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契诃夫相逢

鲁迅的弟弟周作人是最早翻译俄国的契诃夫（А.П.Чехов，1860—1904）作品的人之一。1908年，他在《河南》杂志发表了所译的契诃夫小说《庄中》。这是受鲁迅影响的译作，其间经过了鲁迅的润色。在留日期间，鲁迅注意到了契诃夫的价值，并一直延续到晚年。周作人自己对契诃夫的感觉不如鲁迅亲切，大抵是缺少悲悯与同情之心吧。他后来不再亲近俄罗斯的小说家，也能够从另一个角度看出兄弟之间的差异。

俄国小说家中，短篇小说的圣手是契诃夫无疑。鲁迅对这位小说家说了许多好话，那原因是其接触的俄国优秀作家的文字里，凡涉及契诃夫者，没有不深深为之折腰的，他自己就学到了契诃夫的某些笔意，间接与直接的影响，都是有的。1929年世界各地都在纪念契诃夫，这引起了鲁迅的注意，自己也翻译了相关的论文。他在《奔流》后记中谈到了契诃夫的作品的价值：

契诃夫要算在中国最为大家所熟识的文人之一，他开手创作，距今已五十年，死了也满二十五年了。日本曾为他开过创作五十年纪念会，俄国也出了一本小册子，为他死后二十五年纪念，这里面的插图，便是其中的一张。我就译了一篇觉得很平允的论文，接着是他的两篇创作。^[1]

在鲁迅眼里，契诃夫的小说，是有别样的风采在的，冷静得有些热力的文本，衔接着一个爱者和憎者的梦。晚年的鲁迅译过契诃夫的《坏孩子和别的奇闻》，就欣赏那幽默背后的悲楚的意蕴。他在那些作品里看到了一个忧患的文人的独思里的爱意，在冷峻的目光里，温情电光般穿射在人们的躯体里。只有精神强悍的人，才能够如此动人地捕捉到那些时隐时现的幽秘的存在。晚年他对契诃夫的研究的关注，是与新俄的话题连带在一起的。从外国知识界对契诃夫的注意程度里，他看到了知识阶级话语的延续。这里不仅有智性的高度，还存在社会的批判理念。在中国的文坛，人们需要的恰是这样的存在。

许多学者注意到了鲁迅与契诃夫之间的精神的相近性。赵景深先生在《鲁迅与柴霍夫》一文里，就发现了他们作品的人道感的色调的一致。那感触联通着两个国度知识分子的相近的难题。作为俄国小说的巨匠，契诃夫的不动声色的笔触，有人性的无奈的悲苦，寒冷的风卷着残梦在俄罗斯土地上趔趄。没有路的人，失去魂魄的劳动者，虚伪地苟活于都市的读书人和绅士，都和暖的太阳的距离遥遥。这些不幸的人生的勾勒，在鲁迅看来是人道的歌哭，没有爱意的人，断不能如此可敬地还原人性的冷暖，写作者的期盼与爱意，都在此间流溢的。

在契诃夫的小说里，小人物的故事是一个说不完的存在。人们被一种奴性的文化所宰割。不知道自己的路在哪里，生命的意义何在。生命被命定于一种宿命里，逃不出的恰是奴役的路。他写了那么多的可笑的人物，自己却克制着情感，那笑的深处，有对世间大的无奈。俄罗斯是一个广袤的神异的世间，但人们却病着。作为医生，他看到了躯体的不幸，无数人倒着、呻吟着，重要的是那些人精神的不幸，畸形里的死灭对他而言是更为痛苦的存在。

在对各类不幸的人的描述里，鲁迅的笔触与契诃夫确有相似的地方。他们都不太去做宏大的叙事，常常从生活的片断里，以几个人物的镜头的心绪的描绘，折射人间的荒谬之所。鲁迅翻译其小说的时候，其实对那些结构故事的方式，都有敬意的地方。那些节俭的、经济的手段，却是生活的典型的反射，人间的不同色调的布局，也被一一放大到读者的面前来了。

