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鸣》的创作动机与主题

一、《鹿鸣》的创作动机与主题

旧说以雅分“正”、“变”，正小雅均为文王、武王之诗，如此，则《鹿鸣》一诗为周初文王武王时作^[33]。但此诗共三章，采取复沓的章法，章法与《国风》常见之三章体接近。诗借“呦呦鹿鸣，食野之×”起兴，和《秦风·黄鸟》“交交黄鸟”，《唐风·鸨羽》“肃肃鸨羽”等等句法相类，此类形式皆为风诗特有。由形式可知《鹿鸣》应非周初之诗。《鹿鸣》一诗吸收“风诗”形式，表现出言情之“歌”与叙事之“诗”的合流趋势。闻一多认为上述趋势出现在西周中叶以后^[34]，据此判断，则《鹿鸣》之作，当在西周中叶以后。孙作云先生定其作时在周宣王朝，是正确的。

马银琴从思想史的角度，指出《鹿鸣》等诗中对燕饮场合和乐气氛与感受的关注构成了西周末年史伯等人提出的“和”的观念的现实基础^[35]，以此推断《鹿鸣》等诗当产生于西周末年以前。刘毓庆则从诗中“嘉宾”一词不见于《尚书》与周初金文，而屡见于西周晚期文献与金文，断《鹿鸣》等正小雅16首为宣王时代诗^[36]。其说在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新证，将正小雅诸诗的研究推进了一步。由此推断，《鹿鸣》诸诗应当产生于周宣王时代。

上博简《孔子诗论》第五章云：“《鹿鸣》以乐司而会以道，交见善而学，终乎不厌人。”孙希旦《礼记集解·燕义》云：“上下相亲而不怨者，和也。”宣王继厉王朝国人暴动、其父厉王被逐的乱离之后而立，即位之初，人心未稳，又逢天下大旱，虽得召伯虎等一班老臣辅佐，仍危机四伏。史载宣王“惧而修行”。“修行”者，修日月礼仪，施以德行也。借燕飨之礼而亲宗族，致和睦，当是时政应有之意。《鹿鸣》的创作动机，是借助宴饮歌诗，表现宾主相得，其乐融融的气氛，并借此沟通人际关系。《诗序》云：“《鹿鸣》，燕群臣嘉宾也。既饮食之，又实币帛筐篚以将其厚意，然后忠臣嘉宾得尽其心矣。”孔颖达《正义》曰：“忠臣嘉宾佩荷恩德，皆得尽其忠诚之心以事上焉。明上隆下报，君臣尽诚，所以为政之美也。”传统说法以为是天子燕群臣之诗，但朱熹《诗集传》则说此诗为“上下通用之乐”，大概是根据此诗的内容无特殊的礼节加以推断。这就是说诗既可用于天子之燕享，亦可用于普通之场合。此种情形，于文献有征。据《国语·鲁语下》记载：

叔孙穆子聘于晋，晋悼公飨之，乐及《鹿鸣》之三，而后拜乐三。晋侯使行人问焉，曰：“子以君命镇抚弊邑，不腆先君之礼，以辱从者，不腆之乐以节之。吾子舍其大而加礼于其细，敢问何礼也？”

对曰：“寡君使豹来继先君之好，君以诸侯之故，贶使臣以大礼。夫先乐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飨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緜》，则两君相见之乐也。皆昭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闻也。臣以为肄业及之，故不敢拜。今伶箫咏歌及《鹿鸣》之三，君之所以贶使臣，臣敢不拜贶？夫《鹿鸣》，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曰‘每怀靡及’，诹、谋、度、询，必咨于周。敢不拜教？臣闻之曰：‘怀和为每怀，咨才为诹，咨事为谋，咨义为度，咨亲为询，忠信为周。’君贶使臣以大礼，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

从鲁国叔孙豹答晋人的话来看，在周代燕饮歌诗有严格的等级。叔孙豹之所以只在演唱《鹿鸣》之三时答谢，就是因为之前所奏为高级燕享之乐，与其身份不符合，为违礼之举。而《鹿鸣》之三为上下通用，歌的内容只是泛言宾主尽欢之意，但凡天子、诸侯、卿大夫均可于燕饮歌之。

《鹿鸣》的主题全在一个“嘉”字，意谓嘉奖、褒扬，君王善待臣下，当然应当嘉奖，这与宣王朝的政局及统治者的心理背景完全吻合。因为厉王及其臣下的“好专利”，以及厉王“以卫巫监谤者”对社会舆论的过度控制，所以导致“国人”的反抗。宣王在内忧外患、天灾人祸交替出现的危险局面中依靠周定公与召伯虎等老臣以及尹吉甫、南仲等大臣的鼎力辅弼，才得以即位。在这种情况下，对内对外的政治策略必须要进行调整。而改变厉王对内的强制性政策，则成为首要之急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