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家的孩子

苦难的生活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或许就是一种天赐的历练。母亲是在大跃进前夕的一九五七年参加工作的。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全部家务的重担就落在了我的肩上。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从十岁起我就开始学会管家。母亲把每个月的三十元工资全部交给我，我先交房费、水费、电灯费，再扣除买粮、买煤、买柴的钱，余额除以三十天，就是每天的菜钱。我每天除了上学读书外，还承担着买煤，买柴，买粮，买菜，烧饭，洗洗涮涮，同时还要照顾弟弟。一下子，我就觉得自己长大了许多。

沈阳的冬季寒冷且漫长，漫长到让人们仿佛看不到它的尽头。因此，冬煤和冬菜的储备显得尤为重要。从每年的十月十五日，副食商店里拉起秋菜上市的横幅标语，为期半个月的秋菜供应就开始了。满载着秋菜的大大小小的各式农用车、马拉车就会浩浩荡荡地进入沈城的大街小巷，各个秋菜供应点的大白菜、雪里蕻、芋根头、大葱等堆积如山。

每日清晨，都有搭伴而行的人们，络绎不绝地选购秋菜。家里人口多的备三五百斤，甚至更多，人口少的也要买上百八十斤。有用自行车驮的，有用三轮车、“倒骑驴”拉的，还有用手推车推的，那场景看上去很是壮观。然后，各家各户买回的大白菜就横七竖八地摆满了小胡同、大杂院，马路边、街道旁的空闲地儿，形成了一道晾晒秋菜的风景线。

接下来就是渍酸菜。酸菜经过发酵，去掉了白菜中的草酸，形成了氨基酸和乳酸，用酸菜炖肉，还能巧妙地化解肉中的油腻。

渍酸菜几乎成了东北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每年母亲都把那渍菜的小缸，仔细地刷洗干净，然后一层一层地码放着大白菜，用一块大石头压在最上面，还要用一块塑料布蒙上。

隆冬时节，从冰冷的酸菜缸里捞上一棵酸菜，切成细细的酸菜丝，加上薄薄的肉片，在炉子上炖上一段时间，那特有的酸菜香味儿就会飘满整个屋子。

长大后，每当大雪纷飞的时节，时常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让我们回家去吃她炖的酸菜。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美味，聊着家常，那是一种温馨、一种快乐、一种幸福。

此外，在每年的八九月份，趁着晴暖天气，还要准备过冬的煤坯。由于每个月供应的优质煤有限，所以家家户户都要打些煤坯作为补充。

那是一种用面煤和一定比例的黄土，加水搅拌均匀，然后用四框模具打成的煤坯，待晾干后，再垛起来，留作冬季的取暖和烧饭之用。

打煤坯，和煤是个力气活，黄土加上水就成了泥，用锹使煤和泥均匀地和在一起，是需要力气的，我和母亲用尽了力气也还是难以完成。我索性脱掉鞋子，光着脚板踩进煤和泥里，反复地踩踏，总还可以达到和煤的效果。只不过常常被煤和泥里的玻璃碴等物把脚划伤。

除了冬菜和冬煤的储备，还要认真地操办一项防寒保暖措施——溜窗缝。

小时候的冬天雪多、雪也大，每隔十天半月就要下一场。下雪的时候，那片片雪花被寒风扭着卷着，不分方向地乱飞、乱刮，飞向枝头、刮向屋顶，不需片刻，大地一片银白。常常是下了一夜的大雪，第二天早上醒来，拉开窗帘才知好大的雪！早晨出门推不开小院的大门。

那时的风也大，夜里躺在床上都听得到西北风呼啸的声音。老话说，针鼻儿大的眼儿，斗大的风。西北风一刮，窗缝、门缝都往屋子里透风，那才真叫个无孔不入。

腊月里，天更冷，屋子里的水缸都结了冰，玻璃窗上凝结的霜花，一连几天都镶嵌着美妙的图案，睡觉的时候都冻脑门子。因此，小胡同、大杂院里的住户们都张罗着溜窗缝。

说起溜窗缝，大人、孩子都会溜。先抓上一把面粉，在炉膛里熬好一饭勺不干不稀的浆糊，再把旧报纸裁成二三指宽的纸条。抹上浆糊封在窗缝、门缝等容易透风的地方，屋子里没有了透风处，自然就会暖和许多。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昔日的小胡同、大杂院纷纷拆迁，老百姓住进了花园式宽敞、明亮的高楼大厦，两水两气，电梯电话，还有冬暖夏凉的空调。人们彻底告别了那个打煤坯、溜窗缝的年代。

其次，农村的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随着农业生产的迅猛发展，农贸市场异常繁荣，各类蔬菜、食品应有尽有。粮食放开，各种票券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昔日的那些肉票、豆腐票、白糖票、购物卷等等，已成为一些人的收藏品。

