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贯彻《讲话》的热潮

一、到农村去到群众中去参加实际斗争

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在延安和边区文艺界引发强烈反响，大家似乎于一夜之间，明确了许多问题，找到了前进的方向。又在文艺整风的教育中，认识到自己身上存在的问题和“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于是积极主动地走《讲话》指出的道路，纷纷要求到前方和大后方去，到群众中去，参加实际的群众斗争。这成为延安文艺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为了贯彻《讲话》精神，积极正确地引导文艺界的这样一个热潮，中共中央文委和中共中央组织部于1943年3月10日联合召开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刘少奇、陈云、周扬、凯丰、博古、李卓然出席大会，文艺工作者50多人参加。到会的中央领导就作家到群众中去的诸多问题和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问题发表了意见。

凯丰第一个讲话，题为《关于文艺工作者下乡的问题》（载3月28日《解放日报》），这次文艺工作者下乡的目的，“是为了文艺真正为工农兵服务，反映他们的生活和工作，要这样做，就必须到他们中去生活，了解他们、熟悉他们，与他们打成一片……解决以前还未解决的问题：文艺工作者与实际结合，文艺与工农兵结合这两个大问题”。要实现这个目的，就要“打破做客的观念”，宾主的界线，去的人不以客自居，群众也不以客相待。“放下文化人的资格”，这样就能同群众打成一片，才能得到丰富的创作材料。

陈云作《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报告（载3月29日《解放日报》）。集中谈了部分文艺工作者身上存在的两个缺点：自视特殊和自高自大，要回答特殊的问题，先得弄清楚文化人是以什么资格入党的，一种是“基本上是文化人，附带是党员，这种党员是以文化人资格入党而不是以千千万万党员中的一分子的资格入党的。第二种是基本上是党员，文化工作只是党内的分工”。党反对第一种态度，因为那样的话，党就“成了各界联合会”。赞成第二种态度，那样我们党才能成为统一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党。文化工作者的党员要不特殊要和旁的党员一样遵守党的纪律，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政治。自高自大的缺点，其根由“一是对整个文艺工作有了不合事实的估计，一是对个人成就才能有了不合事实的估计”。文艺是反映群众生活和斗争的，是表现革命的，“旁人不做，作家也就没有什么可表现”，对于革命事业的大事，文艺家所表现的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对于人类历史的作用还是不能和革命本身相提并论。这有什么值得骄傲呢？一个从事文艺工作的人，他这门工作做得好，这是他尽了份内应尽的责任”，也不应过高估计自己的成绩。

刘少奇在会上也讲了话，他指出学习的重要性，而要学习得好，读书不如耳闻，耳闻不如目见，同是目见，旁观又不如动手，现在文艺工作者，直接向实际学习，直接从改造实际中学习，这在学习的质上说乃是找到了主要的基本的方法。博古和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也讲了话。

这次会议是贯彻《讲话》精神的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次会议。会后，延安文艺界提出了更响亮的口号：“到农村、到工厂、到部队中去，成为群众的一分子”。许多党内外作家，纷纷到群众斗争的各个领域中去接受群众工作的锻炼。

文艺工作者到群众中去，到前线、到后方去的问题，是一个早就提到的问题，并非自《讲话》始。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的时候，《新华日报》的“社论”在祝贺“协会”成立的同时，就明确提出：要“发动文艺家到战场上去，到游击队中去，到伤兵医院，到难民收容所去，到一切内地城市乡村中去”，“从大众得到最现实的，在一切文学和大作品中所得不到的教育”，才能“写出真正大众的作品”。当时因此而有“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和活动。“社论”是从真正大众作品产生的角度去谈的，不可能提升到作家的思想改造的高度，也不可能提升到这个高度去认识。《讲话》提出的到群众中去，是学习群众，了解群众，接受群众工作的锻炼，改造思想，转变立场。这对作家是最根本的事，对贯彻《讲话》精神也是根本的事，所以，才有这样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最重要的内容，是从政策上规定文艺必须与“实际结合”，与“工农兵结合”。要做到这一点，文艺工作者，就必须到工农兵中“去生活，了解他们、熟悉他们，与他们打成一片”。这样，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就成为党的“政策化”的规定，不但具有指导性，更具有巨大的约束力。

这年的3月22日，中央文委召开会议讨论戏剧运动的方针问题，到会的除文委的委员外，还有吴玉章、徐特立、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留政宣传部长萧向荣等。会议确定了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剧运的总方针是：为战争、生产及教育服务。会议还决定：为指导各根据地首先是陕甘宁边区执行这个方针，中央文委与西北局文委合组一个戏剧工作委员会，由周扬、柯仲平、张庚、王震之、钟敬文等人组成，并决定这个委员会当前的中心工作是总结抗战以来边区戏剧工作经验，使今后边区剧运走上统一的道路。

