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正“左”的“关门主义”

这次的论争在难分难解之时，时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宣传工作的张闻天同志，关注着关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他在研究了这场论争后，以歌特为署名，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最先刊登在1932年11月3日《斗争》杂志上，又载于1933年1月10日《文化月报》第二期。文章就这次论争中左翼文坛所暴露出来的严重的错误倾向，作了深刻的分析与批判，这“无疑是上海左翼文化运动开始摆脱左倾教条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夏衍《懒寻旧梦录》）

这篇文章明确指出“左倾空谈”是当前的“主要危险”，而左翼文学运动的“最大的障碍物”是“左的‘关门主义’”。

首先，否定“第三种人”与“第三种文学”的存在，是“非常错误的极左观点”。

“在中国社会中除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文学之外，显然还存在着其他阶级的文学，可以不是无产阶级的，而同时又是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这种文学不但存在着，而且是中国目前革命文学最占优势的一种（甚至那些自称无产阶级文学家的文学作品，实际上也还是属于这类文学的范畴）。排斥这种文学，骂倒这些文学家，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的走狗。这实际上就是抛弃文艺界的革命统一战线。使幼稚到万分的无产阶级文学处于孤立，削弱了同真正拥护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文学做坚决斗争的力量”。所以“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文学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同盟者。我们对于他们的任务，不是排斥，不是谩骂，而是忍耐的解释说服与争取。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无产阶级对于小资产阶级的领导，实现广泛的统一战线。”

其次，错误地、机械地认为文艺只是某一阶级“煽动的工具”、“政治的留声机”。

文章就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即文艺与宣传、文艺的阶级性与鼓动性、文艺的政治性与文艺的特殊性等问题作了全面的阐述。指出：文艺作品具有“煽动”与“政治留声机”的作用，但是“决不是一切宣传鼓动的作品都是文艺作品”。在阶级社会中文学作品都有阶级性，但是，“决不是每一个文学作品都是这一阶级利益宣传鼓动的作品”。还说：文艺作品“可以不是无产阶级的”，但“可以是有价值的”。

再次，对于不是无产阶级的作家，应采取宽容、爱护的态度，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作家的作品，要认识它在革命中的“极大”作用。

“我们对于不能像我们一样做的文艺家，应该给他们以‘自由’，因为事实上我们也没有法子，强迫他们像我们一样去做”，“对于革命的文学家，就是不是无产阶级的文学家，我们都应该爱护。马克思对于海涅，列宁对于高尔基那样亲爱的态度，应该给我们很好的榜样”，“中国现在不但需要高尔基、绥拉菲莫维支，而且需要那些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家。这些人的作品，在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中都有极大的革命作用”。

这篇文章在当时争论双方各执一端的情况下出现，其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就作家们有创作的“自由”和应该给他们以“自由”的意见，就足以让“自由人”和“第三种人”心地平服，而对小资产阶级作家、作品的肯定，就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而左翼文坛在这两个方面所表现的“左倾”态度、观点、立场和策略，确实是有错误的，因而受到了批评。

张闻天的文章左翼领导人是应该看到的，所以他们的态度有了较大的变化，用语也较舒缓宽容，不再是非此即彼，也不是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那种武断式的态度了。为了对这次论争有个了结，左翼方面的丹仁写了总结性的文章《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苏汶站在他个人的立场，也发表了总结性的文章《1932年文艺论辩之清算》（以上两篇均载1933年1月《现代》2卷3期）。苏汶的文章是对丹仁文章的回应，他首先特别提到两点：一是他很“欣幸”，在这次论争中读到了“陈雪帆（陈望道）先生，鲁迅先生等，先后地发表了虽然不同但同样是公允的意见”；二是声明取消“第三种人”这个名词，“第三种人”“实在是一个被‘左倾宗派主义’的铁门弹出来的一个名词，它本来就没有成立的必要和可能”，现在还不如取消为是。实际上，这不过表示了接受左翼文坛的正确的批评意见的一种体面说法。这两篇文章，各代表了一方的意见，可视为对论争结果的最后的表态。为了叙说得明白清楚，这里将两篇文章放在一起论说。

文艺创作自由问题的认可

在这场争论中，胡秋原打出的是“自由人”的旗号：“我并不能主张只准某种艺术的存在而排斥其他艺术，因为我是一个自由人。”而苏汶加入论争的时候，标举的是“第三种人”的旗号。他指摘左翼文坛在三个方面弄得“作者之群”手足无措，没有创作自由：一是左翼提出的那种“有目的意识的文学”；二是要作者“为革命，为阶级”写作，但是“为文学呢，为革命？还是两者都为？还是有时候为文学，有时候为革命？”作者们不知所措了；三是左翼文坛“用狭窄的理论来限制作家的自由”。苏汶描写着作者的不自由，指摘左翼文坛的霸道。

左翼文坛最初的确存在着“左”的理论倾向：对人对事对作品都有表现，苏汶在《“第三种人”的出路》中指出：左翼的“公式”就是非此即彼、非红即白。“不很革命就是不革命，而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因此，除了很革命之外便一切皆反革命”。这些话，虽然刻薄些、有些言过其实，但确是左翼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那么“第三种人”的自由在哪里？出路在何方？苏汶精心地组织了一段颇具煽动性的文字：“你如果确实要自由，也可以，他们要你先承认了自己是资产阶级的作者之后才放你走。然而你如果自信不是资产阶级作者，那你还肯承认吗？不承认，那就永世也不放你自由。”

左翼文坛在论辩的过程中，也在听取对方的意见，不断地在“修正”自己的错误，到了论争的中后期，对问题的论说渐趋平缓正确。特别是鲁迅先生的文章《论“第三种人”》的发表，使问题的讨论回到了正确的路径上来。

左翼文坛的最明确的表态，是洛阳，他说：“（指导）大纲之类所规定的只是大致的方针，各个作家有极端充分的创作自由，以及讨论的自由。”苏汶积极回应了这段话说：“照这样，我以前对于‘指导大纲’这一类东西的不满自可冰释。在另一方面，理论家们也可以用渐渐趋于正确而且实际的理论以恢复他们的应有的威信吧。”这种舒缓的语气中，带着对左翼文艺理论家们的深深的期待。