酸菜已加工成半成品包装成袋，满足了人们生活的需求。人们无需储备更多的秋菜，更用不着自己去渍菜了。只是有些老年人，至今还保持着自家渍菜的习惯。

虽然，这些都已成为了过去，但那时候能够温暖整个冬天的烧炉子、买秋菜、打煤坯、溜窗缝的情景，每每想起，都令我产生一种温暖的感觉。

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不管是春夏还是秋冬，许多事情都要自己努力去做，没有帮，也没有靠，只有自己去面对。

记忆中，一九五七年的冬季，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季。凛冽的北风夹着漫天大雪扑面而来，路上稀少的行人捂得严严的，只露出勉强睁开的双眼。我和弟弟走在没膝深的雪地里，去煤场买每月供应的三十斤劈柴。那是点炉子生火、烧饭和取暖的必备，一天、一顿也少不了。

以往煤场总是把运进来的原木用电锯破成柈子，捆成捆卖给用户。可遇上了大雪天，煤场停止了加工，把两根近两米长的原木卖给了我们。虽然只有三十多斤，但对于十岁的我和六岁的弟弟来说，要想搬回家谈何容易！我们在雪地里转了很久始终没有想出办法，后来还是煤场的一位老大爷帮我们用绳子捆住了木头，教我们往前拖着走。

我和弟弟在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拖着、拽着，眉头、睫毛结满了冰霜，鞋子里也灌满了雪。不知走了多久，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这个月的劈柴买到了家，脸上流淌的不知是汗水、泪水，还是雪水！

雪天本来是孩子们嬉戏玩耍的时刻，享尽雪天给人们带来的快乐。然而我们在雪天的路上，却尝到了另一种滋味，至今回忆起来仍是苦涩的感觉。

接着，就是把两根又冻又湿的原木，劈成烧火用的小块劈柴，别说年幼的我和弟弟，就是个棒小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啊！可不管怎样，自己的梦还得自己圆，这也是母亲常常挂在嘴边的话。于是我和弟弟就用斧子劈、菜刀砍、锯条锯、锤子凿，我和弟弟使用这四个铁家伙，轮番对付这两根木头，用尽了气力，终于劈下了一些小块劈柴了。就这样我们连劈带砍地接连弄了十多天，总算劈完了这两根木头。

可是，我却付出了一个指甲的代价：一天劈柴，不慎将一根木刺扎进了右手食指的指甲缝里，把刺拨出来后，又在淘米水盆里洗了手。结果没过两天指甲里面感染化脓了，眼见着指甲里的脓点越来越大，手指红肿起来。到了夜深人静之时，手指“砰、砰”跳得疼痛难忍，彻夜难眠。实在挺不住了，我便去了医院。

医生说：“得把指甲拿掉，不然没法敷药”。

我爽快地说：“那就拿吧！”

医生瞅了瞅我说：“让你家长来！”

于是，我去了母亲的单位。母亲请假带我去了医院，医生在我的手指上注射了麻醉剂，痛得我扯着嗓门哭叫。注射后，再看我的手指，又青又肿，没有了知觉。医生用钳子取下了我的指甲。我的指甲取下倒是没事了，母亲却晕倒了。幸好是在医院里，稍作休息，观察了一会儿就好了。这真是母女连着心呐！

直到一九七○年我们搬进了两水两气的住房，才告别了那买柴、烧火的日子。

在那个大跃进的年代里，母亲的工作三班倒，常常是深更半夜才回家，留下我和弟弟，天一黑就害怕。那时常听大人们讲某某地方、某某家失盗，我们小孩子听了心里忐忑不安。到了晚上，就要查一查床铺下面，瞧一瞧能隐蔽的地方，看看是否藏着人，结果是越看越怕，越怕越看。吓得我和弟弟躲在床的尽里面，不敢下床。

我家有本《大众电影》杂志，封面是电影《夜半歌声》中宋丹萍被硫酸毁容的剧照，很恐怖。每到天黑，我和弟弟就把这本杂志扔在门外的走廊里，待天亮时再取回来。

记得，六十年代初，上映过一部外国影片《鬼魂西行》，片中，到了午夜十二点，钟声刚过，桌上的玻璃杯就“砰”地一声自动炸碎了，那配音、那画面很是恐怖……看过后，到了夜里胆战心惊。特别是在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的夜晚，我们更是慌恐不安，拉着母亲的衣襟央求着，让母亲留下来陪着我们。这时母亲总是耐心地说服我们，有时还会给我们讲起刘胡兰的故事，鼓励我们要勇敢。但也不忘嘱咐我们关好门窗，谁来也不开。然后照常去上班，仍然把那份孤寂和恐惧留给我们。

后来，母亲想办法要回一只小花猫，给我们带来了许多乐趣，伴随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寂寞无聊的夜晚。

