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学术概论》

中国古代文学文、史、哲不分，这一点在先秦时期尤其明显。先秦诸子之文皆为言道之文，道、学与文相伴相生，不理解其道、学而专研其文，往往事倍功半，因而读先秦诸子之文，在领略其文采的同时，亦要明晓其文所蕴之道，方能深悟其文，领会其精华所在。吕思勉先生的《先秦学术概论》可作为这方面的入门必读书目。

吕思勉（1884—1957），中国著名的史学家，他是中国学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不标榜任何一派，学术上独张一军，对经学、文字学、文学皆有独到见解。他通读二十四史，与陈垣、陈寅恪、钱穆并称为“现代史学四大家”。吕思勉国学基础深厚，于学无所不窥，其《先秦学术概论》是其研究诸子的学术精华。该书总揽诸家，曲尽其妙，立论谨严，考证简明，显示出前辈学人的独有的气度、学识、志趣和睿智，因而别有一种吸引人们研读下去的魅力和清新脱俗的韵味。

全书分为上、下两编，共162页，约11万余字。一般学术史著作往往将微观剖析融入宏观论述之中，本书则将二者分别条列，分上、下两编。上编为“总论”，下编为“分论”，“分论”中的重要篇章如“道家”、“儒家”前，又有小的“总论”。作为一种概论性的学术史著作，这种著述方式更容易让人把握其大体。

上编为《总论》，总论先秦学术，分为如下各章：

第一章　先秦学术之重要；

第二章　先秦学术之渊源；

第三章　先秦学术兴起时之时势；

第四章　先秦学术之源流及其派别；

第五章　研究先秦诸子之法。

下编为《分论》，分论先秦学派之道家、儒家、法家、名家、墨家，兼及纵横家、兵家、农家、阴阳数术、方技、小说家和杂家。分为如下各章：

第一章　道家（下设小节，先为总论，后分论老子、庄子、列子、杨朱、管子、鹖冠子诸家）；

第二章　儒家（下设小节，先为总诊，后分论孔子、曾子、孟子、荀子，并于孔子节下另设二附录）；

第三章　法家；

第四章　名家；

第五章　墨家；

第六章　纵横家；

第七章　兵家；

第八章　农家；

第九章　阴阳术数；

第十章　方技（并设附录一、二）；

第十一章　小说家；

第十二章　杂家。

《先秦学术概论》在开篇第一章：先秦学术之重要，即高屋建瓴，从中国整个学术变迁的角度，着力强调先秦学术之重要：“吾国学术，大略可分七期：先秦之世，诸子百家之学，一也。两汉之儒学，二也。魏、晋以后之玄学，三也。南北朝、隋、唐之佛学，四也。宋、明之理学，五也。清代之汉学，六也。现今所谓新学，七也。七者之中，两汉、魏、晋，不过承袭古人；佛学受诸印度；理学家虽辟佛，实于佛学入之甚深；清代汉学，考证之法甚精，而于主义无所创辟；最近新说，则又受诸欧美者也。历代学术，纯为我所自创者，实止先秦之学耳。”虽然这一论证中某些具体问题尚可讨论，但总体来说，吕思勉对先秦学术在中国文明史上的定位是极其准确的。

在该书第二章；先秦学术之渊源，作者以上古时代生产手段、劳动方式之演进为背景，探讨了先秦学术产生的诸种前导因素，如原始宗教、祖先崇拜等，对在中国思想史上影响极为深远的阴阳五行学说、天人感应学说和元气学说产生的历史渊源作出了清晰的说明，考古今之说，成一家之言。在该书的第三章：先秦学术兴起时之时势，作者描画出了先秦时代的政治及社会情况，指出“先秦诸子之思想，有与后世异者”，其原因在于“后世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分，先秦之世，则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合”。

在该书第四章：先秦学术之源流及其派别，作者反对胡适的《诸子不出王官论》，认为《汉书·艺文志》诸子出于王官之说不能全盘否定，并综合了《淮南子·要略》“诸子起于救时之弊”之说，认为章太炎的“九流皆出王官，及其发舒，王官所弗能与。官人守要，而九流究宣其义”之说最为持平。由于“社会组织既变”，春秋以前的“王官之学”变为“私家之学”，当时社会动荡不安，“贤君良相，竞求才智以自辅”，于是诸子百家“王官之学”旁通发挥，提出了各自救世主张。在论及各家相互关系时，作者认为诸子百家是相通的，它们都渊源于古代之宗教哲学，它们分流只是由于“本诸旧有之思想，以求解释之道，而谋处置之方”之“势”的影响，故“诸子之学，所以虽各引一端，而异中有同，仍有不离其宗者在也”。作者提出的这一看法，被贯彻于下编的关于先秦诸子之学的论述中。如论述诸子之学出于王官，在下编第一章：道家，吕思勉提出“道家之学出于史官”，正因为他们总结了历史上“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理”，才会提出“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的斗争策略。再如论述诸子之学同宗，在下编第三章：法家，吕思勉指出名家与法家同源，“法家出于理官，名家出于礼官”，“理之与礼，关系极密”故“名法二者，盖亦同源而异流”。在该书的第五章，吕思勉简述研究先秦学术的方法，以此结束《总论》，进入《分论》部分。

《分论》中在论述先秦诸子时，颇多学术创见。例如将道家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列于儒家之前，作者为此作了详细的论证，指出：“道家之学，实为诸家之纲领。诸家皆专明一节之用，道家则总揽其全。诸家皆其用，而道家则其体。”在中国文化史上，道家除了在汉初、魏晋时期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外，都被正统的儒家排斥，很少被放在儒家之前，吕思勉不人云亦云，其看法直接承继司马谈《六家要旨》对道家的评述，而论证又言之成立，独出机杼，让人耳目一新。又如在论述荀子“性恶论”时，吕思勉从对字义的重新检视出发，认为“其实荀子之言性恶，与孟子之言性善，初不相背也……荀子谓‘人性恶，其善者伪’，乃谓人之性，不能生而自善，而必有待于修为耳”。性善恶之争，是中国哲学和文化史上的一大悬案，吕思勉从字义出发，折中而判，持论公允。又如，作者不同意《尉缭子》和《六韬》为伪书的看法，认为两书“皆多存古制，必非后人所能伪之”吕先生的这一卓见后被出土文献证实（1972年山东银雀山汉墓出土了两书的残简，足证著者的论断是正确的），其先见之明与识力之深，令人赞叹。

《先秦学术概论》不单从哲学角度立论，而且还兼及社会政治方面，因此它不同于一般思想史著作而有其自己的特色，在研究先秦学术思想史上有其重要地位。该书初有1933年世界书局印本，1985年收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学术丛书》，可资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