张闻天的文章，苏汶应该是没有看到的，他的“我们对于不能像我们一样做的文艺家，应该给他们以‘自由’”的话，是左翼文坛向“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明确表态，是对文艺创作自由的讨论的真正的一个成果，一个收获。

纠正狭窄的排斥异己的做法，团结广大的作家和“同路人”

苏汶批评左翼文坛排斥异己，有三个表现方面：一是“伦理学”中拒中律的奇怪运用：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二是你“多说一句便随时有做‘狗’的危险”；三是左翼文坛往往依据“作家所属的团体”去看别人，不属左翼就是“异”，从而排斥之。他们没有看到，异不一定就是“真异”，实际上“甚至未始不是‘同’”，把“同”认作“异”，“这无疑是缩小了文艺战线的领域”。苏汶的指正是存在的，他的意见是有道理的。

这里，提到一个问题：左翼文坛是不是拒绝“同路人”？要不要“同路人”？

苏汶说：“然而现在，左翼文坛是自动地把这扇铁门打破了。”鲁迅先生和何丹仁先生诚意地表示了他们对“同路人”的态度，声明左翼并不拒绝“同路人”，这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了。

鲁迅的意见，在《论“第三种人”》中已引用，那么，看看丹仁怎么说。他在《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一文中，谈了四个问题：一、我们对于苏汶先生等的态度。二、苏汶先生倾向的本质。三、苏汶先生的理论的错误在什么地方？—论文艺的阶级性，作为武器的艺术，艺术的价值等。四、结论—“第三种文学”的出路。这是一篇全面总结这次论争的大文章，几乎涉及论争中的各个重大的问题，代表了左翼文坛的一致意见。

这篇文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谈对于作家们的态度的：左翼文坛对于一般作家的态度，是要“联合一切进步的，为着人类的前进和光明而工作的文学者作家也同走”，“决非‘拒人于千里之外’，更非视为‘资产阶级走狗’”。个别同志有“指友为敌”的错误的，我们自己就首先就纠正了。对于苏汶先生，“固然需要全面的注意，但我们首先注意那对于革命有利的一面……我们不把苏汶先生等认为我们的敌人，而是看着应当与之同盟战斗的自己的帮手，我们就应当建立起友人的关系来”。

在署名洛阳的《“第三种人”的问题》一文中，表述更彻底：“我认为苏汶及其‘作者之群’，现在不是我们的敌人，不但如此，他们并且可能成为我们的友人，有的甚至可能成为我们的同志。”

承认“中立文学”的存在

苏汶说：“这些‘不敢冒充’为无产阶级的作品，却未必一定是拥护资产阶级的作品。反之，它们纵然在意识上还有许多旧时代的特征，但多少总是倾向于无产阶级的；即使这一点倾向都看不出，那么至少可说是中立的。然而在左翼文坛看来，中立却并不存在，他们差不多把所有非无产阶级的文学都认为是拥护资产阶级的文学了。”

丹仁说：“我们承认，‘所有非无产阶级的文学，未必都是资产阶级的文学’，苏汶的话是对的。而我们左翼批评家往往犯着机械论（理论上）和左倾宗派主义的（策略上）错误，他们不懂得：在我们面前，‘有着小资产阶级文学以及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文学存在’”。他进一步地具体地分析了这两种文学：

“在阶级斗争剧烈的时期的作为中间阶级的文学上，即非无产阶级的文学，亦非资产阶级的文学，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文学上，是关系特别的复杂的，这种作品，有革命的要素，有反革命的要素，而真的中立实际是不能有的，所以它们依然或者有利于资产阶级，或者有利于无产阶级。所以所有非无产阶级的文学，也就未必都是反资产阶级的文学，—何况因为支配阶级的意识形态的长久的支配，作家也最容易成为支配阶级的思想上的俘虏。”

丹仁在对小资产阶级的文学作了客观的分析后，指出：我们所要注意中心的，“应该是革命的和有革命意义的小资产阶级文学问题”，即一切写实的能够多少暴露着社会的真实的现象，尤其是地主资产阶级的腐烂崩溃、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的真相，小资产阶级的没落动摇分化的现象等等的文学，“是有生命的东西，能够构成客观的价值”。而一些停留在社会生活的表面上的浅薄的，什么也没有触到的小资产阶级文学，“到底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了”。

“中立文学”问题，第一个涉及的是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如上所说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另一个涉及的是“第三种文学”问题，苏汶先生说：这种文学“乃是要超阶级斗争的，超政治的微笑，更具体地明白地说，要在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文学和‘普罗’革命文学之间或之外存在的超革命也超反革命的文学”。

“第三种文学”能超然于阶级之外吗？

丹仁说：“这种文学实际上也早已不是真的中立的真的第三种文学。因为这样的文学及其理论，客观上往往是仍旧帮助着地主资产阶级的，是我们上面已经说过了，所以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拒绝中立，而是在于它客观上并非中立”。

但是“第三种文学”，如果是“反对旧时代，反对旧社会”，“虽不是取着无产阶级的立场，但决非反革命的文学，那么，这种文学也早已对革命有利，早已并非中立，不必立着‘第三种文学’的名称了”。

“我们认为苏汶先生的‘第三种文学’的真的出路，是这一种革命的，多少有些革命的意义的，多少能够反映现在社会真实的现实的文学。他们不需要和‘普罗’革命文学对立而应当和‘普罗’革命文学联合起来。—这个，以及我们—‘左翼文坛’的左倾宗派主义的错误的纠正，是这次论争所能得到，应当得到的有实际意义的结论吧。”

