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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些孩子支持我活下来。”

时间:2022-12-2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三位村民均表示高淑珍收教残疾孩子的情况属实,高淑珍不收孩子家长的钱,管残疾孩子吃住。“这些年来,给我力量的,恰恰是这些孩子。”高淑珍平静地说,“是这些孩子支持我活下来。”上午10时左右,王木正在和高淑珍座谈,单位主管领导打来电话,仔细询问调查工作开展情况,并且询问都是哪些人参与调查座谈,并且叮嘱他要认真完成领导交办的工作任务。

2012年2月底,大连电视台做一期关于善人善事的节目,邀请25位慈善人士参加节目制作,其中有高淑珍,并且让她带了三个残疾孩子。她带了张杰、刘爽、赵洪刚。

高淑珍没钱支付往返的交通费。曾经采访她的中央电视台记者赞助她和三个孩子往返的交通费。

高淑珍穿了一身在农村挺有档次的衣裳,那几乎全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捐赠的。

青年记者把自己妈妈的衣服捐给了高淑珍,只捐衣服没有捐腰带。高淑珍没有腰带。她按照多年的习惯,用一根细布条作腰带。

在大连电视台,当她抱着拉着残疾孩子进入演播室的时候,其他24位参加节目的慈善人士不约而同起身迎接她,向她问候,向她表示敬意,其中有几位自办企业的慈善人士,询问高淑珍需要哪方面的帮助,他们将尽力相帮。高淑珍表示感谢,没提任何困难。

在节目录制过程中,随行的刘爽行动不便,高淑珍想把刘爽抱起来。她一用力,束腰的布条断了。

这可咋整呢。她坐在座位上不能动了。她想,待会儿,如果节目主持人要求她站起来,她将会当众出丑。

她摸遍了身上的衣兜,找出一个方便袋,并且仅有这么一个方便袋。她把方便袋捻成一个细绳,将断开的“腰带”接在一起。

高淑珍一行回到村里,王国光带着东东到村口迎接。

王东东喊一声姥姥,然后问妈妈王国光。

“妈,姥姥去哪里了?”

王国光亲吻着儿子:“大连。”

“大连的楼高吗?”

“高,那大楼有20层。”高淑珍说。

“妈,哪里的楼最高?”

“应该是北京吧。”王国光回答。

“妈,等我长大了,我到北京,买一座20层的楼,最高的那一层,您和我爸爸住;19层我姥姥住,第5层我奶奶爷爷住。”

“剩下的那17层呢?”

“咱家那么多残疾学生,不带上,我姥姥能愿意?那17层,让咱家的残疾学生住。”

2012年3月3日、4日,中央电视台12频道《见证》栏目分上、下两集播报了《炕头学校》,即2011年8月间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的高淑珍收教残疾孩子的内容。

按上级领导指导,有关部门派出王木同志前往滦南了解情况。

巧合的事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20年前,有一位30岁左右的儿科大夫随丈夫从南京调到北京,本书作者和她聊天时,她曾一本正经地说,她在南京工作时间不长,但既给蒋介石看过病,也给毛泽东看过病。听者当时百思不得其解,蒋介石、毛泽东去世时,那大夫至多也就是中学生,根本不可能有机会给他们看病。这位大夫的丈夫怕听者憋出病来,赶忙解释说:“看病的孩子和蒋介石、毛泽东重名。她要真是给蒋介石毛泽东看过病,她还嫁给我?”

据说那个院子里的几间平房富有沧桑,清朝那时候,在这里住过一位身为皇亲却不问政事的人,这人息影林泉,不与王公官宦交游,唯与曹雪芹过从甚密。当时曹雪芹正在写《红楼梦》,每写出一章,他必定以朋友的身份拿去诵读,并为之哭为之歌。尽管他明明知道曹雪芹已经把真事隐去而托意于贾语村言。

中国学术界有一枝极富中国特色的学术:红学,专门研究《红楼梦》及其作者曹雪芹,就像法国人研究雨果、俄国人研究托尔斯泰那样。中国的“红学”更有其独到之处,有的专家必定要考证出小说中的贾宝玉是历史上的某某,林黛玉是历史上的某某;尤为让人感佩的,有的红学大师,实在搞不明白《红楼梦》中的哪一个人物的历史原型,也要分析一下贾母是影射的谁,贾政又是影射的谁。

四号院有一位部门负责人,姓王,人们叫他“王主任”。

王主任的部属又分为几个部门,其中一个部门的工作职能与社会上像高淑珍这样的善行义举相对应。这个部门一正一副两个负责人,另有四个工作人员。

在四个工作人员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姓王叫王木。当时这个部门的正职负责人有重要任务,在京城郊区起草一个重要文件,副职负责人主持日常工作。

3月5日中午,王主任接到上级领导刘书记的电话。

3月6日王木到达唐山市滦南县洼里村,一同前往的人员有:河北省委的田副处长,男,三十多岁,精干帅气;唐山市郭主任,女,四十岁出头,精明持重;郭主任属下正科级殷处长,男,四十多岁,沉稳持重;滦南县于部长,男,约五十岁,深沉坚定;滦南县李主任,女,四十多岁,率直爽朗。