他们都是善于写人的可笑、可鄙的形影，灵魂里的黑色没有逃出他们的眼睛。鲁迅在《肥皂》里嘲笑过四铭的伪道学，在《理水》中讽刺过所谓的学者和文人，那些脸谱的刻画有夸张的地方，但却不是刻意的。这和契诃夫的《胖子和瘦子》《变色龙》在笑的背后的冷眼，几乎一致。契诃夫和鲁迅都失望于人世间的等级制给人带来的畸形生存状态。俄国的专制土壤的一切和中国的国粹，都培育了相似的人与物。当中国知识分子接触到契诃夫的文本的时候，有许多人惊讶而赞佩地俯首于他，将其作为一种灵魂的前导。巴金就从契诃夫那里嗅到了真人的气息，那些忧伤的、带着批判意识的美丽的图景，也暗自位移到其作品的内部。无论鲁迅还是巴金，其小说的结构和情调一部分来自于契诃夫的传统，是毋庸置疑的。

这位用刻刀一般的笔去书写人生的作家，在几个方面影响了“五四”后的中国文学。其一是那种现实的态度。作者绝不去写缥缈的神异的故事，一切都植根于生活的土壤里。存在的黑暗和无序，刺激了他的神经，为那些可怜的存在而歌之舞之，有了另类的声音。这是只有素朴的良知的人，才有的胸怀。在中国的士大夫者之流那里，是没有这样的存在的。其二，在一个被污染的世界里，契诃夫保持了一种精神的纯正，即便在呈现那些诡异的存在的时候，你依然能够听到他内心的美的声音。那声音撞击着腐朽的世界，我们在掩卷之余，知道还有着忧患的心在，也许世界还不至于潦倒到无望的地步吧。作家的使命感是作品的灵魂，中国的新文学作家，不论是鲁迅还是巴金、老舍，都有这样的使命意识在的。其三，契诃夫的对世界图式的颠倒性解说，具有思想革命的价值。对后来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一种亲缘的力量。人们在契诃夫的世界里，看到了革命的不能不来，山雨的不能不至。一个荒诞的世界，是需要以荒诞的方式还原出来的。而那力量之所在，就是理性的精神，和无畏的斗士风采。这些，契诃夫都曾经提供给人们。中国的众多作家的成长，都伴随着他的声音的。它的存在像神启一般，不断提示人们对世界的警惕，以及对内心深处的瞭望。

鲁迅谈及俄国文学的时候，知道契诃夫的非凡的价值。中国的国民党政府，那时候连这也是限制，把契诃夫的作品看成危险的出版物。那么说来，契诃夫的传统，也成了左翼文化的一部分。鲁迅在晚年译介其小说，未尝没有自己的寄托在。他甚至觉得，契诃夫的文本，对中国的激进的作家而言，并不亚于新俄的作品。中国还在中世纪的岁月，与落后的十九世纪的俄国，有相同的命运。而直面这样的命运，契诃夫的眼光，自然是不可或缺的。

中国人介绍契诃夫，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达到一个高峰。主要从俄文与英文中译介其文字，谢天振、查明建编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对此作了细致的统计：

直接从俄语翻译契诃夫作品的译者主要有：瞿秋白、耿济之、沈颖、耿式之、耿勉之、曹靖华、满涛、彭慧、金人、梓江、韦漱园、孟十还等……从英语转移契诃夫作品的译者主要有：陈永麟、陈大镫、张友松、赵景深、谢子敦、竹溪、效洵、郑振铎、章衣萍、华林一、丽尼、李健吾等。^[2]

落后的国度里，人性被病态所包围着。我们都失去了灿烂的笑容。鲁迅一再强调“病态社会”的痼疾，其实是一种哀怜。越是明了理性与自由的价值，越会感到我们的社会的问题。他对国民性格里阴暗的一面的奚落，是内心苦楚的一种智性的流露。

他和契诃夫都善于写病态的人，等级制下的那些弱小者除了死灭还有什么呢？阿Q的自欺自贱、在弱小者面前的专横及在权力者面前的虚弱，和《变色龙》里的奥丘梅洛夫不能说没有逻辑的联系，《伤逝》的主人翁的婚姻悲剧，如果和《灯火》里的主人公的咏叹联系起来，也都是梦醒来无路可走的悲哀。《灯火》里的一句话，道出了契诃夫的心声：

关于人生无目的，人生无常，所罗门式的“万事皆空”的思想，直到今天还被视为人类思维的最高的终极的层次，思想家一旦达到这个层次，机器就停止了转动！前边已无路可走。正常的头脑的思维活动就到此结束，这是自然的，也是合乎逻辑的。我们的不幸是，我们竟然从这思维活动的最后结局开始我们的思维。^[3]

