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侍郎鉅鹿公啓

獻侍郎鉅鹿公啓^〔一〕

某啓。今月某日，舍弟新及第進士羲叟處，伏見侍郎所製春闈放榜後寄呈在朝同年兼簡新及第諸先輩五言四韻詩一首^〔二〕。

〔一〕侍郎鉅鹿公：魏扶字相之，鉅鹿是他的郡望。《舊唐書·宣宗紀》：“大中元年三月，禮部侍郎魏扶奏所放進士三十三人。”因此知羲叟爲大中元年中進士。

〔二〕羲叟：字聖僕，商隱弟。大中元年進士，三年釋褐，爲祕書省校書郎，改授河南府參軍。春闈：指三月進士考試。同年：指同一年考中進士的。新及第諸先輩：新考中的進士，這裏把門生稱爲先輩，是當時的敬稱。《國史補》：“互相推敬，謂之先輩。”

夫玄黄備采者綉之用，清越爲樂者玉之奇^〔三〕。固已慮合玄機，運清俗累；陟降於四始之際，優游於六義之中^〔四〕。竊計前時，承榮内署^〔五〕。柏臺侍宴，熊館從畋，式以風騷，仰陪天籟^〔六〕。動沛中之舊老，駭汾水之佳人^〔七〕。非首議於論思，實終篇於潤色，光傳樂録，道煥詩家^〔八〕。况屬詞之工，言志爲最^〔九〕。

〔三〕《周禮·考工記》：“五色備謂之綉。”《禮·聘義》：“叩之，其聲清越以長。”此指魏扶的詩有文采和音韻之美。

〔四〕玄機：玄妙的變化。俗累：世俗的牽累。陟降：升降。四始：《詩序》以風、小雅、大雅、頌爲王道興衰之所由始。六義：《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指魏扶的詩思想高妙，可以同《詩經》比美。

〔五〕内署：指翰林院，魏扶曾兼翰林的職位。

〔六〕柏臺：《漢書·武帝紀》：“元鼎元年，起柏梁臺。”《三輔舊事》：“以香柏爲梁也。帝嘗置酒其上，詔羣臣和詩，能七言詩者乃得上。”揚雄《長楊賦序》：“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以諷。”式：取法。天籟：自然界的音響，借指天子的詩。此指魏扶曾侍宴從獵，陪天子作詩。

〔七〕《漢書·高帝紀》：“上置酒沛宫，擊筑自歌。”劉邦唱《大風歌》感動沛中父老。漢武帝《秋風辭》：“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指魏扶的詩使當時的人激動。

〔八〕樂録：記録樂府詩。此指魏扶詩善于修辭，載在樂府，以詩家著名。

〔九〕《書·舜典》：“詩言志。”《詩序》：“詩者志之所之（向）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

自魯毛兆軌，蘇李揚聲^〔一〇〕，代有遺音，時無絶響。雖古今異制，而律吕同歸。我朝以來，此道尤盛，皆陷於偏巧，罕或兼材。枕石漱流，則尚於枯槁寂寞之句；攀鱗附翼，則先於驕奢艷佚之篇^〔一一〕。推李杜則怨刺居多，效沈宋則綺靡爲甚^〔一二〕。至於秉無私之刀尺，立莫測之門牆，自非託於降神，安可定夫衆制^〔一三〕。伏惟閣下，比其餘力，廓此大中，足使同僚盡懷博我，不知學者誰可起予^〔一四〕。

〔一〇〕《漢書·藝文志》：“《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又有毛公之學。”指魯詩、毛詩兩家開始建立《詩》的軌範。蘇李：漢朝有相傳蘇武和李陵的贈答詩。

〔一一〕枕石漱流：指山水詩，偏向枯槁寂寞。攀鱗附翼：攀龍鱗，附鳳翼，指宫廷詩，偏向驕奢豔麗。

〔一二〕推李杜：推崇李白杜甫的，偏向寫怨刺的詩。效沈宋：效法沈佺期、宋之問的，偏向綺麗柔靡。

〔一三〕刀尺：裁衣具，比衡量文章的標準。門牆：比高要求。降神：《詩·大雅·崧高》：“維岳降神，生甫及申。”周甫侯、申侯是天降神靈。此指不是託于大臣，不能作出决定。

