赏陈伯达的这种评价也是正确的：把中庸、反对“过”与“不及”看成是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的重要思想方法之一，这是毛泽东的发挥。毛泽东的这种发挥是同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和他的经历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