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录和少女米萧的宝石

兔　子

和预想的完全一样，中午时分，车停在了洪村。

几年前，我来过一次这儿。在洪村，到处都是两三百年的老房子。春天吹着风的下午，时间好像凝固了。我不知道怎么走进那条巷子的。很窄的巷子，两边各有一道坚固的石墙，墙上还有没剥落干净的玉白色浮雕。

一户人家开着大门，门口坐着一个年纪很大，正织布的女人。

我叫她老妈妈。我说，老妈妈我胃疼，想喝口开水。她端出来的是个青花小盅，问我怎么一个人来。我说是的，我一个人来。

我蹲在她脚边看了会，又用她的织机织了几下，看看时间，只好惋惜地说我要走了，也不知她听没听见。她好像很糊涂，只顾低头拉着织机。我又说我肯定还要来的。不知哪来的眼泪，滴滴嗒嗒，把下巴弄得很疼。走出好几步了，背后听她小声地嘀咕，“来吧，来吧。来了就住这儿吧。”

可是我下了车，又找到巷子，只看见挂在门上的大铁锁。

墙太高，根本看不见里面。我在门口扒拉了好一阵，总算找着一道砖缝。天井里到处是草，织机孤零零贴墙摆着，好像很久不用了。

我很失望，受了骗似的，只好去新街区的简陋旅店找地方歇息。店主女儿，梳冲天辫的小姑娘，好奇地问了我许多问题，包括我抱的小宝宝叫什么。我见她手里拎的竹笼关着一只活蹦乱跳的兔子，随口说就叫兔子啊。那小姑娘愣怔一下，突然捂嘴大笑，说，“他那么黑，我看叫黑兔子才对。”

我又低下头去问，“是吧？我们就叫兔子是吧？”

恰好这个时候，兔子扭了扭身体，我觉得他认可了这个名字。

我不知道如果他不叫兔子，我应该叫他什么。

看见兔子时，我独自走了很久了。

我相信拐进医院之前我已经有点慌不择路，还有个不太好说的原因，尽管一天没喝水，也必须得去一次卫生间了。

门诊部很旧，就像时光倒转，突然倒回到二十年前，和那个年代比较相称的几个人排着队正在挂号。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看着我，难道他们也知道我要走了，只是在走之前妄想带走一个属于自己的纪念品。也可能他们认为我病了。一个人来看病总是让人同情的。

我不想被人观看，好在挂号窗口旁边是一块挺大的空地，连着一幢显然新建的楼房。

底层只是通道，我直接上了二楼。用完卫生间，我才觉察到自己不小心进了产房。婴儿的啼哭此起彼伏，有的响亮雄壮，有的羸弱轻柔。同时从门缝里钻出来的还有奶香，消毒水味，人们放得低低的说话声。我站在明亮的走廊中间突然有点失神。走进33号，差不多就是这个时候。

兔子睡在婴儿床上，正张大了嘴巴哭，小小的舌头卷得像一朵玫瑰花瓣。他那么小，生下来才没几天，也许还来不及有名字呢。我朝兔子拍拍手，兔子停止了哭，不哭的兔子眼睛又大又亮。

病房北侧突然传出一个愉快的声音。“你找隔壁那床吧？”我忍不住这声音的诱惑说了声是。“啊，你来迟了点，他们出院了。”“是吗？”我心不在焉答道，“啊，多可爱的宝宝，多可爱的小娃娃。”我像个白痴似的说着，抱起兔子。

看不见的房间继续传出年轻妈妈的声音，“你喜欢，就帮我抱抱吧，我马上出来了。”

抱着兔子离开医院的具体经过，我实在记不得了。开始只是想让兔子晒晒太阳。走廊洒满幻觉一样的阳光，楼梯没有人，院子也没有人，排队挂号的人都不见了，甚至没有想象中背后追上来的撕裂心肺的叫喊。

来洪村的长途班车上，我一直在想，兔子的妈妈，她为什么相信我，就因为我跟她有一样的口音？或者她根本就是被我纯真的声音骗了。我恍惚记起有人说过我的声音纯真。

织布女人的消失打乱了我原先的设想。

忍着客房刺鼻的霉味，冲了牛奶喂饱兔子，我就和兔子一起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兔子使我原本轻松的旅途变得疲惫不堪，这是我醒过来想的第一件事。

我想的第二件事是怎么在洪村住下。如果不留在洪村，那么准备去哪，这第三件事，我没仔细考虑，因为实在害怕了长途车，害怕了兔子在长途车上的啼哭。

有三四点钟的样子了，太阳退去热力，窗子吹进的风不再燥热，宁静的灰红默默映照着床前的砖块。

睡醒的兔子朝我甜甜地笑了一下，又害羞似的朝枕头一边躲去时，我决定再去巷子碰碰运气。

和来的时候一样，还是要经过村子中央的湖。沿湖而建的房子都是早期的，墙壁布满时间累积的斑点。湖的存在使洪村更像一幅画，一幅湖水波纹的影响下，稍稍扭曲的画。影影绰绰，亦真亦幻。

原先寂静的村子忽儿热闹起来。从田地里回来的人们纷纷打开自家房门，打牌，下棋，喝茶，聊天，吹吹清润的风。早做晚饭的人家，屋顶已有淡青的炊烟飘出。孩子照例闲不住，吵吵闹闹的，使傍晚的洪村充满祥和的味道。

有浮雕的巷子深处，大铁锁依旧挂在门上。我轻轻推了一把，门开了。

屋子只有两进，像是从大宅子上硬被剔除下来的。客堂放了饭桌椅子，几个不知什么用的蒲草编的大筐。相比之下卧房小得多，很出乎意料的安置着几件用旧的西式家具，一只亮度微弱的灯泡，照着木器上的浮尘。

租借房子的事，我站在天井和房东商定的。

房东就是织布女人的大儿媳妇。起先坚持要看我的身份证和兔子的出生证，一连说了好几遍“你不拿证明出来我怎么好相信你”。后来见我呆立不语，兔子又老冲着她笑，就改了主意，表示既然她婆婆答应好的，她没道理不照办。她婆婆过世后，这房子也租出去过。不住人的房子烂得快，她解释说，出了一个不算高的价钱，让我对外说是她婆婆远房的亲戚，这样，她可以不用交税。我答应了。