还有三位同志,既是他们调查的向导,也是他们调查的对象,同时还帮助我们作了调查:司各庄镇党委洪书记;洼里村党支部王书记;洼里村村委会前任王主任。

洼里村在滦南县城往西约二十华里,大部分是油路,有几华里的土路。洼里村不大,大约400多口人。村民们的房子是冀东农村常见的平房。其中有较为宽大的新式平房,也有较为小巧的旧式平房。

王木一行先是在村里走访几户街坊,听听街坊们对高淑珍的述说和议论。

他们敲一家街坊的门,开门的是一位青年妇女。李主任一口当地口音,王木的带有山东特色的普通话很像沧州口音。开门的老乡当然首先问:“你们是哪里人?什么事?”

王木自称是沧州人,说家里有个孩子,身体不好,在当地不能上学,听说洼里村有一户人家接收残疾孩子在家里学习,不知是真是假,所以来看看。

“是真的。高淑珍家。”

“到底收钱不收钱?”

“不收,真的不收。”

第二家,第三家,王木问了大致相同的问题,得到的是相同的回答。高淑珍确实不收钱。

三位村民均表示高淑珍收教残疾孩子的情况属实,高淑珍不收孩子家长的钱,管残疾孩子吃住。其他详细情况均表示不了解。

当他们准备走访第四家的时候,恰好路过高淑珍家门口,恰好看到王国光骑着自行车回家。

王木在电视上看熟了王国光的形象,王对李说:“这个就是王国光。”

王国光听到了王木的声音,下车跟王木和李主任打招呼。

王木不能再说他从河北沧州来,他一边跟着王国光进院门,一边掏出久已不用且平时很少使用的名片

王木如实介绍他姓什么,叫什么,从哪个单位来,领导安排他来做什么。

高淑珍也从屋里出来。王木请李主任把同行的同志们都请来。

王木没能充分了解洼里村的乡亲们对高淑珍的评价。但后来他从媒体上看到:

洼里村村民王守祥说:“高淑珍和志愿者们为这帮孩子创造了学习环境,把一切都奉献给了孩子们,我被她这种精神所感动,他们是大伙儿学习的榜样。”

洼里村村民王振波说:“高淑珍,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用她博大的母爱哺育了一群残疾孩子。志愿者们为教育孩子们成长无私奉献,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应该得到弘扬。”

邻村村民张瑞宗说:“这个家庭、这群志愿者,为这帮孩子确实付出了很多很多。啥叫雷锋?这都是活雷锋。”

高淑珍家里只有三个残疾孩子。高淑珍刚从大连做电视节目回来,她走的时候,让孩子们回家了。次日(7日)将正式上课。

高淑珍在家,刚从大连做电视节目回到村里。

高淑珍家的院子有北房6间,南房5间,当地称为“倒座”。南房中间是过道,南房的总长和正房是一致的。残疾孩子上课的教室是南房西段,约40平方米。南房东段是厨房。正房6间基本全用来住宿,有两处土炕,是高淑珍夫妇和女儿女婿的住处,有时也住她们收教的孩子。其他各个房间布满了新旧不一的铁架床,有双层的,有单层的。室内有一台电视机和一台电脑,新旧不齐的轮椅多辆,好心人捐赠的衣物若干,各种横幅、条幅挂满了室内墙壁所有能挂的空间。墙壁上贴着至少有上百张照片,有好心人捐赠时拍下的,有孩子们出去游玩时的留念。

院子里有哈飞路宝小汽车、手扶拖拉机、电动自行车等生产和生活用具。

高淑珍和她的女儿王国光、儿子王利国、外孙王东东、怀抱中的外孙女在家。高淑珍的老伴王跃元不在家,女婿王利忠到唐山市里打工。

王木与高淑珍交谈,高淑珍在王木的询问下叙说她给孩子看病的经过、送孩子上学的经过、在家里让女儿给儿子上课的经过、接收邻近村的残疾孩子到家里来陪儿子读书的经过、外地孩子越来越多的原因和经过、好心人相帮相助的经过。

王木一行人每人给孩子们500元表示心意。王木是发起者。

“这些年来,给我力量的,恰恰是这些孩子。”高淑珍平静地说,“是这些孩子支持我活下来。”她在自言自语:“只要我活着,就要尽到我的力量。”

13年来,高淑珍的无私付出感动了很多人,更多的爱心汇集到这些残疾孩子身上。

上午10时左右,王木正在和高淑珍座谈,单位主管领导打来电话,仔细询问调查工作开展情况,并且询问都是哪些人参与调查座谈,并且叮嘱他要认真完成领导交办的工作任务。要实事求是,要全面客观,要深入细致。

11时左右,唐山郭主任赶到高淑珍家里,她说北京王主任给她打了电话。

中午,王木和田处长他们一行人要回县城吃饭。王木想请高淑珍家的志愿者任丽华一同去县城,利用午饭的时间,边吃边谈,以便多了解一些情况。上午在高淑珍家,王木只和任丽华打了个招呼,没有深谈。

6日下午,王木一行人分作三组,王木和滦南的李主任、司各庄镇的洪书记,在村委会与任丽华座谈。省委的田处长与高淑珍座谈。唐山市的郭主任与王国光座谈。

“2007年河北省十大热心肠,有高姨。”任丽华说。

“这帮孩子特别可爱,都像吸铁石一样,深深吸引着你。”任丽华说。

王木问:“现在听二年级课的有几个学生?”任丽华没有回答。她说:“永远跟他们在一起,感到快乐、高兴。”

王木问任丽华:“有没有不愉快的时候?”

