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穆公时代秦文化的内在冲突与秦诗的二重性风格

三、秦穆公时代秦文化的内在冲突与秦诗的二重性风格

秦穆公（前659—前621）是秦国历史上一位有作为的明君，他曾说：“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史记·秦本纪》）和他的先辈一样，他也十分注重对周人文化的吸收。就音乐、文学等方面来说，就十分突出。《吕氏春秋·音初篇》载：“周昭王亲将征荆，辛余靡长且多力，为王右。远反涉汉，梁败，王及祭公抎于汉中，辛余靡振王，比济，又反振祭公。周公乃侯之于西翟，实为长公。殷整甲徙宅西河，犹思故处，实始作为西音。长公继是音以处西山，秦穆公取风焉，实始作为秦音。”善革者不如善因者，可见秦穆公也是一位在文化艺术方面善于继承和创造的君主。今人方建军将秦人的音乐文化分为早、晚两个阶段，早期从秦人部落时期至春秋前期，晚期则从春秋后期发展到秦代。他还认为：“晚期的秦音乐文化，在继承周音乐文化的基础之上迅速得到了发展，在乐器制造上表现出独特的风格。这时的秦音乐文化，既有吸收外来文化的因素，又有自身的创造发明，表现出秦音乐文化的开放性与独创性。”^[88]秦穆公时代音乐、文学的二重性集中体现在秦风相关诗篇的风格特征上。

1.秦穆公霸西戎与《无衣》

《无衣》反映了秦人的尚武之风，是《秦风》中最能代表其地域性风格的诗。《诗序》云：“《无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战，亟用兵，而不与民同欲焉。”指出此诗为刺秦君屡屡用兵，但并未明言是哪一位秦君。而《鲁诗》则以此诗非刺诗，而是赞美秦君能力战戎狄。《汉书·地理志》云：“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于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王于兴诗，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又《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尚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班固习《鲁诗》，故《汉书》之说《无衣》当传自《鲁诗》之说。

魏源《诗古微·秦风答问》进一步申明《鲁诗》说曰：“及《车邻》、《驷》、《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此《鲁诗》以《无衣》与《驷》、《小戎》，皆秦先世美诗之证。……考《秦风》自《终南》以前，皆襄公前世之诗，而后此力战破戎，故收复岐东之地，献诸周室者，功莫盛于文公，不应反无一诗。则《无衣》殆劝于平王赐岐之命，踊跃用兵，同仇赴敌，而康公时追录先世之诗，故编于康公诗内，如《驷》、《小戎》追录于襄公之世，而《毛序》并以为美襄公。”魏氏《诗序集义》又曰：“《无衣》，美用兵勤王也。秦地迫近西戎，修习战备，高上气力，故《秦风》有《车邻》、《驷》、《小戎》之篇，及‘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之事。”魏源推论《无衣》一诗当为美秦文公用兵勤王而做。

考察诗本文，是秦人美其君，而非“刺其不同欲”。诗中说：“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又“与子同泽”，“与子同裳”。既是“同袍”、“同泽”、“同裳”，自然不为“无衣”。故《毛传》云：“与百姓同欲，则百姓乐致其死。”显然，《序》、《笺》之说不合诗之本义。

其次，诗言“王于兴师”，《毛传》：“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郑《笺》云：“君不与我同欲而于王兴师。”则诗中之“王”为周王。诗又云：“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毛传》：“仇，匹也。”郑《笺》：“怨耦曰仇。君不与我同欲而于王兴师，则云‘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往伐之，刺其好战。”《笺》说诗刺好战无据。按“仇”，《韩诗》作“雠”。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云：“西戎杀幽王，于是周室诸侯为不共戴天之雠，秦民敌王所忾，故曰同雠也。”平王命襄公攻戎，即有岐丰之地，故“王于兴师”之王，当指周平王。王先谦说是。

考秦文公元年，始居西垂宫。其地民强悍，轻生乐死，故秦诗有矫厉猛起之气。《秦本纪》：“文公元年，居西垂宫。”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曰：“秦州上邽县西南九十里，汉陇西郡（西）县是也。……即上西县也。”王国维《秦都邑考》云“犬丘西垂本一地”，“西垂”即“西犬丘”^[89]。钱穆《史记地名考》卷八云：“汉上邽县在今甘肃天水县西南。”据此，则表明秦文公时代秦人继续向西拓展，西戎之势稍逊。破戎当在穆公时，魏源以为《无衣》为美秦穆公破戎之事^[90]，不仅与东周初年史事相合，于诗本文亦有据。