屋子在洪村这幅画的西南部，光照充足，冬暖夏凉。

假使人果真有灵魂，织布的女人一定很为我实现诺言欣慰。我的花销一向不大，稍稍添置些生活用品，在洪村的生活就算开始了。

我这个常常把花给养死的人，像模像样养起兔子这个小孩。

奶粉，米粥，鸡蛋，兔子在我自以为是的调弄下居然长得很结实。

关于兔子长得像我，最早我听房东说的。“你儿子跟你很像嘛。”她逗逗兔子，接了我递过去的钱，数好，放进衣服口袋。

这是在洪村住下的第一个月。我剪掉兔子头顶的一撮头发，算给他行过剃满月头的仪式。顺带的，在镜子和兔子之间进行了几次对比，结果却不明所以。

第二次听到相似的说法，是在离开洪村二十多公里的小镇的医院。起因是兔子背上起了很大一片红疹子。在小旅店给兔子换尿布时我就发现了，当时没有重视，以为小孩子都这样，但事实是严重了。

我从药房领回一大堆药膏和喷剂。医生说，兔子是过敏体质，即使一丁点化纤的小线头，也会变成讨厌的发痒的红疙瘩，爬满兔子的小身体。看起来，兔子极有可能是在有害气体中成形，直至诞生的。这样的孩子，聪明，但比较累人。“不过，”医生突然笑了，说，“儿子这么像妈妈，有福呢。”

我真没想到兔子这样。敏感。在必须以越来越粗糙的体质和神经才能适应的世间，多少不合时宜。医生的话，我渐渐忘了，但我偶尔会想起另一个从没见过面的孩子。如果生下来，——我不知道，生下来会是什么样子。我不愿多想，对于我，他没有形迹，不可捉摸。只有拿走他后漫长的痛苦和不解，明明我爱的孩子——为什么就不能来到世上？

我也知道不会有谁答复我。我把兔子当成我的亲生儿子，住了二十九年的城市生给我的儿子。

在洪村，我是奇异的带小孩的女人。不管谁问起兔子的父亲，我都含糊其辞回答说，走了。

走了，可以是死了，也可以是离开了。

我不知道兔子的父亲是谁。

我到了洪村，就把过去的记忆带到了洪村。这让我失望，甚至比织布女人不等我来就死还要失望。我还以为我会忘掉那里呢。

那里指我出生以后住了二十九年的地方。一个人跟一个城市的关系，有时等于一个人跟一个房子的关系。如果我不离开那里，很可能永远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没怎么花时间，我就跟买主谈妥了。我走的时候，那人还在里面探头探脑呢。我没有嘲笑他的意思，他很快会知道窗外骤雨般的汽车噪音，邻居家电视机里滚出来的枪声和女人的尖叫。也可能这没什么。

卖掉房子之后我很轻松，想自己从此跟那个城市没什么关系了。我正是用的这笔钱来的洪村，但是那里常常变着花样出现在我被兔子惊醒的梦里。最近的一次它成了漆黑的厨房，里面摆满漆黑的烤炉，即使这样我也认得出它。

在洪村，我很少想到时间。只有看着兔子的变化，能抬头了，能抓东西了，能用手势表示再见了，才感觉时间一天一天飞快地过去。

兔子异常警醒，一点小声息也会让他惊恐不安。抱在怀里，他才能睡安稳。他还特别害怕孤独，要是醒来发现只有自己，立刻放声大哭。

我也骂兔子，累烦的时候，骂他不是好孩子，威胁说要送他回去。等到他用哭得湿漉漉的眼睛看着我笑，我便无声地抱紧他，用脸去摩挲他的小头顶。能送他去哪里呢？去找他曾经年轻而愉快却被我毁坏的妈妈？还是医院？33号病房？每个从医院出生的人，是不是都能回到医院重新开始。

我很快想了个办法，用布条把他绑在胸前。不符合洪村的女人把小孩绑在背上的习惯。“这样他才能看见我，我也才能看见他啊。”我辩解说。无所事事的下午，我们像一对真正的母子，轻轻摇晃在阳光里。

吃过晚饭，我喜欢抱着兔子去外面随便走走。只要往人多的地方去，兔子总是高兴的。他尽管小，已经能捕捉声音和形状，他还很有想法，当他的眼睛长时间凝视某个地方，很像是在努力领会什么。有时候，因为说不清楚的情绪，我一直把他抱到村口，贴紧他的脸，看暮色中四散的行人，汽车开过后刮起的枯叶。

天色变得昏沉时，我们回来。我落下天井的门闩，扭一段蜡烛，点着了，搁在西墙的烛台上。天井没有安电灯，用的是烛台，和瓦片同一种材质，挖了些花纹用于透光。这么老的天井，不知道多少人借着也像花纹的亮光在夜里忙碌来去，得了闲的，吹着凉下来的风，大概也只能看看墙头一年比一年爬得长的藤吧。

我有时想，如果没有兔子，如果我一个人，是不是忍受得了这种寂静。

洪村经常下雨。白天酷似竖琴的雨声，到了夜里变得像人一样高深莫测。

旧电视机屏幕闪动的雪花弥补了室内光线的不足，我乐于沉溺棉被的温暖，听兔子吐着泡泡，说“嗯”，“啊”，“叭”，“吗”。

秋去以后，除了墙角那丛湘妃竹，所有的花草都在发黄枯萎。

再过几天，兔子就要九个月了。

中午，兔子说他要院子外面那棵苹果树上的苹果。兔子是用眼睛说的，他的眼睛一直看着高高的苹果树。我问他，“兔子，要苹果？”他也不理我。“兔子，你等着，我去给你摘回来。”

快走出天井时，我回了回头。被我放在椅子上的兔子，眼睛已经从苹果树上移开了。和往常一样，他甜甜地朝我笑一下，就把脸害羞地转开了。他的眉毛稍稍有点倒八字，那是我第一次发现兔子的忧伤。他看上去忧伤。

我朝兔子挥挥手，叫他等着别动。

我以为兔子会一直等在那里的，一直等到我摘到他喜欢的苹果。他还不会走路呢。

谁抱走了兔子？

我在兔子坐过的椅子上坐了一天一夜，徒劳地望着被我摘下的那个苹果。我说，“估计就是找竹竿打苹果那会，有人抱走的兔子。”我又说，“苹果树那么高，我想不出其他办法。”可兔子为什么要苹果？