苏汶读了鲁迅和丹仁的文章后，回应“中立文学”问题说：“在客观上绝对的中立文学本来是不存在的；有之，则是那种绝对内容空虚的作品，即虽有而等于无的作品。”“我以前从来没有主张过这种中立的文学，即所谓‘第三种人’也者，坦白地说实在是一个被‘左倾宗派主义’铁门弹出来的一个名词，它本来就没有成立的必要和可能”。因为苏汶在主观上，相信每一个忠实的文艺家，只有不断地追求光明，他决不会自安不进不退地中立，更不会故意严守中立，以自己掩住看见光明的眼睛。

武器文学的理论有了正确的理解

苏汶在《1932年的文艺论辩之清算》的文章中，总结论争的成果时说：“武器文学的理论是被修正到更正确的方面了。”对于武器文学的理论，左翼理论家给了一个明确的解释：“主要地却表现在文艺作品（文艺批评亦如此）之阶级的任务，之作阶级斗争的武器的意义上。”苏汶却有自己的解释，他认为，“第一，文艺—至少其中的一部分能够脱离阶级的任务，脱离它的实践—做阶级的武器的。第二，反映生活是能够超阶级的，能够脱离阶级斗争的。”

丹仁指出：“一切的文学，都是斗争的武器；但决不是只有狭义的宣传鼓动的文学才是斗争的武器。”那些做得不好的、浅薄的、标语口号的宣传鼓动的作品，担负不起伟大斗争武器的任务。而那些“非狭义的宣传鼓动文学，它越能真实地反映现实，越能把握住客观的真理，则它越是伟大的斗争的武器”。但是苏汶却“以为武器文学即等于狭义的宣传鼓动文学”，这是不正确的。

苏汶辩解说：“我之所以如此‘以为’，是为了以前的理论家如此解释（请看易嘉和周起应两先生的文章）。因此何先生给我‘不对的’三字批语，最好应当还给以前的理论家们。我根本没有反对过广义的武器文学。反之，我倒曾经再三辩明过那种表现社会真实的文学的社会意义，而且埋怨理论家不能在这社会意义上看出武器作用来。”

苏汶这里所说的，已经是他对先前意见的“修正”，先前，他是这样表述的：“我不是说文学绝对没有武器的作用，纸灯笼也是件东西，不能说是没有东西。可是这作用是有限的，不能整个包括文学的涵义；不幸左翼文坛见不及此，他们要文学，而不肯把文学的全部作用要了去……”

“左翼文坛如果能够不把文学的意义看得那么局部，不把武器的作用看得那么夸张，甚至……还要‘肃清’非武器的文学。他们因为太热忱于目前的某种政治目的的缘故，而把文学的更永久的任务完全忽略了。其实只要作者是表现了社会的真实，没有粉饰的真实，那便即使毫无煽动的意义也都决不会对于新兴阶级的发展有害的。”（《“第三种人”的出路》）

苏汶是在指摘左翼文坛把文学的武器作用看得太狭窄了、太局部了。而没有看到只要是表现社会真实、没有粉饰的真实作品就是有意义的。

苏汶在狭义或广义的武器文学的辩解上，其真正目的，还是为作者争取文艺创作的自由。然而在狭义的武器文学的理论下。这种自由是没有的。当丹仁的文章修正了武器文学的说法，苏汶说“和我的意见完全合拍了”。（同上）

上面所涉及的这几个问题，是这次论争所能得到的共识，是这次论争的一个良好结果。对于左翼文坛而言，“左倾关门主义”一经指出，并逐渐得到克服，是这次论争最有实际意义的最大收获；不再拒绝“同路人”，不再否定“中立文学”等几个方面，对于新兴阶级革命文学的统一战线，则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这次论争，还涉及文学的阶级性问题，讨论的双方都发表过多篇论文，其基本意见的分歧并不大，虽然苏汶针对文学阶级性提出了问题，但他并没有否定文学阶级性理论。而作者“不论他们有意的、无意的，不论他是在动笔或者是沉默着，他们始终是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代表”。这种结论，也为大家所接受。而鲁迅在论“第三种人”的文章中，更有关于阶级性的经典表述，也得到大家共识。

这次论争，还涉及文艺的艺术价值问题。苏汶认为艺术价值是独立的，并认为艺术一为政治服务则必定损害艺术的价值，于是斤斤计较于艺术价值的人都要脱离政治而自由。丹仁批评说：“艺术价值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政治的，社会的价值……艺术价值就不能和政治的价值并立起来；归根结底，它是一个政治的价值。然而正和一切的政治行动的价值是客观的存在一样，艺术价值也是客观的存在”。艺术价值，不能用功利观或相对主义的观点来评价，苏汶不了解艺术行动是政治行动所决定的。而“一切时代的一切阶级的艺术行动，不过是直接间接地由当时的政治行动所决定的东西；它的客观价值的构成，就看同帮助了那当时的为现在同时也为未来的政治多少，把当时的客观现实反映了多少，客观的真理把握住了多少而决定的”。

艺术价值不能分为“内容的价值”和“形式的价值”。因为“艺术作品的形式和内容是不可分离的一体”。“作者的思想感情创造着形式—即内容的形成时就已形成了形式的基础的部分，而形式的修饰的加工的部分的，同时也是对于内容的修饰和加工的事实；并且从这事实也就可知两者是相互影响以及形式本身也包含着思想感情和心理的要素了”。

苏汶仿佛有形式具有独自价值的意见，这表现在他对连环图画和欧化文学的形式的意见上，所表现出的那种艺术贵族主义的眼光。他不能了解“简单的艺术，只要是强有力的简单的艺术，能够感动多数的简单的大众读者，也就构成了它应当有的艺术价值”，并可能发展成为较高的艺术，成为将来有民族特色的国际艺术的：如西洋壁画和版画。

苏汶没有对丹仁的批评作出回应。

这场争论，到此是个结束。但因戴望舒后期的介入，又引出一个“余波”。

施蛰存、杜衡（苏汶）、戴望舒三人是文学上的好友，也是《现代》杂志的三大台柱子。“文学创作自由论争”激烈展开时，戴望舒正在法国留学。他因参加了法国革命文学家协会召集的反对德国法西斯大会，见到了代表法国作家在大会上演讲并宣读大会“决议案”的昂德列·纪德。他因此给《现代》发回一篇《法国通信》（1933年6月第3卷第2期），内容分两部分：纪德讲话内容的译文和戴望舒对纪德的介绍、对法国文坛的评价。