郑《笺》、孔《疏》以为作于康公时。其说以刺诗说为立足点，然诗非刺诗，上文已辩之。再说诗言“王于兴师”，秦康公时当周襄王时，此时周室衰微，无力命诸侯、行征伐之事，因此《无衣》作于康公时的说法理由不够充分。

另外，清人王夫之以为《无衣》作于秦哀公时，这一说法也不可信。王氏《诗经稗疏》云：“《春秋》申包胥乞师，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为之赋’云者，与卫人为之赋《硕人》、郑人为之赋《清人》，义例正同。则此诗哀公为申胥作也。若所赋为古诗，如子展赋《草虫》之类，但言‘赋’不言‘为之赋’也。”然而王氏所定之义例并不严密，《左传·文公七年》：“荀林父为赋《板》之三章。”而《板》非林父所作。《左传·昭公十二年》：“宋华定来聘，通嗣君也。享之，为赋《蓼萧》。”而《蓼萧》非鲁人所作。《笺》云：“赋者，或造篇，或诵古。”《左传·隐公元年》：“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洩洩。’”此为造篇，哀公之赋《无衣》，明显是诵前代之诗。故王说不可从。

2.礼乐与蛮俗的冲突：《蒹葭》与《黄鸟》、《权舆》

秦文化是在游牧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周人礼乐文化的因素而形成的，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内部充满着矛盾和冲突。这一特点也充分体现在秦人的诗歌创作中。《秦风》中的《蒹葭》意境优美、韵味悠长，在抒情方式上尽显含蓄蕴藉、温柔敦厚之气^[91]，即使置之二《南》、王风、二雅中也毫不逊色。方玉润《诗经原始》云：“此诗在《秦风》中，气味绝不相类。以好战乐斗之邦，忽遇高超远举之作，可谓鹤立鸡群，翛然自异者矣。”其实《蒹葭》一诗的风格体现了秦人对周族礼乐文化与诗歌传统的吸收与融汇。然而《黄鸟》一诗则体现了秦本族文化的原始之风。

关于《秦风·黄鸟》的主题，《诗序》说：“《黄鸟》，哀三良也。国人刺穆公以人从死而作是诗也。”此诗主题，诗中自明。毛诗及三家诗均无异说。惟三良之死，一说以为秦穆公所杀。《史记·蒙恬列传》云：“昔者秦穆公杀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号曰缪。”《风俗通·皇霸篇》亦云：“缪公杀贤臣百里奚，以子车氏为殉，故谥曰穆。”一说以为三良为自杀以从死。《汉书·匡衡传》载匡衡上疏云：“秦穆公贵信，士多从死。”应劭注云：“秦穆公与群臣饮酒酣，公曰：‘生共此乐，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鍼虎许诺。及公薨，皆从死，《黄鸟》诗所为作也。”曹植《三良诗》云：“功名不可为，忠义我所安。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残。生时等荣乐，既没同忧患。谁言捐躯易？杀身诚独难。《黄鸟》为悲鸣，哀哉伤肺肝。”此皆为鲁诗说。

《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君子曰：‘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诗》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无善人之谓。若之何夺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是以并建圣哲，树之风声，分之采物，著之话言，为之律度，陈之艺极，引之表仪，予之法制，告之训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礼则，使毋失其土宜，众隶赖之，而后即命。圣王同之。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

《权舆》多以为秦人刺秦穆公诗，其说大体可信。傅斯年解说此诗云：“言为礼不卒，后不承先，但不知如何人之歌也。”^[92]秦穆公生前有礼贤下士之名，而死以三良为殉，故诗人做《黄鸟》以刺之。《权舆》一诗亦叹其有始无终也。这首诗和《黄鸟》一诗所讽一样，也反映出秦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文明与野蛮的内在冲突。方玉润《诗经原始》说：“《车邻》、《驷》、《小戎》诸诗，武勇甚矣，而《蒹葭》一诗又何谈哉！使非贤人君子，乌能为是？盖西京旧治，大有人在也。惜秦俗尚武，有贤而不能用耳。以故《黄鸟》致三良之哀，《权舆》有无食之叹，其为国大可想见。秦之为秦与周之为周，其薄厚不甚相远哉！”同一地域产生的诗歌，而同时兼具柔媚与粗犷两种截然相反的风格，《秦风》中如此奇特的现象，正是由于其文化的内在冲突所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