每天都有邻居进来劝慰我，他们断定我的木然在兔子回来之前是无法改变了，一个个唏嘘不已。

一个人的时候，我揪着头发想，意外得到的东西，也会意外失去。

兔子的妈妈没有抓到我，我也不可能抓到拐走兔子的人。

四指是洪村的闲人。闲人就算没有很好的家境，一般生活得也都不错。四指就是这样，关于他怎么少了指头，可以不停嘴的说一下午。我并不十分讨厌他，在洪村，我和他也算得上同类。

四指找到我，兔子已经不见五六天了。

这段时间我经常白天出去，在洪村通向的村镇四处打听。无人可问时，就大叫兔子的名字，好像这样能把兔子叫出来似的。不管天多晚，我都会悄悄潜回洪村。入夜的洪村，更像一幅画了，而我则是这幅画里突兀的幽灵，脑中回荡着高空坠地般急速的风声，所有灯光都是遥不可及。我总是急急忙忙找到巷子，再用最快的速度打开门，我常常希望兔子已经回来了，就坐在那把歪斜的大椅子上，举着他的小拳头。可这种希望在天井向我袒露它的沉寂时没有一次不落空。月光在天井中央留下白茫茫的一团光，屋檐下却只有深锁的幽暗。

“我知道兔子在哪。”

听四指这么说，我好像已经看见兔子，可怜的躺在四指的床上吃自己的手指。我一点不怀疑就是四指偷走的兔子，再向我敲诈。我问四指打算要多少钱，他只是恍惚地看着我。

“那么，你把他抱来好不好？”我央求他。

在我的卧房里，四指渐渐激烈，我却麻木了。

扭钮扣时，我冷冷的提醒四指可以把兔子还给我了。他好像早有准备，一个转身，就又飞奔回来，把挟着的很大的一个东西朝我手里一塞。

他跟我说了很久的话。我听不太清，但是觉得高兴。兔子一动不动，脸凉冰冰的，怎么也焐不暖。我想他大概饿了，找出饼干放到他嘴边。我哄他吃的时候，一缕光突然照清楚他，不偏不倚照清楚他的脸，支愣着两只长耳朵，眯缝的小眼睛下有一张咧得过开的大嘴。

这不是我的兔子！我惊恐万状，把它光溜溜的身体拖出来，对准四指正往天井逃去的后背狠狠扔过去。

早晨，我拣回地地上躺了一夜的塑料兔子。它的嘴依旧咧着，笑嘻嘻的，并没有怪我的意思。我在兔子穿过的小衣衫里挑了一套给它穿上。现在，它比较像兔子了，或者，它确实是兔子了。

我洗了脸，洗了手，梳整齐头发，确信自己比较干净了，锁上门，朝村口走去。

洪村正缓慢露出预示这一天开始的粉红色的霞云，薄雾像轻盈的初雪。这确实是一幅画，只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画里如愿吧。

车把我带出洪村，途经着仿佛没有完的热闹和荒漠。我做了很久的梦，以致，混乱中，好几次把胸前兔子的颠簸当作他小小心脏的跳动。

通讯录

通讯录是一本红封面的小笔记本。收存了五十七条记录。每个记录由姓名、私人电话、公司电话、移动电话、传真、电子邮件、通讯地址组成。

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通讯录，它贮存在手机里。某种意义上说，类似贮存在银行里的钱。

我的确这么想的。

打第一个电话之前，我看了看窗外。对面人行道上，有两个打羽毛球的人。一来一去，伴着不甚清晰却愉快的叫喊。经过的汽车不时淹没掉他们，又让他们起死回生探露出来。阳光和暖，又是星期天，这样安闲的时刻，即将由我来传递的消息可就没那么明媚了。

我姨妈红去成都旅行时，因为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过世了。

这件事是我跟母亲一起去成都处理的。

我那个姨妈，一个人生活很久了。听说谈过恋爱，不止一次，却不知怎么没有成功的。有段时间我们都以为她要结婚了，对方是个出手大方的建筑工程师，连带我也受惠不少。大家都松了口气，觉得她总算从上一次的征婚骗子那儿解脱出来了。但是一天深夜，她给我母亲打了一个长达三小时的电话之后，又恢复到过去深居简出的日子。

成都回来第二个星期，母亲让我去姨妈那儿找找，是不是有通讯录什么的。“总得通知一下吧？”母亲看着我说。

我对母亲的提议不置可否。

那个人从小心思古怪，为了避免跟人说话，可以装睡着装三四个小时。我母亲每次提起这桩旧事况且百思不解，我怀疑她的生活有多少可以牵连的人物。

我有意选了中午去，并且尽量把这件事想得平常一点，打开门的一霎那，还是感觉到一种异样。

但这种异样无非来自于我自己。虽然短暂的恍惚之间，我觉得又看到她，静悄悄从房间出来，站在门口，把手里的拖鞋一直放到我脚边，然后看着我，问几句路上有没有堵车，或者站着来还是坐着来之类的话。

等背心凛冽的寒意变得可以忍受一些，我就知道蛊惑我的黑影其实是客厅晃动的窗帘。窗开着，风还在吹进来，断断续续的。那个人，姨妈，红，冬天也要开窗的。我还能想起她说受不了房间空气浑浊时的样子，好像马上就会缺氧死掉似的。我们都认为她感觉不太正常。看来倒真误解她了。

我自觉的从鞋箱找出我那双专用的拖鞋，回头看了看依旧半开着的门，进去了。

粗看房间很干净，阳光透过窗帘，到处是耀眼的光斑。角落里的植物泥土仍是湿润的，再有几天不浇水也不会干渴致死。桌上没有一样杂物，所有生活中需要用到的东西都被收了起来，收进黑暗的抽屉或柜子。这是她喜欢的整洁的效果，现在依旧保持着，只是她本人再不会看到了。

