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律诗发源于“永明体”。
以齐武帝萧赜的次子竟陵王萧子良为首的西邸文人集团，于永明年间居鸡笼山西邸。据《南齐书·卷四》载：“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又据《南齐书·陆厥传》载：“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后来的《梁书·庾肩吾传》又载：“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从以上历史文献看，我们可以肯定沈约、谢朓、王融、周颙四人是永明声律论的主要倡导者。
萧子良，字云英，萧长懋之弟，建元四年（482）进为竟陵郡王。爱好佛学，礼贤下士，天下才俊皆归附。他领导的西邸文人集团囊括了“竟陵八友”（沈约、王融、谢朓、萧琛、范云、任昉、陆倕、萧衍），当时影响最大。这个文学团体，在萧子良主持下“善立胜事，夏月客至，为设瓜饮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贵辞翰，皆发教撰录”（《南齐书·萧子良传》）。此外，他们致力于诗歌声律理论的研究，硕果累累，促使了中国诗歌创作上突破性的发展。萧子良以尊显的政治地位与组织者的身份，顺应时代潮流，成就了“永明体”的产生，功成不居，值得一提。
周颙，字彦伦，汝南安城人。他泛涉百家，长于佛理，善识声韵。在具体佛经审音考文工作中发现汉字本身就存在四声，后著《四声切韵》一书，这一突破性的贡献，功不可没。
沈约，字休文，吴兴武康人。博通群籍，精于文史，著述繁丰，历仕宋、齐、梁三代。在四声基础上提出了“四声八病”之说，著有《四声谱》。明胡震亨《唐音癸签》评：“律体虽成于唐，实权舆沈约声病之说。”其说比较公允。
王融，字元长，琅邪临沂人。神明警惠，文辞辩捷，精通音律。萧子良对他的文辞援笔尤为赏识。对声律论，钟嵘《诗品序》提及：“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周颙、沈约、王融三人在佛经审音考文工作中，着重探索新体诗的形式美，建树卓著。
谢朓，字玄晖，陈郡阳夏人，其母乃宋文帝刘义隆之女长城公主。本人文章清丽，少有美名，擅长草隶书法，诗歌成就杰出，时称“小谢”。当时及后来的知名诗人对他好评如潮，萧衍说：“不读谢诗三日，觉口臭。”沈约评：“二百年来无此诗也。”李白曰：“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杜甫曰：“谢朓每篇堪讽诵，冯唐已老听吹嘘。”
谢朓作诗为配合沈约“四声八病”说，力求平仄协调，对仗工整，声韵抑扬，尤其讲究词采典雅，意境优美，内容丰满。例如他的《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中的“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就是脍炙人口的名句。当然，谢朓没有完全跳出“八病”圈子，如他的《同王主簿有所思》：“佳期期末归，望望下鸣机。徘徊东陌上，月出行人稀。”这首五言诗韵脚严谨，但第一句的第二字“期”与第五字“归”，同为平声，犯了蜂腰病；第二句与第三句失粘。沈约本人同样没有跳出自己规定的圈子。如《和刘中书仙诗二首·其二》：“殊庭不可及，风熛多异色。霞衣不待缝，云锦不须织。”此诗韵脚用仄声，但第二字“庭”与第七字“熛”，同为平声，犯了平头病。尽管八病说束缚过甚，然而时人择善而从。谢朓是新体诗的杰出人物，这是毋庸置疑的。
公元502年，梁取代齐。梁武帝萧衍原本是“竟陵八友”之一，称帝后仍热衷于诗歌创作，但偏爱乐府民歌，其代表作《西洲曲》：“……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青如水。……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楼高望不见，尽日栏杆头。栏杆十二曲，垂手明如玉……”曾受沈德潜好评：“续续相生，连跗接萼，摇曳无穷，情味愈出。似绝句数首攒簇而成，乐府中又生一体。初唐张若虚、刘希夷七言古，发源于此。”（《古诗源》）萧衍似乎把永明体的五言绝句“数首攒簇”并以“顶针法”移用到乐府民歌中来，衍生出乐府又一体。也称得上是另一类修辞手法。后来也影响到唐代格律诗的修辞运用，比如元稹《行宫》：“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李白《登金陵凤凰台》：“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李商隐《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等等。
