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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韩信萧何吕后视频

时间:2022-12-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古沛县是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龙兴之地,而淮阴为韩信故里。樊哙年轻时以屠狗为业,开办一个狗肉餐馆。刘邦晚年刻刻在念的,是铲除隐患以确保“家天下”长治久安。于是,一当项羽败亡,便被刘邦削夺了兵权。由韩信这一盖世英豪的可悲下场,导出后代登坛拜将者害怕建功立业的惊世骇俗的结论。大功告成之日,正是功臣殒命之时。一诗一联,交相辉映,以高度概括的语言,从韩信同萧何、吕后、漂母的关联中演绎其一生的悲喜剧。

王充闾

朝发沛县,暮宿淮阴,此番苏北之行,原本是要踏寻古迹,连带着体察一番运河两岸、淮上人家的风物人情;没想到转悠起来,竟发起了思古之幽情,不经意间就同政治与伦理这类沉重而复杂的课题撞个满怀。这倒应了那句古老的谚语:原本要跑向草原,却一头扎进了马厩。

古沛县是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龙兴之地,而淮阴为韩信故里。虽说已经事过两千多年,可是,穿行其间,依然随处可以感受到这对君臣搭档的遗泽,似乎湿润的气流里也都弥漫着两个男人为代表的汉廷风雨的因子。

作为皇上,刘邦自命为神龙之子;而韩信者流,在他的眼中却只是一条狗。他曾当着诸位功臣的面,率直无隐地说:“诸君见过打猎的吧?追赶走兽啊、野兔啊,把它们逮了来的,是狗;而发号施令、指示兽类所在的,是人。诸君只能够擒拿走兽,所以都是功狗啊!”

这么一个怪怪的名词,亏他这个“大老粗”竟能想得出来。也许同他从小爱吃狗肉这一家乡特产有些关联。沛县狗肉生意的开山祖师是汉初名将樊哙。他和刘邦同乡,又是连襟——他们都娶了吕公的女儿。樊哙年轻时以屠狗为业,开办一个狗肉餐馆。由于肉嫩色鲜,浓香扑鼻,很快就红火起来。有道是“闻到狗肉香,神仙也跳墙。”馋嘴贪杯的刘邦自然成了座上常客。位登九五之后,刘邦衣锦还乡,设宴招待父老兄弟,也用狗肉来佐饮。从此,沛县狗肉就插上了翅膀,伴随着《大风歌》名扬四海;樊家的狗肉生意也世代传承,至今不衰。沛县街头到处都是狗肉广告,足资作证。

“功狗”也是狗,只是因为他们战功卓著——“了却君王天下事”,因而加个“功”的谥号。但是,既然是狗,也就注定了被宰遭烹的命运。至于时机怎样把握,手段如何选择,全看操刀者的心计。越王勾践、刘邦与朱元璋,手黑心辣,剁起脑袋来没商量;而光武帝刘秀和宋太祖赵匡胤,一以柔术这一温情脉脉的面纱罩住政治暴力的狰狞,一以醇酒妇人、物质利益笼络功臣宿将。手法不同,目的则一。

刘邦晚年刻刻在念的,是铲除隐患以确保“家天下”长治久安。在他看来,谁的功劳最大、威望最高、能力最强,谁就是最大的隐患。这样,韩信自然首当其冲。于是,一当项羽败亡,便被刘邦削夺了兵权。不久,即有人上书告他谋反(这是封建帝王谋杀功臣时惯用的政治圈套),高祖采纳陈平的计策,伪游云梦,会聚诸侯,意在趁机擒拿韩信。那边的韩信却傻乎乎地捧着皇帝仇人的脑袋前来拜见,当即被绑缚起来,这时才慨然长叹:“果真像人说的,‘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

已经失去存在价值,原在剪除之列;而此时的“功狗”韩信却傲然自视,日夜怨望,甚至逞能炫力,不懂得韬光养晦。一天,高祖与他闲谈,问道:“以我的才能,能够带多少兵?”韩信回答:“陛下最多不超过十万人。”又问:“那么,你呢?”回答是:“多多益善。”再问:“既然你有那么大的能力,为什么还会被我擒拿呢?”回答是:“陛下不善于带兵,却擅长于掌控大将。这就是我之所以受制的原因。”说到这个份儿上,实际上一切都已经摊牌了。不能说韩信对于自己的厄运毫无觉察,只是为时已晚了。