小花猫天生媚骨，总喜欢用嘴角蹭它亲近的人。一到吃饭的时候，它就会在炕桌下钻来钻去，蹭蹭这个人的脚，又蹭蹭那个人的腿，“喵、喵”地叫着，提醒我们别忘了给它留点好吃的。

小花猫因食剩饭菜而得名“折罗”。白天它总是静静地趴在床上，有时团成一团，“呼、呼”地睡大觉，我们放学一进门，它便立刻跳下床，冲着我们“喵、喵”地叫着，好像诉说着一天的孤独。我忙把它抱起和它说说话，它会爬到我的肩上，用它那带刺的小舌头舔着我的腮，舔得我好痒啊！

一个秋天的黄昏，母亲带着我和弟弟从外面回来，推开小院门，脚下好似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捡起一看，竟是母亲的一件花旗袍。那是母亲唯一一件像样的衣服，平时都是锁在箱子里的，怎么会跑到院子里？衣服上还带有浓浓的卫生球味！我们急忙跑进屋子里。见翻得乱七八糟，才知道是家里被盗了。虽说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但家里没有父亲，也还是感到怯生生的。

好半天，才发现花猫有气无力地“喵、喵”地呻吟着。仔细一看，才发现，花猫的头部和耳朵被打伤了，还流着血。想必是，花猫见了陌生人叫个不休，惹恼了贼人，才下狠手打伤了花猫。从那以后，我们更加喜欢它，有好吃的都分给它，即使在困难时期也舍不得丢弃它。弟弟常给它洗爪子，擦身上的毛。

还有一次因它偷嘴吃，被人家剪断了一只爪，只剩下了一个肉垫，肿得粗粗的，它痛苦地哀叫着，一跛一拐地来到我们面前。我和弟弟心疼坏了，埋怨那剪爪的人心肠太狠。我们给花猫涂了红药水，上了消炎粉，进行了包扎，还给它灌了四环素药片，没几天它的伤就好了。

暑假的一个中午，我见它总是睡不醒，想让它精神一下，就在它的眼眶和额头抹了点清凉油，这下可把它惹翻了，满地乱跳，拼命地嚎叫。

还有一次，弟弟学着理发师的样子说：“折罗的胡子太长，给它剪一剪”，被母亲结结实实地训斥了一顿。从那以后，我们知道了猫胡子的功能。

后来，那只可爱的花猫，因吃了一只被毒死的老鼠，中毒死掉了。我和弟弟伤心不已，三九天钉个小木箱，把它埋了。

在儿时的记忆里，一年之中最快乐的日子莫过于春节了。尽管岁月之河把许多往事淘洗得褪了颜色，但儿时的过年却记忆犹新。

那时，一进入腊月，满大街弥漫着浓浓的过年气息。家家户户忙碌起来，为春节做着各种准备。从腊月二十三小年开始，爆竹声就接二连三地响起来，过年的喜庆气氛也愈加浓厚。

腊月二十三“祭灶神”。

传说灶神是上天派来住在每户人家的，年底会返回上天，报告该家一年的善与恶，由天帝降予吉凶，大家为了让灶神说好话，就用丰盛的祭品贿赂他，粘住他的嘴，不让他打小报告，所以家家户户都买灶糖。那灶糖吃起来脆甜香酥，另有一番风味。

小年过后便是除夕，年夜饭是一年中最丰盛的一餐。大年初一的早上，孩子们身穿漂亮的新衣服，成群结伙地去各家拜年，会得到许多糖块儿。

那时的过年，仿佛是给孩子们创造了一个充满色彩、亲情、神奇般的梦幻空间：穿新衣、放鞭炮、小灯笼、压岁钱……那种惬意，犹如被蜂蜜浸泡过一样香甜。

然而，对于年幼的我却面临着一系列的生活重负。每年的腊月，学校刚好放寒假。突击完假期作业，我就开始倒计时，计划着准备过年期间每天的日程：腊月二十三小年的那天，早早起来，穿上工作服，头上包着毛巾，遮好床上的被褥，盖好箱、柜及锅碗瓢盆，挥舞起笤帚，清扫挂在棚顶和屋子里各个角落的灰尘。

接着开始洗涮，洗窗帘、床单、被单、枕套等，铺的、盖的、蒙的、挂的。那时没有洗衣机，全凭洗衣板，手上磨起了水泡，大单小帘晾满一屋子。

然后，刷地板、擦玻璃、买年货……忙个不休。尽管如此，我们也还是热切地期待着春节的到来。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家物资短缺、供应紧张。粮食要凭证，定量、定点供应，每人每月只供应两三斤细粮，三两油；副食品供应，每人每月半斤肉，豆制品、白糖、粉条、鱼、蛋等，都凭票供应，而且限量，供应的很少。一些日常生活必需品，如肥皂、蜡烛、火柴、棉线、棉布、棉花；当时所谓的高档消费品如自行车、收音机、手表、缝纫机，还有毛线、毛料等都要凭票、凭券供应，每人供给的份额极少。家家口挪肚攒，精心地积攒着这些票、券。