大宝元年（550），梁武帝第三子萧纲即位，主张“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他是宫体诗倡导者，当时诗风相近的还有徐离、徐陵父子，庾肩吾、庾信父子，时人也把宫体诗称之为“徐庾体”，其中徐陵是代表人物。
徐陵，字孝穆，东海郯人。早年任太子萧纲东宫学士，为萧纲文学集团中主要成员，擅长诗歌与骈文。简文帝令他编《玉台新咏》，他在《玉台新咏序》中说：“燃脂暝写，弄笔晨书，撰录艳歌，凡为十卷。”此书共收诗769篇，目的在于专门提倡一种言情绮靡之诗风，其体例亦属首创。近代著名文学家梁启超予以肯定，认为选诗比《文选》高明。永定元年（557），陈武帝陈霸先取代梁后，徐陵入陈，历任高官，备受厚遇，更有“业高名辈”、“一代文宗”、“国家大手笔”之誉。徐陵作诗讲究对仗与格律的完善，追求辞藻华美，如《别毛永嘉》：“愿子厉风规，归来振羽仪。嗟余今老病，此别空长离。白马君来哭，黄泉我讵知。徒劳脱宝剑，空挂陇头枝。”此诗情真意切，凄怆哀痛。沈德潜《古诗源》评：“似达愈悲，《孝穆集》中，不易多得。”但第四句的“空长离”，犯了三平调。再如《关山月·其二》：“月出柳城东，微云掩复通。苍茫萦白晕，萧瑟带长风。羌兵烧上郡，胡骑猎云中。将军拥节起，战士夜鸣弓。”这首诗三对仗，颔联与颈联对得工整，末联也对仗，读来音韵铿锵，具有浓郁的回环之美，惜乎第四句与第五句失粘，第六句与第七句失粘，拗口不爽，然而以上二例皆接近格律诗的标准。就内容而言，夜景描写形象生动，由于胡兵的侵犯令人怒火中烧，通过尾联将士们的警觉备战，誓死卫国抗敌的潜在气势跃然纸上，让读者动容。宫体诗固然不足称道，应予摈弃，但徐陵追求格律完美，讲究辞藻典雅，为格律诗的逐步成熟而所作努力是无可非议的。
庾信，字子山，南阳新野人，早年随父出入萧纲之东宫，后为东宫学士，与徐陵齐名。梁元帝承圣三年（554），出使西魏被羁留，遂仕西魏。后入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议同三司，洛州刺史，又称“庾开府”。前期在梁时作品多声色逸乐，内容空虚贫乏，“绮艳”诗风为其特征。后期在西魏、北周时作品多突出羁旅伤愁，亡国之哀，诗风变为凄凉深沉，其散文名作《哀江南赋序》自诉：“华阳奔命，有去无归。中兴道销，穷于甲戌。三日哭于都亭，三年囚于别馆。”这是庾信本人身世遭遇与屈节仕敌内心深创的真实抒写。因而，其诗作多乡关之思，郁抑感人，如羁留北周时作的二十七首《拟咏怀》即反映了庾信当时的内心情感。庾信后期诗作对语辞的锤炼，意境结构，可以说是为情而造文，造诣很深，有“绮艳”、“清新”、“老成”三者兼具之誉，直接影响唐诗的发展。杨慎《升庵诗话》评曰：“庾信之诗，为梁之冠绝，启唐之先鞭。”大诗人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一》：“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当不为过。
何逊，字仲言，东海郯人。聪颖好文学，八岁能诗，二十岁州举秀才。梁天监中，任安成王萧秀参军，兼尚书水部郎。何逊刻意追求对仗工整，审音炼字尤见功力，对推动唐诗的发展具有直接影响力。他的《日夕望江山赠鱼司马》：“湓城带湓水，湓水萦如带。日夕望高城，耿耿青云外。……歌黛惨如愁，舞腰凝欲绝。……早雁出云归，故燕辞檐别，昼悲在异县，夜梦还洛汭。……的的帆向浦，团团月映洲。谁能一羽化，轻举逐飞浮。”这首诗对仗工整，而声韵之美与萧衍《西洲曲》相似，于此可见其不凡的审音炼字功底。另一首《入西塞示南府同僚》：“露清晚风冷，天曙江光爽。薄云岩际出，初月波中上。”更是让后来的大诗人杜甫汲取营养，得益良多。杜甫五律《宿江边阁》：“暝色延山径，高斋次水门。薄云岩际宿，孤月浪中翻。鹳鹤追飞静，豺狼得食喧。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其中的颔联就是受“薄云岩际出，初月波中上”的启发化用而来，难怪杜甫自己也坦言：“颇学阴何苦用心。”
