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领域的约翰·史密斯

中国领域的约翰·史密斯^[1]

腓力斯人不仅忽视非自己特有的所有生活条件，而且他还要求其他人类步其后尘，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2]

——歌德

斯特德^[3]先生曾经问：“玛丽·科里利^[4]流行的秘密是什么呢？”他的回答是：“有什么样的作家，就有什么样的读者；因为那些阅读她的小说的约翰·史密斯们，生活在玛丽·科里利的世界中，认为她是他们生活、活动和存在的世界最权威的代表。”在英国，玛丽·科里利对于约翰·史密斯们，就如同在中国领域的亚瑟·史密斯对于约翰·史密斯们一样。

那么，真正受过教育的人和半受教育的人的区别正是这一点，真正受过教育的人想读那些能告诉他一个事物的真理的书，而半受教育的人宁愿读那些能满足他对事物的想法的书，由于他内心的空虚促使他希望事物理应如此。中国领域的约翰·史密斯们非常想成为优于中国人的大人物，而尊敬的亚瑟·史密斯牧师写了一本书，以最后证明他们——约翰·史密斯们——是比中国人更高等的人。因此，尊敬的亚瑟·史密斯牧师是约翰·史密斯非常亲密的人，而《中国人的德行》对于约翰·史密斯来说就成了圣经。

不过，斯特德先生说：“正是约翰·史密斯以及他的邻居们现在统治着大英帝国。”因此，我近来不厌其烦地阅读那些提供给约翰·史密斯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观念的书。

这个早餐桌上的独裁者将智力划分为算术型头脑和代数型头脑。“所有的经济的和实用的智慧，”他评述说，“都是‘2＋2＝4’这种算术公式的扩展或变化。每一个哲学命题，更具有‘a＋b＝c’这种表达式的一般特性。”现在，约翰·史密斯的整个家族，绝对属于独裁者所谓的算术头脑的智力范畴。约翰·史密斯的父亲，老约翰·史密斯，化名为约翰·布尔，把自己的命运与“2＋2＝4”的简单公式联系在一起。约翰·布尔来到中国销售他的曼彻斯特货物以此挣钱，他和中国人约翰相处得很融洽，因为他和中国人约翰双方都理解并完全承认“2＋2＝4”的公式。但是，现在统治大英帝国的小约翰·史密斯来到中国，满脑子都是他并不理解的“a＋b＝c”，而且他不再满足于出售曼彻斯特货物，他还想教化中国人，或者像他自己所说的，要“传播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观念”。结果，约翰·史密斯与中国人约翰的关系非常糟糕，而且，更糟糕的是，在约翰·史密斯的“a＋b＝c”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观念教化的影响下，中国人约翰不再是曼彻斯特货物的良好、忠诚的顾客了，他不顾自己的生意，到张园去庆祝立宪，实际上他变成了一个狂热的改良者。

近来，我从普特拉姆·威尔^[5]的《改造远东》和其他书籍中得到启发，尝试去编译一本关于盎格鲁-撒克逊人观念的问答集供中国学生使用。结果，到目前为止，只有以下的这些东西：

1.——人主要的目标是什么？

人最主要的目标是使大英帝国更荣耀。

2.——你信仰神吗？

是的，当我去教堂的时候。

3.——当你不在教堂时，你信仰什么呢？

我信仰利益，信仰有价值的东西。

4.——什么样的信仰是合理的？

相信人人为己。

5.——工作的理由是什么？

把钱装入你的腰包。

6.——天堂是什么？

天堂意味着能住在百乐门大街^[6]，并且驾驶四轮折篷马车。

7.——地狱是什么？

地狱意味着失败。

8.——人类的完美状态是什么？

在中国，罗伯特·赫德先生的海关政策。

9.——亵渎是什么？

宣称罗伯特·赫德先生不是一个伟大的天才。

10.——什么是最可憎的罪恶？

阻碍英国的贸易。

11.——神创造了四万万中国人，是出于什么目的？

为了让英国人利用。

12.——当你祈祷时，你用的是什么样的祈祷方式？

我们感谢你，上帝，我们与邪恶的俄国人和残忍的德国人不一样，他们想瓜分中国。

13.——在中国，谁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观念的伟大的传道者？

《泰晤士报》驻北京的通讯记者莫理循^[7]博士

如果说上文是对盎格鲁·撒克逊人观念的真实陈述，或许有诽谤的嫌疑，但是，任何愿意不怕麻烦地阅读普特拉姆·威尔的著作的人，就不会否认上文贴切地代表了普特拉姆·威尔先生和读过普特拉姆·威尔的书的约翰·史密斯，表达了他们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观念。

这件事最奇怪的地方是，这种约翰·史密斯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观念的教化确实在中国产生了效果。在这种影响下，中国人约翰现在也想使中华帝国更荣耀。精通八股文的中国旧式文人虽迂腐但无害。但是外国人将会发现，那些在约翰·史密斯的盎格鲁-撒克逊观念的影响下叫喊着立宪的中国新式文人，可能成为一种无法忍受的、危险的破坏。最后，我恐怕老约翰·布尔不仅会发现他的曼彻斯特货物毁于一旦，而且他还会不得不花钱派遣一个戈登将军^[8]或者基希勒勋爵，去射杀他那个在约翰·史密斯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观念的影响下精神错乱^[9]的可怜的老朋友中国人约翰。不过，这是题外话了。

我想在此用浅显而冷静的英语说的就是这一点：对我来说，那些满脑子全都是关于中国人的乱七八糟言论书籍的外国人，当他们来到中国后，如果能够和他必须打交道的中国人友好相处，那真是一个奇迹。我们可以从亚历克西斯·克劳斯^[10]的一大卷题为《远东：它的历史和问题》的书中举个例子。

