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相矛盾《韩非子》卷第十五

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畎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叹曰：“耕、渔与陶，非舜官也，而舜往为之者，所以救败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处苦而民从之，故曰：圣人之德化乎！”

或问儒者曰：“方此时也，尧安在？”其人曰：“尧为天子”。然则仲尼之圣尧奈何？圣人明察在上位，将使天下无奸也。今耕渔不争，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舜之救败也，则是尧有失也；贤舜则去尧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不可两得也。楚入有鬻楯与矛者，誉之曰：“吾楯之坚，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应也。夫不可陷之楯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尧、舜之不可两誉，矛楯之说也。

且舜救败，期年已一过，三年已三过，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赏罚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赏，弗中程者诛。”令朝至暮变，暮至朝变，十日而海内毕矣，奚待期年？舜犹不以此说尧令从己，乃躬亲，不亦无术乎？

且夫以身为苦而后化民者，尧、舜之所难也；处势而骄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将治天下，释庸主之所易，道尧、舜之所难，未可与为政也。

［赏析］

在战国时代，法家倡导的“法治”与儒家倡导的“德治”构成了一对潜在的矛盾，二者一个依赖外在强制约束，一个依靠人内在的道德律法，彼此间驳难攻讦，各逞其说，以明对方之非。本文选自《韩非子·难一》，主要是韩非子批判儒家尊崇圣贤的人治思想，提倡法家的法治学说。

文章开头讲述了儒家崇尚的虞舜德化百姓的故事。在三年的时间里，舜先后从事、打渔、制陶三件劳作之事，解决了民众间的土地纠纷，培养了渔民的谦让风气，改善了陶制器物质量。舜的这些行为符合儒家“德博而化”、“协和百姓”的政治理念，故而得到孔子的由衷礼赞。

欲抑先扬，在孔子将舜推举到一个无以复加的高度后，韩非针对儒家逻辑上的漏洞，突然发难，拈出儒家“圣尧”而又“贤舜”的矛盾。韩非指出，尧舜共处同一时代，二者都是儒家理想中的完美形象，但这是一个悖论：如果承认舜“救败”、德化万民的事实，那么就说明尧犹有惭德，政有未察；如果承认尧是完美的圣王，则舜的“救败”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因而“贤舜则去尧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儒家在逻辑上陷入了不能自圆其说的困境。韩非通过一个楚人“自相矛盾”的故事，形象而深刻地揭露了儒家极力美化尧舜的荒谬。

接下来，韩非进一步对比“德化”与“法治”的得失。韩非首先指出，舜这种贤明之人数量有限，而且即便有舜这种贤人，其年寿也有限，而天下的弊端却无穷，以有限的年寿去应对天下无穷的事端，无法获得天下大治的局面；而如果遵行法治的主张，天下有法律和公理可循，做到令行禁止，赏罚必信，无须统治者事必躬亲，也不需要浪费大量的时间，就可以收到“令朝至暮变，暮至朝变，十日而海内毕矣”的神奇效果。

最后，韩非指出“德化”与“法治”的难易之别。韩非用对比的手法指出，采用躬亲化民的办法来治理天下，哪怕是尧舜那样的贤君都会感到为难，而如果采用法治来治理天下，处势行法，因法行事，即使是平庸的君主也会觉得异常容易，因而治理天下绝不能“释庸主之所易，道尧、舜之所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