阴铿，字子坚，武威姑臧人。博涉史传，擅长五言，时人所重。仕梁时，曾任湘东王萧绎法曹参军，入陈，任始兴王陈伯茂录事参军。诗工锤炼，时与何逊齐名，世称“阴何”。其佳作《和傅郎岁暮还湘州》：“苍茫岁欲晚，辛苦客方行。大江静犹浪，扁舟独且征。棠枯绛叶尽，芦冻白花轻。戍人寒不望，沙禽迥未惊。湘波各深浅，空轸念归情。”此诗颈联最堪玩味：岁暮将至，游子乘扁舟独行，只见受寒的干枯棠树深红色的叶子纷纷飘落殆尽，差不多要变成光秃秃的树了；芦苇经过寒冻的侵袭，芦花越发显露出洁白轻盈，在凛冽的西风中摇曳不止。“枯”与“冻”，“尽”与“轻”对偶何等精妙！意境又如此浑融，其细心雕琢，清新隽永，确是传诵后世的状景名联。阴铿对格律诗发展的影响，跟何逊相比，堪称伯仲。
江总，字总持，济阳考城人。士族出身，笃学有辞采。为人处世圆融，正如他的《修心赋》所言：“岂降志而辱身，不露才而扬己。”梁时任太子中舍人，陈后主时，任尚书令。据《陈书》本传：“后主之世，总当权宰，不持政务，但日与后主游宴后庭，共陈暄、孔范、王瑗等十余人，当时谓之狎客。由是国政日颓，纲纪不立，有言之者，辄以罪斥之，君臣昏乱，以至于灭。”江总岂止名声不佳，且难脱祸国之咎。就中国诗歌发展而言，他擅五言七言，尤其是七言诗创作，对仗精工，音韵流转，声情并茂，曾为初唐七言歌行做出一定的贡献。他的《闺怨篇》：“寂寂青楼大道边，纷纷白雪绮窗前。池上鸳鸯不独自，帐中苏合还空然。屏风有意障明月，灯火无情照独眠。辽西水冻春应少，蓟北鸿来路几千。愿君关山及早度，念妾桃李片时妍。”此诗五联十句，联联对偶，韵脚严谨，悦耳动听。内容属艳情哀感，形式却流丽，虽有失粘不合律处，但已开唐诗排律之体。另一首《于长安归还扬州九月九日行薇山亭赋韵》：“心逐南云逝，形随北雁来。故乡篱下菊，今日几花开。”这首诗从平仄、押韵、对粘、对仗来衡量已经成熟，完全合乎五言绝句的要求，而且意境之美颇有朝着“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的方向去做，体现了融情于景的艺术特色。
李世民，即唐太宗，陇西成纪人。高祖李渊之子，先为秦王，武德九年（626）继位，在位二十三年。他鉴往知来，文治武功，创造出一个国富兵强，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文艺繁荣的贞观治世，确实做到了济“世”安“民”。
王绩，字无功，自号东皋子，绛州龙门人。贞观时，任太乐丞。嗜酒如命，有“斗酒学士”之称。因怀才不遇，自持清高，寄情田园山水。他的诗作清新淳朴，最早冲破齐梁余习，尽洗陈、隋绮丽颓靡之风，为盛唐之音初绽第一枝早梅，用“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来形容，是恰当的。其名作《野望》：“东皋薄暮望，徒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这首诗押韵、平仄、对粘、对仗已全部符合五律标准，语言自然，诗境雅淡，在初唐诗坛上率先领唱。清翁方纲《石洲诗话》评曰：“以真率疏浅之格，入初唐诗家中，如鸾凤群飞，忽逢野鹿，正是不可多得也。”王绩开了个好头，功德无量。格律诗在追求形式美的同时也重视与内容美相匹配，否则唐诗何能享誉古今中外呢？
上官仪，字游韶，陕州陕县人。博览经史，精工文词，贞观初进士。太宗、高宗时宫廷诗人。《旧唐书》本传载：“本以词采自达，工于五言诗，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仪既显贵，故当时多有敩其体者，时人谓为上官体。”可见当时上官仪诗歌的影响力。他把汉魏六朝以来的诗歌对仗在刘勰所说的言对、事对、正对、反对四种对仗的基础上又拓展为“六对”与“八对”。“六对”指正名对、同类对、连珠对、双声对、叠韵对、双拟对；“八对”指地名对、异类对、双声对、叠韵对、联绵对、双拟对、回文对、隔句对。后来日僧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归纳各家提出的二十九种对，足见时人对诗歌对仗的重视与深入，但也暴露出过于繁琐，亟须删繁就简，使其适应发展，犹如“八病说”之难以做到，只能择善而从。上官仪的“六对”与“八对”标志着初唐格律诗对仗形式美的成熟与完善。
杜审言，字必简，襄州襄阳人，杜甫之祖父。高宗时进士，后任国子监主簿，修文馆直学士。恃才傲物，诗书兼长，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并称“文章四友”。当时，他对格律诗的开拓有四点贡献：擅写五言律诗，使这一诗体在初唐继续确立并影响全唐；所作七言绝句已相当成熟，这在当时亦属不易；所作七律虽少，但不能低估其影响力；为五言排律诗体作出努力，难能可贵。