联想起鲁迅在杂文中对国民性的讨论，彼此的见解是略同的。鲁迅对国民性的讨论里，有传统文化的参照和俄国艺术的参照，故思想在东西方之间游弋着，不都是民族的情绪，而是人类性的悲悯。这和俄国小说家的视野接近。我们从果戈理以来的文学里就可以看到，他们是在多维的文化交织里讨论人性和国民性的问题的。契诃夫写老俄罗斯人的生活，有犹太人、高加索人和英国、法国人的应对，只是在对比里才更能够看清存在的隐秘。他在《胖子和瘦子》里用中国人的笑来描绘可耻之人，其实也是开阔的视角的一种反映。鲁迅晚年在《立此存照（三）》里说：

其实，中国人是并非“没有自知”之明的，缺点只是在有些人安于“自欺”，由此并想“欺人”。譬如病人，患着浮肿，而讳疾忌医，但愿别人胡涂，误认他为肥胖。妄想既久，时而自己也觉得好像肥胖，并非浮肿；即使还是浮肿，也是一种特别的好浮肿，与众不同。如果有人，当面指明：这非肥胖，而是浮肿，且并不“好”，病而已矣。那么，他就失望，含羞，于是成怒，骂指明者，以为昏妄。然而还想吓他，骗他，又希望他畏惧主人的愤怒和骂詈，惴惴的再看一遍，细寻佳处，改口说这的确是肥胖。于是他得到安慰，高高兴兴，放心的浮肿着了。

不看“辱华影片”，于自己是并无益处的，不过自己不看见，闭了眼睛浮肿着而已。但看了而不反省，却也并无益处。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4]

鲁迅希望看见刺到自己痛处的书和文字。但那时候的中国的这类作品，少之又少。他看俄国人的书，就有眼睛一亮的感觉，那些作家对本民族的批评，毫无温吞的地方。比如他们写自己的国民性，就有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契诃夫的《第六病室》的意蕴。那些溅着血迹的作品，是深撞到灵魂的，我们原来生活在幻象里。自己的任务，其实就是把这种幻象颠倒过来。

契诃夫和鲁迅都描述过疯子，他们对精神疾患的敏感，亦如心理医生一般，且含着更悲悯的忧思在。《狂人日记》写中国的本真的存在，不得不借着疯子的口喊出“吃人”的寓言。《长明灯》的那个被人囚禁的疯子，喊出的恰是一种箴语。颠倒的世界，只能以颠倒的方式还原出来。这里，契诃夫所表现的天赋，是极为惊人的。鲁迅在描述人的疾苦时，还有一点东方人的内敛，而契诃夫则是一种反讽的扩张，画面感更为强烈了。

《第六病室》对中国的作家影响超出人们的意料，巴金就写过《第四病室》，显然从契诃夫的笔意中来，有了另类的风采了。契诃夫的深刻在于，看到了俄罗斯到处都是荒谬的存在，人们在麻木里存活，却不觉得，竟安于麻木。关在精神病院的人，其实是最为清醒的思想者。而许多医生则是社会惰性的合作者。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有良知的医生，他在和患者的接触里，意识到自己的病人的思想的价值，他们之间的讨论开始围绕病理学的思路延伸，后来竟纯然是一个哲学的问题了。但可悲的是，医院的同事竟以为医生出现了问题，能够与精神病患者如此密切交往，不是精神上出现了问题还有什么？小说描绘到医院与社会对医生的鄙薄、陷害，把一个有良知的医生投入精神病医院里，将一个善良者活活整死为止。

俄罗斯整体的病了。中国也整体的病了。这是鲁迅阅读俄国文学的切肤的感受。在整体的社会形态里，其外表的存在掩饰了内在的矛盾。语言和文字已经失去了表达的自由的空间，那些最核心的存在是暗藏在流行语言的背后的。鲁迅和契诃夫都注意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被假象所欺骗，社会的主体语言欺骗了我们。契诃夫在《牵小狗的女人》里，就写到人生活在真实的场景的自我，常常是被包裹在另一个世界的。作者写道：

他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判断别人，便不再相信自己眼见的东西，而永远意识到，每一个人都在秘密的掩护下，过着他们真正的，最有意味的生活。每一个个体的真实存在，都在秘密之中。也许正因为这样，文化人才如此情绪激动地呼吁尊重个人隐私。^[5]