这次会议，是“戏剧战线上全面实现毛泽东同志在文艺座谈会指示的方向，贯彻面向群众、面向实际，为战争生产教育服务的路线”的一次重要会议，显示了边区戏剧运动将进入一个新阶段。（会议报道载27日《解放日报》）

这年的11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表了《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载《解放日报》，又载1944年8月26日《新华日报》）。决定说：毛泽东同志的《讲话》，“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全党都应该研究这个文件，以便对于文艺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获得一致的正确的认识，纠正过去各种错误的认识。……以便把党的方针贯彻到一切文艺部门中去，使文艺更好地服务于民族与人民的解放事业，并使文艺事业本身得到更好的发展”。

决定说：小资产阶级出身并在地主资产阶级教育下成长的文艺工作者，在其走向与人民群众结合的过程中须“经过深刻的检讨反省与长期的实际斗争”。因此，毛泽东所提出的问题，“是有普遍原则性的，而非仅适用于某一特殊地区或若干特殊个人的问题”，学习这个讲话，经过严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使真正属于人民群众的文艺与文艺家成为可能”。这个决定还指出：在我们的小资产阶级的队伍中，有“错误思想分子”和敌人所派遣的“奸细破坏分子”，因此，不经过认真的学习，不使这些分子觉悟，则“文艺事业的发展与根据地的巩固都将遇到困难”。

目前，由于根据地的战争环境和农村环境，“文艺工作各部分中以戏剧工作与新闻通讯工作为最有发展的必要与可能”，“一般地应以这两项工作为中心”，并应特别着重普及方面；即戏剧工作者的主要精力应放在指导地方与部队的群众剧团或群众戏剧活动，新闻通讯方面应放在培养工农通讯员，帮助鼓励工农与工农干部练习写作，使之成为一种群众运动。

“毛泽东同志的《讲话》的全部精神，同样适用于一切文化部门，也同样适用于党的一切工作部门，全党应该认识这个文件不但是解决文艺观文化观问题的教育材料，并且也是一般的解决人生观与方法论问题的教育材料。”

这样一个文件，最突出的方面是对于小资产阶级的现状的分析不是很客观，不完全符合他们的现状，把他们作为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的重点对象，在政策上就是问题。延安拿王实味做典型，把他整翻、整死，就是突出的一个事例。

二、群众性的春节秧歌演出

1943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文委在组织学习贯彻《讲话》精神的时候，正是这年的春节前后，文艺如何为群众服务，面向群众，表现群众，反映群众的抗战、生产和生活，这都是锻炼文艺工作者，促使他们进一步与群众相结合的最好时机。所以，这年春节的文艺宣传活动后，《解放日报》于4月25日发表社论《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及时总结了群众文艺活动的积极成果，指出文艺工作者在春节的文艺创作中，“努力使自己的工作中表现出革命的战斗的内容，把抗战、生产、教育的问题作为创作的主题”，许多文艺工作者开始从知识分子的小圈子走向工农群众，开始下乡参加工作，开始在实际行动上表现他们的群众观点。同时社论指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对群众的语言、生活以及民间艺术等还不熟悉”，要下更大的决心，“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和工农兵群众中去，去熟悉他们的生活、感情和语言，去帮助他们中间的艺术活动的普遍发展，并在这个基础上去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创作质量”。

延安和边区在春节群众文艺活动方面是下气力，积极提倡并加以引导的，是把这作为贯彻《讲话》精神的主要工作来展开的。1944年1月春节到28日，《解放日报》连续报道了延安群众在春节期间开展文艺活动的空前盛况，这里不再是由大戏、外国戏占领舞台，而是群众在简陋的场地演出他们自己的节目，以表现延安和边区军民组织起来自卫、备荒、拥军、拥政爱民等为主要内容，其中杨家岭宣传队在安塞就演出了花鼓、旱船、秧歌剧《组织起来》、《归队》、《杨朝原》，快板《二流子》等；中央党校秧歌队在蟠龙、南泥湾演出了《一朵红花》、《一家人》、《夫妻竞赛》、《拥军爱民》、《走三边》、《王荣贵受伤》等；留政秧歌队演出了《王树康坦白》、《英雄会》、《刘连长开荒》，西北局、边区抗联和文协组成的南区宣传队演出了《王有才归队》、《变工好》、《军民一家》、《冯光祺锄奸》、《陈德家回家》、《纺织成家》等；王家坪演出了平剧《清官册》等。参加这次春节期间群众文艺演出活动的还有西北党校、行政学院、保安处、清凉山秧歌队等。这样大规模的群众文艺演出活动，是空前的。它的意义在于贯彻了《讲话》的工农兵方向，在于创作者、演出者和广大群众的结合，推动着文艺的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化”。

