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先舒《填词名解》

3.毛先舒《填词名解》

【内容述略】

毛先舒《填词名解》一书，专门解说词调名，考证各调之始创者与调名缘起。词调本为曲调，考释调名可知创调本意及其乐曲来源，有益于选调填词及研究词曲历史。唐崔令钦《教坊记》曲名表记开元、天宝间教坊所奏324曲，其后考稽唐宋词调者，大都溯源至教坊曲。南宋初王灼著《碧鸡漫志》五卷，卷三至卷五考述28词曲之源流演变，词调考证遂成词学研究中重要一门。明杨慎著《词品》六卷，其卷一“词名多取诗名”诸条专为词名探源，都穆《南濠居士诗话》、郭绍孔《词谱》等续作补充，至毛先舒推衍增广而成《填词名解》，考证词调创作和调名本意遂有较为详备的专书。《填词名解》凡四卷，卷一小令，卷二中调，卷三长调，卷四补遗，所释共381调(不含毛先舒自度曲15调)。其解说虽未可尽信，然其释名时，兼及各调创调情况及音乐特点，对于了解唐宋词调之构成与演变，自有其参考价值。编定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的《钦定词谱》，其解说调名即多取资于《填词名解》。乾隆时汪汲作《词名集解》六卷，续编二卷，也以《填词名解》为基础。^[3]

是书前有凡例8则，其一云:

是编广搜群籍，参伍钩稽，颇积时月，始获端绪。其无可稽者，则仍置阙如，不敢凭陵臆解。

又云:

是编采缀，非徒一家。然本唐崔令钦、段安节、宋王灼、黄朝英以至杨慎、都穆、何良俊、陈耀文、卓人月、徐士俊、沈际飞、郭绍孔诸填词家书，因藉为多。第诸家载记纷如，仍多癥牾，考义就班，谬如蠡测。且即所解词名，殆略过半。

可知其取材来源甚广，自唐至明，皆有取资。

《填词名解》卷一云:

凡填词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自五十九字始至九十字止为中调，九十字以外者俱长调也，此古人定例也。

随着乐谱的失传，知音者渐疏，原来以音律结构不同而分为令、引、近、慢的分类标准已不适用，明人顾从敬《类编草堂诗余》乃依词调篇幅长短，首创以小令、中调、长调三分法编排。以小令、中调和长调三分法选词，“反映了唐宋词乐既已失传之后，词家对词体声律的寻找和补救心理;反映了选家欲合订谱与选词为一体，将词选选成既是玩味欣赏的读本，又是填词创作的格律准式的努力和追求”^[4]。毛先舒援用顾氏之说并予以字数上的界定。

《填词名解》虽按小令、中调、长调分卷，然小令卷中有《好事近》、《太常引》、《青门引》等长调，中调卷中有《唐多令》、《品令》、《解佩令》等小令，长调卷中列有《六么令》、《三台令》、《迷仙引》等短调，可见毛氏分类纯以字数多寡为标准，与乐调无涉。万树《词律》但叙字数，不分小令、中调、长调之名，即取法于此。

是书尚多通达之论，如云“填词不得名诗余，犹曲自名曲，不得名词余。又诗有近体，不得名古诗余，楚骚不得名经余也”。“词为诗余”一说，误人最深。既为诗余，文人于诗中不宜表达之无聊秽亵情感，一并发之于词，词体焉能不衰。故欲除其弊，必先去“词为诗余”陈腐之见。毛氏此论实又开一尊体阀门。

《填词名解》多被清初汇编类词话征引，如沈雄《古今词话》“词话”上卷、王奕清《历代词话》卷三、冯金伯《词苑萃编》卷十皆曾征引。李调元《雨村词话》卷四云《填词名解》四卷“能发前人所未发，较胜图谱”，似赞誉过甚，而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三所云“此书多拾升庵、元瑞余唾，牵强殊甚”也失之公允。要之，此书虽承前人余绪而成，然其增广汇总之功自不可掩。

【版本考略】

有《词学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