一切都还和我住过那会一样，代替床头柜的凳子依旧放在床边，台灯也还是过去那一盏。

每个房间我都转了转，抚摸了所有的家具。墙上的钟后来证明这段出神的时间的漫长，而我完全遗忘了，过去，可能有的未来，仿佛飘移于一个空无的空间，直到看见粘在手指上的灰尘。原先我忽略了它们的存在，也忽略了来此的真正目的。

窗台下的暗柜里放着好几个纸盒，我拿出一个摇了摇，听到沉闷的撞击声。等看清楚那其实是一只手机时，我很意外。没想到那个人，红，居然也用这个。即使和她坐一下午，也没听见它响过。

手机还很新，挺漂亮的。我闭起眼睛想了想。那个人，静悄悄的拿在手里拨弄，一只手捋着落到前额上的头发，那样子突然让我酸楚。

这也是一个房间，人的生存之外的房间，虚拟的太阳的金光在虚拟的粉红色的树枝间闪烁，她居然选择那么粉色的屏保。

好像接通了不应该接通的地方，如果它这时突然响起来，很有这种可能——我的背心忽然凉了一下，记起那个人，红，已经走得很远了，从她喜欢的成都出发。谁知道，她去成都干什么。她倒是不止一次描述过，五六岁大时做梦去过的叫武侯祠的地方。也许她想去寻找她自己的朝代？

显示条目中，HBB列第一位。黄白冰？汉堡包？还是好宝宝？干嘛不直接写名字？那个人，她就不觉得麻烦？纯粹出于无聊，我勾画出一个敦厚的中年男人形象，下巴长着稀疏的，和他为人一样温顺柔软的胡须。

我这样说的，“你认识红这个人吧？她上星期去世了。”我相信我的声音肯定很稳重，带着恰如其分的伤感。无论如何，这是件不幸的事。

HBB显然身处在杂乱无比的房间，吐出来的每个字都带着另外人毫不相干的咳嗽和交谈。我不得不提高了自己的声调。然而我喂喂，他也跟着喂喂，老是接不上话。我心里很急，正嚷嚷着，电话断了，怎么拨也没人接了。好像HBB一抬脚出了门，留下一屋子密密麻麻的人，晃荡在寂寞的铃声中。

我希望接下去的LIL是个有修养的苗条女士，以弥补HBB带给我的郁闷。

果然，我听到一个纤细的声音，先“啊”了一声，接下来便是长长的沉默，类似鼻息的细微的颤动，很像压抑的哭泣。那个人，红，过世以后，我第一次听到这样悲痛的声音。我着急的接连喂了几下，那边就格格的笑出声来，同时，一个婴儿嗯嗯啊啊的叫声也钻了出来。

“对不起，你能再说一遍吗？我没听清。我孩子现在真太可爱了。”

我无法拒绝LIL的请求，只好又说了一遍。

“可是你说的这个红，我不认识呀？”LIL女士用跟她孩子一样可爱的语调疑惑地说。但她终于想起那个人。她在电信局工作，那个人到她那儿买过电话卡。她给了那个人一张名片。如果没记错，跟别人搞混了，就是这样。

“后来那个人找你买电话卡了吗？”我问LIL。

“没有，倒是打过一次电话来，想让我帮忙查一个座机的通话单。”

“说了是哪儿的吗？”我突然想起那个征婚骗子。

“只知道是异地的，我说这我办不到。”

为我不速的电话，我很诚心的向LIL道了歉。

M回忆了很多那个人在学校里的事。

他们二十三年没见了。是M找到的那个人。事实上，这么多年，他一直在找。

我问M怎么找的，M说每次碰到别的同学都会问一下，奇怪的是，没有人回答得了他。他后来把她的下落不明想成是嫁到外地，从此在外地生活了。

我问M怎么想到要找她的，M回答说可能就是想看一眼她，过得怎么样，变成什么样了，好不好。

我又问M二十三年是不是把她折腾得特别不像样子。

M沉吟了好一会，突然笑起来，说，“从前她像大人，现在倒像小姑娘了。”

M带那个人出去了两次，单独的。那个人给他打了电话，告诉他她在哪里等他。

M后来没再见过她，因为她后来没再打他电话。

搬来跟我那姨妈一起住之前，我母亲打过我一次。那时我十三岁，我母亲的第二个孩子刚出生。这是她第二次结婚了，家里充满了尿布味，奶粉味，小孩的哭声，和由这个小孩而起的乱七八糟的喧闹。母亲打我之前骂了很难听的话，因为我说她自私。离春节还有两个多月，他们在商量过节的安排。她从来没把我考虑在里面，这是我最讨厌的事情。

为什么不去你姨妈那儿住住呢？我母亲说，以为我被她说动了，而我只是认为这建议无非是一种驱逐。

当然我知道，那个人，红，她也一个人。只是不知道单独的人是不是都适合和另外单独的人绑在一起。我在她面前总不能自在，这和她热情不热情毫无关系。

看得出那个人为我的到来高兴。她肯定特意准备过，不时拿点什么吃的搽手的抹脸的睡觉穿的放到我眼前。我的不屑一顾常让她克制不住的失望。“你不再看看？这个真的不错啊。”她喃喃的说着。一会就重新兴奋起来，这是因为她又想到别的。等她再也想不起可以吸引我的，就仰靠在沙发里不动了。

我一点不怀疑，即使我要星星，只要这事能做到，她也会跑出去摘。我几乎恶意的看着她懊恼，并且因为她的懊恼生出狡黠的喜悦。每隔两三天，我就打翻一次可乐，把饼干沫子撒得到处都是，包括她最喜欢的新疆地毯，她也只是拿了扫帚抹布，一声不吭弄干净了。要是我母亲，这简直不能想象。

她不是什么时候都好欺弄。比如，她不容许同一个地方有两种相同的颜色，不管那是两条毛巾，两个花盆，还是两件衣服。不知道她怎么养成这种怪毛病的。必须，她必须置换掉其中一个，或者再加入别的一个，使颜色错杂开，才觉得满意，否则那种不好的感觉会搅得她没胃口吃饭。

我对她诸如此类的怪癖嗤之以鼻，就像她嗤之以鼻我偷看恐怖故事。

吃过晚饭，六点半至八点，空荡荡的客厅里只有我们两个人。电视机像第三个人，满足于我们并无很大兴趣的喋喋不休。反正八点一过就结束了。那个人，红，站起来。我紧跟着，走进她为我安排的，和她自己面对面的房间。直到第二天清早，我们才会重新坐到一起。