“在法国文坛中，我们可以说纪德是‘第三种人’。……他始终是一个忠实于他的艺术的人。然而，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不一定就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法国的革命作家没有这种愚蒙的见解（或者不如说是精明的策略吧），因此，在热烈的欢迎之中，纪德便在群众之间发言了”。

这段文字，明确地表明了他自己的立场，他借题发挥，指摘左翼文坛的理论家们将忠实于艺术的作者定为资产阶级的帮闲者的“愚蒙”行为。接着他继续着对左翼文坛的攻击：“我不知道我国对于德国法西斯的暴行有没有什么表示。正如我们的军阀一样，我们的文艺者也是勇于内战的。在法国的革命作家们和纪德携手的时候，我们的左翼作家想必还是把所谓的‘第三种人’当作唯一的敌手吧！”

鲁迅先生主张“将营垒分清”，所以，对戴的这篇《通信》，他自有看法，于是写了《又论“第三种人”》。说：“中国的左翼理论家是否真指‘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为全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据我所知，却并不然。”左翼理论家无论如何“愚蒙”，还不至于不明白“为艺术的艺术”发生时，是对于一种社会的成规的革命，而至于“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却与“为艺术的艺术”是并不能视为同一的。“因为不问哪一阶级的作家，都有一个‘自己’，这‘自己’，就都是他本阶级的一分子，忠实于他自己的艺术的人，也就是忠实于他本阶级的作者，在资产阶级如此，在无产阶级也如此”，“戴先生用‘忠实于自己的艺术’来和‘为艺术的艺术’掉（调）了一个包，当真显得左翼理论家的‘愚蒙’透顶了”。

纪德不像中国的“第三种人”，因为他的言论“就显出‘左’向来了。他并不超然于政治之外，决不能贸贸然称之为‘第三种人’。而我们是和法国又不一样的，刊物上也久不见什么‘把所谓‘第三种人’当作唯一的敌手’的文章，不再人战，没有军阀气味了”。如果对“第三种人”的论争，“这就等于‘军阀’的内战，那么左翼理论家就必须更加继续这内战，而将营垒分清，拔去了从背后射来的毒箭”！

对于“第三种人”的宣称自己是“超阶级”的说法，鲁迅在本文中有一段精彩的比喻，予以分明：“所谓‘第三种人’原意只是说：站在甲乙对立或相斗之外的人。但在实际上，是不能有的。人体有胖和瘦，在理论上，是该能有不胖不瘦的‘第三种人’的，然而事实上却并没有，一加比较，非近于胖，就近于瘦。文艺上的‘第三种人’也一样，即使好像不偏不倚罢，其实是总有些偏向的，平时有意或无意的遮掩起来，而一遇切要的事故，它便会分明的显现。如纪德，他就显出‘左’向来了；别的人，也能从几句话里，分明的显出。所以在这混杂一群中，有的能和革命前进，共鸣；有的也能乘机将革命中伤，软化，曲解。左翼理论家是有着加以分析的任务的。”

鲁迅主张左翼理论家应“更加继续这内战，而将营垒分清”的意见没有贯彻下去。抗战爆发后，苏汶便脱离革命，跑到香港，后又随陶希圣到了重庆，到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社工作。这分明是没有在深入的“内战”中将敌对者的真面目揭示的结果。

“关于文艺创作的自由问题”的论争，是发生在30年代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里：国民党反动当局用压迫、囚禁、杀戮等残暴手段，对付左翼文艺和作家；雇用流氓、侦探、走狗等刺探、干扰左翼文坛的活动和情况；用反动的《出版法》，限制、控制、查封左翼出版物等。在文化、艺术领域实行“白色恐怖”，实施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以配合蒋介石从1930年12月开始的对苏区的军事“围剿”。

鲁迅先生正是从这样一个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下来谈这场辩论实质的。左翼文坛是在这样一个恶劣的“白色恐怖”的政治环境下生存着、斗争着，他们需要战友、“同路人”，甚至站在路边的看客同行。他们用不着拒绝“同路人”，更没有动不动就骂人是资本家的走狗。

在这种时候，“第三种人”跳出来向左翼文坛发难：鼓吹文艺的自由论，艺术至上论，反对艺术的武器作用，笼统地反对“某一种文学把持文坛”，攻击左翼文坛“是一种目前主义，而不要什么真理”；攻击左翼文坛不给作者之群的写作自由，用种种方式干涉文学；攻击左翼文坛“忽视真正的朋友”，时不时指摘别人是资产阶级的走狗，不要“同路人”；攻击左翼文坛奢谈武器文学的理论，嘲讽把文学堕落为政治的留声机；攻击左翼文坛的理论混乱，又不能“清算自己的错误”等等。

左翼文坛处在这样一个最黑暗的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在这样一个最困难的时刻，不是对它有着莫名的反感，说得严重些—仇视，是不会向它发难，采取指摘、诋毁、攻击的做法的。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言论，在客观上给左翼文坛带来了麻烦，替敌对者说了话，是一种“帮闲”。这是其一。

胡秋原在挑起“自由人”的旗帜时，接二连三地抛出了四篇文章。当瞿秋白以易嘉的署名，批评他文章的本质是用反对民某文学做掩护，偷偷地实行反对“普罗”文学的任务。胡秋原对此极为反感，他一再声明，他没有反对“普罗”文学：

“我在这里声明，我绝没有这个意思，我承认普罗文学存在的权利。”（《浪费的论争》）

“中国既有‘普罗’之存在，成长与斗争，自必然有普罗文学的存在，成长与斗争。”（《勿侵略文艺》）

“对于真正的革命思想家，我从来就尊敬，对于整个‘普罗’文学运动，也只有无限同情。”