当然,还是后代诗人看得最清楚。唐人刘禹锡有诗云:“将略兵机命世雄,苍黄钟室叹良弓。遂令后代登坛者,每一寻思怕立功。”由韩信这一盖世英豪的可悲下场,导出后代登坛拜将者害怕建功立业的惊世骇俗的结论。大功告成之日,正是功臣殒命之时。为什么是这样?晚清袁保恒的诗作了回答:“高祖眼中只两雄,淮阴国士与重瞳。项王已死将军在,能否无嫌到考终?”登坛拜将之后,韩信以五载之功,定三秦、掳魏王、服赵国、下燕代,东平齐国、南围垓下,击败西楚霸王、打下汉室江山。这里已经没有你的事了,赶快到死亡女神那里去报到吧!

作为一个将领,你不能斩将搴旗、追奔逐北,每战必败,属于无能之辈,肯定也站不住脚;可是,当你发挥到了极致,达到“将略兵机命世雄”的高度,又会功高震主,必欲除之而后快。最后,那些佐命立功之士,如果不是战死或者病死,就必然面临着两种抉择:或者像范蠡、张良那样,及早从权力的峰巅实行华丽的转身,功成归隐,主动退出历史的舞台,或者像越国的文种和汉代的韩信那样,引颈就戮,最后发出“兔死狗烹”的哀鸣。

儒家礼教倡导“五伦”之义,讲究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朋友有信,以维护封建秩序。其中君臣关系被尊为“人之大伦”,起着统率作用;以冲突、斗争论,它也最为剧烈。“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出将入相,皆须“得君”;而帝王要维持其一家一姓的统治,也需要那些“功狗”为之驰驱卖命。什么经邦济世,什么致君泽民,剥去那一层层漂亮的包装,就会露出政治交易的肮脏的“小”来。

一些心地善良的人责之以“过河拆桥”,负心忘义,有始无终。其实,相互依存立足于互为利用,原本无“义”可言。范蠡曾说:越王为人“可与共患难,而不可与共处乐”。这里有个君王的忍耐度问题。同是谗言,当面临敌国外患的威胁、朝廷急需贤臣良将时,君王就顾不得那些闲言碎语,还是用人要紧;待到忧患解除,天下治平无事,贤愚价值渐就模糊,君王已无须那么宽容。于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之类的悲剧就连台上演了。

黄昏里的淮阴故城,一片平和静谧景象。岁月的烟尘掩埋了一切物质的孑遗,眼前的韩侯钓台、韩信庙、漂母祠等地面建筑,无非是近年修造的劣质赝品。临风吊古,有人慨叹物是人非,说什么“一切没有生命的依然存在,而一切有生命的全都变得面目全非了”。其实,这话是不确的,没有生命的同样也在变化,甚至彻底消失。倒是那些古代诗文联语,作为精神产品的遗存,仍在鲜活地昭示着前人的哲思理趣,予人以深邃的启迪。

韩侯祠里,空空如也,令人感到沮丧。倒是从晚近复制的碑廊里,看到清人赵翼的一首好诗:“淮阴生平一知己,相国酂侯而已矣。用之则必尽其才,防之则必致其死……独悲淮阴奇才古无偶,始终不脱妇人手。时来漂母怜钓鱼,运去娥姁(吕后)解烹狗。”旁边还有一副对联:“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一诗一联,交相辉映,以高度概括的语言,从韩信同萧何、吕后、漂母的关联中演绎其一生的悲喜剧。

韩信原为项羽部属,由于没有得到重用,他便弃楚归汉。但在刘邦麾下,同样未得伸展。一个偶然机会,结识了丞相萧何,这样,他的奇才异能才被发现。可是,等了一段时间,仍然未见拔擢,大失所望之余,他只好悄悄出走。萧何闻讯后,如失至宝,急忙跨上一匹快马,日夜兼程,总算追上。经过一番情辞恳切的劝说,韩信才勉强跟着回来。当时,刘邦听到有人报告丞相也逃亡了,又急又气,及见萧何返回,便问他为何逃跑。萧何说:“我不是逃跑,是去追赶逃亡的韩信。”刘邦不解地问:“逃亡的人多了,何以单独追他?”萧何说:“诸将易得,韩信国士无双。王欲夺天下,共谋大事,非他莫属!”这样,刘邦便选择吉日良辰,斋戒登坛,隆而重之地拜韩信为大将。由此,韩侯视萧何为知己。