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是一首格律严整的五律，写景抒情，意境优美，为人称道，胡应麟《诗薮》推尊为初唐五言律诗第一。再如七言绝句《渡湘江》：“迟日园林悲昔游，今春花鸟作边愁。独怜京国人南窜，不似湘江水北流。”属二对仗。在七绝中比较难做。胡应麟认为此种诗体在当时“初变梁、陈，音律未谐，韵度尚乏。唯杜审言《渡湘江》、《赠苏绾》二首，结皆作对，而工致天然，风味可掬。”（《诗薮》）作者确具敢为天下先的胆识。其七律《春日京中有怀》尾联：“寄语洛城风日道，明年春色倍还人。”可谓妙结，备受赞赏。他的五言排律《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长达四十韵，这对仅有六韵十二句的初唐诗歌来说，是别开生面的。当然，后来杜甫排律承袭其祖多至百韵，元稹、白居易又再扩展到百韵以上。杜审言为格律诗的发展及其后续效应所做出的贡献，是十分显著的。
王勃，字子安，绛州龙门人，王绩侄孙。任沛王府侍读，因戏作《檄英王鸡》，触怒高宗被逐。早慧喜文，为初唐四杰之一。对当时绮错婉媚的“上官体”尤为不满，认为“骨气都尽，刚健不闻”，因而“思革其弊，用光志业”（杨炯：《王子安集序》）。他的代表作《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这首五律意境开阔，文情跌宕，格调爽朗，既微露伤感又具劝慰，主旨却在互勉与振奋，一扫“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的苦楚。胡应麟《诗薮》评曰：“唐初五言律，唯王勃‘送送多穷路’、‘城阙辅三秦’等作，终篇不著景物，而兴象婉然，气骨苍然，实首启盛、中妙境。”就艺术形式来看，首联以“地名对”对仗，十分工整，颔联未对仗，颈联再对仗，可视为“偷春格”。特别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一传世名句，迄今仍然被人们经常引用。
杨炯，华阴人。曾任校书郎、崇文馆学士、盈川县令。少有神童美誉，仕途不顺。擅长五律，为初唐四杰之一。他对宫体诗深恶痛绝，视为“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竭力支持王勃的诗歌革新主张，赞扬王勃所为“积年绮碎，一朝清廓，翰苑豁如，词林增峻”。杨炯名作《从军行》：“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风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这首五律写得慷慨激昂，酣畅淋漓，掷地有声，极具气势，展示了作者宁可投笔从戎的远大政治抱负，尽扫绮错婉媚之风。在当时初唐诗坛上，让人耳目一新。艺术上，除首联外，三联皆对仗，颔联、颈联对得工整，尾联不以个人进退为据尤其显得豪迈，反映了格律诗在初唐四杰手中的成熟程度。大诗人杜甫在《戏为六绝句·其二》中赞扬“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是循名责实之言。
陈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出身殷富之家，十八岁始读书钻研，泛涉群籍。文明元年（684）中进士，诣阙上书，受武后赏识，后官右拾遗，敢于上谏。他兼擅古体诗与格律诗，坚决反对齐梁余习。在初唐四杰清廓浮靡的基础上，进一步革新诗文，针砭时弊，为唐诗走向完美的境界完成了铺垫。他的五律《度荆门望楚》：“遥遥去巫峡，望望下章台。巴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城分苍野外，树断白云隈。今日狂歌客，谁知入楚来。”此作叙述了诗人以“狂歌客”自喻，出巴蜀、渡荆门、望楚地的纪行，通过状景写情，抒发了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心怀。自有意境，格调深沉，兼有豪迈气概。全诗首联、颔联、颈联三对仗，反映了陈子昂对格律诗对仗的重视与精工。“早知粉黛非真色，晚觉雕镌损自然”，南宋刘克庄《后村诗话》针对他提倡汉魏风骨，有如下一番评述：“唐初王、杨、沈、宋擅名，然不脱齐梁之体，独陈拾遗，首倡高雅冲淡之音，一扫六代之纤弱，趋于黄初、建安矣。”沈德潜更是直截了当地说陈子昂的诗作开创了杜诗现实主义先河，沈德潜《唐诗别裁集》载：“前此风格初成，精华未备，子昂崛起，坚光奥响，遂开少陵之先。”
