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希腊人学习

20世纪的曙光来临前夕，整个欧洲弥漫着一种虚无主义的气氛，正处于转型期的德国也正经历着深刻的认同危机。“德国精神凭借它的美好的健康、深刻和酒神力量未被摧毁，如同一位睡意正浓的骑士，在深不可及的渊中休憩酣梦。”尼采在他的自述《瞧，这个人》中说。如何驱散19世纪的阴霾?尼采为这种虚无的时代精神开出的第一副药方，就是——向希腊人学习。“它只须善于坚定地向一个民族即希腊人学习，一般来说，能够向希腊人学习，本身就是一种崇高的荣誉和出众的优越了。今日我们正经历着悲剧的再生，危险在于既不知道它来自何处，也不明白它去向何方，我们还有什么时候比今日更需要这些最高明的导师呢?”

在尼采眼里，德国的虚无主义、逐渐衰落的时代精神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空虚无聊、缺乏深度，而是一种本质意义上的“拔根”状态。缺少了历史的根源、民族的神话信仰，现代人的虚无和无着落就是必然的结果。“现在人们不妨设想一下没有神话指引的抽象的人，抽象的教育，抽象的风俗，抽象的权利，抽象的国家;设想一下艺术想象力不受本地神话约束而胡乱游荡;设想一下一种没有坚实而神圣的发祥地的文化，它注定要耗尽一切可能性，发育不良地从其他一切文化吸取营养——这就是现代，就是旨在毁灭神话的苏格拉底主义的恶果。如今，这里站立着失去神话的人，他永远饥肠辘辘，向过去一切时代挖掘着，翻寻着，寻找自己的根，哪怕必须向最遥远的古代挖掘。贪得无厌的现代文化的巨大历史兴趣，对无数其他文化的搜集汇拢，竭泽而渔的求知欲，这一切倘若不是证明失去了神话，失去了神话的家园、神话的母怀，又证明了什么呢?人们不妨自问，这种文化的如此狂热不安的亢奋，倘若不是饥馑者的急不可待，饥不择食，又是什么?这样一种文化，它吞食的一切都不能使它餍足，最强壮滋补的食物经它接触往往化为‘历史和批评’，谁还愿意对它有所贡献呢?”尼采对这一问题的思索表明，他的希腊理想不仅仅是在谈论一个纯粹美学的问题，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政治，是在寻求对现代文化的救治方案，是对民族生活方式的全盘谋划。在本书“前言”里，尼采既已言明:“但愿他们在认真阅读这部著作时惊讶地发现，我们是在讨论多么严肃的德国问题，我们恰好合理地把这种问题看做德国希望的中心，看做漩涡和转折点。”希腊悲剧作为酒神冲动和日神冲动的完美结合，是尼采最为神往的艺术。所以尼采认定，是悲剧而非理性，才可作为德国文化的整合力量，只有以艺术形而上学的方式，才能救治现代性的诸般问题。尼采关心的不仅是悲剧历史，更是整个人类精神史，他只是以希腊悲剧问题为契机，旨在革新以苏格拉底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并以此重新评估日渐虚无化的现代价值。尼采对希腊文化的推崇首先在于它的“形而上的意义的冲动”，尼采认为，希腊艺术，特别是希腊悲剧“阻止了神话的毁灭”，而神话就像希腊人生活世界周围的屏障，保证希腊人不至于像现代人那样“脱离故土，毫无羁绊地生活在思想、风俗和行为的荒原上”。在尼采看来，悲剧的再生同时也是一种悲剧政治的复兴，只有回到悲剧时代的希腊生活方式，回到酒神冲动与日神冲动相互交织作用的状态之下，才算是真正找回了希腊精神。