大凡阅读了契诃夫和鲁迅作品的人，都能够体察出相近的批判的理念。虽然他们之间的差异巨大，而且鲁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契诃夫的影响，还很难确说。不过，他们对于本真的求索的努力，是最让读者醉心之所。小说家的迷人的力量，就在于把一个我们不知道和看不见的精神王国告诉给世人。而且让我们知道自己原来生活在假象的世界。于是我们思考，懂得了生活的路不在庸常的王国里，大家都被囚禁了。让人们从屋子里跑出来的，恰是那些咀嚼过苦涩的文学的先知们。

1935年，鲁迅认真翻译了多篇契诃夫的小说，后来以《坏孩子和别的奇闻》的名字出版，自然不是随意的选择。他对契诃夫的小说有着一种耐人寻常的体味。在译过全书后，鲁迅说了这一段话：

这些短篇，虽作者以为“小笑话”，但和中国普通之所谓“趣闻”，却又截然两样的。它不是简单的只招人笑。一读自然往往会笑，不过笑后总还剩下些什么，——就是问题。生瘤的化装，蹩脚的跳舞，那模样不免使人笑，而笑时也知道：这可笑是因为他有病。这病能医不能医。这八篇里面，我以为没有一篇是可以一笑就了的。但作者自己却将这些指为“小笑话”，我想，这也许是因为他谦虚，或者后来就更加深广，更加严肃了。^[6]

《坏孩子和别的奇闻》，在契诃夫的作品里不算什么伟大的作品，各类选本里，关于其间的作品，都很少见到。鲁迅所译的，是德文本，他自己说《奇闻三则》从Alexander Eliasberg的德译本《Der Persische Orden nud andere Grotesken（Welt Verlag，BerLin，1922）》选出来的，从德文到中文，其间的信息一定有丢失掉的无疑。但在鲁迅看来，这样的作品，对中国读者的重要，是自不待言的吧。

鲁迅对头三篇的评价很有意思，他说：

第一篇绍介的是一穷一富，一厚道一狡猾的贵族；第二篇是已经爬到极顶和日夜在想爬上去的雇员；第三篇是圆滑的行伍出身的老绅士和爱听艳闻的小姐。字数虽少，脚色却都活画出来了。但作者虽是医师，他给簿记课副手代写的日记是当不得正经的，假如有谁看了这一篇，真用升汞去治胃加答儿，那我包管他当天就送命。这种通告，固然很近于“杞忧”，但我却也见过有人将旧小说里狐鬼所说的药方，抄进了正经的医书里面去——人有时是颇有些希奇古怪的。^[7]

这评价，是带着一种幽默和呼应的心所为，别人未必能够体察译者的用心。而谈到另外几篇小说时，鲁迅又说：

就作品而论，《暴躁人》是一八八七年作；据批评家说，这时已经是作者的经历更加丰富，观察更加广博，但思想也日见阴郁，倾向于悲观的时候了。诚然，《暴躁人》除写这暴躁人的其实并不敢暴躁外，也分明表现了那时的闺秀们之鄙陋，结婚之不易和无聊；然而一八八三年作的大家当作滑稽的小品看的《坏孩子》，悲观气息却还要沉重，因为看那结末的叙述，已经是在说：报复之乐，胜于恋爱了。^[8]

弥漫着忧患之思的契诃夫的作品，就是如此纠结着鲁迅的心。这时候鲁迅已经是左转的战士，但却还留步于十九世纪俄国的话题里。在鲁迅看来，这位作家对人性的把握，实在比那些理论的说教更来得痛快。

就鲁迅的译本看，契诃夫对人性的透视，比那些后来的革命家还要深切。鲁迅甚至觉得，这样的作品对中国的读者，不亚于那些“同路人”的华章。在鲁迅自己的潜意识里，旧俄知识分子还没有过时。中国的新文学的作家，尤其是自认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们，离契诃夫这样的小说家还有遥远的距离呢。

鲁迅所译的契诃夫的作品，都不是感伤的叹息之作，处处是反讽和揶揄。他写男女婚姻中的事故的背景，写少年心中恶的因素的涌动，写官僚政客在交际界中的无聊和可笑，都仿佛是幅幅漫画，点缀出人心的灰暗。那些故事都很短小，不过俄罗斯日常文化的一点痕迹。可是却在荒唐里写着众生的无聊。所有的存在都被虚假的利益和奴性文化所缠绕着，快慰的、带着曙色的爱，在乌云里消失了。阅读这些文字，人们会笑，但却有着沉重感的袭来。我们的百姓，就活在这可怜的世间，美丽的光环只在梦里才能够出现。