那时，家家每日三餐都是玉米面饼子、玉米面糊、高粱米、大咸菜。那个年月，想吃到点细粮非常难，一年到头吃不上几顿大米饭。

春节期间细粮和副食品供应稍有改善。我们就可以吃上平时不敢想的美食了，而所谓的美食也就是炸丸子、炸麻花，吃几顿猪肉炖粉条和白面饺子而已。

那会儿办年货可真是件辛苦的事，由于市场供不应求，买东西凭票不说，还要排长长的队——买粮买油要排队，买鱼买肉要排队，甚至买菜、买豆腐也要排队。

难忘过年排队买豆腐。

过年吃豆腐，是中国人多少年来的传统习惯，它意味着家家平安幸福。那一年我十二岁。有一天，一大早，我就拎着铝盆去圈楼（和平副食）拣豆腐。我家离圈楼不远，等我赶到那里，人们早已排起了长队，男女老少，熙熙攘攘，好不热闹。

我站在那里等着，一会儿过来一人，见我手里拿着盆，便问：“小姑娘你排几号？”我才知道原来他们都是天没亮就已经来这里排队画号了。有的人画完了号，见还没有开业，就回家吃饭去了。知道了情况，第二天我也照样顶着星星去排队等着画号了。

小时候，东北的冬天来得早，冷得厉害，雪也特别大。年，便被这北风烟雪刮来了。俗话说，腊七腊八冻掉下巴。东北的腊月是一年中最冷的日子，零下三十多度是常事，寒风刺骨，刮在脸上、额头上像刀划的似的。

那时没有羽绒服，没有毛衣，也没有衬衣，一身空心棉袄棉裤，寒气不断地从裤腿往上钻，脚上是一双穿了几年的棉胶鞋，雪地里站上一会儿，就像站在冰上一样透心凉，我被冻得直打哆嗦，手冻僵了，脚也冻木了，不时感到丝丝疼痛涌上心头。但一想到过年，我只好忍着，静静地、顺从地等待着。

等我画到号时，天已大亮。我也急忙跑回家里暖和一会儿，然后，拿着盆跑回去继续等候。

又等了很久，才见有人推来一车冒着热气的、一板一板摞得很高的豆腐。瞬间，人们按着画号的顺序，排成了长龙。好不容易才买到十块豆腐，送回家去。

接着再去排队，继续购买春节供应的其他商品。直到把过年期间需要的柴、米、油、盐都采购齐全了，这个年就算置办完了。但是，买回来的饼干、花生、糖块之类的东西，锁起来，无论有多馋，都要忍到过年。

现在，就连我们这些曾经为“春节的饺子和猪肉炖粉条”不知暗咽多少涎水的人们，都不再期待那样的“春节”了。因为如果按照当年的“春节”的标准，现在的我们每天都在过大年了。从那样的“春节”里走过来，面对今天的生活，我的心里涌动的是幸福和感动。现在的孩子们无法感受我们曾经的“春节”。

说到过年，还要提及年画。那年月，年画对于过年来说可算是至关重要。因为经济困难，可以不添置新衣服、新鞋子，甚至可以不吃肉，却不可以不贴年画。年画永远是新年来临的象征，年画带给人们过年的氛围。

那时候传统的年画有《年年有余》、《鲤鱼跳龙门》、《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有四联为一幅的《八仙图》、《花鸟图》，还有一些历史故事、神话传说、英雄人物等等。

那时的年画，如腊月里的雪花，在飘飞的记忆中，静静地飞舞着。有年画在，才有年味儿。

我更喜欢自己动手制做年画，那可是乐在其中，别有一番情趣。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挂历盛行，各种各样的挂历大都是以吉祥、喜庆、美好的事物或以电影、戏剧故事为主题，内容广泛、丰富多彩。

我喜欢把《野火春风斗古城》、《三进山城》、《阿诗玛》、《早春二月》、《舞台姐妹》、《金沙江畔》、《春苗》、《蚕花姑娘》和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影片中的剧照剪下来，粘贴在一张大的图画纸上，再从其他刊物或杂志的封面上，剪下“恭贺新春”的字样和迎新春的图案，粘贴在适当处，最后再用彩条把图画纸的四边点缀起来，这样一张既经济又脱俗的年画就制做成了。贴在墙上既色彩缤纷、充满情趣，又鲜艳夺目，别具一格。那本阴暗的小屋，立刻就有了一种新春的喜庆和温暖的感觉，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欢欣。