在延安群众春节文艺演出的基础上，延安各机构、团体、学校等8个秧歌队，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在杨家岭发动、组织了一次汇演，对文艺座谈会以来的一年九个月的延安文艺运动的新方向做一个全面的检阅。在群众春节演出的节目中，选出了思想性强、艺术质量比较高的参加展演，其中有《红军万岁》、《红军大反攻》、《冯光棋锄奸》、《牛永贵挂彩》、《动员起来》、《刘连长开荒》、《女状元》、《刘海生转变》等。这样一次汇演，把延安春节文艺活动推上了一个新的高潮，《解放日报》的报道称“此次秧歌检阅的结果，可以证明，在毛主席新文艺方向的光辉昭示下，革命文艺已和广大群众逐渐密切地结合起来”。

周扬及时地总结了春节群众文艺活动的积极意义，写了《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看了春节秧歌以后》的文章（载1944年3月21日《解放日报》，又载5月5日《群众》9卷8、9期合刊），激情地写道：延安春节秧歌演出活动，参加演出的业余秧歌队的数量多、规模大，“创造了150种以上的节目，从秧歌剧，秧歌舞到花鼓、旱船、小车、高跷、高台等，各色齐全”。这些秧歌节目“都是新的内容，反映了边区的实际生活，反映了生产和战斗，劳动的主题取得了它在新艺术中应有的地位”。因此“这次春节的秧歌成了既为工农兵群众所欣赏而又为他们所参加创造的真正群众的艺术行动。创作者、剧中人和观众三者从来没有像在秧歌中结合得这么密切，这就是秧歌的广大群众性的特点，它的力量就在这里”。文章相信，从秧歌剧一定会产生出具有高度艺术性的作品，现在需要的是“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结合，工农兵与文艺结合，新文艺与民间形式结合”。这样新秧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和广大的发展的前途。

三、新文艺形式的出现

（一）秧歌剧（街头剧）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广大的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深入农村，深入基层，他们在实际工作中获得创作的素材，获得灵感，获得了创作的冲动，在戏剧、诗歌、小说等多个领域，收获了丰硕的成果。

中国北方农村，群众的娱乐活动，特别是春节期间的娱乐活动，秧歌是其主要的形式，广大的农民群众，他们熟悉这种形式，喜爱这种形式，他们是这种形式的创造者，又往往是这种形式的演出者。秧歌剧在群众中具有广泛的基础，正因为这样，秧歌首先进入了一部分文艺工作者的视野，引起他们的兴趣，他们或选择加工群众传统的秧歌剧目，或亲自创作秧歌剧目，在文艺座谈会后的仅仅的一年中（1943年春节—1944年春节），据不完全统计，延安地区演出的秧歌剧就有300多个，周扬在《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看了春节秧歌以后》一文中说，单就春节的延安地区演出秧歌剧就有150多个，这是一个从来没有过的群众自己表现自己的时代，是自己来反映延安地区火热的现实生活的时代，从而涌现出一批有代表性的优秀剧目：《兄妹开荒》（王大化、李波、路由）、《夫妻识字》（马可）、《牛永贵挂彩》（周而复、苏一平）、《十二把镰刀》（马健翎）、《刘二起家》（丁毅）、《一朵红花》（周戈）、《组织起来》（谢力鸣）、《动员起来》（陆石执笔）、《红布条》（苏一平）等等。这其中的《兄妹开荒》是最有代表性的，此剧表现的是农民自己开荒大生产的现实生活，运用的是陕北农民的口语，一波三折富于喜剧情节的故事，把陕北农民的生活和生产热情表现得情趣盎然。毛泽东同志看后赞扬说：“这还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朱德则指出：“革命的文艺创作，就是要密切结合政治运动和生产斗争啊！”

在延安和边区，秧歌剧最初就能蓬勃地开展，形成群众性的文艺演出热潮，主要的原因是这种形式是他们自己所喜闻乐见的形式，他们自编自演，有些剧目虽然粗了些，土了些，但是，这毕竟是他们自己的形式，自己的东西，他们喜欢它是自然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广大的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深入生活，他们看到了这些秧歌剧目，接触到了那些粗糙的秧歌坯子，自然成为他们精心润饰进行艺术再加工的基础。这样，一大批秧歌节目就有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又有了一个新鲜活泼的形式，革命健康的思想内容和群众喜爱的形式结合了起来，形成了延安的群众秧歌剧热潮。

