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仁政与小仁政必须兼顾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遇到了“大仁政”与“小仁政”的问题；抗美援朝战争中，毛泽东再次遇到了“大仁政”与“小仁政”的问题。

1953年9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作题为《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的报告，他指出：

抗美援朝是施仁政，现在发展工业建设也是施仁政。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么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

抗美援朝战争，是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人民在取得国内革命战争胜利之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奉命出兵朝鲜，为援助朝鲜，保家卫国，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的一场反侵略的正义战争。

从1950年10月至1951年6月，中朝两国人民、两国军队并肩作战，连续进行了五次战役，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到“三八线”附近。迫于内外压力，美国政府不得不调整战略，进行边谈边打。直至1953年7月27日，战争双方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宣告结束。

这场战争，志愿军得到了解放军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全力支持，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配合。这场战争的胜利是全国人民支援，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的结果。

志愿军出国作战，就地补给或取之于敌都较困难，一切作战物资基本上靠国内供应。当时，中国刚刚解放，还处于一穷二白的局面，人民生活还很困难。打仗要用钱。如毛泽东在报告中所说：“去年和前年，我们多收一点农业税，就是因为抗美援朝要用钱。”

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国家征收的农业税重了一点，人民的负担比以前加重了。党内个别领导干部及党外一部分朋友，则要求政府“施仁政”。这些人更多是从老百姓的利益着想，而轻视了战争时期的特殊需求。对此，毛泽东在《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的报告中批评了这种要求，指出“抗美援朝是施仁政”。

毛泽东说：

“去年、前年收的农业税重了一点，于是有一部分朋友就说话了。他们要求‘施仁政’，好象他们代表农民利益似的。我们赞成不赞成这种意见呢？ 我们是不赞成的。当时，必须尽一切努力来争取抗美援朝的胜利。对农民说来，对全国人民说来，是生活暂时困难一点，争取胜利对他们有利，还是不抗美援朝，不用这几个钱对他们有利呢？当然，争取抗美援朝的胜利对他们有利。”

在毛泽东看来，当时抗美援朝与国内建设，与人民生活相比较，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两者谁重要，当然抗美援朝更重要。同样需要施仁政，重点应当放在抗美援朝这个大仁政上：

“要施这个最大的仁政，就要有牺牲，就要用钱，就要多收些农业税。”

毛泽东还指出：

“有的朋友现在片面强调小仁政，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战争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我们必须批评这种错误思想。”

由此，毛泽东联想到十余年前，抗日战争时期，同样出现这种现象。他说：

“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征了二十万石公粮，一些人就哇哇叫，说共产党不体贴农民。共产党的个别领导干部也提出所谓施仁政问题。那时我就批评了这种思想。当时最大的仁政是什么呢？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如果少征公粮，就要缩小八路军、新四军，那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的。所以，这种意见，实际上是代表日本帝国主义、帮日本帝国主义忙的。”（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的报告，题为《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04—106页）

毛泽东的“仁政”思想是一贯的。在他看来，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等凡属正义的战争，都是“最大的仁政”。

在抗美援朝取得了伟大胜利后，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毛泽东在报告中总结和回顾了这段历史，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地分析了抗美援朝与国内建设与人民生活的辩证关系，即如何正确区分和处理好大仁政和小仁政的关系问题。

这里，涉及孟子的“仁政”观。

毛泽东认为，正义战争是“最大的仁政”。他说：“说到‘施仁政’，我们是要施仁政的。但是什么是最大的仁政呢？ 是抗美援朝。”在毛泽东看来，战争就是政治，抗美援朝战争就是当时最大的政治。

抗美援朝战争，事关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显然，“尽一切努力来争取抗美援朝的胜利”，对全国人民有利，符合人民的长远利益，是当时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因此是“最大的仁政”。反之，不抗美援朝，危害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最大的不仁不义。

毛泽东又指出，大仁政与小仁政“二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但是，“重点应放在大仁政上”。“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否则，“抗美援朝战争就不能打了；或者不能那样认真地打”。毛泽东说，打仗要用钱，“要施这个最大的仁政，就要有牺牲，就要用钱”，但是人民“生活暂时困难一点”，牺牲一些眼前的利益，却可以支持战争的胜利，从而获得全国人民的长远的利益。

孟子的“仁政”思想，是执政用权思想。在孟子那里，“仁政”是个笼统的概念。毛泽东接过“仁政”这个概念和思想，对它进行了具体区分。同样是要对人民施行的仁政，但是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是小仁政；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是大仁政。因为事物有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军国政事也有大事与小事，把“仁政”区分为大小之别，处理政事就有了轻重缓急，就能抓住主要矛盾，就能抓住建设和工作的重点，也才能把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统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