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歌星之死

女歌星之死

风和日丽，万里无云。200里西山脚下的杨柳村，今日热闹非凡，超过万元户娶媳妇，胜过赶集上庙会，人山人海挤来挤去。西山48村的人多一半儿上来到杨柳村中戏台下，观看李春叶的女声独唱会。

年过五旬的李春叶，是我干姐姐，今日她登台演唱，我早早找了最好的位置坐下，并带了个录音机，眼巴巴地等着她银喉亮嗓了。

台上大紫红幕刚一拉开，人们的掌声和叫好声响成一片，好像刮大风下大雨。

春叶出来了。她的眼还是那么亮，精神头还是那么好。那苗条的身子仍不显胖，她显然很激动，给台下观众深深鞠了一躬，像日本女人的姿式，很诚恳，很谦恭。

她唱的第一首歌是《白毛女》选段：“人家的闺女有花戴，我爹钱少不能买……”

她的歌喉还是那么动听，赛过百灵鸟，比电台在半导体里播放的还好听，台下的观众一听就迷了，没人说话，地上掉个针都能听得见。

听着那动听的歌声，我眼前浮现出干姐那令人心酸的往事。春叶从小是杨柳村人，从没发愁的时候，总是高兴的时候多。甭管是上山放羊还是在野地里打猪草，她总是哼着人们熟悉的又唱不上来的小曲。我们这帮童男童女都很爱听她唱，爱跟她放羊，爱跟她挖野菜，有时也随着她的歌“爬柳树”，跟着瞎哼哼。当时，我唱的声音最大、最响，但常常走调，总是把歌词唱“二屋喽去”，引起童男童女们一阵大笑，然而干姐春叶总不笑我。她也确实像个姐姐，一句一句地把调子、歌词给我纠正过来，我也老实地一句一句跟着学唱，这常使别人不服气，说干姐春叶对我偏心眼，我却很高兴，心里对她充满了感激之情。

干姐长成二十多岁的大姑娘了，她唱的山歌也在西山百里48村出了名，向她求婚的人很多，她都瞧不上，是不是这些小伙子们不会唱歌？干姐不说。

别人只是瞎猜。

在平津放鞭炮，庆祝解放那年，干姐跟一个当连长的走了，听说那天晚上，她唱了一夜歌，多半个村子的人都听到了，那夜我睡得死生没听见干姐的歌声。

干姐走了，听说那个解放军连长转业到包头的一个厂里当了干部，干姐也在包头落户了。

干姐成亲走了，我当然很想她。

在“四清”时我终于把她想回来了，我认识了干姐夫，他长得挺黑、挺瘦、个子很高，不像连长。他是布依族，说话声音很低，要费很大劲儿听才听见，使我纳闷的是他不但不会唱歌，而且还反对干姐唱。

哎，干姐是怎么看上他的呢，为什么看上他，不得而知。

没想到在“四清”时干姐被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理由很简单，也很充足，用歌曲反对“四清”运动。

在一次整“四不清”干部会上，大伙儿让她唱一首歌儿解闷儿，她顺口儿唱了“人家的闺女有花戴，我爹钱少不能买……”

一曲唱罢，大伙鼓掌叫好了，欢迎再来一个。干姐不知怎么曾招惹了四清工作队王队长，王队长铁青着脸站起来说：

“运动主要是查经济问题，你还唱什么钱少不能买，这明显是为“四不清”干部唱赞歌……”

群众莫名其妙，这真是驴唇不对马嘴，挨得上吗？可是四清工作队长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谁反对他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大伙敢怒不敢言，有一部分积极分子跟着起哄架秧子，就这样，干姐就戴上了坏分子帽子。另外还有历史问题，她是什么“三青团员”，他丈夫是俘虏兵，以前当过伪连长。

干姐虽然成了专政对象，但是那张在包头参加唱歌比赛时获得的一等奖奖状还在她屋里墙上挂着，只是有时看着它发呆，掉眼泪。

我心里很难受，不敢到干姐家去学歌儿了，我故意离她远一些，也不再叫她干姐。

我表现得很积极，我加入了共青团……

一阵暴雨般的掌声，打断了我的沉思，我跟着鼓掌，我使劲看着干姐，她脸上笑成一朵花，她真高兴。

我却高兴不起来。

山雀停止了啼鸣，花蝴蝶也在戏台旁的不知名的小野花上停住。

干姐的第二首歌又响彻行云了。

她唱的是革命样板戏《杜娟山》党代表柯湘的唱段：“家住安源……”