这恰是鲁迅的心境。他在契诃夫那里找到了自己没有表达的那种表达。在这一文本里，他强化了对专制文化的批判意识，也坚定地感到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对知识阶级是多么的重要。作家的特别是在没有问题的地方看到了问题，而中国的百姓却满足于对问题非但逃避，并且跑到虚幻的世界里了。而契诃夫的价值是，偏不让我们在那虚幻里，大家都在可怜的世间，要叫出的，正是那些沉默的声音。鲁迅在俄国人的劳作里，看到了中国文学应该借鉴的闪光。

这是有趣的，我们如果对比契诃夫与鲁迅，他们对现代社会的基本态度和体验是接近的，甚或是有重复的地方。他们似乎都不作宏大的叙事，安于对人性的细节的叙述。都感受到无所不在的枷锁于我们的身边的存在。几乎都厌恶那些虚伪的语言和仪表，他们甚至以为，自己的祖国早已病入膏肓了。

灾难深重的俄罗斯，是失去自由与争取自由的肉搏的世界。而清醒者依然那么稀少。契诃夫在《套中人》里描述着那些破败的人间的怪相。希腊文教员别里科夫日常生活一直在套子里，“即便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出门，也穿上鞋，带上伞，而且还要穿上暖和的大衣”。契诃夫进一步描述道：

他的雨伞装在套子里，他的怀表也在一个小套子里，而当他掏出小刀削铅笔的时候，那小刀也放在一个小套子里，因为它总藏在拉起的衣领里。他戴墨镜，穿绒衣，耳朵塞上棉花，要是坐马车出行，一定吩咐把车篷支起。总而言之，这个人有一种恒久的、不可抗拒的心愿，力图用外壳把自己包围起来，就好比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套子，好让他与世隔绝不受外界影响。现实生活刺激了他，惊吓了他，使他总处于恐慌之中；也许是为替自己的胆怯和对现实生活的憎恶作辩解，他不遗余力地赞美过去，赞美从来不存在的东西；他讲授的古代语言，对于他来说，实际上也是一双套鞋，一把伞，借助它们回避现实生活。^[9]

这个隐喻，是对存在荒谬的一个特别的提示。人被异化于现实的时候，所有的选择都与心里的距离远了。谎言与无耻的存在合理化的时候，美丽的自由的风不会来，思想的独白不会来，庸常的舞蹈与下贱的眼神，才是这个世界的主角。这个讽喻在俄国是有相当的力度的，在“五四”那代作家看，似乎也是中国人的写真。鲁迅在杂文和散文里，写到过这样的情形。比如《野草·过客》一篇对牢笼般的存在的描述就是契诃夫式的：

我只得走。回到那里去，就没有一处没有名目，没有一处没有地主，没有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有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有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我憎恶他们，我不回转去。^[10]

契诃夫是指出存在的枷锁的可怕，鲁迅则有要出离这枷锁的冲动了。套中人的结局是死亡。契诃夫写到主人公死的时候，故意略去了悲哀的氛围，倒像是一场平凡的礼仪。人们依旧，日光照样照在木然的俄罗斯小镇的人的脸上。昨日如斯，今日如斯，未来大抵也如斯。鲁迅曾形容中国的套中人，像苍蝇一样，绕了一圈后又回到原地，大家还在旧的秩序里。《范爱农》写到人无法抗拒传统的习惯力量，只能消极地面对着一切。当一切吞噬着自己的时候，唯有麻木才能够生存。可是这样的生存的结局，照样是可怖的。范爱农生前有一封信给鲁迅，那是笼子里的人苦痛的写真，也为他的死，似乎作了注脚：“盖吾辈生成傲骨，未能随波逐流，惟死而已，端无生理。”^[11]鲁迅在文章中描述其苦状，和《孤独者》《在酒楼上》异曲同工，都是无路可走的死寂。这在契诃夫的作品里，是荒漠里的野气，无边无际的暗暗的夜色网一般扣着世界，连基督的爱也乏力救之。在鲁迅笔下，则是地狱般的惊恐。那是佛门意识里的彼岸的存在，但非黄金世界，乃另一种苦海。人只能宿命般等待死灭的到来。《套中人》的别里科夫和《孤独者》的魏连殳，在终点上的样子，都写着尘世间的罪恶。