一晃儿,十年过去了,功高震主的楚王韩信已经失去了高祖的信任,被贬为淮阴侯。在刘邦北征陈豨,由吕后坐镇京都时,有人报告淮阴侯与陈豨串通“谋反”。吕后料到韩信不会轻易就范,便同萧何秘商对策。最后由萧何出面,谎称北方传回捷报:叛军溃败,陈豨已死,敦请韩信进宫向吕后贺喜。韩信万没想到这样一位知己竟会设圈套谋害他,结果,一踏进宫门,就被预伏的刀斧手捆绑起来。吕后全不念他的“十大功劳”,迅即在长乐宫钟室将他斩首。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一故实,确实令人慨然于人情的翻覆、道义的脆弱、人性的复杂;不过就萧何来说,无论是当初的怜才举将,还是后日的献计谋杀,所谓“用之则必尽其才,防之则必致其死”,显然都属于忠君报国、“扶保汉家邦”的政治行为,不应简单地以个人恩怨以及品格高下、人性善恶进行衡量。政治有其自身的逻辑,用西方政治家的话说,那是一个既艳色迷人又容易使人堕落的处所。在美轮美奂的封建堂庑中,这类人伦充当政治婢女的现象,可说是随处可见,无代无之。

和政治家萧何的取向不同,作为普通老百姓,漂母同韩信的友情就纯洁而朴素得多了。韩信年轻时贫困潦倒,饱遭人们的凌辱。一次,在城下淮水边持竿钓鱼,临流漂纱的老妇见他饿得两眼迷茫,有气无力,就把自己带来的饭分给他吃。这样连续好多天,韩信非常感激,说:“以后我要好好地报答您”。老人生气地说:“男子汉大丈夫连饭都吃不上,真没出息。我是瞧你这个小伙子太可怜了才送你饭吃,谁希图你来报答!”这使韩信受到很大的刺激与鞭策。传为千古佳话的“漂母饭信”,纯然出于同情与怜悯,绝对没有“国士无双”,“王欲夺天下,则非信莫属”的政治考量,甚至也剔除了一般的现实功利。因此,当韩信承诺异日必当厚报时,才会怒而斥之——漂母觉得施恩图报,是对友情的亵渎,更有损于自己的人格。

当然,人是复杂的动物,即使作为政治人物的萧何,也同样有其多面性。据明清笔记载录,广西一带有韦土司者,系淮阴侯后人。当日韩信罹难时,家中一位门客把他的三岁儿子藏匿起来。知道萧何为韩侯知己,便私往见之。萧何仰天叹曰:“冤哉!”泪涔涔下。门客感其诚恳,以实情相告。萧何考虑到吕后的势力遍及中原,只有送到边陲才有望保全,便给素日关系很好的南越王赵佗修书一封,请他帮助照应。赵佗不负所托,视之为己子,并封之于海滨,赐姓“韦”,取“韩”之半也。萧何书信和赵佗赐诏,后来都刻在鼎器上。

从这里可以看到,萧何还是很讲人情的,可说是“善补过者”。他感念故人冤情,“泪涔涔下”;且在紧急关头,甘冒巨大风险,托孤救孤,使韩侯得以“子孙繁衍,奉祀不绝”,总算尽到了朋友责任

按照《周易·序卦》“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的说法,人伦关系当以夫妇为先。“夫妇,人伦之至亲至密者也。”(朱熹语)作为爱情的实现目标,作为一场历经情爱考验而获得的胜利果实,那种完全剔除功利考量的两情相悦、两性结合,确乎令人神往。可是,这甜蜜蜜的人伦关系,一当困缚于权力争夺的轭下,遭到政治斗争的无情绑架,沦为一种政治行为、商品交易,便会出现异化而腐蚀变质。