“影响在远东的西方列强的所有问题的症结，在于对东方精神的真正内在性质的正确评价。东方人不仅看问题的立场不同于西方人，而且整个思路和推理方式也与西方人有分歧。灌输于亚洲人身上的那种特别的感觉功能，与我们被赋予的感觉功能不同。”

在读完最后一句话后，在中国的英国人，如果他听从了语无伦次的克劳斯先生的建议，那么当他需要一张白纸时，他就会对他的小跟班说：“孩子，给我拿一张黑纸来。”我认为，正是那些在中国的讲究实际的外国人应当受到褒扬，当他们与中国人实际打交道时，他们抛弃了所有那些关于东方精神的真正内在性质的胡话。事实上，我相信，那些与中国人相处融洽的外国人和在中国最成功的人，是坚持“2＋2＝4”而抛弃了“a＋b＝c”理论的人，也就是抛弃了约翰·史密斯和克劳斯先生持有的东方内在性质和盎格鲁-撒克逊观念的人。确实，当人们想起在以往的那些岁月里，在尊敬的亚瑟·史密斯牧师写出他的《中国人的德行》之前，大英帝国公司的老板或大班^[11]，比如查顿、马地臣^[12]，他们与中国买办^[13]一直相处融洽，而且代代如此。当有人想起了这一点时，他就很可能问，聪明的约翰·史密斯宣扬他的东方内在性质和盎格鲁-撒克逊人观念，即“a＋b＝c”的理论，无论对于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究竟有什么好处？

那么，吉卜林著名的格言“东就是东，西就是西”，就没有道理吗？当然有道理。当你处理“2＋2＝4”时，只有很小的不同甚至根本没有差异。只有当你要处理像“a＋b＝c”这样的问题时，东方和西方之间才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如果能解决东西方之间的“a＋b＝c”方程式的问题，一个人必须具备高等数学的真正的智能。当今世界的不幸在于，在远东“a＋b＝c”方程式的解决方案，掌握在甚至连代数问题的要素都不懂的约翰·史密斯手中，他不仅统治着大英帝国，而且与日本国结盟。东西方之间关于“a＋b＝c”方程式的解决方案，是一个非常复杂和困难的问题，因为，其中有许多难以预料的事，不仅有诸如孔子的东方观念以及康有为先生和端方总督的东方观念之间的差异，而且有莎士比亚和歌德的西方观念以及约翰·史密斯的西方观念之间的不同。的确，在你完全解答了你的“a＋b＝c”的方程式时，你会发现其实孔子的东方与莎士比亚和歌德的西方之间存在的差异非常小，而学者理雅各博士的西方与亚瑟·史密斯牧师的西方之间却存在巨大的不同。让我给出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我的意思。

尊敬的亚瑟·史密斯牧师在谈论中国历史时说：

“中国的历史非常悠久，这不仅在于他们试图回到时代的起点作为出发点，也在于他们冗长的迟缓而混乱的趋势，这不但使过去时代呆板单调的生活得以继续，而且保留了木头、干草和断株等所有历史的遗迹。只有相对永恒的种族能形成或者理解这样的历史，只有中国人的记忆才能将它们在宽大的肚子里储藏起来。”

现在，让我们听听理雅各博士对同样的主题的论述。理雅各博士在谈到中国23个正统朝代的历史时说：

“没有其他民族有这样彻底融会贯通的历史，并且大体上，它是可信的。”

说到另一本伟大的中国文学集时，理雅各博士说道：“就像我曾经料想的一样，这本著作没有被皇帝的权威部门出版，而是在两广总督阮元的监督和资助下（也在其他官员的帮助下），在乾隆统治的倒数第九年，即1820年出版的。一部如此大型的著作的出版，显示了在中国的高官中具有一种公众精神和对文学的热情，这使外国人无法轻视他们。”

以上就是我的意思。我认为，大量的差异不仅存在于东方和西方之间，也存在于那个能欣赏和赞美中国官员热心于文学的学者理雅各博士的西方，和那个为中国领域的约翰·史密斯所热爱的亚瑟·史密斯牧师的西方之间。

【注释】

[1]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这个名字和姓氏都是英语国家中最普通的，所以常用于泛指，与中文中的张三、李四相近。

[2]“Der Philister negiert nicht nur andere Zustande als der seininge ist，er will auch dass alle ubrigen Menschen auf seine Weise existieren sollen.”—GOETHE.——原注

[3]斯特德（W.Stead，1849—1912），英国记者。

[4]玛丽·科里利（Marie Corelli），英国女作家，写过28部浪漫主义长篇小说，情节感人，极受读者的欢迎。——译者注

[5]普特拉姆·威尔（Putnam Weale，1877—1930），是辛普森（Bertram Lenox Simpson）的笔名。辛普森，英国人，生于宁波，曾在中国海关任职，后出任英国报纸记者，著名的“中国通”。——译者注

[6]上海最时髦的地区。——原注

[7]莫理循（Morrison，1862—1920），英国人，曾任《泰晤士报》记者，1912年被袁世凯聘为总统府顾问。

[8]戈登（Gordon，1833—1885），英国军官。

[9]原文为non compes mentis。——译者注

[10]亚历克西斯·克劳斯（Alexis Krausse），具体生平不详。

[11]大班，即旧中国的洋行老板。——译者注

[12]查顿、马地臣，二人一直在中国从事鸦片贸易，合伙开办了怡和洋行。

[13]被在中国的外国公司雇用、而成为他们和中国商人之间的代理商的中国人。——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