但鲁迅的文本，其实多了更为沉重的东西，那是古老的封建的游魂，久而不散的流荡。契诃夫的文本是有世界的意识在的，资本主义的旋律一直回荡在世界里，有时给我们一丝繁盛的亮光。俄罗斯的苦难的背后，存在着科学与知识者的飘洒的流萤，这在中国知识阶层是难以看到的。鲁迅其实意识到了这样的差异。他自己在翻译俄国人的作品时，感受力之强，在别的作家那里是不易看到的。

1935年，萧军与萧红在致鲁迅的信里，谈及了俄国的文学，内中含有契诃夫，也把鲁迅与其相比，鲁迅在回信里，却讲了自己与这位俄国作家的差异。那回信有这样的字句：

我看用我去比外国的谁，是很难的，因为彼此的环境先不相同。契诃夫的想发财，是那时俄国的资本主义已发展了，而这时候，我正在封建社会里做少爷。看不起钱，也是那时的所谓“读书人家子弟”的通性。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亲才穷下来，所以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他不会赚钱），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因为我自己是这样的出身，明白底细，所以别的破落户子弟的装腔作势，和暴发户子弟之自鸣风雅，给我一解剖，他们便被弄得一败涂地，我好像一个“战士”了。使我自己说，我大约也还是一个破落户，不过思想较新，也时常想到别人和将来，因此也比较的不十分自私自利而已。至于高尔基，那是伟大的，我看无人可比。^[12]

他把自己和契诃夫的差异以及与高尔基的不同，都说了。这也是他清醒地关注俄国文学的原因之一。中国那时候的留学归国的文人，在欣赏自己的心仪的作家的时候，常常不顾现实的差异，简单地位移思想与技艺，没有根基的感觉是一看即明的。只有深味自己的存在的优劣，又有目的地找寻疗救的药的艺术家，才可能从外来的力量里，看到新路的可能。越是意识到差异，越是能够接近自己的本质。中国文人的精神跨度，是依赖于参照系的建立才自觉的。鲁迅可能觉得，不能忽略的恰是这一点。

契诃夫与鲁迅都是学过医学的人，他们自己也在忧患之旅蹒跚着。看到了这个世界的多病与危难，看到生命一个个沉沦到底层，且一日日堕落着，便焦急地辗转在风雨里，面对一个个被扭曲的灵魂。他们都知道自己不是救世主，也非光明的引领者。但他们沉浸在苦海里，不是岸上的看客。他们潜入在精神的深处，抚摸到我们看不见的伤处。我们也由此知道，对于存在的隐含，人类所知甚少，至于未开的门，还有许多许多呢。

1929年，赵景深在《文学周报》19期著文《鲁迅与柴霍夫》，赞美了两个作家的内心的相通，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把两人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的文章。赵景深是翻译家的慧眼，说了许多感慨的话。鲁迅的分量也因之被看重，说其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也自然有其道理。但能够真的理解他们之间的内在性的联系者，还是有写作经验的作家。后来，相近的话题开始增加，郁达夫、郭沫若、巴金都说过类似的话。1939年，郁达夫在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撰文《纪念柴霍夫》，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在我们中国，则我以为唯有鲁迅受他的影响为最大。鲁迅和他，不但在作品的深刻、幽默、短峭诸点上，有绝大的类似之点；并且在两人同是学医出身，同是专写短篇，同是对革命抱有极大的同情，同是患肺病而死的诸点，也是相像得很。不过有一点，却绝对的不同，鲁迅是没落的乡宦人家的子弟，而柴霍夫却是农奴之子。^[13]

郁达夫知道契诃夫的妙处，也深解鲁迅的气质，他们之间微妙的逻辑联系，非智者难以述之。这样的表述也把鲁迅的世界性的价值彰显出来。郁达夫自己的作品，未尝没有契诃夫的影子，但他知道自己的忧郁漫溢过了文字之间，在老练与成熟上不及他们，也是厚道之言。平凡、深切、广袤的境界，唯有智者方可为之，郁达夫在鲁迅那里，也深知了域外作家如契诃夫的价值。好的作家，背后所闪现的智慧，都是暗功夫使然，他对契诃夫与鲁迅的感叹，是有这样的因素的。

契诃夫在中国的影响是持续的，茅盾、郭沫若、胡风、巴金都有相关的文章出现，他们赞美了这位俄国作家，其实也隐含着对中国文学的期待。早期的白话文学作家，有许多都译过契诃夫的作品。除了周氏兄弟最早的译文集《域外小说集》有几篇契诃夫的作品外，周作人在《新青年》上译过《可爱的人》，胡适在《新中国》上译过《一件美术品》，茅盾译过《万卡》等，包天笑译过《第六病室》^[14]。文学家译介小说，既有流布的意思，也有学习借鉴的意思，可谓隐含深深。徐志摩曾大发感慨：