“中国左翼文坛是一天一天向比较正确的路线上走，我也是承认的。”（《浪费的论争》）

这些类似的话还有，不一一陈列。但是，胡秋原反复表达的这层意思，却有一个前提条件：“实际成绩”，“但我希望左翼理论家明白者，我决不反对‘普罗’文学的存在及特权的，只要作得好”，“独占也行的，如果有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等那样的作品”。

胡秋原深知新兴的、幼稚的“普罗”文艺难以做到，于是，他俨然以一个大家来教训起左翼文坛来了：你们既然知道自己还年轻（青），拿不出好作品来，那“就不必那么趾高气扬，仿佛上天下地，唯我独尊了”。他甚至用苏汶的话，对“普罗”文学加以嘲讽：“呜呼，诚如苏汶先生所叹息的，‘自己的文章，要一句一句的解释给人家听，那是多么无聊的事情’！”

这就是胡秋原，用他独有的方式、语言嘲讽、挖苦、攻讦“普罗”文学，非难左翼文坛。

再说苏汶。他说“第三种人”，“坦白地说实在是一个被‘左倾宗派主义’的铁门弹出来的一个名词”那段话，前面引用过。这段话说得很艺术，这是说：这次论争，责任全在左翼文坛，是你们的“左倾宗派主义”逼出来的。现在你们左翼文坛承认了错误和责任，那么“第三种人”就再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苏汶披挂上阵，向左翼文坛叫阵，并战了几个回合，到了，他将一盆被搅浑了的水，又泼向左翼文坛，拂袖扬长而去。

但是，他在文艺的阶级性问题上、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在文艺的武器作用问题上、在文艺创作自由论问题上、在中立文学或“第三种文学”问题上，等等，他都与左翼理论家论战，发表了他自己的意见。他的意见，并非全无道理，有些还是很正确的，但是他的意见却有许多谬误，特别是他在文字中流露出来的对于左翼文坛的不满、思想情绪的抵触、攻击的激烈，很难不使左翼理论家们不愤怒，批驳也多不留情面。

苏汶的文字，前面已经引用很多，这里不再摘引。但是，在他所有的攻击文字中，有两个核心的东西：一个是左翼文坛在组织上的“左倾宗派主义”，一个是指导思想上的“只要行动，不要真理”的“目前主义”。前者的确是左翼文坛的一大要害，成员们的宗派主义情绪、小集团主义、严重地影响着左翼去团结、引领更广大的作家们共同战斗。苏汶就这一点向左翼实施攻击，不论他的出发点如何，主观想法如何，但是，客观上是击中了左翼文坛的要害，促使左翼的反思、改正错误。苏汶是对的，没有错。然而后者则是苏汶错了：用“只要行动，不要真理”来指摘、统论左翼文坛，这是一种恶意的煽动，是一种以偏概全的手段，这不是左翼的实际。左翼在工作、战斗中，有些行动、做法，是从当时的实际需要出发的，这有什么错吗？从实际需要考虑、采取行动，这怎么就是目前主义？是不要真理的表现呢？在这个问题上，苏汶举出的连环图画和通俗读物的例子，不但没有说服力，反而暴露了苏汶的浅薄。“左联”在30年代组织的三次大众化的讨论，其本意是推动作家们在写作文艺作品的同时，关注大众的通俗读物，写一些大众文化水平能够接受的东西，如低级的读物和连环图画。这难道这就是“目前主义”？任何一位关注大众的文化实际和文化需求的作者，是不会像苏汶那样去谈问题的。所以苏汶在这个问题上，是错之又错的。

所以，鲁迅和洛阳在克服“左倾宗派主义”问题上，实际是赞同苏汶的意见，明确表示我们需要“同路人”，甚至招呼站在路边的看客一同走。在对于“目前主义”，具体到连环图画和通俗读物的问题，鲁迅、易嘉、洛阳则批评了苏汶的观点，不但指出他对大众读物的错误态度，同时运用艺术史实来证明，连环图画也能出好的艺术作品，也能进艺术的殿堂。这是其二。

在30年代的那个白色恐怖的日子里，胡秋原在发表了《勿侵略文艺》那样的文章，受到左翼理论家的批评后，他很快声明，他的文章是反对所谓的民族主义文学的，他说：民族主义文学的出现，是国民党反动当局法西斯统治的产物，是法西斯文学的一种，它“是特权者文化上的‘前锋’，是最丑陋的警犬，它巡逻思想上的异端，摧残思想的自由，阻碍文艺之自由的创造”，它应该受到“贱视”。

他对民族主义文学不仅在理论上有所批判，对其作品也作了剖析，揭露其代表作《黄人之血》、《陇海线上》、《国门之战》等是“屠夫文学、杀人喝血的文学”。

在对民族主义文学派批判来看，他的言论，客观上是同左翼文坛对民族主义文学派的斗争取的是同一步调。这是应该给予肯定的。

他在政治立场上也有可以肯定的方面。1932年2月在上海成立文化界抗日会时，其宣言是胡秋原起草的，他还是15名执行委员之一。后来他又到了法国，主编了一份报纸，不时地发表抗日文字。

他自称是自由人，他在攻击、批驳民族主义文学派的时候，也嘲讽“普罗”文学，他看不惯就说，想说谁就说谁，表现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自由人的立场和作风。甚至在用词造句时，也表现得特别自由：什么艺术的堕落、艺术的叛徒、强奸文学、不三不四的理论、政见与文艺结婚、大粪文艺、三民饭店、三民袜子等等。

从总体上考察，他在现代文学史上，有他的值得书写的东西。

苏汶与胡秋原不同，他写的几篇文章，分量都很重，而且都是对准左翼文坛的。他不像胡秋原那样，敢于抨击国民党反动当局、民族主义文艺派等，他却一味苛刻、攻击左翼文坛。他在文字中“心造了一个横暴的左翼文坛的幻影”（鲁迅《论“第三种人”》），攻击左翼文坛，这些攻击的文字虽然显得恶毒，在客观上对左翼纠正错误有帮助，但是总的考察他的文章、态度、做法，他对左翼、对普罗文学还是应该受到谴责的。这是其三。

