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踏步前进的东晋南北朝前期

东晋南北朝时期，对汉族来说，首先是丢了北方半壁江山，出现了由汉族统治的南朝与以少数民族政权为主的北朝，南北对峙，还经常发生战争。同时，无论是南朝还是北朝，内部也不稳定，朝代更替频繁。但是，南北朝也并非只是混乱，漆黑一片，也有不少亮点，有不少适合诗歌发展的条件。首先，在南北分裂的大格局下，南朝或北朝都有局部的统一，有一定时间的安宁。晋室南渡，大批北方的士人南迁，加速了南方的开发，农业与手工业得到了发展，中国的经济与文化重心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长江流域。各民族长期接触，由矛盾战斗到和睦相处，形成了民族大融合，丰富了汉族的文化。其次，秦汉以来的思想禁锢在这时得到进一步摆脱。佛教在东汉传入以后，此时得以盛行，而且按照中国人的观念加以改造，使佛教本土化。在东汉形成的道教，这时也有了进一步发展，老庄思想盛行。由此，终于彻底打破了儒家的一统天下，形成儒、道、释三教并行的局面。三教具有三种截然不同的观念，儒家重入世，道、释讲究出世；但道、释也有差别，道教重今生，寻求长生不老，佛法重来世，讲究轮回转世……不同的观念形成了不同的哲学思想，还发生争论，因此这一时期的社会思想显得自由活跃，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出现了不少新观点、新看法。特别是当时出现了一股重视个体价值的社会思潮，促进了社会思想和学术文化的多样化。到这时，文学已完全独立，得到了空前重视，不仅写作诗歌的人多了，而且评论也多了，文学的地位得到极大的提高，文学的本质也得到了更多更明确的阐述。自从曹丕提出了“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并且身体力行致力于写诗后，两晋与南朝的许多帝王与宗室权贵都热心于文学创作，特别是写诗，同时还有不少人进行文学批评，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士族中，有更多人重视文学，还以能文善诗赋自矜。当时在理论上，进一步提高文学的自觉性，更注重辞采的绮丽华美，重视声调韵律之美，从而推动文学大踏步前进。当时还由于翻译佛经，受梵文启发，完善了汉语的声调音律，在齐永明年间（483—493），周颙创四声说，沈约提出文章八病，从此中国古典诗逐渐走向格律化，被称为近体诗的绝句与律诗逐步形成，至唐代完全成熟，并发展到顶峰，完成了长期的艰巨探索。

魏晋时兴起玄学清谈，这也极大地影响了诗歌创作。在玄学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大量玄言诗大都枯燥乏味，“理过于辞，寡情少味”（钟嵘《诗品》），没有文学趣味。但在另一方面，玄学是一种超世的哲学，在他们看来每一个人即为一个精神主体，这个精神主体不是在社会中存在，而是直接面对宇宙而存在。他们发挥老庄精神，反对经学，挣脱政治束缚，崇尚自然，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一体，人生的根本意义在于精神的超越升华，对世界对生命的彻底把握，因此要求人们不必计较世俗的荣辱得失，而是要顺应自然，养自然之神，保自然之性，全自然之形，修自然之道。这就引导出对自然的体悟、追求，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要达到这种境界最好的途径便是回归自然，到山林中去，因此玄学家的道路不是去朝廷当官，而是隐逸于山林田园之中，在政治上跟统治者离心离德。玄言诗的兴起，使诗不再依附于政治，而具有争取独立的品格，成为山水诗、田园诗的先导。玄学家率真任性，放浪形骸，完全不受拘束地纵情于山水之间，这实际上是对当时黑暗社会的反抗，对两汉400年礼教的反抗。当时的诗人全身心投入自然，或在饱览山水的极度兴奋中得意忘形，或在迷恋田园的宁静中不为五斗米折腰，充分体现出了人性的觉醒，个性的解放。晋室南渡时北方的士人来到江南，看到江南山水秀丽、田园优美，他们不禁沉湎其中，“神超形越”，饮酒作诗，山水诗、田园诗由此兴起。

山水诗、田园诗，其名为二，实质是一体，都是崇尚自然，欣赏自然之美，歌唱自然之美，都是由玄言诗变化而来。后来在主要发挥庄子精神中，又旁通儒学与佛学，授儒入道，以道化佛，形成了以道为主，兼取儒、释之长的综合思想体系。特别是以得意忘形、得意妄言、言不尽意等空灵玄妙境界与释氏的冥心真境相合，使山水诗、田园诗富于禅意、禅境，至唐人王维笔下达到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