沈佺期，字云卿，相州内黄人。唐高宗上元二年（675）进士，后官至中书舍人，太子少詹事。著名宫廷诗人，诗多奉和应制，尤擅长七律，对格律诗之完善定型，居功尤伟，与宋之问齐名，并称“沈宋”。据《新唐书·宋之问传》载：“魏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沈的七律《古意呈补阙乔知之》（又题《独不见》）：“卢家少妇郁金堂，海燕双栖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白狼河北间音书断，丹凤城南秋夜长。谁谓含愁独不见，更教明月照流黄。”此诗以思妇征人为题材，在格律上完全合律，无可挑剔，可以归结为“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为世人传诵。何景明等推此诗为唐七律之冠，王夫之更是将此诗四联推向极致：“从起入颔、羚羊挂角。从颔入腹，独茧抽丝。第七句狮吼雪山，龙含秋水，合成旖旎，韶采惊人。古今推为绝唱，当不诬。”（《唐诗评选》）
唐中宗神龙元年（705），沈佺期因媚附武后宠臣张易之被流放驩州，诗风随之而转变，因此在后期写下了具有真实情感、失意离愁的作品，如《夜宿七盘岭》：“独游千里外，高卧七盘西。山月临床近，天河入户低。芳春平仲绿，清夜子规啼。浮客空留听，褒城闻曙鸡。”这首五律即是作者流放岭外时所作，“独游”也好，“高卧”也罢，以昔日宫廷宠臣沦为今日流放之徒，只不过是一种出于无奈的自慰与自欺，以便获得暂时的解脱而已。正因为“高卧”才可仔细领略山中明月清辉泻窗，天上银河繁星入户，如此美景也许是常人难以得见，只有当了犯官方能因情造景并因景抒情。孤寂独愁的滋味重现芬芳的春天，银杏树绿意盎然，清夜只闻杜鹃鸟的阵阵哀啼，“我”彻夜难入眠呀！又听到邻地褒城的晨鸡正在报晓了。作者失意离愁，无限惆怅，写得凄楚感人。这首诗节奏和谐，音韵悦耳，对仗工整，意境优美，足见作者构思之巧妙，诗艺之娴熟。从以上两个诗例看，格律诗在沈、宋二人手中定型已经是水到渠成了。
宋之问，字延清，汾州人，一说虢州弘农人。上元二年（675）进士，后官至考功员外郎。与沈佺期同为宫廷诗人，世称“沈宋”，一生中三次遭贬。多奉和应制之制，讲究对仗，为格律诗完善定型做出贡献。他的代表作《度大庾岭》：“度岭方辞国，停轺一望家。魏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山雨初含霁，江云欲变霞。但令归有日，不敢恨长沙。”这首三对仗的五律，音韵流畅，属对精密，格律严整，堪称定型之范例。内容上，首联表现了作者对“国”对“家”的眷恋。颔联流露出无限的悲怆凄凉，用词委婉而有力。颈联企盼天雨欲晴，彩霞展现，用景语抒写心语，以景结情。尾联用西汉贾谊遭贬长沙后被皇帝召回京师事，其用意与希望是十分明确的。另一首《途中寒食》：“马上逢寒食，愁中属暮春。可怜江浦望，不见洛阳人。北极怀明主，南溟作逐臣。故园肠断处，日夜柳条新。”这首五律的首联与颈联，对仗特别严整，难能可贵，也可视为“偷春格”。此诗是作者因媚附张易之遭贬谪在途中所作，其心境与《度大庾岭》是相似的，故在艺术上都是刻意精工而在内容上却不失真情。
格律诗自产生历经二百余年的发展才告成熟定型，其间经过几个朝代许多诗人、学者的努力，甚至帝王、大臣的亲身参与，用“集体创制”四字来叙述应是恰当的。遵循有严谨声律格式的格律诗，又称“律诗”、“近体诗”、“今体诗”，这种诗体成熟定型于初唐后期，极盛于全唐，上到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写诗吟诗，蔚为朝野风尚。唐人将此诗体看做是本朝诗体，以区别于以往的古体诗，故又称“今体诗”，凝聚着一种亲昵感与自豪感。唐诗之所以能流传至今，驰誉中外，其重要原因乃格律诗当朝自成一体，并与其他诗体和谐融合。仅以清人汇编的《全唐诗》来说，收有作品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作者二千二百余人。宋诗上承唐诗，作者与作品的数量则远远超过唐诗，也可反映出唐诗辉煌成就的后续性。格律诗作为唐人的诗体，从宋以后又一直绵延到晚清不衰，于此也可窥见一千多年来其生命力之旺盛强大，颇能从一个重要侧面烘托出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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