附： “京派”与“海派”之争

“京派”与“海派”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鲁迅语）因此，它的得名应与地域有关，但也不仅于此，其中尚有更深层的原因。这要从沈从文指陈“海派”文人并引起一场争论说起。

1933年10月18日，沈从文在天津《大公报·文艺》上发表了《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指陈一些从事文学的人与名士结缘，用“玩票白相的神气”的态度从事写作，缺少认真严肃的态度。然而，这类人却自吹并相互吹捧，“力图出名”，文中有“在上海赋闲”、“赋闲则每礼拜必有三五次谈话会之类”的挑逗性的话语，引起上海一些文人的不满和反感，于是便有人为文作答，因而引起一场论争。

沈从文的文章只是泛泛而论，文中虽有指陈上海的文人，但也没有放过北京的一些类似的人，他说：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杂志，在北平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这类人虽附庸风雅，实际却只与平庸为缘”。这些人，实占作家中的大多数，败坏着文坛风气。平心论之，沈的文字抨击的是那些“文学的票友”和“白相人”，没有涉及大多数的文学人。

那么，沈的文章为什么单单引起上海一些文人的不满呢？这就要从沈的早几年的文章说起。

1931年，沈从文写过一篇评论，题为《论中国创作小说》，其中有言：“中国新文学由北平转到上海以后，一个不可避免的变迁，是在出版业中，为新出版物起了一种商业的竞卖。一切趣味的附就，使中国新的文学，与为时稍前低级趣味的海派文学，有了许多混淆的机会。”因此，“创作的精神，是逐渐堕落了的。”文中特别谴责了“在商业竞卖中”的一些文人的代表如张资平，指责他大众要什么，“就按照那需要，造了一个卑下的低级的趣味标准”，“使中国新芽初生的文学在态度与倾向，皆由热忱的崇高的企望，转入低级的趣味的培养，影响到读者与作者，也便是这一个人”。

这段文字的意思很明白，所谓“海派文学”最初即是指造就文学“低级的趣味”的张资平及其那一派。

但是，深究起来，这段文字的基本意思却别有出处，沈从文则是对他人文章基本意思的接受和发挥。

这个人就是周作人。1927年1月1日，周在《语丝》第112期上发表了短文《上海气》（收入《谈龙集》），这“上海气”一词，就成了后来“海派”一词的由来。文章是这样说的：“上海滩本来是一片洋人的殖民地，那里的（姑且说）文化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压根儿没有一点理性与风致。这个上海精神便成为一种上海气流布到各处去，造出许多可厌的上海气的东西，文章也是其一。”“上海文化以财色为中心，而一般社会上又充满着饱满颓废的空气，看不出什么饥渴似的热烈的追求。”文章特别指出“上海气之可厌，在关于性的问题上”，在拿“女人是娱乐的器具”的“犬儒之玩世的态度”。沈从文接受了这些观点并在文章中将其具体化，指陈张资平说：“郁达夫作品告给了我们生理的烦闷，我们却从张资平的作品得到了解决”，是他“造了一个卑下的低级的趣味标准”。

这一年，即1931年6月，沈在《文艺月刊》第2卷第8期上又发表了《窄而霉斋闲话》，就诗歌创作的变化谈了对“京样文学”和“海派文学”的不同看法。其中不无指责的言辞：上海目前的作家，“太富于上海商人沾沾自喜的习气”，希望“有那么一批人，注重文学的功利主义，却并不混合到商人市侩赚钱蚀本的纠纷里去”。

在1933年10月《文学者的态度》发表前，沈从文还写了《记丁玲女士》，文中也指名批评过“海派。”

沈从文的几篇文章，几次提到“海派”和“京派”，但并没有对这两个概念作出什么说明，他仅仅是从地域的意义上来使用它，因为他是一个重视地域的论者。有例为证，他说：“苗乡里猪是黑的，浙江也是黑猪，江浙人会做官，又会革命，湖南人一革命就死，江浙人革命就做委员。过细想来也不是怪事，江浙人是聪明一点。”有了这看法，那么，生活在上海的那一帮，自然就是“海派”了。但是，在实际使用这一概念时，他又是严格加以限止的，仅仅指的是那些文学上的“票友”和那些“白相人”，以及写作“低级的趣味”的张资平一伙，他予以声讨和抨击。大概他也怕引起误会，所以特别明言“茅盾、叶绍钧、鲁迅，以及大多数正在从事于文学创作杂志编纂的人（除吃官饭的作家在外）”是“不会被人误认为海派的”。

细细检点沈从文的文字，他似乎并没有错，但是，他的文章还是让上海的作家们不痛快，一些人起而回敬，最先是杜衡，随后有徐懋庸、如森堡、姚雪垠、祝秀侠、胡风、曹聚仁，鲁迅较后发表了意见，客观而精辟，可以当作这次论争的结语。

首先是杜衡，他于1933年12月《现代》第4卷第2期上发表了《文人在上海》一文，他认为，沈文把“海派”说成“爱钱，商业化，以至于作品的低劣，人格的卑下”，甚至奚落为“不脱上海气”，这是一种狭隘的意见和偏见，上海的文人是“不能出卖灵魂”，“不能对新书市场所要求的低级趣味妥协，投降”。但是，北方的作家，不能不作具体分析，“不问一切情由而用‘海派文人’这名词把所有居留在上海的文人一笔抹杀”。

针对杜衡的批评文章，沈从文于1934年1月10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发表了《论“海派”》，首先先将杜衡教训了几句：杜衡君当他提到“海派”时，“自己却俨然心有所慑，以为自己也被另人指为海派了的”。“他不宜于担心别人误认他是海派，却应当同许多在上海方面可尊敬的作家一样，来将刊物注意消灭海派恶习的工作”。

文章随后重点论说了海派：“‘海派’这个名词，因为它承袭着一个带点儿历史性的恶意，一般人对于这个名词缺少尊敬是很显然的。过去的‘海派’与‘礼拜六派’不能分开，那是一样东西的两种称呼。‘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我们今天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

