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要有“问题意识”

一

现代是一个作者与读者相互寻找、相互选择的时代。正是通过阅读活动，读者的视域与作者的视域，当下的视域与历史的视域，实现了对接、激荡与融合，从而为彼此真正的理解、有效的沟通提供了条件。

英国大作家康拉德有一句名言：作品一半是作者写的，一半是读者写的。也就是说，一旦作品面世，它就变成公众的了，它不再仅仅为作者所有，同时也为读者所有；而读者总是在自己所处的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现实的语境下接触作品的，不可能与作者原初的意图尽合榫卯，完全一致。特别是文学作品的解读，不同于科学常识、科学结论的认同。任何时代、任何读者都必须承认，水的冰点是零度，圆周率是3.14159……而文学作品的结论往往难以整齐划一，可能有多种解释、多种看法。最具文学性的往往是个性最独特的感受和体验。

真正的艺术有着无限的内涵，存在着多种可阐释性。一部《红楼梦》，鲁迅说，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还有人谈到，堂吉诃德这个艺术形象，也是言人人殊，用目的论的眼睛看他，觉得十分荒诞；用过程论的眼睛看他，觉得他很伟大；用世故的眼光看他，觉得他是疯子；用少年儿童的眼光看他，觉得他和自己差不多，是个天真的赤子。因为在阅读与鉴赏过程中，所展现的空间并不是单一的，这里有阅读对象（即作品）所展示的自在空间，同时还有由读者自身经验与想象力构成的主体空间。主体空间与客体空间的差异，导致了视角的不同，认识的悬殊，赏析结论的多样性。

《三国志·魏书》记载，曹操攻下邺城之后，亲临政敌袁绍墓地祭祀，“哭之流涕”，并慰劳袁绍妻子，还其家人、宝物。《三国演义》第三十三回也描述了曹操在袁绍灵前设祭，“再拜而哭甚哀”的场景。史实是这样，那么，后世读者如何看待曹操这一举动呢，可就众说纷纭了。北宋学者刘敞说，曹操之哭是真实的，因为他与袁绍当董卓之乱时曾结为同盟，回思过去的岁月，难免悲从中来，体现了慷慨英雄的气概。而毛宗岗在评点《三国演义》时，却认为这是奸雄手段，杀了人家的儿子，夺了人家的儿媳，占了人家的土地，还灵前大哭，虚假得很。当然，可能还有第三种解释。这就是所谓“艺术空筐”的效果。这里的奥秘在于，没有实现的可能是无限的。

二

伟大的精神产品，具有不可复制性和无限可能性的品格。艺术的魅力在于用艺术手段燃起人们探索未知领域的欲求。布莱希特在谈到自己的“叙述性戏剧”与传统戏剧观念的区别时说，传统的戏剧观念把剧中人处理成不变的，让他们落在特定的性格框架里，以便观众去识别和熟悉他们，而他的“叙述性戏剧”则主张人是变化的，并且正在不断变化着，因此不热衷于为他们裁定种种框范，包括性格框范在内，而把他们当成未知数，吸引观众一起去研究。

现代文学观念认为，文学的生命力在于能够使读者拉开心理距离，能够为读者提供一种契合其文化心态的情境或者思想。假如有一天，你拿起先前酷爱的一部作品重读，却发现它已经了无新意，也就是再也拉不开那段心理距离，这说明在你的心目中它的生命力已经开始枯萎，它已不能给出新的审美期待。

读书必须同思考结合起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不思考，只是囫囵吞枣，死记硬背，必然是食而不知其味。无论是写作还是阅读，善于思索都是至关重要的。鲁迅说过，没有悲哀和思索的地方，就没有文学。思想大于存在。有人提倡作家学者化，实际上，更应倡导作家成为思想者，因为学者未必就是思想者。思想的自觉，是学者最高的自觉。有些书的作者很聪明，有才气，文章也流光溢彩，可就是思想含量不足，精神内涵空虚，像开白水一样，读过之后，获益无多。同样，作为读者，也应该善于思索。读书应该善于提问题、找话题，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要有一种鲜明的研究姿态。年轻时我就养成了这一习惯，为此曾写下五首七绝，描绘读书中探险抉疑、攻关破阵的情景。其三曰：

缒幽探险苦般般，夜半劳思入睡艰。

设问存疑挥战帜，堂堂书阵百重关。

长时期以来，人们将读书、学习的基点定在掌握知识上，“知识就是力量”成为公认的普遍真理。知识当然重要，但更值得珍视的，是人生智慧、哲学感悟。知识与智慧处于不同的层次。大部分知识是关于某一领域、某一科目、某一程序、某种思想方法、价值准则等方面的学问；而智慧则是在生命体验、哲学感悟的基础上，经过升华了的知识，它是知识的灵魂，是统率知识的，智慧是指能够把知识、感受转化为创造性的特殊能力。一般地说，知识关乎事物，而智慧则关乎人生，它的着眼点、落脚点是指引生活方向、人生道路，属于哲学的层次。在读书、思考中，悟性是至关重要的，但有了知识不一定就能具备悟性。知识只有化作对生命的一种观照能力时，它才能变成智慧。因此，智慧总是与内在生命感悟和创造性思维有关，知识则未必。

三

从前的史学只注重史实与过程的记述，着眼于历史的客体；而自从分析的历史哲学正式提出以来，历史哲学家们的重点就逐步转到历史思维上来，即转到了主体如何认识历史的客体上来。我国古代史学，以叙述为主，阐释为辅；而现代史学，则以阐释为主，叙述为辅。所谓“叙述”，主要是指翔实地记述史实、事件；而“阐释”则着眼于史论，重视历史研究。

中国史学文献《左传》中的“君子曰”，《史记》篇末的“太史公曰”，都是属于史论性质的文字。它们往往并不独立成章，只是附于书后，或者夹叙在行文中间。史论的大量出现和独立成篇，大体上肇始于宋代，到了清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这种发展进程中，有些饱学之士炫富矜博，腹笥不可谓不丰厚，占据史料也十分充足，但由于缺乏浓厚的研索意识，不善于发现问题，穷追苦诘，结果终其一生缺乏理论建树。这个教训我们应该认真地汲取。

思考重在找到一个准确的、独特的视角。其实，哲学研索本身就是一种视角的选择，视角不同，阐释出来的道理就完全不同。这是著名学者李泽厚说的。视角和眼光是联系着的。爱因斯坦看人看世界，用的是宇宙的眼光，因而能够跳出“人为中心”这个成见，得出人不过是宇宙中的一粒埃尘（没有骄傲的理由）这一结论。

没有艰难的思索，绝不会有独到的创造。应该说，每一次创新都是思考所绽放的鲜艳花朵。创造与思索是艰难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但里面却蕴藏着一种特殊的魅力和幸福感。萧伯纳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另一个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这里讲的是占有会给人带来痛苦。未得到满足自然是痛苦的；已经得到满足又会感到索然无味。这是人生的悖论。破解之道在于不断地思索，不断地创新，这就会把两大痛苦变成两大快活。没有实现你所向往的，可以从潜心思索、奋力追求中得到快乐；已经实现了所向往的，可以在品味成功之余，进行新的思索、新的创造，这也同样可以获得欢乐。

堂堂书阵百重关。攻书阵之关，靠的是思考。所以，我们提出：读书要有问题意识。

（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