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引用之三十四）

大约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毛泽东读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包尔生（1846—1908年）的《伦理学原理》一书。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杨昌济老师，授伦理课时即以此书为教材。

毛泽东在读这本书时，在旁白处写下一万二千余字的批语。批语的内容，绝大部分是他自己对伦理观、人生观和历史观的看法和评论，还有一部分是对原著内容的提要或注释。这些批语，后来被冠以《〈伦理学原理〉批注》之名，收入《毛泽东早期文稿》一书。

该书第五章《义务及良心》第四节《论先天直觉论道德哲学之谬误》，其中包尔生写道：

有一政治家，偶于其所属政党之一意见，不能赞成，而其党方草一宣言书，以彰其党之伟绩，使彼签名。彼从而签之耶，是自欺也；拒之而不签耶，将失其在政界之动力，而大为前途之障碍。彼将何以处之，是亦非康德之定律所能断者也。以吾意言之，则彼先当自问此事之关系果何如耶？如无重大之关系，则屈意而殉党议，未为不可，否则将不能共事也。苟其事而关系重大，则与其瞻徇党见，毋宁离党而自申其见之为正焉。

读至此，青年毛泽东写下批注：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22页）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一语，出自《孟子·离娄下》第十一章：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这是在用孟子的思想与包尔生的观点进行比较，或者说用孟子的思想佐证包尔生的观点。

孟子作为一位思想家，他的伦理思想，在我国丰富的伦理思想史上，占据着突出的地位。与先秦诸子相比，孟子的伦理思想内容更为丰富，论证较为系统严密。具体指孟子的“四德”和“五伦”等道德规范。

孟子以仁、义、礼、智为道德的最高原则，简称“四德”；孟子将人们的社会关系概括为“五伦”，即他说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滕文公上》）

“五伦”，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最基本的最普通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伦即伦次，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五伦”即五种人伦，它们是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种基本的社会关系或伦理关系。孟子认为这五种不同的社会关系都应有不同的道德规范和原则，就是说父子关系要以亲为原则，君臣上下关系要以义为原则，夫妇男女关系要以别为原则，长幼关系要以序为原则，朋友关系要以信为原则。就道德规范而言，可以说它是“四德”的进一步具体化。

“朋友有信”，指处理朋友这种社会关系要以信为准则。信即实，指说话要算数，要求讲诚实，言而有信。孟子认为对待朋友这是最基本的原则。但孟子所谓信又是以义为前提的，所以他说有道德的人不一定言信行果，但是“惟义所在”。

这是孔子的弟子有若所谓“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论语·学而》）之意。合于义的信，这才是“朋友有信”的真正内涵。由此可见，孟子关于“信”“果”与“义”的学说与孔子学说的一脉相承性。

孟子所讲的“信”“果”与“义”，是对有德之人（大人者）的言行标准的判断。看来不只是用“信”来调整朋友之间的关系。在孟子看来，有德之人说话不一定都讲信用，做事也不一定都要果断，只要符合“义”的标准就可以了。

孟子的这个观点也受到后人质疑。最令人不可解者是：“言不必信”了“义”还存在吗？这个观点很容易被不讲诚信的“大人”所利用，成为他们欺世盗名的借口和遮羞布。但是孟子的本意，是强调“义”比“信”“果”更重要，“义”统辖“信”“果”。“义”字在《孟子》中出现108次。杨伯俊先生认为有两解：（一）合于某种道和理的叫义（98次）。如“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二）道理，正理（10次）。如“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杨伯俊：《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48页）“惟义所在”即惟有坚持真理和正义是也。但是，孟子的话太简单，在论述逻辑上有条件不充分、理论不周延之处，让后人难免有误解的地方。

包尔生这一章书论直觉主义道德伦理哲学。这种伦理哲学源于英国剑桥柏拉图学派、西季威克和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伦理思想，他们坚持“各种义务的法则是自明的公理，就像数学的公理一样，可以以一种直接和直觉的确定性认识它们”的观点，认为“像正直诚实的行为是善的，说谎和欺骗是恶的，一旦它们被理解就马上被接受为绝对真实的”。他们断定善、义务等道德概念不可能通过理性和经验来论证，只能靠先天的道德直觉来认识的伦理学说。

包尔生并不完全赞同这种观点，在“论先天直觉论道德哲学之谬误”这一节中，他对直觉主义道德伦理哲学作了一分为二的分析，并对其中的谬论做了批判。他认为，“道德律是被人们直接和普遍地作为确实的命题，是对风俗的肯定性和否定性的表示”，集体中的每一员的行为都要受这种道德的约束和评价。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包尔生又反对这种只讲道德形式不讲实际效果，主张为道德而道德的观点。他认为在道德判断中应当把对人和对事的判断区别出来，前者是意象、动机问题，评价标准是良心和义务，而后者关系到行为的效果，评价标准是目的和效果。

包尔生还举了一个例子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假设有一个与他所属的政党或政府在某点不合的政治家，现在有一份已经被拟定好的、与他观点不合的纲领性文件需要他签名，他该如何做呢？ 签吧，违背自己的意愿，是自欺欺人之无道德之举；不签吧，“将失其在政界之动力，而大为前途之障碍”。此时如何取舍，绝非直觉主义道德伦理哲学所能解决。包尔生认为，要解决这件事，必须要从行为产生的效果来评定，“如无重大之关系，则屈意而殉党议”；如果事关重大，“毋宁离党而自申其见”。毛泽东在读这个例子时，做了“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的批语。

客观地说，尽管包尔生认识到了直觉主义道德伦理哲学的合理性，也批判了其中存在的谬论，但他没有创立一种新的理论体系，只是在二者之间提出了一种折中观点，表现出了他在哲学上的二元论倾向。毛泽东不是很认同他这种做法。因此，引用《孟子》中的这句富有深刻哲理的语句，表明自己解决这种问题的观点，那就是“惟义所在”！那时，毛泽东正在探索如何发现真理如何坚持真理，他对“惟义所在”的理解，不只在“义者，宜也”（《礼记·中庸》）的层面，而是对真理的寻求和对正义的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