沈从文在用“名士才情”+“商业竞卖”给“海派”定义后，又不遗余力地列举了“海派”的诸多恶行予以抨击：“如旧礼拜六派一位某先生，到近来也谈哲学史，也说要左倾，这就是所谓海派。如邀集若干新斯文人，冒充风雅，名士相聚一堂，吟诗论文，或远谈希腊罗马，或近谈文士女人，行为与扶乩猜诗谜者相差一间。从官方拿到了点钱，则吃吃喝喝，办什么文艺会，招纳子弟，哄骗读者，思想浅薄可笑，伎俩下流难言，也就是所谓海派。感情主义的左倾，勇如狮子，一看情形不对时，即刻自首投降，且自认栽害友人，邀功牟利，也就是所谓海派。因渴慕出名，在作品之外去利用种种方法招摇；或与小刊物互通声气，自作有利于己的消息；或每书一出，各处请人批评；或偷掠他人作品，作自己的文章；或借用小报，去制造旁人谣言，传述撮取不实不信的消息，凡此种种，也就是所谓海派。”

文章虽然声言将鲁迅、茅盾等大多数作家排除在“海派”之外，但还是激怒了“海派”的作家们。

徐懋庸对什么是“海派”和“京派”的特征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商业竞卖”是“海派”的特征，而“名士才情”则是“京派”的特征。

姚雪垠在《芒种》第8期上发文，从气质上将这两派加以区分：“海派有江湖气，流氓气，娼妓气；京派则有遗老气，绅士气，古物商人气。”

胡风也作文批评“京派”，直到1935年5月，还在《文学》月刊第4卷第5号上发表《京派看不到的世界》一文，谈“京派”的问题和倾向。

曹聚仁则在比较中行文，也学着沈的文章，把“京派”奚落了一通：“京派不妨说是古典的，海派也不妨说是浪漫的；京派如大家闺秀，海派则如摩登女郎”，“若大家闺秀可以嘲笑摩登女郎卖弄风骚，则摩登女郎也可反唇讥笑大家闺秀为时代落伍”胡适博士，京派之佼佼者也，也讲哲学史，也谈文学革命，也办《独立评论》，也奔波保定路上，有以异于沈从文先生所谓投机取巧者乎？曰：无以异也。海派冒充风雅，或远谈希腊罗马，或近谈文士女人；而京派则独揽风雅，或替拜伦出百周纪念千周纪念，或调寄‘秋兴’十首百首关在玻璃房里，和现实隔绝；彼此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海派文人从官方拿到了点钱，办什么文艺会，招纳子弟，吃吃喝喝；京派文人，则从什么文化基金会拿到了点钱，逛逛海外，谈谈文化，彼此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一成为文人，便无足观’，天下乌鸦一般黑，固无间乎‘京派’与‘海派’。”

参与讨论的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的意见只是泛泛而谈，没能触及问题的实质，这里不一一择引。

沈从文在看到最初与他论辩的一些文章后，认为那些文章没有讨论到问题的实质，而只是讽刺奚落和调侃。这使他失望，他觉得他最初发文的目的，是希望“从积极方面来消灭这种与恶势力相呼应的海派风气”，或是从“消极方面能制止这种海派风气与恶势力相结合”。不料论争的对手却是如此这般的讨论问题，他觉得这样的讨论已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了，于是，他于1934年2月21日《大公报·文艺》上发表了《关于海派》一文，严肃认真地批评了那些论战者，并表示不再同他们论争下去：“使我极失望的，就是许多文章的写成，都差不多仿佛正当这些作家苦于无题目可写，因此从我所拈取的题目上有兴有感。就中或有装成看不明白本文的，故意说些趣话打诨，目的却只是捞点稿费的。或者虽然已看清了本文意思所在，却只挑眼儿摘一句两句话而有兴有感，文章既不过是有兴有感，说点趣话打诨，或者照流行习气作着所谓‘只在那么幽默一下’的表示，对于这类文章，我无什么其它意见可说。”

在这篇文章中，他还特别对“名士才情”和“商业竞卖”加以说明和澄清，以回敬论争者的那些似是而非文字：“我所说的‘名士才情’，是《儒林外史》上那一类斗方名士的才情，我所说的‘商业竞卖’，是上海地方推销……一类不正当商业的竞卖。正为的是‘装模作样的名士才情’与‘不正当的商业竞卖’两种势力相结合，这些人才俨然能够活下去，且势力日益扩张。”

在这次论争中，鲁迅直到1934年2月3日才在《申报·自由谈》发表《“京派”与“海派”》，首先指出杜蘅的文章对沈从文的文章理解不确，京派与海派“并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随后说：“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近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以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

这番话，精辟地揭示了“京派”与“海派”的本质：一个是“官的帮闲”，一个是“商的帮忙”。帮忙者能“从商得食”而糊口，帮闲者“从官得食”而为人装点门面，如此而已。从官的“京派”鄙视从商的“海派”，这种“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一语道破论争的缘由，入木三分啊﹗

鲁迅先生的态度是明显的，对“京派”文章的偏颇是持批评意见的，而后甚至是严肃的教训并予谴责。在上文发表后一天，即2月4日，鲁迅在《申报·自由谈》又发表了《北人与南人》一文，说是“看了‘京派’与‘海派’的议论之后，牵连想到的。”文章不长，最后一段说：“不过做文章的是南人多，北方却受了影响。北京的报纸上，油嘴滑舌，吞吞吐吐，顾影自怜的文字不是比六七年前多了吗？这倘和北方固有的‘贫嘴’一结婚，产生出来的一定是一种不祥的新劣种。”

