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这样“才难”的时候

新民学会在湖南长沙成立，由毛泽东、蔡和森和萧子升等，发起于1918年4月。

陶毅，湖南湘潭人。毕业于长沙周南女校，也加入了新民学会。当时在周南女校任事。1920年2月，毛泽东致信陶毅引用了“才难”这一孔子语，他说：

于今尚有一个问题，也很重大，就是“留学或做事的分配”。我们想要达到一种目的（改造），非讲究适当的方法不可，这方法中间，有一种是人怎样分配。原来，在现在这样“才难”的时候，人才最要讲究经济。不然，便重叠了，堆积了，废置了。有几位在巴黎的同志，发很的扯人到巴黎去。多扯一般人到巴黎去是好事；多扯同志去，不免错了一些。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去打先锋的人。（《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465页）

五四运动前后，在蔡元培、吴玉章等人倡导下，在全国青年学生中掀起了一股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

当时，由毛泽东、蔡和森等发起的新民学会已经成立，一些会员受十月革命的影响，急于想走出国门，了解俄国和欧洲革命的情况。截至1920年年底，只有二十多人的新民学会会员，先后就有蔡和森、萧子升、李立三、向警予、李维汉、李富春、萧三、蔡畅等十多人先后赴法。

毛泽东对赴法国勤工俭学倾注了很大心血，支持和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留法学生，可他自己却未能赴法留学。当时中国社会正处在大变革之中，毛泽东认为要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必须立足中国实际，研究中国国情。参与中国社会变革的崇高使命感，使毛泽东决定留在国内。时隔几十年后，毛泽东还一直表明不出国留学是因为“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放在中国会更有益处”。由此可见，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已把自己的着眼点和立足点放在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上，把自己的前途、使命同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解放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1920年毛泽东在致新民学会会员陶毅的信中，谈到“留学或做事的分配”问题，也就是人怎样分配的问题。他认为想要达到一种目的，非讲究适当的方法不可。在现在这样“才难”的时候，人才使用最要讲究经济。毛泽东在信中引用孔子“才难”一语，说明在当时中国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人才难得，新民学会20多名会员，仅赴法就去了一多半，未免有不当之处。

毛泽东认为：一会友的留学及做事，应该受一种合宜的分配，担当一部分责任，为有意识的有组织的活动。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在信中毛泽东又举例说，会友张国基君安顿赴南洋，我很赞成他去。在上海的萧子暲君（即萧三）等十余人准备赴法，也很好！彭璜君等数人在上海组织工读互助团，也是一件好事！

毛泽东还谈了他自己的计划，想在长沙组织一个“自由研究社”，或叫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二年，弄清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然后赴俄勤工俭学。

在当时，毛泽东第二次到北平后，先后读了许多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和一些有关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读本，对俄国十月革命的了解逐步加深，他的世界观发生了重大转变，向往俄国的倾向已远远超出了向往法国。1920年2月，毛泽东在给陶毅的信中坦陈了自己的观点：“有几位在巴黎的同志，发很的扯人到巴黎去。多扯一般人到巴黎去是好事，多扯同志去，不免错了些。”“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赴俄。”同年8月，毛泽东等在长沙发起成立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毛泽东思想观念的重大转变，使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逐步得以确立，由此决定了他人生的重大转折。

青年毛泽东依据孔子“才难”思想，对新民学会会员的人才使用做了认真思考。产生这样一些思考成果：（一）为着“改造中国与世界”（新民学会宗旨），会员即人才“留学或做事的分配”问题，是个“很重大”的现实问题，“非讲究适当的方法不可”。（二）现在这样“才难”的时候，人才使用最要讲究经济。不能使之“重叠了，堆积了，废置了”。如“发很的扯”新民学会会员“到巴黎去”就“不免错了一些”。（三）新民学会会员“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实际是国际国内都要有，以留欧（法）留俄为主，以留南洋、日本为辅，国内在上海、湖南组织工读互助团和俄罗斯研究会，这样就做到了“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有）去打先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