尼采经常谈到的“艺术形而上学”究竟意涵如何?“生命只有通过艺术才能得救”，这是尼采不断强调的观点。尼采把艺术作为人所固有的形而上活动，即通过艺术赋予本无意义的世界和人生以一种形而上的意义，从而为世界和人生作审美的辩护，使人生变成了“艺术的、审美的、悲剧性的人生”，这样的人生便显得有充足的理由。在本书前言中，尼采就提出:“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艺术形而上学即是指艺术的形而上的美化。艺术将自然现实转化为审美现象而赋予自然现实以价值，艺术本质上是一种赋予价值的活动。”艺术形而上学实质上是一种价值形而上学，一种生命形而上学。艺术不是独立于人生而存在的，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而是为了人生的缘故。尼采将生命理解成唯一的存在，又将生命的存在方式理解成艺术，进而将存在论变成艺术学。尼采的艺术学不是美学而是生命学，在面对其他世界信仰的破产时，我们还能够设法将我们的人生骄傲地看做是我们自己的创造，就像看待一件自创的艺术品一样看待人生，只有这样，生存对我们来说才是可承受的。换一种说法，面对永恒循环的生命，人通过艺术创造而具有了双重身份:人既是大自然的艺术品，又是艺术家;既是被造之物，又是创造者;既渺小，又伟大。

“艺术形而上学”的提出，是基于人生和世界缺乏形而上意义的事实。根据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人生即意志之表象，意志又是无法满足的渊薮;而人生却又总是去追求这种无法满足的渊薮。所以，人生即是一大痛苦。叔本华得出了否定世界和人生的悲观结论，似乎成了现代的西勒诺斯。尼采承认世界和人生本无意义，自然现实本身无所谓价值，生生死死只是生命的永恒涌流，在此涌流中无物永存。对于个体的生者来说，至深本质全然恐怖。但尼采不甘心悲观厌世，为了肯定世界和人生，他便诉诸艺术，“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是有充足理由的”。也就是说，人生之所以还值得过，成为欢乐的和有人性的，就只有通过艺术，靠人自身在混茫无序中、在自然本身不能提供意义的地方创造出一个意义来。悲剧正是这样一种艺术，它将这一生命涌流的过程转化为一个原始艺术家的审美游戏，个体世界是这审美游戏中的瞬间作品。由此，艺术便赋予自然现实以及个体世界以审美价值，并通过这一赋予价值的活动来为现世辩护，为苦难者提供救赎。在那里，苦难转化为巨大的喜悦形式，个体生存的价值也由之得到辩护。因为有了悲剧艺术的佑护，希腊人并没有对“生命无常”感到恐惧，相反，他们在自己创造的“醉”与“梦”的幻象世界里“遗忘”了“生命无常”的事实，并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日常生活世界中去。正如尼采所介绍的“前苏格拉底时代”的赫拉克利特的哲学，赫氏把世界的生生灭灭比作在海滨堆沙子的孩子的游戏，孩子们将垒砌的沙堆成了即毁，毁了又造，在成与毁中体验快乐，和艺术家一样，创造欲永不止息。苏格拉底主义的兴起，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盲目的知识冲动，“不顾一切地说出真理”，最终摧毁了希腊悲剧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并以一套理性主义或功利主义的道德说教取而代之。当世界进入柏拉图主义的危险轨道后，又以“灵魂不朽”、“善恶报应”等作为安抚民众的新的道德说教。最终，基督教又把柏拉图主义演变成了充满谎言的“民众的柏拉图主义”。当尼采喊出“上帝死了”后，他将上帝之后的世界理解为一个新的伟大的个人时代，这是一个历史的“漩涡和转折点”，危机中也包含着可能性。人们可以就此重新去寻找一种真正有价值的、有生命力的、本源性的东西，那就是作为欧洲精神源头的古代希腊。

