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琐事较多，所以没有多少心情也没有多少时间来写点文字，明朝那些酸秀才所谓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说说可以，那是当不得真的。只有第一件是需要全力支撑的，至于其他的还是量力而行吧，如果完全按照这个模式行动，估计会出问题的。前几天从网上看到香港的“武状元”成龙的言说，很有些惊讶，火力强悍啊。对于武状元不想多说什么，如果他只是想憨憨地从俺们的粉丝那里赚点散碎银子，可能我还是会深深理解的。但是，武状元却偏偏要客串文状元，这个就不好玩了。忽然想到这些年一直在看的阿伦特的文字，记得阿伦特（1906～1975）有一个著名的判语：平庸的恶。看来把这个词借花献佛送给武状元还是比较合适的。
记得二十年前，刚参加工作那会，工地上食堂里改善生活，上了一盘肉菜，结果刚上来，被大家一扫而光，领导愤然地说：“一点吃相都没有，什么素质，吃点素菜和咸菜是最有营养的。”大家都不作声，其实领导说的是对的，只不过角度不同而已，比如领导天天吃酒店，当然对于肉已经很腻味了，而我们这些肚里没有油水的家伙，口袋里也没有多余的钱去下小馆子，所以对肉菜的渴望早已不考虑健康的原因了。其实这就是公共生活的游戏，称作政治也是可以的。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按照东北的老话讲，叫得了便宜还要卖乖。人生境遇，按照孔丘先生的说法：四十不惑。可这几年，俺是越发迷惑了，前两天王鸿飞博士把阿多诺（1903～1969）那句名言搬出来了（“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还是有些震惊。据说阿多诺自1955年在文集《棱镜》中说出这句很牛的话以后，后来一直在这个观点上退却。我能够理解他的困惑，其实，奥斯维辛以后（还有南京大屠杀），何止写诗是不道德的，可能画画、音乐、艺术、哲学等，所有标志人类文明与文化的东西的存在都是可疑的。这么说，很容易推出一个比较悲观的结论，即这个世界时刻是可以发疯的。那么，我们还能相信什么呢？阿伦特在晚年曾说：“当我问自己如何思考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语言是不会疯掉的。”其实，这是一个阿Q式的自我安慰。对于一个女哲学家来说，语言是她最后的寄托，但是我对此则表示怀疑。疯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你如何判断语言是不会疯的？疯是根据理论建构的，这里暗含了太多玄机。当年计算机科学家图灵提出一个判据，即图灵测试，试图以此来判断机器是否有思维。今天看来，图灵测试是存在严重问题的，即思想的狭窄化的问题。如果承认疯的形式的多样性，那么，语言同样是可以疯的。所谓语言的疯，根源还是作为语言本体存在的人的发疯。
由于语言是会疯的，所以宽恕问题就变得晦暗不明，阿伦特从柏拉图传统得出：宽恕是对人的，它不对事。我们只能说宽恕某人，而不能说宽恕某事。这是很奇怪的，人和事的分离一直是一个困难的问题，过去的事物都是凝固的，而做出此事的人则是流动的，人从事中脱离出来，这是一种解放或者重获自由（潜在的），一旦得到宽恕，那么这种自由就是现实的。所以，阿伦特认为，对人的宽恕可以重新发现存在的意义。而中国文化则不这么认为，这里可以拿迅哥的事情为例，迅哥在临终前，决绝地说：“一个都不宽恕。”因为对于迅哥来说，事和人是一物的两个面，如何能够分得清楚呢？可恨之物必为可恶之人所为。也罢，这是一个两难困境，对没有宗教情怀的国人来说，迅哥的决然是一个极致。对于喜欢中国文化的人来说，鲁迅是个异类，这个异类一下子把中国文化的外延扩展得很远，而且让我们的历史无地自容，从这个意义上说，迅哥比阿伦特更为深刻一些。
对于俺来说，问题该怎样处理呢？宽恕是对被中断的在时间性中存在的生命的一种合理重建，通过宽恕，把那些被中断的脉络修补起来，把被边缘化的他者重新引入共同体，所有的伤害都与他者性有关，换言之，人总有被他者化的可能性，我们所能做的只是让他者归来，常见的他者化是通过分类实现的，如精英之流。按照阿伦特的理解，天才是一种治疗性的新发明，使我们避免在一个没有彼岸的世界里同等死去。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不论何人，出生时的差别，在死亡的时刻却是如此的相同，毫无分别，这怎能让那些分类者容忍呢？因为幸福从来都是与痛苦的缺失有关，宽恕把痛苦释放出来，所以幸福就从被宽恕者那里内在涌现出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祝福与他者有关。迅哥可能也是这样想的吧！
（2009-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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