回到我母亲那儿后，我很少见她。一向都是她不请自来，出于她本人的意愿，说话不多，脸上挂着一幅不想辩解的微笑，只顾逗弄我那粗壮结实的异母弟弟。要是我母亲又提到工程师，或者再之前的那些人，她就露出讪然不屑谈起的样子。

QGA是个水管疏通工。一开始，我既弄错了他的性别，又误解了他的职业。难怪电话一拨过去，对方先笑起来，问是不是老地方又给堵了。费了些口舌后我弄明白，那个人，红，每天洗澡，卫生间下水道经常塞满卷成团的头发。对一个独居的女人来说这是件很麻烦的事情。我不难想象能干的红，面对积水的地板却只有束手无策。

从外地农村来此谋生的人失去了一个固定的客户。我相信他的悲伤不是假的。我后来答应，如果我家的水管，或者我朋友家的水管堵了一定找他。

SF（宋飞？苏菲？）讲很漂亮的普通话，是仅有一个在电话里询问是否需要帮忙的人。

我说用不着了，寄放那个人的地方，我预付了一年租金。我没有说，我母亲想把她安葬到她们的父母亲边上，因为这事看起来不能够了。

SF好像是一个相信天命的人。叙述了几件她认为异常的事。先是她自己无缘无故摔了一跤。再是她丈夫早晨出去跑步，回来发了两天高烧。说话间不停地叹气，她一直在等祸事降临呢。

我打断SF，说我怕影响了她工作。她说不怕，她在家，已经好几年不上班了。

打第十四个电话时，我背包里的手机响了。

铃声是我自己设定的土耳其进行曲。

不是这样雄壮的乐曲，根本穿不透背包的面料，更不用说传进我的耳朵。

它果然再没耽误我及时接听电话，尤其现在，它巨大而无所顾忌的响声让我不由自主哆嗦了一下。日光明显已经开始西斜，把墙角那棵铁树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像一堆无所顾忌的芒刺。

我拿出手机，铃声停了，屏幕显示有一个陌生的来电。

我等了等，土耳其进行曲没有再响起来。

又拨了一次之后，再次响起来的土耳其进行曲让我恍然醒悟，这第十四个人，原来是我自己。

在通讯录里，我的名字是XM。这是我的小名。一定要写成中文，应该是小妹这两个字。我不明白母亲为什么叫我小妹。

发现了我自己，我也立刻发现了我母亲，在通讯录里，她也是两个字母。XJ。

第十七个人联系不上。第十八个人停机。第二十个人无人接听。第二十四个人没有应答。第二十七个人关机，第二十八个人忙音。其余的则是雷同的意外和震惊。

活着的人习惯了活着，常常忘记自己也是要死的。这种被死亡勾起的通往死亡的想象让人坐立不安。然而再惊心动魄的话，说多了也只有麻木不仁。

直至捧着骨灰盒走下飞机，我也没有真正为那个人的离去伤心。

医院的意思，如果她身边有人就好了。在她呼吸开始急促时，有人及时推醒她，或者及时送进医院。危险解除了，她的呼吸回复了。

说得像真的一样。我不以为然。

人难道不都是一个人走的。谁能拉回一个欲走的人。

氧气终于成为无用的气体时，她开始轻飘飘地脱离自己。她变得很轻很轻，看不见自己，也看不见其他人，感觉到的只是悠然的轻快。在这种加速的轻快中，缓慢上升，凝固，再散开，直到失去和大地的全部牵连，形成发白的移动的云朵。

只有Y问我，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是什么？

我说好像这是睡眠过程中呼吸停止导致人猝死的病，症状就是打呼噜。Y说打呼噜有这么严重？我说也许吧。我听过这方面的解释，还听说德国生理学家发现，诵读《伊利亚特》能协调心跳与呼吸，使它们保持同步。Y问我《伊利亚特》是什么，我说可能是本诗集吧，跟荷马有关。

Y沉默了一下，忿忿地说，这世界真让人越来越看不懂，挂断了电话。

我和Z讨论了好久和呼吸有关的话题。根据声音判断，Z，男性，年过五十，说话有轻微的口吃。他似乎不能发“a”这个音节，碰到了就必须重复一次，否则谈话就无法继续下去。正因为罗索的Z，我知道了那个人，红，给我母亲打电话的那个晚上。

她那时刚刚从机场回来，下了车，在路上打的电话。建筑工程师应该还在天上，等着降落。导致他们分手的起因是她提到了一句台词，哈姆莱特那句有名的存在还是不存在。建筑工程师说她有毛病。那是上半夜，一点钟之前的事。一点钟之后，Z登场了。拎着他从自家冰箱里搜刮出来的食物。他自己也不清楚这是第几次了，他在那个人的厨房忙碌出一桌子热气腾腾的饭菜。

他带着歉意强调自己抽烟太多，迟早死于肺癌，那个人最讨厌他的也是这一点。这让我想到在成都的最后一夜，我跟母亲呆在酒店客房检索那个人遗留的物品。

除了生活用品，唯一离奇的是一个信封。信封很普通，邮局监制的白色信封，我用了不少时间猜测出信封上的图案是人的名字。里面装着一份过期的报纸，占了两个版面的是一篇人物专访，报道刚刚去世的不大为人所知的女钢琴家。

秘密在于报纸过分强烈的烟味。那个人，红，不抽烟。她身边没有烟，也没有打火机。

相对于把报纸装进信封中随身带着，我更愿意想成把烟味装进信封中随身带着。也许她想留住那些气味。

至于气味的主人，有可能是Z，有可能是通讯录收存的五十七个人之中的任何一个，也可能是根本不存在的第五十八人。

接近四点钟，土耳其进行曲终于响了起来。电话是同事打来的，问我跑哪里去了，到处找不着我，说晚上给一个同事饯行，去山顶餐厅吃海底椰煲鸽子汤和红烧大雁，Happy一场。

我放弃了原先打完全部号码的打算，看了看窗外。打羽毛球的人换了两个，仍在继续，戴棒球帽的小男孩，原先没有的，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滑滑板。