“最伤心的时候,是妈病的时候。爸爸打电话,说赶快回去吧。回去以后,妈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二十天,病故了,一句话也没嘱咐。”

王木请任丽华谈谈做志愿者的日常生活。

“高姨像妈一样照顾着我。这里是我的第二个家,我永远不会离开这个家。”

任丽华说她和高淑珍“有缘分”,“注定的缘分”。

“孩子又可怜又可爱,接触两天就舍不得离开他们。”

……

王木换了一个话题,和她讨论是否上网,是否用QQ,能否互留手机号码。

任丽华表示她平时很少上网,很少使用电脑,没有QQ号。刚从学校毕业的时候曾经买过一部手机,后来掉在水里,不能用了,从那以后就没用过手机。

王木换了一个话题,问她的家乡居住,问她爸爸她妹妹的情况。她能准确回答这些问题。说到她妈妈的病故,她表示“治了病治不了命”。

交谈中王木感觉她知识和阅历均比较狭窄,生活极为朴素,衣着极为简朴。

说到生活,她说“一个化妆品没抹过”。

说到她妹妹,她说“我帮助不了她,她自己打工”。

说到高淑珍院子里的那辆小汽车,她说那是别人捐赠的。

问她需要什么帮助,她提到教材、教学参考书、课外读物。

晚上,王木在电话中向单位主管领导王主任汇报了当天的工作情况,报告了几点感受,请求再给他一天时间,和残疾孩子家长见一见,和王利忠见一见,和已经离岗的志愿者见一见,进而把高淑珍的情况了解得较清楚些。

王主任指示他:“要抓住事物的本质,要讲辩证法,要念念不忘刘书记讲的‘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要多听地方同志的意见。”

这个晚上王木有许多感动,高淑珍不容易,几十个残疾孩子,十几年,能做到的人有多少?他也有几点疑问:高淑珍到底收教多少残疾孩子?会不会像有人议论的“一直是3个”?高淑珍最初收教残疾孩子的动机是不容怀疑的,但后来呢,现在呢?高淑珍和任丽华的关系不是志愿者与服务对象的关系,真相是什么呢?

3月7日早饭后,王木一行按照6日的约定赶到高淑珍家里。当时仍在高淑珍家学习的孩子们都回到了高家,送孩子的家长也都按王木和高淑珍的约定留下来。王木他们一行人分头与高淑珍座谈,与王国光座谈,与从唐山赶回的王利忠座谈,与残疾孩子的家长们座谈。他们到教室里看望了正在学习的二十多个孩子。

王利忠从唐山回到洼里村的家里。

王木在电视上已经看熟了王利忠,从感情上感觉亲切可敬,所以一见如故:“利忠,你好啊,领导安排我看望你们来了。”

王利忠身着唐山安达公司的迷彩工装,依然像电视上那样开朗健谈。这时的王利忠对王木也已经有所了解,高淑珍和王国光不可能不给他介绍。

高淑珍和王利忠带着王木和田处长实地察看了高淑珍家的旧房子。王木借机会拍下了王利忠工作服上的电话号码。

王利忠对王木很友好。

王木向他提出,想看看从前的媒体报道材料,王利忠拿出他十年来的全部收藏,二十来份旧报纸,给王木摆在炕头上。每张报纸上都刊载着关于高淑珍他们的文章。

王木请王利忠给他复印一套,王利忠慨然允诺。其中的一些内容,融入了这本书的部分章节。

这天上午,最让人感动的有两个环节。

一是看到那一屋子残疾孩子,当天上午在教室里上课的实际人数是25个。这些孩子以不同于正常孩子的姿势坐在教室里,由任丽华给他们上课。教室里悬挂着许多锦旗。孩子们唱歌的时候,有几位是边唱边哭,其中包括刘爽。张杰表演了模仿秀,他模仿小沈阳的一段小品。置身当时当地,面对此情此景,王木他们对残疾孩子的怜悯和同情难抑难蠲,对高淑珍这种伟大善举的崇敬和感佩之情难以言表,对任丽华无私奉献的高尚行为感动至深。

二是听孩子家长讲述高大姐收教孩子的情况,这些家长都是最为朴实的农民兄弟姐妹,他们不善言辞,但他们的热泪足以证明他们的真诚。

王木坐在高淑珍家的炕沿上,学生家长分两拨和他交谈。

学生家长按照王木的询问报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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