我听着浑身发冷，哎呀干姐呀，您就不会唱段别的吗，难道您忘了十年浩劫中，造反派头头王河押着您每天唱样板戏游街，多少次批判会，斗争你这个坏分子吗？

造反派恨您爱唱歌，王河规定你每天给红卫兵唱四个小时，立功赎罪，他们让您整天唱，派人看守着您，不让您喝水，不让您休息，这帮东西要成心毁您的嗓子。

王河这人真可恨，老实巴交的人都看不起他，说他真不是玩艺儿，说他不是庄稼主儿。给他起了个外号儿，叫“四不像”，干庄稼活不像，是草是苗分不清；他是个男的，说话声儿尖、细，说是娘们儿声吧，也不像；他很会当干部，处处学着官儿样，选队长时大伙全不选他，说他不像；他初一毕业，斗大的字倒认得半升，总想学知识分子样，梳着偏分头，特别是念报纸，经常念错字，还不许别人笑，不像个文化人。

就这么个“四不像”，却当了四五年村里的一把手——“革命委员会主任”。

见怪不怪，这样的人掌权的很多，特别是在抓阶级斗争时期。

他把老实巴交的庄稼人折腾得不像人样儿，把人们心目中的歌唱家李春叶折腾得更惨。

人们心里不忍，可谁也不敢保我干姐，怕当“保皇派”。

胆小的干不过胆大的，那时我胆就小。

善良的庄稼人都胆小，自然免不了吃亏，干姐吃亏最大，受的折磨也最大，一个爱唱歌的农村妇女，受群众欢迎的歌手，为什么遭到那么大的不幸？唉，做女人难。

十年浩劫，干姐像过了二十年。

干姐老了，比老太婆还老，只有嗓子不老，总像小姑娘的嗓子。

掌声里夹杂着一个孩子的哭声，不知是谁，听歌听迷了还是听走了神，在鼓掌时忘了背上背着孩子，双手一鼓掌把孩子掉在地上了，大家哄笑了一阵。只是我没有笑，可很开心，觉着很有趣儿。

在热烈的掌声中，干姐唱了很多支歌，在唱《祝酒歌》的时候，不像喇叭里唱的味。

她唱的《祝酒歌》有点特别。

我记得李光羲和关牧村唱《祝酒歌》很拿手，一个男高音，一个女中音，很动听，很感人，当然也很沉稳。

干姐把音调挑得很高，比女高音还高，我不想别的，注视着她返老还童的脸。

她脸上无特殊变化，她全身的劲都使在嗓子上，干姐用心在唱，用血在唱。

要不亲临台下，别人准认为是十七八岁的姑娘唱的。

我记得“四人帮”倒台后几年，镇里来人通知给她摘帽子，又分了自留地。镇领导问她有什么要求，她别无所求，只要求给西山48村的社员们唱一台歌，那时把一台歌叫一台戏，没有叫一台歌的，只是我这么写。

镇领导闷了好一会儿，最后摇摇头。

唉，生活在现实世界，总得承认现实。

干姐病了，瘦得皮包骨头，盖张蒙脸纸快哭得过儿了，她好些天不说话，也不哼歌儿了。她有病不吃药，躺在炕上，手里攥着她平常最喜欢的几首歌片，左手攥会儿，右手攥会儿，总不放下，好像怕别人抢跑了似的。

又黑又瘦的干姐夫两手捧着药碗，恳求她喝药，三番五次，五次三番，干姐连看也不看。

干姐夫跪下了，带着哭声说：

“春叶妹子，我不该连累你。”

“不怨你。”

“我应该比你先死。”

“不。”

“你应该好好活着。”

“没劲。”

“我去找他们，让你唱歌！”

“你真好。”

“这药？”

“我喝。”

干姐的病是怎么好的说不清。总之，好得很快，一登台唱歌病就好了，干姐夫说她没病，可也吃了不少的药。

她最高兴的是那天县剧团团长请她到剧团去，她高兴地唱了半天歌，像个孩子，不像快五十的人。

我专门请了几天假，回村里等着看干姐的这一台歌。

突然，观众发出一种异样的嘘嘘声，把我从沉思中拽回来。我惊看台上，干姐坐在了台上，不声不响，台幕很快拉上了，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了我全身，忘了提录音机，我跑向后台。

风和日丽，万里无云，二百里西山脚下的杨柳村，今日热闹非凡。

干姐带着满足的心情，欢笑着，唱着歌，离开了这个世界。在临死的时候，手里仍紧紧攥着那几页歌片。

台下的观众为她送葬，唱着《祝酒歌》，真是以歌当哭。

唱得声音最响的是王河，他现在当村主任。

唉，乡亲们说，好人不长寿，这是对干姐最好的评价。

为一个唱歌的女人，几万名村民为她送丧，这在山村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