赫拉克利特　约公元前540—前480年，古希腊哲学家、爱非斯派的创始人。

希腊悲剧使人们直面这样一个事实:只有一个世界存在，那就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充满偶然、任意同时也意涵丰富的世界，没有“彼岸”可以救赎，没有宗教可以逃离。但是随后，尼采通过希腊悲剧的狄俄尼索斯精神表明，人类可以通过酒神的沉醉而超越痛苦，使自我重拾生命意志，变成自身的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面对一个没有上帝的西方被抛入虚无主义深渊的问题，面对文化涣散、生命疲弱的现代，要恢复文化的完整性和生命力的强健，就是要张扬此种艺术精神。艺术让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从自身内部获得新的激情和力量。尼采呼唤悲剧的再生，使之成为宗教的替代物，行使宗教曾经对民族的文化和人类的生存所发生过的作用。如此，通过对悲剧艺术与悲剧精神的独特理解，尼采就为“上帝死了”之后的西方现代性问题构建了一个以艺术为核心的救赎方案，一个新的审美神话。在尼采看来，能够抵制欧洲虚无主义的，作为个人的一种生存方式，就只有重新找回前苏格拉底时代的那种“充满激情的状态”，哪怕是一种虚幻的激情，也比虚无主义本身重要。艺术充满幻想，甚至就是一种欺骗，但尼采认为，“出于求生存的目的就需要谎言”。事实上，柏拉图主义的道德、科学、宗教都是“说谎的不同形式”而已。希腊悲剧又何尝不是一种高贵而伟大的谎言?它使希腊人遗忘了人生无意义的“事实”，完全沉浸在酒神精神的狂欢里，基于这种遗忘而快乐地生活下来，并创造出伟大的文明。由此看来，尼采虽然不遗余力地反对苏格拉底的理性主义或柏拉图主义，但他最终却接受了一个柏拉图主义式的结论:生活需要谎言而不是真理，因为真理是对生命的危害。

事隔十多年之后，尼采在《自我批判的尝试》(1886)一文中对自己的首部哲学著作进行了一番自我剖析。他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视作自己“最深刻的书”，而《悲剧的诞生》只是“出自纯粹早期的极不成熟的个人体验”，是一本“傲慢而狂热的”、“成问题的书”。尤其是关于艺术形而上学的观念，尼采认为《悲剧的诞生》还“散发着令人讨厌的黑格尔气息”，以及叔本华的“报丧者的香水气味”。所谓艺术形而上学，也就是把艺术当作形而上学，把形而上学当作艺术，对于必有一死的个体生命而言，这种形而上的慰藉不过是一个幻觉，一种致幻剂。尼采对叔本华的超越，也只是在同一个形而上学的地平线上强者对弱者的超越，并非本质意义上的超越;尼采对苏格拉底理性主义的批判，也只是用一种新的非理性的致幻剂来代替理性主义的致幻剂。尼采在后期完全改变了立场，他不再坚持“艺术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慰藉”，不再用“艺术家之神”的身份讲话，而是恢复了人的身份。他告诫青年们，人生并非一定需要一种浪漫主义的、基督教式的形而上学的慰藉，“你们首先应当学会尘世慰藉的艺术，——你们应当学会欢笑，你们有朝一日也许把一切形而上学慰藉——首先是形而上学——扔给魔鬼”。

“我的朋友，你们信仰酒神音乐，你们也知道悲剧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在悲剧中，我们有从音乐中再生的悲剧神话，而在悲剧神话中，你们可以希望一切，忘掉最痛苦的事情!但是，对于我们大家来说，最痛苦的事情就是——长期贬谪，因此之故，德国的创造精神离乡背井，在服侍险恶小人中度日。你们是明白这话的，正如你们也终将明白我的希望。”尼采的文化理想是古希腊，在那里，人的有限性和自我冲动通过悲剧艺术的陶冶，在宁静的肃穆中，生活世界和神话世界结为一体。尼采要用古希腊的酒神精神来更新和净化德国精神，他的最终目的是在反抗传统与习俗的束缚中转向文化政治与伦理学的改革，希望德国文化能与德国的民族性相结合，重建德国文化，增强德国的民族性。尼采认为，在现代世界，这种希腊式的文化理想似乎已由法国文化承担起来，他以羡慕的口吻说道:“长期以来，作为法国重大优点和巨大优势的原因的东西，即民族与文化融为一体。”并不是说法国就是希腊的转世，而是法国体现了“民族”与“文化”的有效融合，这也是“一个民族的内在生活基础”。虽然法国当时刚刚被德国打败，但从文化政治的意义上，尼采却肯定了法国的领先地位，预言了德国社会发展的“落后优势论”，为近代德国的社会思想奠定了紧迫感和危机感的基调。虽然尼采直率地指出了德国文化的相对不成熟，但对德国文化潜在的创造性又抱有一种“希望的形而上学”式的理想，因此才在这本“悲剧之书”里一再地呼吁:“现在且随我去看悲剧，和我一起在两位神灵的庙宇里献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