刘邦与吕后的婚姻便属于这种人伦异化的类型。

同刘邦一样,吕后也是一个虑远谋深、机敏善断的政治家,她协助丈夫平定天下、赚杀诸侯王,对维护刘汉统一政权起了重要作用,也为自己日后总揽朝纲作了充分准备。史载,有人告发梁王彭越谋反,高祖抓获后,念其昔日战功,予以从轻发落,免治死罪,罚为庶民,送到蜀地青衣县安置。途经郑县,遇吕后从长安来,彭越流着眼泪,口称冤枉,请求吕后说情,改在故乡昌邑当平民。吕后满口答应,当即把他带回洛阳。面见高祖后,吕后说:“彭越是个壮士。你把他送到蜀地,必遗后患。要办就得办个透底,索性杀掉算了!”于是,吕后指令告状者再度控告。结局是,彭越被剁成肉酱遍赐诸侯,并且夷灭了三族。

她和刘邦的联姻,一开始即维系于政治。当年,吕父因见刘邦状貌奇伟、高贵,有王者之相,才把女儿嫁给他;婚后,据说吕氏发现,凡是丈夫栖身之地,上方必有云气缭绕,她可以根据云气所在,寻觅丈夫的踪迹。几十年间,由于缺乏牢固的情感基础,两人一直是同床异梦,关系比较疏远;加之楚汉战争中,吕后和刘邦的父亲作为人质,曾被楚军长期囚禁,受尽了折磨、凌辱,使她的心理饱遭伤害,强化了猜忌多疑、阴险毒辣、刚毅倔强的个性,夫妻间根本谈不上推心置腹,相互信任。

而刘邦的移情夺爱已经很久了。就在太公、吕后被掳的同时,刘邦也受到了楚军包围,趁着一场卷地狂风,尘土高扬,天昏地暗,他才得以乱中逃脱。在一个村落里,巧遇戚家父女,刘邦为美色所动,当即解下佩玉作为聘礼。这样,十八岁的戚氏女便被纳为夫人,一年后生下了赵王如意,宠幸与日俱增。刘邦曾多次想要废掉太子刘盈,直接危及到生母吕后的地位。虽然限于客观条件,太子没有换成,但夫妻间的感情纽带已经彻底断裂了。

淮南王鲸布反,高祖指令太子带兵讨伐,由于吕后力阻,只好御驾亲征,以致胸部中箭。每当箭伤作痛,他都怨恨吕后母子,甚至他们前来问病,也会被骂出去。高祖早已觉察到,吕后经常自作主张,不成体统,这次又听到有人密报:樊哙“党于吕氏”,筹划一旦皇上晏驾,便杀害戚夫人与赵王如意。这恰好触发了他的心病。于是,立刻召来谋士陈平和大将周勃,命令他们立即赶往燕国,将樊哙斩首。为了防范日后吕氏兄弟作乱,高祖还特意召集众大臣歃血盟誓:“此后,非刘氏不得封王,非功臣不得封侯。如违此约,天下共击之。”这一切都充分表明,对于吕后,他一直是心存戒虑的。

既然早有所料,为什么高祖不在去世前先把吕后除掉?且以宋代文学家苏洵的话作答:“不去吕后,为惠帝计也。”吕后佐高祖定天下,久历锋镝,素为诸将所畏服。在主少国危的情势下,某些人即使图谋不轨,有吕后在,也足以镇伏、控制。这样,高祖便面临着两难抉择:客观上确实存在着诸吕兴风作浪的险情;而迫于形势,又不能断然剪除吕后。怎么办?他采取了“削其党以损其权,使虽有变,而天下不摇”的限制策略。对此,苏老先生有一个非常精辟的比喻:“夫高帝之视吕后也,犹医者之视堇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无至于杀人而已矣。”堇是一种草药,俗称乌头,有毒,而它又可以用来治病,收以毒攻毒之效。在高祖眼中,吕后有如毒堇,既可利用其威慑作用,又必须控制在不致动摇国本的限度内。一纵一收,具见高祖权术的高明,也显现出他实际上的无奈。

当人伦遭遇政治,君臣、朋友、夫妇关系已将发生异化;那么,以血缘为纽带的父子、兄弟关系又如何呢?同样没有例外。被称为“相斫书”的二十四史,尤其是隋唐时代杨家父子、李氏兄弟间的血影刀光,可说是形象的注脚。

(选自《都市美文》201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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