鲁迅在这里，似乎看出点南北之间的变化来，到第二年，即1935年5月，他在《太白》半月刊第2卷第4期上发文《“京派”和“海派”》，开篇就说：“去年春天，京派大师曾经大大的奚落了一顿海派小丑，海派小丑也曾经小小的回敬了几手，但不多久，就完了。”然而，目前的事实，“我才明白了去年京派的奚落海派，原来根柢上并不是奚落，倒是路远迢迢的送来的秋波。”那实例，“一是选印明人小品的大权，分给海派来了；以前上海固然也有选印明人小品的人，但也可以说是冒牌的，这回却有了真正老京派的题签，所以的确是正统的衣钵。二是有些新出的刊物，真正老京派打头，真正小海派煞尾了”。前者说的是上海的施蛰存编印的《晚明二十家小品》，封面则是在北京的周作人题签的。后者指的是1935年2月施蛰存在上海创刊的《文饭小品》，第三期第一篇是周作人的《食味杂咏注》，末篇是施蛰存的《无相庵断残录》。“京派”与“海派”这钟微妙的走向的变化，鲁迅是体察入微的，他在作了上面的表述后，进一步揭明他们走向合流的原因：至于为什么呢？“我想：也许是因为帮闲帮忙，近来都有些‘不景气’，所以只好两界合办，把断砖，旧袜，皮袍洋服，巧克力，梅什儿……之类，凑在一处，重新开张，算是新公司，想借此来新一下主顾们的耳目罢。”为了他们的所谓的共同利益，他们终于同流了，会不会合污呢？

这次论争就再没有了下文，但京、海之间的龃龉却潜存着，没有得以解决。到1935年6月前后，因巴金、靳以、卞之琳等人的谋和调解，隔阂才得以逐渐化解。

沈从文挑起这场论争时，似乎有些轻率。虽然他最初的想法是想声讨“海派”的那些“文学的票友”和“白相人”，扫除文学上的“低级的趣味”，制止那些“恶风气的存在与蔓延”，以捍卫“新文学的健康”。但他没有很好地审视他所确定的这一主题，是他的功底、能力和声望所能做到的吗？于是他轻率上阵，抛出了檄文式的文字，横扫所谓“海派”，尽管他试图在文字上减少他人的误解，声明鲁迅、茅盾等一批作家不在“海派”之列，但是，还是遭到“海派”的强烈不满，他们或讥讽、或调侃、或奚落，似有不屑一顾的蔑视态度，而曹聚仁的文字，则在对比的表述中，告诉沈从文：“海派”也好，“京派”也罢，不过彼此彼此。而他真正抨击的那些“卑下的低级的趣味”的张资平一伙，以及“新礼拜六派”，却平静得没有反响。他真的失望了，在无奈中，他只表示“我无什么其他意见可说”，宣布放弃论争。沈从文刚刚擂鼓上阵，才一两个回合，就鸣金收兵，他失败了。他挑起的这场论争，在现代文学史上，能有怎样的意义呢？

在这次论争中，鲁迅先后写了三篇文章，第一篇和第三篇的题目都是专谈“京派”和“海派”的，时间相隔一年零三个月。第二篇与第一篇相隔一天，虽不是专谈“京、海”之争的，但文章中谈到这次论争时，用语激烈，值得重视。分而论之，鲁迅的第一篇文章《“京派”与“海派”》，文字上没有明显地表示出倾向性，只是在严肃的冷峻的分析中揭示着它们的本质：“京派”是“官的帮闲”，而“海派”则是“商的帮忙”，一个是从官得食，得食者“隐”，换句话说，是私下里取得的，没人知情，所以，表面上尚能“傲然”，一派正人君子的样子；一个是从商得食，得食者“显”，换句话说，是公开得利的，难以掩饰，所以他们的“清浊”就容易分清。这些文字，值得细细玩味：鲁迅早年在古都北京生活战斗了多年，那里有他的朋友，也有他的敌人，特别是在“女师大事件”中，他同陈源斗，同“现代评论派”斗，他正是带着这些历史的深刻的经验教训，去看待去分析“京派”的，去指陈那些“官的帮闲”的。他并不会笼统地去谈论“京派”。同样，他在“洋场”上海也生活战斗了六年，他对这样一个现代化的、殖民化的，同时又是完全商业化的城市，是有着太多了解的，他对它甚至有些憎恶，对那里的一些文人的“堕落无赖”，甚至“有些可怕”，而只是在给朋友的书信中真情的表达。在这样的论争文字中，他不便也不必去表述。鲁迅先生的意见和态度，一方面是纠正沈从文的偏颇，他的对于“海派”的指责，对于“京派”的袒护；另一方面，指出：对“京派”和“海派”不能一概而论。

这时的鲁迅，已经看到“京派”和“海派”在某些方面的合流，因此，在上文发表的第二天，写了《北人与南人》，指出：北京的报纸上，油嘴滑舌的文字多了，如果这和北方固有的“贫嘴”相结合，将是一种不祥的“新劣种”。这样的抨击性的文字，在鲁迅的其他的文章中也是不多见的。

一年之后，鲁迅看到了京、海两派情况发生的种种变化，于是写了第三篇文章，该文一反第一篇文章写作时的公允态度和严肃平和的文字剖析，用了“京派大师”、“老京派”、“海派小丑”、“小海派”等词语，在嬉笑、讽刺、奚落中，对京、海两派文人合办刊物，出版信笺的同流合作的做法，表示鄙视和憎恶。这原因，探究起来，大概这同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之间关系失和有关，但根本的原因恐怕在于周作人和施蛰存的搭档，这一定使鲁迅特别恼怒，因为他对被他称之为“洋场恶少”的施蛰存是深恶痛绝的。

京、海两派的这场论争，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南北两地的不相同的文化价值，文化趣味，文化传统引起的，概而论之，是由于南北两地差异巨大的不同文化引起的。但是，这在论争中并没有多所涉及，因此，无多收获。唯独鲁迅，在指示着那些“官的帮闲”的文化人外，“北平究竟还有古物，且有古书，且有古都的人民。在北平的学者文人们，又大抵有着讲师或教授的本业，论理，研究或创作的环境，实在是比‘海派’来得优越的，我希望着能够看见学术上，或文艺上的大著作”。这才是“京派”的希望和未来，他寄托着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