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教育的提出，原本是对功利主义模式下的应试教育的一种主动修正，以此来应对整个社会遭遇的日益严重的“类霍布斯效应”。“类霍布斯效应”是笔者近期提出的一个说法，它来源于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的“丛林法则”，即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所谓的“类霍布斯效应”是指：每个人都在工具理性的主导下，追求自身利益与效用的最大化，而结果却导致整个社会的福祉与效用的急剧降低，最后，反而消减了每个人最终的利益与效用。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二：其一，人与人之间的自然权利在社会领域里是存在矛盾与冲突的；其二，人是社会性动物，它需要通过遵循一些社会活动规则来达成整个社会的秩序，只有这样，每个人的生活才是有尊严的（关于规则，这里要避免陷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伪问题的争论中，我们把规则看作是一种源自哈耶克式的自生自发秩序的结果）。这种观点也印证了自亚里士多德以降到马克思的思想传统，即人是政治性动物，以及人是社会关系总和的说法。如果说自启蒙运动以降，人类的理性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与快速发展，那么，随着近代工业化社会的到来，市场经济的兴起，现代性问题日益凸显出来，即理性的内在结构出现分裂的现象，由此生发出理性的两条发展道路，即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裂。而工业化以及资本主义的兴起极大地推动了工具理性的发展，这符合工业化社会的特点，一切以计算为最基本的行动纲领，以此求得外在收益与效用的最大化，这条道路发展的极致就蜕变为彻底的功利主义理性观，人，最终也蜕化成一种经济动物。而作为存在者存在的人的本质要求，即价值理性则被迅速边缘化与萎缩，由此整个社会进入功利主义时代，此时“类霍布斯效应”的发生就是这条道路自然延伸的、无法回头的归宿与终点。每个人都被迫进入功利主义的跑道，身不由己地奋力前奔，一旦掉队就再也没有翻本机会，这是利益的轮盘赌。在此背景下，整个社会出现日益冷漠化与疏离化的现象，社会失范成为一种常态，由于人类习性的锁定效应，我们再也看不到人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了。
如果仅仅是某个个体陷入工具理性的竞技场倒也不是大事情，问题是这种范式会把整个社会引导到功利主义的道路上去，这才是最可怕的。一个好的社会必须要有价值理性来引领社会秩序与方向，而构成价值理性的要素就是美德。尽管美德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出一些变化与差异，但其最终的诉求却是与人的目的的实现有关。按照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说法，一个好的城邦所应追寻的最大美德是正义。但是在工具理性主导下的功利主义氛围中，一个社会所追求的美德迅速退化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纲领，如何实现城邦的美德，就需要城邦内的公民追寻与践行美德，由此才能带来城邦的美德，换言之，好的城邦是由好的公民构成的。在古希腊人那里，公民所应该追寻的美德主要有四种：智慧、勇敢、正义、节制。公民践行美德将呈现出两种价值，即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当这两种价值得到统一的时候，对社会而言，社会秩序得以确立；对个体而言，内心安宁状态得以呈现（中国人所谓的良心）。换言之，正如美国哲学家A·麦金泰尔所言：“如果没有美德，那么在实践语境中，就只能认识到我所谓的外在利益，而根本认识不到内在利益。而在任何只承认外在利益的社会中，竞争性将是最显著的，甚至是唯一的特征。”[1]这样一来就会出现坚持美德与内在利益和外在利益相矛盾的情况，此时，美德的选择就面临考验。因为，在麦金泰尔看来，拥有美德是获得内在利益的必要条件，但拥有美德也可能全然阻碍我们获得外在利益。众所周知，诚实、正义与勇敢的修养时常会使我们得不到财富、名声和权力。纵然我们可以希望，通过拥有美德我们不仅能够获得优秀的标准与某些实践的内在利益，而且成为拥有财富、名声与权力的人，可美德始终是实现这一完满抱负的一块潜在的绊脚石。而当一个社会过分功利化之后，美德的坚守与捍卫就成为获取最大利益的障碍，如果践行美德的实践后果只能是让个体的利益受损，那么提倡美德的行为就变为一种没有根基的语言游戏。