如今经济条件好了，物资丰富了，孩子们早已没有了我们那一代孩童对春节的热盼。就连看电视他们都可以随心所欲地看个够，也不用和大人们争抢摇控器，一家有几台电视机已是平常不过的事了。

我们的童年时代，家里连个收音机都没有，孩子们很少有玩具玩，也很少有本好书读。我们所谓的玩具就是自己去体味，自己去寻找，什么弹杏核、跳皮筋、打口袋、跳格子，男孩子们也无外乎是弹玻璃球、搧啪叽，在地上立块砖头“打衙役”或抱起一条腿“撞拐”等等。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玩得那么尽兴，那么入迷，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回家。有一次我竟忘记了炉子上正在烧饭的锅。直到同伴们被唤回家吃饭时，才猛然想起。我飞奔回家，锅底已烧焦，浓烟四起，险些引起火灾。我简直吓丢了魂……母亲下班回来，我急忙哭诉了发生的事情，虽然母亲没有责怪，但我仍为烧掉了锅底而自责，泪流不止。

我们小时候，文化娱乐生活单调、匮乏，不像现在的孩子们赶上现代化的年代，广播、电视、网络等影视工具走进寻常百姓家。我们那时家庭条件好的有台收音机，人称“戏匣子”。那是一家人快乐的源头，各类节目，如戏剧、曲艺、歌舞、电影剪辑、小喇叭少儿节目等，就像一盏盏温情的明灯点燃了人们的生活激情，照亮了人们生动和丰富的日子。

我们常常聚到邻居或同学家去听收音机。我爱听歌剧《刘胡兰》和《红霞》中的选曲《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凤凰岭上祝红军》，爱听电影剪辑，爱听用电影片名编成故事的《电影迷》相声段子。

看电影的机会是很少的，尽管学校组织看电影，每人只交八分钱，但由于生活拮据也是很少参加的。

除了课本之外，几乎没有其他读物。要是说孩子们向往和喜欢去的地方，就属小人书铺了。

记忆中，在东北电影院对过的胡同里，天宝楼饭店的后身，有一个小人书铺。

那铺子宽大的玻璃窗上，贴满了小人书的封面。至今我都记得那小人书的封皮，画面简洁、色彩纯正，让人安静、令人遐想，就像一个个神秘童话王国和一块块磁铁，深深地吸引着那些仰着脖子观看的孩子们。

那十几平米的铺子里，墙上用板条钉的一行行的简易书架，书架上摆满了用牛皮纸做的书皮，用毛笔写着书名的小人书，看一本一两分钱不等，主要是根据书的薄厚来定价。孩子们贪婪的目光在小人书架上寻来寻去，巴不得把那些小人书都滤一遍。那书铺的掌柜，一双探照灯似的眼睛扫来扫去，生怕有人白看了他的书。

书铺里的长条板凳，常常是座无虚席，孩子们只好几个人挤在墙角处，围看一本书，边看嘴里还在不停地讲述着书里的故事，讲到高兴处，尤其是看到打仗的情节时，孩子们嘴里“嘟嘟嘟——”地机关枪、手榴弹的声音不断。

大街上、马路边也有摆地摊的小人书，一两分钱看一本，也都不是我们光顾的地方。

幸好，我家胡同口的小剧场改成了电影院。电影院的太平门出口就在我们住的那条胡同里。每当上映好片或新片的时候，胡同里几个大一点儿的淘气的男孩，就想方设法的拨开电影院的太平门，于是，我们一帮大大小小的孩子们就随着溜进去，看上一段电影。有时刚刚进去，还没等坐稳就被轰了出来。

夏天，每当夜色初降，伴着满天的星斗和那明澈的弯月或圆月，我们常常是三三俩俩提着小板凳坐在电影院太平门的外边“听”电影，沉浸在跌宕起伏的故事里。我爱看电影里的故事，爱听电影里的插曲和音乐，并喜欢辨别其中演奏的乐器。

夏季电影院的太平门全都是百叶窗式的，听起来非常清晰。就这样我们“听”过许多古今中外的好片子。有的反复听过数遍，甚至连片中的一些台词、对白、歌词都记得一清二楚：

《党的女儿》李玉梅临危不惧，暗示游击队员小程不要暴露，对着女儿小妞高声喊道：“不要哭，要听妈妈的话！”《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最后和战友们的告别：“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英勇无畏的英雄形象，感人至深，令我肃然起敬；

曾经伴随我成长的一首首电影插曲，在生命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和那年、那月、那风、那雨、那夜糅在一起，不经意间常常被我想起。那“洪湖水浪打浪”和《冰山上的来客》中“怀念战友”的旋律在我的记忆深处经久不息。还有简·爱与罗切斯特的对白，令我想象着桑菲尔德庄园里落叶纷纷中，罗切斯特和简·爱一路走远的样子……