契诃甫是我们一个极密切的先生，极密切的朋友。他不是云端里的天神，像我们想象中的密仡郎其罗；不是山顶上长独角的怪兽，像尼采；他也不是打坐在山洞里的先觉，像托尔斯泰；不是阴风里吹来的巨影，像安特列夫；不是吹银箔色的九曲湾喇叭的浪人，像伯特莱亚。他不吓我们，不压我们，不逼迫，不窘我们；他走我们的路，见我们见的世界，听我们听的话，也说我们完全听懂的话。他是完全可亲近的一个伟人。^[15]

不同阶层的读书人都欣赏契诃夫的作品，无论左右，皆视其文圣之类的人物，可见其内在的丰富性。从百年间的相关材料看，契诃夫对中国文学的促进作用，是别人所不能代替的。契诃夫不仅在小说的形式上启发了中国的作家，关键是他善意的情怀，类似于耶稣的悲悯与爱，这些，刺激了中国白话文小说的进化，我们在许多作家那里都感受了一种呼应。

契诃夫被众人推崇的一个原因，恰如徐志摩的那个意思，是他的审美态度与精深矛盾的适当性。极端的体验，往往被平稳的语态所表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狂犹如尼采的精神一样，常人无法企及。而契诃夫的平静里的不平静，则更有亲和力。这个感觉，许多作家的是相似的。高尔基就说：

安·契诃夫一生都是靠着自己的灵魂生存的，他永远都是他自己，他有一种内在的自由，而且从不考虑一部分人期待他什么。他不爱谈“高尚的”话题……美好的东西都是单纯的。他热爱一切单纯、实在、真诚的事物，而且他有使人们变得单纯的方法。^[16]

这是俄罗斯以及俄罗斯之外的人们的一致的看法。许多中国的作家在论述契诃夫的时候，都意识到契诃夫这个参照的不可替代性。但是他们以为简单的移植这位俄国作家就可以得其真髓的想法其实是天真的。契诃夫有他朴素的一面，是常态的词语的表述者。但他的意义在于，常常在常态里看到最为灵动而撼人心魄的存在。那些小人物平凡的出出进进，却是雷鸣般的存在的引导者。契诃夫与鲁迅相似的地方在于，他们的作品的结构都很简单，类似中国的白描，可是那些留白的地段，却有千山万壑，翻转摇动的动人场景处处可见。所谓静水深流，就是这个道理。

神奇的作家，有时候以淡定之笔写波澜壮阔之景。司马迁如此，苏轼如此，鲁迅曾有一句诗：“于无声处听惊雷”，就是在平淡里的不平淡。“五四”之后，中国作家在俄国小说里，看到了此类的审美妙意，于是一拍即合，遂有诸多新小说问世。鲁迅之外，巴金、叶圣陶、沙汀、艾芜都受到契诃夫的影响。但这些作家对中国旧小说的研究不及鲁迅深厚，故作品的母语的力量感不够，落得简单化的样子，成了可以引以为戒的话题。

无论契诃夫，还是鲁迅，他们是在阅世阅人之余的一种超然于物的审视者。但在深处，他们极为相似的地方在于，又都是为灵魂而哭泣的诗人。因为都拒绝极端化的表演，拒绝沉沦，于是其人其文，有了另类的深意。他们其实都抓住了这一点。那进入人物内心的表述方式，我们在鲁迅的作品也隐约可以见到。在四面死寂的世界，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而反抗的第一步，就是睁开眼睛去瞭望世间的本色。一个灵魂的审问者，不都是法官和教父。来自平凡世间的平凡人的目光里不平凡的境界，与我们的距离是近的。

