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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大字本《韩非子》及其选篇

时间:2022-01-0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毛泽东晚年,《韩非子》一书有些受宠被偏爱,原因是它的某些方面的思想与毛泽东契合。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曾指示中央的工作人员阅读《荀子》和《韩非子》。从中可看出毛泽东读韩非这些著述时的社会背景。《忠孝》是韩非上韩王的意见书。《说疑》是反映韩非政治思想的代表作之一。毛泽东晚年还要求印刷过大字本《韩非子》全书。1974年7月,上海人民出版社重印陈奇猷上下两卷本六十余万字的《韩非子集释》。

在毛泽东晚年,《韩非子》一书有些受宠被偏爱,原因是它的某些方面的思想与毛泽东契合。毛泽东认为它有“古为今用”的价值。

毛泽东向周围的人推荐这本书。

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曾指示中央的工作人员阅读《荀子》和《韩非子》。(邸延生:《毛泽东评述诸子百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5—76页)

即使是“中央的工作人员”,也不是研究古籍的,不是热心于先秦诸子的,不一定对充满专制味道和权术思想的《韩非子》感兴趣。毛泽东“指示阅读”,首先反映的是他自己的阅读需求和阅读兴趣,也反映了他思维的注意力和兴奋点。

毛泽东还布置相关人员注释印刷《韩非子》单篇大字本。据刘修明等人主编的《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介绍,《韩非子》单篇大字本有六种:

《韩非子·五蠹》(见该书第432—453页)

《韩非子·说难》(见该书第532—541页)

《韩非子·孤愤》(见该书第542—552页)

《韩非子·忠孝》(见该书第572—582页)

《韩非子·说疑》(见该书第583—605页)

《韩非子·定法》(见该书第627—632页)

这六篇文章,布置注释到印刷完毕的时间跨度是1973年10月到1974年8月,近一年时间。从中可看出毛泽东读韩非这些著述时的社会背景。1973年年底,已经开始“评法批儒”,这六篇文章是韩非法家思想的代表作或重要著作,重印重读是为着进一步熟悉和评价法家思想,并用法家的“法后王”、变法等思想主张来回击所谓的“右倾回潮”,这构成了毛泽东晚年错误,被“四人帮”利用搞内乱的组成部分。

六篇文章,其中《说难》《孤愤》《五蠹》和《定法》,本章前面有较多引用和扼要介绍,不再赘言。下面再把《忠孝》和《说疑》两篇大字本注释者当时的“前言”移录过来,可从中了解当时的思潮,也可以折射出毛泽东的思想轨迹。另外,再移录上1993年版《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删改后的“前言”,则进一步清楚了人们在新时期怎样理解韩非的思想。

《忠孝》篇的注释者当时的“前言”:

《忠孝》是韩非上韩王的意见书,是一篇尖锐地批判了儒家为代表的奴隶主阶级意识形态的战斗文章。文章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揭露和批判了孔丘所鼓吹的尧、舜、汤、武之道,号称孝悌忠顺之道而实际上并不合乎孝悌忠顺之道;相反地,它是妨碍封建统治秩序建立的“天下之乱术”。他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上,用“法治”观点对忠孝作了新的解释,严厉地抨击了儒家崇古非今的反动实质。文章还批判了道家的“恍惚之言”和纵横家“不言国法而言从(纵)横”,认为必须加强“法治”,建立地主阶级专改的中央集权体制,在搞好内政的基础上才能对付外部的敌人。文章在反对奴隶主阶级意识形态时也反对奴隶起义领袖跖,表明了法家的阶级性。

《忠孝》篇的注释者1993年删改后的“前言”:

《忠孝》是韩非上韩王的意见书。文章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批驳了孔子所宣传的尧、舜、汤、武之道,号称孝悌忠顺之道而实际上并不合乎孝悌忠顺之道,而是妨碍封建统治秩序建立的“天下之乱术”。他用“法治”观点对忠孝作了新的解释。文章还批判了道家的“恍惚之言”和纵横家“不言国法而言纵横”,认为必须加强“法治”,建立中央集权体制,在搞好内政的基础上才能对付外部的敌人。

《说疑》篇的注释者当时的“前言”:

《说疑》是反映韩非政治思想的代表作之一,说的是如何透过种种假象,识破以伪装面目出现的奴隶主贵族的阴谋家、野心家。作者根据当时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儒法斗争,运用大量历史材料,指出必须任用虽然出身“卑贱”,但是“可以明法,便国利民”的法家政治家。作者无情地揭露了窃据政权的奴隶主贵族表面上伪装贤臣,实际上“内构党与,外接巷族”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批判了他们的结党营私、阴谋复辟的罪恶活动。同时尖锐地批判了儒家鼓吹的“尊主安国者,必以仁义智能”的复辟理论,把对儒家的批判提高到反对奴隶主复辟的首要地位。

《说疑》篇的注释者1993年删改后的“前言”:

《说疑》是反映韩非政治思想的代表作之一。作者根据当时尖锐复杂的政治情况,运用大量历史材料,指出必须任用虽然出身“卑贱”,但是“可以明法,便国利民”的政治家。作者揭露了旧贵族表面上伪装贤臣,实际上“内构党与,外接巷族”的手法,同时尖锐地批判了“尊主安国者,必以仁义智能”的理论。

对比前后两种“前言”,删掉的部分也就是品韩运用时搞错了的部分。按照当时“评法批儒”“儒法斗争”、批“右倾回潮”等统一的舆论口径,错误联系现实政治生活实际,染上了“影射史学”的毒素。删改也说明经过实践的检验,人们的认识有了明显的提高。这在思想史也是允许的。

毛泽东晚年还要求印刷过大字本《韩非子》全书。为毛泽东管理图书的徐中远先生在其著作《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中,编辑了《毛泽东晚年读过的新印大字线装书目录》(1972年7月8日至1976年8月31日),其中有:

《韩非子》,一函六册。

《韩非子·孤愤》,一册。(见该书第496—500页)

笔者没有见到新印大字线装书《韩非子》的实物,不知道它的具体情况。从徐先生的著录看,像是影印本。

毛泽东晚年,推荐阅读《韩非子》,新印线装《韩非子》,又选出单篇文章印大字本,而且一连印了六篇……用今天的话说,似乎形成一股“读韩热”。不是对这部书偏爱,是不会如此热心做这些事情的。1974年7月,上海人民出版社重印陈奇猷上下两卷本六十余万字的《韩非子集释》。《重印说明》中明讲“集释者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注释”,但是又承认集释者“对韩非的原著进行了整理,并提供了一些材料”,意思是很需要,所以“现予以重印,供读者参考”。说到底“重印”是“急就章”,以呼应毛泽东的“读韩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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