（二）新歌剧

作家们有了这样一个学习群众艺术的过程，他们看到了文艺创作的前景，找到了文艺创作的源泉，开始了真正的歌剧的创作。歌剧，是西方的一种剧种形式，早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就有歌剧作品的翻译介绍，但在国内一直没有得到发展。延安地区秧歌剧的形式和它的群众性，使得作家们眼前一亮，他们找到了中国歌剧的新形式。这样的形式，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有过尝试，这就是1938年由李伯钊编剧、向隅作曲的三幕歌剧《农村曲》，1939年王震之编剧、冼星海作曲的《军民进行曲》。可以这样说，这两个歌剧虽然还不成熟，但却是中国新歌剧的最初尝试。延安文艺座谈会后，1944年这一年，也出现了两部新歌剧；这就是柯仲平编剧、岳松等作曲的大型歌剧《无敌民兵》，计15场；水华、王大化等编剧，马可等作曲的《惯匪周子山》，计5幕21场。这两个剧目的创作，开始了新歌剧创作向成熟时期的过渡。

1945年春，新歌剧《白毛女》的诞生，成为中国新歌剧成熟的里程碑式的作品。这部由贺敬之、丁毅编剧，马可、张鲁等作曲的新歌剧，深刻的主题内容和较为完美形式的结合，强烈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的、地方乡土情调的结合，真正成为中国新歌剧的代表，为广大的群众所接受，歌剧的艺术形象感染着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

四、《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的编定的重要意义

在学习贯彻《讲话》精神的热潮中，周扬不仅积极倡导群众文艺活动的开展，赞许群众秧歌活动广泛开展的重要意义，更为重要的是他在理论问题上思考得更深沉些，更广阔些。他认为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一方面很好地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文艺思想，另一方面，他们的文艺思想又恰好证实了毛泽东同志文艺理论的正确”。因此，周扬于1944年3月编定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由当时的“解放社”刊印发行，流布极广，影响广泛，在宣传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上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这本书的《序言》高度评价了《讲话》的伟大意义：“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革命文艺指示了新方向，这个讲话是中国革命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文献，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通俗化、具体化的一个概括，因此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好的课本”，“贯彻全书的一个中心思想是：文艺从群众中来，必须到群众中去。这同时也就是毛泽东同志讲话的中心思想，而他的更大贡献是在最正确最完全地解决了文艺如何到群众中去的问题”。（以上引用的都见《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

这本书的内容选辑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及毛泽东同志的有关文艺的评论和意见，分为5辑：1.意识形态的文艺，2.文艺的特质，3.文艺与阶级，4.无产阶级文艺，5.作家，批评家。这些意见虽是在不同的历史情况下，针对不同的具体问题而发的，“但是在他们中间却贯串着立场方法上的完全一致，最科学的历史观点与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之结合”。

周扬编定的这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的出版发行，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在延安和边区给党的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提供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问题的完整的读本，使人们在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文艺问题的意见时，更深入地体会到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正确性。

这本书的出版发行，还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我们知道，1945年4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这个大会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上，第一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并在通过的党章中规定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在我们党还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用语表述之前，周扬所难能可贵的是，他第一次把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论述编排在一起，这就有了它的特别的意义。周扬在1944年4月8日，曾把编定的书稿和《序言》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给周扬的信中，称赞《序言》“写得很好”，“你把文艺理论上几个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明的历史叙述，借以证实我们今天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一点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了一课”。还说“只是把那篇讲话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我的讲话是不能这样配的”。（《毛泽东论文艺·致周扬》）

周扬在毛泽东同志《讲话》发表后，及时地编定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写了那篇《序言》，明确地指出《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通俗化、具体化的一个概括”，由此开始了他积极宣传、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道路，并以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述者的身份出现。在《讲话》的理论阐述活动中，他在突出强调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和他的文艺意见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文艺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前提下，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向；强调文艺在宣传、教育中的指导作用；强调文艺要表现工农兵的生活和战斗，描写工农兵的新的人物形象；强调文艺作品一定要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去反映生活，表现生活。

周扬在此同时，密切关注着延安和边区群众文艺活动和文艺创作的情况，及时地总结群众文艺活动的经验，在春节群众秧歌活动火热地开展的时候，他写了《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看了春节秧歌之后》，当短篇小说出现繁荣景象，涌现出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延安作家群的时候，他写了长篇评论《论赵树理的创作》，推崇他创作的巨大意义。他所做的这一切，获得了毛泽东的信任，从而牢固地确立了他在文艺界的领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