如果我们把美德的影响看作是社会生活中的正外部性的体现，就会出现社会群体在美德上的肆意搭便车现象，即没有人希望由于自己的坚守美德而使利益受损，而同时却希望别人坚守美德自己享受别人践行美德带来的额外收益。就像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希望别人遵守规则和操守，而自己则总是希望暗中违规，这就是典型的在美德上搭便车现象。如果没有一种规范与制度制止这种随意搭便车的行为，就会导致所有的人都不坚守与捍卫美德，从而整个社会无可救药地滑向“类霍布斯效应”的陷阱。美德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就会出现哈丁的“公地悲剧”，这才是当下每个人都认为素质教育重要，而运行效果甚微的根源所在。
基于上述考虑，反省一下我们素质教育中存在的多层面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了。为了简化起见，我们仅探讨素质教育中的两个问题：首先，素质教育的宗旨所在；其次，素质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位置问题。关于素质教育的宗旨问题，我们通常采取一个大而化之的说法，即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这话没有错，只不过是一句典型的正确废话。细究起来，我们就会发现其外延很大内涵很空。试问：怎样的人才是全面发展的人呢？按照通常的德、智、体、美、劳五元结构来看，其标准模糊，难以量化，即便有时给出一个标准，其内容也是过于形而下，无法起到应有的启蒙与唤醒作用。如果我们把素质教育的内容提升为追寻美德的话，那么，这种内容安排就可以避免长期存在的教育内容大而空的毛病。说到底，素质教育的目标就是要通过对学生进行真善美以及神圣性的培养，在受教育者内心树立清晰的精神地图，以此，作为个体社会化的基本认知规范，即对于真理的追求。解决了个体与外在世界的关系，才能确定社会秩序与个体的自由。按照美国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的说法：踏上精神追求道路的人寻求与最深层次的实在发生关系。这种偏好也有利于培养民族创新精神的内在动机，对于善的追求处理了社会化过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是个体获得和谐与幸福的一条道路。所有的童话故事都是基于这个原理展开叙事的，而对于美的追求则能使受教育者获得内心的愉悦，毕竟康德早已论证：美是一种无功利性的愉悦，它符合内在利益。对于神圣性的追求，则会使受教育者向往崇高与心生敬畏。当所有受教育者都能把素质教育定位为一种追寻美德的过程，那么整个社会将呈现出捍卫公平与正义、习惯有秩序的生活，由此才能生发出一种内在的和谐。正如莱布尼茨所言：看不见的和谐远比看得见的和谐重要。
目前，我们关于素质教育的最大认识误区在于对素质教育位置的错误认识。当前通常的做法是把素质教育定位为中小学阶段的事情，到高等教育阶段，素质教育的影子就消失了，导致素质教育的链条在培养空间上出现断层。目前高等教育中流行的通识教育并不能等同于素质教育，它仍是传授知识的范畴，只是为了修正高等教育中普遍存在的专与博的矛盾。其实这种错误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我们预设了一种错误的认知前提，以为素质教育是阶段性的目标，一旦获得将终身拥有。而目前的研究已经证明，素质教育是终身学习过程。换言之，中小学阶段的十二年教育远没有达到在一个人内心中牢固树立清晰的精神地图的目标。孔子曾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也间接证明在一个人内心确立明确的认知框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根本不可能出现毕其功于一役的局面。基于人类普遍的理解与实践过程来说，高等教育阶段才是素质教育的主战场，是素质教育走向深入的阶段。年少之时的素质教育只是行为操作层面的培养，而高等教育阶段则是素质教育在思想里生根发芽的阶段，毕竟大学生才与社会有充分的接触，他们是社会行动与影响的主要参与者和践行者。一个社会短期内的文明表现与高等教育密切相关，而与初等教育的距离则比较远，因为社会生活的主角是成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素质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缺位才是当下中国素质教育几近失败的主要原因。试想一个与高考几乎没有直接关系的素质教育，有哪个学校和家长会重视呢？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