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守约者

一个守约者

所谓七七级是“文革”结束后最早考进大学的群体，也是比较特殊的一届。同学们中除了少数高中应届的娃娃生，大多带着胡须或面皱，是来自农村、工厂、军营的大哥大嫂甚至大叔大婶。人人都有苦斗血泪，个个都有江湖功夫。这种高龄化使校园里多了一些沧桑感，于文科教学来说则不像是坏事。先读生活这本大书，再来读教材这本小书，七七级眼中的字字句句也许就多了些沉重。

我与本书作者杨晓萍就是这一届的同学，考进了同一所大学，分配在同一个班，同一个小组。岳麓山下，枫林似火，四年的同窗岁月现在回想起来恍若一梦。印象里，她在组里同学中年龄偏小，身体也弱，却是一种热情开朗和急公好义的高能物质，声音很占地方，公共事务中多有她的存在。她发动群众扶贫济困，主持公道惩恶纠顽，自然也少不了登台献艺载歌载舞，有一次跳出木偶舞，给我很深的印象。

毕业前夕，全组同学在我家临别聚会，约定五年后的同月同日再来这里相见。说实话，这一浪漫约定并没有被所有的人当真，或者很快被多数人在忙碌日子里忘却。对于散布在天南海北的同学们来说，这一规划大概也确实难以实行。但五年后的敲门声还是响起来了，不是邮递员上门，也不是左邻右舍来访，而是一张风尘仆仆的笑脸出现在门口，让我吃了一惊。

说实话，我也把这件事忘了，好半天才明白她冒出来的理由。

只有杨晓萍没有忘。只有她一个人来了，越过漫长的时光，越过山山水水，从遥远南方来到我所在的城市，赶赴一个同学们差不多都忘却了的约定。她孤零零离开我家的时候，踏几缕斜阳，想必心中一片黯然。

如果有人问：什么是文学？那么我想说：这就是文学。文学不是大学里的教科书和繁多考题，不是什么知识和理论。从本质上说，文学是人间的温暖，是遥远的惦念，是生活中突然冒出来的惊讶和感叹，是脚下寂寞的小道和众人都忘却了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约定。在一个越来越物质化、消费化、功利化的时代，这样的东西越来越稀缺罕见，却也越来越珍贵。

五年之后又是五年，我因工作需要移居海南，七七级同学都不常见面了。即使碰上有些热热闹闹的大型重聚活动，那些名录册里关于官职或学位的显目标注，那些从来都属于资助者或成功者的讲台，总是让我找不到多少同学的感觉，更找不到多少文学的感觉。我常在这种场合搜寻缺席的人影，包括杨晓萍。幸好，最近接到了她的电话，又读到了她的文章，算是知道了一点她后来的情况。当年我目送她背影远去的时候，我就知道她心中是能够生长出文学来的，是能够生长出诚挚和智慧的，这甚至不需要用什么出版物来加以证明。我甚至想说，当出版更多受到市场或权力的制约，更多关涉到稿酬、名声、职称、官位，一句话，当文学越来越像一门产业时，书本里的文学倒可能流失殆尽。

这值得一切写作者悉心警觉。

尽管如此，我还是为杨晓萍的新作感到高兴。我希望同学们都能读到这本书。我们这些失约者，也许可以通过这本书把她多年前那次扑空的来访，永远接纳在我们深夜的灯下，接纳在我们的心里。

1999年12月

（此文为杨晓萍《枫叶红了》序，花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