尽管“听”电影和今天各色各样的音像制品及节目相比，显得那么初始，那么简单平凡，似乎不值得一提，但它却是我少年时代心灵的光标。感激那些影片的陪伴，那是萤火虫一样的闪亮，在我记忆的星海里勾画着生命的神奇和永恒。

几年后，母亲的工作竟三并两调地归到了电影系统，我们看电影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多了。再后来，我长大了，初中毕业后，母亲的单位照顾家属，我也参加了电影院的工作，和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的电影正置一个红色的时代，影坛前辈们倾情塑造出无数不朽的艺术形象和银幕角色，在历史的时空中熠熠生辉。

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歌声是那么的嘹亮，那旋律是那么动听，那形像是那么的深入人心。无数红色经典影片，从《三毛流浪记》、《白毛女》到《鸡毛信》、《青春之歌》；从《烈火中永生》、《风雪大别山》到《自有后来人》、《野火春风斗古城》；从《永不消逝的电波》、《洪湖赤卫队》到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雷锋》等，成为人们精神追逐的寄托，影响着我们那一代人的成长，给我们极其深刻的启迪和教育，鼓舞和鞭策我们向上、向前，同时也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回忆，使我更深刻地了解过去那特定年代的历史，回忆使我对过去和现在，有了一个纵深的比较和深邃的理解。

从小到大，我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情，有很多事早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暗淡、消褪，可我却无法忘记那些刻骨铭心的往事，虽经历几十度春风秋雨，那记忆却愈加深刻，终生不可磨灭。

记忆中，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一个夏季的傍晚，母亲带着我和弟弟散步在太原街上。那些熟悉的商业旺铺，有典雅的新华书店、令人分不清东南西北的圈楼、老字号的联营公司、气派的和平商场和工艺美术商店、生生照相馆、妇女儿童商店……还有那东北电影院、新闻电影院，街北的文艺电影院、街南的解放电影院等，终日人流如梭，客流如云，车水马龙，热闹非凡。

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我们一家三口走着走着，迎面走来一对挎臂的中年男女。那女人修长的身材，脚蹬高跟鞋，身着白旗袍，披肩发上系着一条白手帕，手里摇着羽毛扇。再看那男士，我立刻怔住了，那不是我的父亲吗？尽管多年不见，但父亲的面容我还是依稀记得。我抬起头望着母亲。母亲目视着前方，紧紧地拉着我和弟弟的手，挺直了腰板，与那对男女擦肩而过。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世间果真会有如此的巧合，让我们分别十多年后相遇于此？这世界真小，让不该相遇的人尴尬地相遇。在那面面相觑、相对无言的瞬间，我立刻想到秦香莲手牵着一双儿女和那薄情的负心汉陈世美对簿公堂的一幕，何其相似！这一幕在我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永久的伤痕。从母亲那镇定的脸上和那坚毅的目光里，我读懂了她骨子里的那份善良和坚强。

不久，母亲在上班的路上又遇到了父亲，才知道他在一个国有企业作文化干事，已经有了家室，又有了一双儿女并且和我们同住在太原街上。

于是母亲提到了我和弟弟的抚养费问题，结果协商不成。母亲一纸诉状又将父亲告上了法庭。母亲提出，十多年来父亲一直没有尽到抚养义务，当时要供两个读书的学生，生活很困难，索要我们的抚养费每月二十元。父亲申辩道：自己又成立了家庭且又有了两个孩子，生活也不宽裕，表示每月给我们十元抚养费。最后，法院裁决父亲每月给我们抚养费十五元。那一年我十五岁，弟弟十一岁。

从法院判决开始，父亲每月给我们送一次抚养费，因此多了一些接触的机会。记得那一年春节的前夕，父亲怀里抱着一个两岁的小女孩来到我们家。看到那小女孩一身漂亮的衣服和一双崭新的红皮鞋，我心里充满了羡慕、嫉妒和恨。想起母亲对我们说的“等你那死爹来了，想要啥就对他说”。于是，我就对父亲说：“快过年了，她是你的孩子，我也是你的孩子，她有漂亮的衣服和皮鞋，可我连双棉鞋还没有呢。一双胶鞋过了大半冬，脚都冻裂了一道道大口子，一碰就出血，疼得不敢走路。给我买双棉鞋吧！”

小时候我很倔，不会讨人家喜欢，也不称呼父亲什么。父亲无话可说，只好勉强带我去联营公司买了双棉鞋。

“再给我买双袜子”，我有些得寸进尺地要求着。

“不买了！”父亲把脸一沉，生气地吼了一声。

我噘起嘴巴蛮乎乎地独自走开了。父亲追上来不容分说，在商店里，在众目暌暌之下，狠狠地踢了我一脚。这一脚让已经十五岁的我那么难看，那么无地自容……这一脚踢在了我的心上，虽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可至今想起来我仍耿耿于怀。