我很想说，我在一个被房间套着的房间里。我还很想说，如果外面的房间没人，里面的房间也不会有人。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昏沉的下午，我跟那个人一样，找不出可以打过去电话的人。

少女米萧的宝石

——如果没有被人偷走。米萧没有想过——如果没有被人偷走。

至少离开学校的时候，十一岁的米萧并没有觉得那一个傍晚和之前的其它傍晚有什么不同。

无非是沿着早晨走过来的路再走回去。

开学第一天，母亲领着走了一趟，米萧就记住了。记的是小旅馆门口发黄的红灯笼，电影院，一棵香气扑鼻的栀子，医院旁边没有盖子的大垃圾箱。

米萧的记性很好。第二天放学，米萧回到家，母亲转过头来说，两只眼睛被烟气熏得发红。她正用一只十二根灯芯的小煤油炉烧晚饭，切好的菜胡乱堆在一边等着下锅。六点一到，母亲还得去厂里上夜班。

米萧没觉得有什么不习惯。一个人。在父亲那边的家里，她也经常是这样。一个人。

考试一结束，米萧就被父亲带上了来南方的火车。

暑假还没正式开始呢，成绩单也没有顾得上拿。好多同学都还不知道，他们再看不到她了。

这是件商量过很久，决定得却比较突然的事。

母亲坚持南方的教育质量好，再说，米萧大了，母亲认为大了的米萧不适合再跟他住在一起。站在两节车厢连接处的父亲抽着烟，对坐在行李上的米萧说。这些话米萧听过好几遍了，既然父亲还像第一次说，米萧就还像第一次听，偶尔用困倦的眼睛看一眼他——这个习惯熬夜的人，被烟雾和浓茶折腾的面色灰黄，满是皱纹，完全不是米萧翻到过的，扎着格子围巾，在旧像册里对着镜头微笑的人了。

米萧个子高，座位排在了最后，正对着一棵挂满果子的高大的楝树。漫长的夏天里总有人闹点新鲜的笑话出来供人说笑，米萧正听着，同桌，据说留过两次级的又高又瘦的男生推了她一把。米萧缩了缩肩膀，坐正了。

第一节数学课老师安排考试。差不多有半节课米萧在玩桌子上的橡皮，不过交上卷子前，她把空白的地方认真地填满了。后来，数学老师专门找米萧，米萧的母亲谈了话。考卷摊在桌上，米萧觉得批在上面的分数很像一对耳朵，通红的耳朵，慢慢被她的卷头发遮住了。

第二节音乐课，复习上学期教过的歌。米萧不会。米萧觉得这很羞耻。整整四十五分钟，米萧不敢抬头，只有嘴巴跟着开开合合。米萧觉得自己是一条鱼了，发不出声音的鱼了。

过了几个月，几个学期，直到离开这所学校，她说的话也不比一条鱼更多。

她的数学成绩始终没跟上去，给她补习的老师说，很可能她天生对数字不敏感。说完又转过头去问旁边的老师，哦？对吧？她其实很聪明，就是不肯用心。

课间，米萧穿着镶着布花边的衣服站在教室外的红砖柱子下，用一种很倨傲的表情看着操场。几步之外，同桌又在剥胳膊上的血痂。他总是等它刚刚结好就毫不可惜揭下来。米萧最初只在那儿留下一道又细又弯的指甲痕，慢慢的变成米粒大，慢慢的变成黄豆大，不知道最后要变到怎样大。这可是你留给我的疤！同桌的话让米萧觉得自己像食堂那块放久的肉，长满白的红的绿的霉花。围上来的人一开始对米萧原先住的地方有很大的好奇心，但对她说的野地里的向日葵，尘土飞扬的大路，大路上奔跑的马和骡子又不以为然。

下雨天米萧把书包顶在头上，飞快地跑着。跑过三个路口，最后一个同学也跳跃出她的视线，没人跟她同路了，米萧想自己是一条真正的鱼了，但有快活的声音。附近有个化工厂，门口长着一棵很大的槐树，米萧还没见过它开出雪白的花。透过槐树圆滚滚的枝叶，是一长排的水泥圆桶，用来灌装化工厂生产的各种合成剂，机器剧烈的轰响从这些圆桶背面源源不断传出来，每个圆桶下面都有阴影，连成一排巨大的拱门。

米萧很喜欢这里气味的浓烈。她有专属于她自己的古怪的爱好，喜欢汽油味，煤油味，火车车厢的铁皮味，芦苇荡的草腥味，雨后的尘土味，甚至受了潮的木头味。有时米萧攀住围墙豁开的口子，胡思乱想爬进去的方法。但只要一个人过来了，或者一条狗，她就立刻若无其事跳回到路上。

每天的同一时刻，少女米萧渐渐接近自己家的院子。

院子没有围墙，分住着七户人家。米萧已经熟悉了铺在屋顶上灰黑的瓦片和从不使用的烟囱。米萧不知道母亲怎么找到这个院子的。米萧生下之前，父亲已经去外地了，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去那么远的地方上班。米萧三岁大，母亲把她送到了父亲那儿。现在父亲又把她交还给母亲了。米萧对外婆家依稀有点印象，是个又宽敞又热闹的地方，不像这儿，只有一条石板路，一家跟一家隔开很远，只有起油锅的味道从各家隐蔽的厨房飘散出来混在一起。米萧喜欢走着，分辨着笼统香味下细微的不同之处，直到那些气味统统消失，扑鼻的煤油味涌上来包围住她。

今天很奇怪哦，一向寂静的院里院外密密匝匝站满了人。这些人交头接耳时的声响并不大，汇集到一起就很惊人。黄昏的阳光投下来，到处覆盖着金红，米萧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难道失了火？又奇怪不见浓烟和火苗。

少女米萧挤进去，脸涨得通红。

母亲已经在了，直接从厂里跑回来的，穿着做工的白围裙。她刚刚查清最大一笔损失。在场的人听明白那是一笔汇款，米萧父亲寄来的，一个月的生活费。

同情的目光投向米萧的母亲，米萧看见了做记录的警察。这个警察米萧知道，每天来学校接班里的一个同学。路过水潭或是泥泞的建筑工地，就把同学架到脖子上。有一次，米萧警察身后，突然很希望这个警察是她父亲，也把她当小孩，架到脖子上。当然，这太荒谬了。她不敢想下去。同学说警察有枪，现在少女米萧注意地看了看，没在他腰间发现可疑的东西。你再想想，还有什么被偷走的？警察启发她母亲，一幅准备走的样子。