〔一四〕閣下：對魏扶的尊稱。比：及。大中：指正確。博我：《論語·子罕》：“博我以文。”起予：《論語·八佾》：“起予者商（子夏）也。”此指魏扶像孔子能以文辭教人，不知誰像子夏能啓發他。

某比興非工，專蒙有素^〔一五〕。然早聞長者之論，夙託詞人之末。淹翔下位，欣託知音，抃賀之誠，翰墨無寄^〔一六〕。况乎仲氏，實預諸生，榮沾洙泗之風，高列偃商之位^〔一七〕。仰惟厚德，願沐餘輝，輒罄鄙詞，上攀清唱。聞郢中之白雪，愧列千人^〔一八〕；比齊日之黄門，慚非八米^〔一九〕。干冒尊重，伏用兢惶。其詩五言四首，謹封如右。

〔一五〕比興：指作詩。專蒙：愚蠢。

〔一六〕夙：早。淹翔：淹集，猶留滯。抃（biàn）：鼓掌。翰墨：筆墨，指不能託文辭來表達。

〔一七〕仲氏：指弟羲叟。諸生：指考生。洙泗之風：《禮·檀弓上》：“吾與汝事夫子（孔子）于洙泗之間。”偃商：孔子弟子言偃，字子游；卜商，字子夏。當時考中的進士稱主考爲座主，自稱門生。因此用孔子來比座主，自比孔子的學生。《論語·先進》：“文學子游子夏。”把羲叟比作孔門的文學科學生。

〔一八〕宋玉《對楚王問》：“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春白雪》，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此指魏扶的詩曲調高，自己的和詩曲調低。

〔一九〕《北史·盧思道傳》：“（齊）文宣帝崩，當朝文士共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不過得一二首，唯思道獨有八首，故時稱‘八米盧郎。’後爲給事黄門侍郎。”《西齋叢説》：“關中歲以六米七米八米爲上中下，言在穀取八米，取數之多也。”言十成稻穀舂成米可得八成，出米多。指自己的和詩可取者少，他寫了四首和詩。

這篇啓是應酬文字，吹捧他弟弟羲叟的座主詩寫得怎麽好，本無可取。只是其中反映了商隱對詩歌的看法，可供硏究商隱詩論的參考。他提出“屬詞之工，言志爲最”。即詩以情意爲主，跟曹丕《典論·論文》提出“詩賦欲麗”，陸機《文賦》提出“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的不同。又提出“雖古今異制，而律吕同歸”，注意講究音律，這同李白的不願受音律拘束，律詩寫得少的不同，他對律詩寫得極爲精工。他對于唐代詩的評論，以爲“皆陷於偏巧，罕或兼材”。認爲偏於一方面的多，兼善各體的少。在這篇啓裏，不可能對當時的詩作全面論述，他只能核要地講，在題材上提出山林和宫廷，認爲寫山林的偏於枯槁，寫宫廷的偏於豔麗，都使他不滿。對學習當代的作家説，推李杜則偏於怨刺，效沈宋則偏於綺靡。從這裏看出商隱的詩論。他認爲寫山林的不應偏於枯槁寂寞，所以他寫山林的詩，也寫得清麗而富有情味。他認爲寫宫廷的詩，不應偏於驕奢豔佚，所以他寫宫廷生活的詩，往往富有寓意，耐人尋味。他認爲效李杜不應偏重怨刺，因此他效法杜甫的詩寫得沉鬱頓挫而健筆凌雲。他認爲效沈宋不應偏於綺靡，所以他的辭采華豔的詩往往富有情意。正像他提出“言志爲最”那樣，他要求以情意爲主，輔以聲律華采，把三者結合，成爲兼材，避免偏巧的不足。他的詩確實做到了這點。這篇啓的可取處在這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