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父亲还可按时来送抚养费，但到后来他就不遵守时间了，常常拖个十天半月的，即使来送钱也要打折扣，借口什么洗澡了，理发了，总是想出些理由来从中扣除三元五元的。

开始母亲并没有计较，可久而久之，母亲只好又去了法庭，要求每月从父亲的工资中扣出我们的抚养费，并由父亲的单位负责寄给我们。以后父亲单位的工会承担了这件事情。

大约一年多以后我就参加工作了，抚养费就改为给弟弟每月八元钱了，再往后就是“文革”时期，没人管了，我们也就不要了。

后来听母亲说，没过多久，父亲与那旗袍女人也分手了。因那旗袍女人在和父亲结婚前曾有两个孩子，分手时属于父亲的两个孩子，由法院判给了父亲。

父亲也曾找过母亲。母亲说：“让你掐虱子，养虮子。放着大的你不养，养小的。命里注定我养俩你养俩，咱们还是各负其责吧！”遭到了母亲的拒绝，父亲又提出要我去给他照看孩子。母亲一句：“妄想！我养大的孩子给你去使唤，没门！”

人世间有时候最感人的，就是看似寻常琐细的小事，最催人泪下的就是如云如水、至纯至洁的母女亲情。想起恩重如山的母亲——一个值得我用一生去怀念和敬重的亲人，禁不住泪濡双眼。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母亲，在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情况下，独自抚养着两个孩子，历尽千辛万苦，不离不弃，需要多么大的勇气、信心和毅力！假如当初母亲离我们而去，假如母亲为了减少负担，把我给了父亲，那今天的我将会是怎样的一种命运？真是不敢想象。

前几日，小孙女的作文中写到：爷爷每天一日三餐照顾我无微不至，不论是春夏还是秋冬，爷爷总是早早起来去早市买我最喜欢吃的东西，回来给我做丰盛的早餐。每天放学回来，一进门就闻到一股肉香，揭开锅盖一看，不是大骨头，就是鸡鸭鱼肉……

看到孙女的作文，我感慨万分。不禁又想起我们小的时候，我们从来不吃早饭，每天起床洗漱完毕就去上学。中午放学，别人家的孩子回家，走进家门热气扑面，饭香扑鼻。而我们回家打开房门却是冷冷冰冰，常常是冻了一层薄冰的玉米面糊糊和掰开见冰碴的玉米面饼子。吃完了上牙打下牙，浑身打哆嗦。

自然灾害期间，粮食按人头定量供应，和买布要布票、买豆腐要豆腐票一样，买食品，如馒头、面包、饼干，到饭店就餐等都要粮票。而且，粮票还要分全国和地方的粮票。

那时候每家做饭，都是严格按照每人每顿的粮食定量下米、和面，每顿饭都是可丁可卯，只能少，不能多。不然，到了月末就接不上捻了。

那时由于粮食定量低，副食品短缺，家家吃不饱，都用瓜菜代、增量法来弥补粮食的不足。

瓜菜代，就是在夏天或秋天蔬菜旺季的时候，拣些商店丢掉的菜帮、菜叶，阴干后储存起来。冬天时，把那阴干的菜帮、菜叶用水浸泡，洗干净后剁碎，和在玉米面里做成菜饼子或做成面少菜多的菜团子，还可放在玉米面糊里做成菜叶粥。秋季一斤定量供应五斤地瓜。

增量法，就是在做饭时，先把米炒了，炒熟后，再加水上锅蒸。由于炒得干干的米会吸收更多的水份，米粒会膨胀的很大，同量的米，这样蒸出的饭，要比正常做出的饭，从量上看，会显得增加了许多。

我们常常是一天一顿饭：早上不吃饭，中午有了就对付一点，没有就等晚上一块儿吃。到了晚上三餐并成一顿饭，体验着那种暴饮暴食的感受。吃完饭赶紧睡觉，睡着了就不会再饿了。

我从很小就知道母亲爱唱周璇的歌。从《四季歌》、《天涯歌女》、《渔光曲》、《夜来香》、《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等三四十年代的歌曲，到《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翻身道情》、《绣金匾》、《摇篮曲》、《谁不说俺家乡好》等五六十年代的歌曲，以及电影《洪湖赤卫队》、《红珊瑚》、《冰山上的来客》、《刘三姐》、《五朵金花》等中的插曲，都是母亲的最爱。尽管在那个吃了上顿儿没下顿儿的岁月里，母亲从不抱怨，照样歌声不断。有的邻人说母亲的“心丢了，不知愁。”其实，那歌声就是母亲唯一可以表露的心声。

母亲从不向困难低头，也没有向命运屈服，用她的为人处事的道理，用她乐观的生活态度和坚强，感染和教育着我们。我在母亲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不知不觉中有了一些母亲的性格。