母亲茫然地把脸转向抽屉，头发乱蓬蓬的，说话有点颠三倒四。抽屉每一只都拉开了，里面的衣物大部分拖拉出来，像是破了肚的肠子，拖长了，七零八落挂到外面。米萧用的那只也是。米萧被她母亲的眼光带过去，伸出一只手，她翻了一下就停住了，轻轻说了句，我的宝石不见了。

米萧的话让警察眼睛一亮。

宝石。

听到的人眼睛全都一亮。

米萧很兴奋。

梨形，透明，有点发蓝，镶在一条项链上。米萧向警察详细讲述她的宝石时，米萧的母亲一脸诧异，问米萧哪里来的什么宝石，宝石怎么会是她们这种人家有的。后来她好像记起什么，突然笑了，她笑得这样欢快，让人不敢相信几分钟前她还在愤怒地骂那几个小偷。

小孩玩的东西啊，假的。她的头转来转去，想找一个看着她的人。但是已经没人再听她说，也没人理会她的笑。人们都瞪着眼，看在笔录纸上刷刷记录的警察。她又去拉离她最近的一个人，粘在围裙和袖子上的灰尘飞起来，像一堆金色的汗毛。被拉的人后退一步躲开她的手，讪笑说，原来你家倒是藏着宝石的。

警察撤离以后，看的人也慢慢散了。

那么多人，突然就散光了。

房间一下空出许多，那些走了的人似乎把亮光也带走了。米萧开了灯，然而灯也只不过是黄乎乎的不甚明亮的圆球，照着母亲瘪下去的嘴角，眼下她看上去极度疲倦，垂头丧气。

十二根灯芯总算都点着了，母亲开始煮面。米萧在边上帮忙拿油盐酱醋，偶尔想一想被偷走的宝石。面终于盛进碗里，撒上碧绿的葱花，两个人的眼睛都熏得红红的，简直有点泪流满面的样子。

这东西哪来的？听见母亲问，米萧停下筷子，直到她母亲声音明显不耐烦了，才说是经常来后院散步的女人送的。米萧说谎的时候很不自然，但是话已经说出口了。

母亲怀疑地看着她，但没有追究下去。你干吗说什么宝石？根本是块塑料嘛。母亲一直在抱怨，没吃几口就上班去了。

门外十几米的地方，孤单地立着一堵墙，像一块黑漆漆的天色。沿着墙根绕过去，是很大一块平地，连着被称作山的不到二十米高的土丘，散步的女人听说是从土丘那边过来的。平地上草很茂盛，白天稀稀拉拉的树，因为昏暗的暮色有了几分树林子的模样。

米萧往四处看了看，想找到散步的女人，她自己也知道这时候不可能看见。

犹豫之间，米萧又往前走了十几步，发现她有时会坐一坐的野栗子树下多了根麻绳。麻绳不怎么粗，猛然之间还是有点吓人。等眼睛稍稍习惯黑暗，米萧就看见麻绳下端还系着一块木板。木板很新，难怪空气里一股木头清香。这应该是个秋千。院子住得大多是老人，只有王井家有孩子，秋千看来是王井做给儿子玩的。

王井在白铁社里打白铁，他家的厨房斜对着后院，小窗子开得高高的，橙黄的灯光一直斜照到野栗子树上，把几根树杈照得金黄透亮。如果说，吃饭才带上假牙的朱老头家厨房的香气，因为浓厚的肉味像一床温暖的大棉被，王井家厨房的香气就像一块不着形迹的丝巾了，轻飘飘的，迎着风向甩来甩去。

米萧始终弄不懂院子里的人为什么背后说王井女人生的孩子不是王井的。王井女人很漂亮，人也温顺，对谁都很和气。米萧什么时候看到她，都是笑微微的。

小窗子漏出来的不只是米萧喜欢的香味，还有王井女人柔软的嗓音，亲热地把米萧招引到她家墙下。

这对平日里很受争议的夫妻正在说话。

你赶快把钱要回来，就说我们有事急用，这女人还是提防一点，谁知道她家的宝石怎么回事！是王井的声音。

米萧的脸立刻就红了，她想走开了，但是王井女人响亮的喝下一口汤，接下去说，我看那个米萧也是一天到晚怪里怪气的。

米萧想到忘记拿笛子，便坐在秋千上荡着，她只用很小的力，秋千几乎没怎么动。即使这样，头上的枝条还是发出难受的响声，好像快断裂了。邻居出来倒垃圾，朝秋千的方向转过来时米萧紧张了一下，这个邻居也是看客，米萧很怕她过来问些什么，但她根本没看见米萧，好像米萧不存在似的，拍拍垃圾桶就走了。又过一会，天黑了，后院冷冷清清的，各家的灯光把树枝重叠成古怪的影子。

最后出来倒垃圾的是王井的女人。她倒是一眼看到了米萧。你怎么了？宝石是你爸给你妈的还是给你的啊？她问，很亲热的捋了捋米萧的头发。

米萧跳下秋千，照母亲说的用两把椅子倒扣着顶住门，只有到第二天才找得到修门锁的人。

宝石是父亲买的。

为了打发在中转站等火车的无聊，父亲带米萧进了火车站附近的百货大楼。父亲还带她去了理发店。

来母亲这儿之前父亲把她的辫子剪掉了。他坚持说她头上长了虱子，责怪她老是不听他的话，就喜欢跟那些不讲卫生的同学凑在一起，用的是家里那把什么都剪的剪刀。

理发师捋着米萧稀稀拉拉的头发研究了好一会，给她烫了个卷发，形状和外面橱窗挂的那张大照片一模一样。所以，好像是跟米萧毫无关系的一个人出了理发店。等在外面的父亲丢掉手里的烟头，回过身来看。米萧从他的手势里看出他很满意，又根据他的走向，判断接下来要去的是最高的那幢百货大楼。