许多国家的作家对契诃夫十分迷恋。鲁迅与他们比毫不逊色。卢那察尔斯基分析这个原因的时候说：“契诃夫的同时代人为什么喜欢他呢？我想正是为了上述三个优点：形式的完美、幽默，以及悲伤的抒情，而这一手法一经他应用于实际生活，它们的价值就更高了”。^[17]契诃夫不仅在小说里做到了此点，在话剧中也风采不凡。由于鲁迅的兴趣所限，他没有译介契诃夫的剧作。因此对这位作家的完整性的理解不够。其实在契诃夫那里，小说与戏剧是同构的存在。这一点，犹太人看得清楚。犹太人对契诃夫的悲楚之心的理解颇为到位，因为对苦难有种异样的理解。以色列卡梅尔剧团的一个保留节目是《安魂曲》，这是据契诃夫的文本改编而成，编剧与导演是著名的汉诺林·列文，他将契诃夫三个短篇改编的话剧，谓之《安魂曲》。俄罗斯苍老的土地空寂的气息便暗暗袭来。演员使用的是希伯来语，浑厚而苍冷，借着提示，即便不懂得希伯来语，也毫不觉得是异国的语言的表演，那是天外来客或者我们远去的先人的灵魂的归来，真的如雷击顶一般，那深而广的世界，在我们面前完全展开了。

鲁迅和许多杰出的艺术家都深味契诃夫的内蕴在哪里。以色列的导演和鲁迅一样，看得出这是一个懂得悲剧命运的人才会有的感觉。整场话剧的理念出人意料，时空感与命运感都是在一种压抑的氛围内达成的。我第一次感受到，话剧的表达具有无限种可能，这种神秘的体验的神秘的形式，至少在诗学的层面给我们诸多的惊异。

契诃夫的世界在这里以特别的方式和我们面对着。小说已经十分动人了，而在话剧里，神异的苦楚的梦缭绕着，死界面前的各类人生都奇妙地出现。人类在死亡前的挣扎、无奈，各类的歌哭，都无法抵挡它的脚步。《安魂曲》是灵魂无法安顿的一种游移，大家都在可怜的世间。所有的外在的社会预示都失去了意义，只有死亡才是真实的。在回望人生的时候，你觉得可以温暖我们的躯体的存在少而又少。

这时候我觉出主人公的可怜，觉出世间的可怜，也觉出我们自己的可怜。以色列人借着俄国作家的眼光，如炬般照着世间。所有的存在都失去亮度，爱欲与狂欢后还是大的凄苦。人与人无法沟通，冷漠的面孔和无助的泪眼，才是精神的唯一表达。话剧勾人心魂，像乐曲般美丽缭绕。舞台语汇也如诗如曲般引人到幽玄之地，这在观众是意外的刺激，心绪被其远远地带走了。

在耶路撒冷、特拉维夫的土地上的人，何以欣赏俄国文学的隐喻，似乎可以猜想到。他们在契诃夫那里听到了不可表达的表达。中国人和犹太人在审美上有相似的经验，那或许与苦难记忆有关。在耶路撒冷的哭墙下，犹太人一遍遍诵经的面孔，是含泪的。我知道，旷古的苦魂缭绕下的世界，是易被一点点哪怕微末的光亮所感动的。

每个国家的人阅读契诃夫，都有自己的经验的投射，鲁迅与契诃夫相逢，仿佛是知己间的面谈，懂得迷人的所在何以如此。波洛茨卡娅在描述契诃夫与日本的关系时说，日本作家推崇契诃夫，可能与日本追求简练、客观性的审美传统有关^[18]，其实对于鲁迅未尝不是如此。但契诃夫的气质唤起了鲁迅的喜爱是真的。一切都是不可预料的，但我们能够做到的是直面。因为只有直面，才显示存在的价值。他们以抵抗的心，把无聊的生活色彩化了。

[1] 《鲁迅全集》第7卷，第198页。

[2] 谢天振、查建明主编：《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第206页。

[3] 童道明译注：《阅读契诃夫》，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57页。

[4] 《鲁迅全集》第6卷，第649页。

[5] 童道明译注：《阅读契诃夫》，第143页。

[6] 《鲁迅全集》第10卷，第445页。

[7] 《鲁迅全集》第10卷，第448页。

[8] 《鲁迅全集》第10卷，第449页。

[9] 童道明译注：《阅读契诃夫》，第116页。

[10] 《鲁迅全集》第2卷，第196页。

[11] 引自《周作人文类编》第10卷，第438页。

[12] 《鲁迅全集》第13卷，第528页。

[13] 《郁达夫全集》第11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00页。

[14] 关于此点，可参见刘岩：《契诃夫与中国现代文学》（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与马卫红：《现代主义语境下的契诃夫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的相关论述。

[15] 《徐志摩全集》第3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21页。

[16] ［俄］高尔基：《高尔基读本》，汪介之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88页。

[17] ［苏］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蒋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51页。

[18] 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集体编写：《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史》第1卷，谷羽、王亚民等译，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