为了填饱一家三口人的肚子，母亲带着多病的身体去农场参加插秧劳动。因为参加农场劳动，到年底可分得二百斤大米。可以想象二百斤大米在那困难时期该有多么大的诱惑力！

一个星期的农场劳动，使母亲原本多病的身体又患上了腰间盘脱出症。坐立不宁，卧床不起。牵引、打石膏，几经医治始终不见成效。最后，还是单位的工会组织给母亲联系了温泉疗养院，经过三个月的疗养、治疗，母亲的病情有了明显的好转，很快就上班工作了。

在母亲疗养期间，刚满十六岁的我挑着门户，带着弟弟过了三个月的日子：买了一百斤秋菜放在仓房里，由于不知道怎样管理，全被老鼠啃空了。那时家里没有电话，又不懂得去邮局挂长途，也从来没出过远门，和母亲无法联系和沟通。弟弟执意要去找母亲，我实在劝阻不了，找到了母亲单位的领导，说服了弟弟……其中的难处，不言而喻。

母亲为人善良、热情，喜欢帮助别人，有好吃的、好用的，自己舍不得却愿意接济给更需要的人。有两个，送人一个。有一个宁肯自己不留。母亲常说：“自己吃了填坑，送给别人扬名”，还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人要做好事，不做坏事”。左邻右舍都喜欢与母亲交往，尤其是和母亲有着同样遭遇的人，更愿意和母亲诉说自己的苦衷，母亲总是给予劝说和安慰。母亲走到哪里都是被人尊敬的好大姐。

从疗养院回来，母亲把结识的疗友——家住吉林的小丁姨带到沈阳，住在我家，并陪同在沈玩了几天。小丁姨很是感动。

一天，小丁姨让我陪她去联营公司十姊妹小组，说是给她的小外甥女买块花布，让我帮助选一选。后来小丁姨临回吉林时，留下了那块花布，我才知道原来小丁姨是给我买的。

那个年代，由于经济条件和社会风气的不同，那时的美是自然的、俭朴的。当时，女孩子最时尚的就是一件花布罩衣，套在棉袄的外面。所以送一块花布就是很贵重的礼物了。

一些往事，无法从我的记忆中抹去。

由于母亲刚参加工作时的单位是民政局所辖的社会福利事业单位，职工大都是社会救济户，鳏寡孤独、盲聋哑，所接触的家庭也是形形色色。其中，一个凄惨的故事令我记忆深刻。

母亲单位的会计兰，是一个有文化的三个孩子的妈妈，丈夫因历史问题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为了不影响孩子，她与丈夫离了婚。也是由于生活所迫，她带着孩子嫁给了一个光棍汉，且添了一个女儿。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为了填饱肚子，他们一家下放到农村，本想到农村挖些山野菜，刨个小开荒，解决点温饱。可是不料想游手好闲的丈夫，吃不起农活的辛苦，扔下老婆、孩子，独自一人跑回城里。

兰带着四个孩子，在农村孤儿寡母，人生地不熟，无依无靠，无法生活。不得不又嫁到郑家，郑家原有一子，婚后又添一子。这个复杂的家庭，六个孩子三个姓，又当后娘、又是后爹，生活的酸苦可想而知。

一九六五年的冬天，兰的大女儿刚满十八岁，到沈置办嫁妆，来到我家。她见到同龄的我背着冰鞋兴冲冲地归来，泪水哗然而下，满口赞许母亲的坚强，羡慕我的幸福。埋怨自己的母亲一步错、步步错，自己不幸福也给儿女们带来了伤害。并说，在农村她相中了一个文化青年，只因出身是地主，她母亲坚决反对，硬是逼着她嫁给一个转业兵。她不如意，只好从命。她的经历，使见者流泪，闻者悲伤。

由此，我更加深深地体会到母亲的伟大，想起母亲遭受的苦难，付出的情感，不屈的抗争，慈爱的奉献，无论如何我都难以用语言来表达，我感激母亲的恩情和对母亲的崇敬。

随着时光一年年的流逝，我和弟弟渐渐地长大。一个初冬的日子，弟弟从青年点回来，不声不响地支起了炉子。母亲下班回来，见家里点起了暖烘烘的炉子又惊又喜，脸上流出兴奋、绽开幸福，嘴里不停地叨咕着：“这回可好了，我儿能干了，家里有人了，再不用去求人喽！”母亲的眼里滚出了喜悦的泪珠。

十多年的困境熬出了头，流淌了多少艰难，浸泡了多少甘苦，我们终于走出了坎坷的人生之路。每当我忆起这些往事，辛酸和温暖交织在一起，那段清苦的岁月连同母亲灯下的身影和那紧锁的愁眉，成了我永远抹不掉的记忆，散落在我的生命之河，每每想起都会从中汲取几许温暖和几多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