米萧跟着父亲逛了两圈，以为要走了，又转回到他们去过的一只柜台。柜台上摆着几个白色的石膏块，做成脖子的样子，戴着项链。第一次经过这里米萧看到过一串金色的，有点像连接起来的英文字母S，中间挂着一块亮晶晶的宝石，灯下一闪一闪非常漂亮。

米萧看父亲付的钱，先是一张一元的，接着是几个分币，撞在玻璃柜台上的声音很悦耳。售货员找给父亲两张一角的纸币，米萧看得很清楚。

摸着父亲帮她戴好的项链，少女米萧开心地笑了，说，真好看，好得可以戴一辈子了。

父亲立刻说，啊，米萧，没有那么久的，你喜欢就好。

米萧不理会父亲话里的惘然，只顾歪头端详镜子里的自己。

但是下火车后米萧把项链摘掉了，她知道项链和宝石是假的，虽然它漂亮得可以乱真。风把刚烫的卷发吹得膨胀了好几倍，印在玻璃窗上。米萧想起父亲的一个女同事，被叫做癞蛤蟆的长相丑陋的女人，也是烫这种头。父亲抽完一支烟，问米萧冷不冷，米萧只是摇头。他没有注意她那小小的心思。她那小小的虚荣的心思。

有一天，她在母亲的一堆碎布条中找到一块红锦缎，缝了一只小布袋。底下尖尖的，挂上流苏，像个小香袋。

只有自己的时候，米萧经常把项链从小口袋里倒出来，摊在手心，放在不同的地方，翻来覆去，耐心地看它晃来晃去的光。也只是看着。她那骨架奇大的身体只在这时显得异常瘦小，仿佛不属于这个墙皮剥落的房间，而是另有神秘的出处，藏着她跟邻居们甚至是跟母亲没有办法说清的东西。只有在那儿，她才是快乐，自在，无拘无束的。

失去宝石的米萧对夜晚有些索然无味。屋子母亲打扫过了，床单也换过了，可是她总觉得空气中有一股让她陌生的东西。她好几次离开书桌去看门是不是关着，她的黑郁郁的笛子，就放在书架上，她的手伸过去，碰了碰笛子冷冰冰的表面，像是一个潦草的招呼。米萧洗漱好，早早爬到床上，把自己包进被子，邻居的咳嗽在很远的地方响着。

月光穿过窗口投到床沿，照着米萧的一只脚趾，几乎透明了，蓝荧荧的，毫无血色。她一点点挪动自己，直到整个身体都到了月光底下。她想起她的宝石，月光下寒光凛凛，而且无比清澈，不知到了谁的手里。米萧跳下来给父亲写信。爸爸，我的宝石被偷走了。她写了这句，眼泪呼呼的流下，很快把纸团成一团，塞进抽屉。

米萧和母亲一起去土丘的另一边，是个星期天。

母亲坚持要去找散步的女人问个清楚。

她也是这么跟邻居说的。问个清楚，碰到一个邻居就重复一遍。

米萧很后悔，母亲问她知不知道那女人住在哪里时，自己不该回答说知道。

宝石丢失之后，散步的女人没有再来过后院。也可能米萧碰巧没有见到，她现在更愿意呆在家里。

但是说过的话是没有办法再改回来的。

米萧觉得这很像一次出游，草叶间挂着最后几朵黄的白的小花朵，母亲踩着山路走得很快，米萧却慢，一开始就落在后面。她注意到母亲脱掉那件很少离身的围裙，背影很漂亮。米萧看了一会突然想到她是应该走在前面的，紧跑几步，抢到母亲前面。

对米萧的慌不择路，母亲显然怀疑了。路已经越来越窄，她们不得不钻进一片密密的野栗子树林。树枝把她们的头发刮得乱糟糟的。堆积的叶子说明这是个羊都不来的地方。这时米萧才想到对就在家门后的这块山地，她其实一无所知，母亲也一样。有时两个人同时高兴的大叫，为了从林子潮湿的地方生出来的大大小小的蘑菇，和盘结在树枝上鲜红的灵芝。但是在密林里又转了两圈，米萧跟母亲都有点害怕了。

她们最后在一个割兔子草的男孩的带领下，找到比较平坦的下山的小路。男孩说他来树林找灵芝，他摘到过。那是个黑瘦的男孩。米萧透过树杈的缝隙望出去，已经是闪着光的小池塘，笼罩着稀薄青烟的村庄。

到了吗？母亲看着远处那片房屋，若有所思。

就是那里。米萧伸手坚定地指了指。出过汗的身体被冷风一吹，瑟索起来。

米萧，回去吧。母亲平静的说，我们回去吧。

回来的路上，米萧和母亲很轻松，顺手拨了一大把野花。

就在这年年底，这么快，米萧没有想到，她又看到了项链。派出所通知母亲去一趟，母亲回到家扔给米萧一个白纸包。里面包着的正是她的项链，原先镶宝石的地方只剩下一个底座，空荡荡的。

纸包里还有一只旧的银手镯，看上去不止一个婴儿戴过。母亲说警察给的，没人认领，送给她玩。项链检测过了，不含金的成份。

米萧放下那只脏兮兮的锣子，失望地叫道，宝石没有了啊！

反正这也不是真的，谁送你真的！母亲抢白。

假的也是我的！米萧辨白。项链又被她装进小口袋，收紧袋口，小心塞进抽屉底层。

过了旧历年，米萧就是十二岁了。

年二十七还是年二十八的晚上，由一个熟人带着，米萧和母亲悄悄溜进化工厂的浴室。

工人们还在上班，浴室一个人也没有。浴池像一个个黑黑的坑洞。

借着水汽遮掩，米萧脱干净自己。她洗了很久，直到皮肤血红血红，擦不出一丝污垢。母亲在外面抹干身体，穿好衣服，她才慢吞吞地离开水池。

站起来的米萧在毛巾上发现了一点红色。她弯下腰，找了找，有些惊慌，但终于找到出血的地方，并不是最初以为的很大的伤口。浅红的血，拖得长长的，很新鲜的样子，还在继续从深不可见的地方流出来。

少女米萧惊慌地把母亲叫起来，母亲怔住了，好一会才说，米萧，你长大了，是大人了。

在母亲的自言自语里，米萧听懂了她成年的早。

那是一九八一年的春天。在那个人们更习惯于十七八岁才成熟的年代里，米萧过早的长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