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杜·加尔及其作品

如果我们不是怀着试一试的心态，而是用睿智的目光观察一切，那世界在我们的眼中会是什么？

——托尔斯泰

一、出身平民阶层

1881年3月23日，罗杰·马丁·杜·加尔出生于法国巴黎。

他的祖父和父亲均为律师，母亲则出生在一个股票经纪人的家里。杜·加尔在《回忆》一文中对自己的家庭做了详细的介绍，他的姓氏“杜·加尔”本是地名，他的祖先是布鲁波尼人，世世代代以耕种为生。

18世纪以来，杜·加尔家族一直身处平民阶层即法国旧政体中的第三阶层，生活在贵族和僧侣阶层之下。虽然杜·加尔的父亲一族和母亲祖上都出现过数位律师，但却从没有出过军人、商人和艺术家。

杜·加尔在他11岁那年进入没有一定教区限制的自由祭司们创办的中学——费鲁诺中学读书。学校里的艾贝神父十分喜爱他，杜·加尔因此做了他的学生。后来他专门写了一部小说《让·巴鲁瓦》献给艾贝神父。少年时期的杜·加尔就十分喜欢文学，他的一名感情甚笃的同学后来成了出版家，二人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二、初步独立

在费鲁诺中学读了三年书后，杜·加尔被父亲送到了美尔利欧夫妇创办的学校，成了一名寄宿生。虽然这段时间很短暂，但对杜·加尔的影响却是深远的。他进入了一个与以往生活完全不同的环境当中，精神上获得了足够的自由，这让他感到无比舒畅，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他渐渐培养起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习惯。

虽然那时社会上的一些观念让他很反感，会出言相讥，但对于美德，他是心怀崇敬之情的。

三、工作方法

年轻的杜·加尔，文学方面的造诣已经很高了。对于这一点，他的老师美尔利欧了如指掌，美尔利欧老师只是指导他如何培养观察和分析事物的能力。对杜·加尔的论文，美利尔欧老师往往要求他写得简明扼要些。每天早上，老师都会给他一道题目，并亲自批改。杜·加尔说：“对于某个问题，我只要看上一眼，头脑中便有了大致的轮廓，然后，按自己判断的情节的轻重，计划如何着手写作。这种习惯和能力就是那时跟美尔利欧老师学习的时候养成的。后来在我着手创作《蒂博一家》的时候，先将人物和众多纷繁的事件编成索引和图表，然后开始大致描绘几个场面。最后我把准备好的资料全都摊在桌子上，好多张桌子，再加以整理编纂完成。”

着手开始创作时，正是杜·加尔要参加大学入学考试的关键时期，正因为有了美尔利欧先生教他的那套观察和分析事物的方法，他才得以顺利通过了考试。

1900年至1901年，他在索尔朋大学学习，最终获得数种学士学位。在此期间，他遇到了昔日好友艾美尔发（1847—1916，法国批评家），好友再三劝说他从事文学创作。1902年在鲁安服役期间，他认识了库贝。1903年至1905年，考入夏尔特学院，毕业时凭借《吉米艾吉修道院的毁灭》这篇论文获得古典学院的毕业证书。

在夏尔特学院学习的这段时间，对于杜·加尔的写作生涯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段时间他专心整理资料，积累的素材翔实又完备，几乎成了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如不然，他的许多作品，诸如《让·巴鲁瓦》《摩摩尔上校的回忆》等，单单是搜集素材一项工作就不知道要耗费多长时间。

四、纪实主义者

1906年，从夏尔特大学毕业后，杜·加尔就与布克小姐结了婚，1907年他们的女儿出生。

新婚夫妇结束了北非的蜜月旅行后，杜·加尔就开始创作《圣人传》，他孜孜不倦地写了一年半，当他把原稿念给朋友听后，竟下决心要毁掉它。

1908年，杜·加尔开始投身精神医学研究，这段时间他频繁地出入医院和实验室，如坦斯私立医院的心理实验室、巴黎市立医院、妇女养老院、收容所等。他竭力想要走进患精神分裂症病人的世界，以求找到他们与正常人之间的差别。正因为有了这段经历，他成了一个纪实主义者。后来，他借助作品中一位外科医生的口，说了一句话：“我认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职业便是医生。”

但是杜·加尔的纪实主义表现得太明显，以至于让读者产生了误解，比如在《让·巴鲁瓦》这本书中，他将科学写得几乎是万能的，而且还毫无节制地大加赞扬，可事实上，他并不想这样写。他只是站在一个纪实文学创作者的角度去创作，而完全置读者的感受于不顾。纪德在日记中说：“与杜·加尔长谈后才发现，他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与其说杜·加尔是纪实主义的忠实拥护者，不如说他更加热爱科学的明晰。一切不明了的东西，都会让他产生怀疑，但这也并不代表他对朦胧事物的完全抗拒，相反，那些能引起他兴趣的东西，他都要弄得明明白白。他的这种观点在他的作品中有明确的体现，这种追根究底的精神，是他拥有执着信念的证明。

五、结稿

1908年春天，在杜·加尔的不懈努力下，他以让人惊叹的速度完成了这部小说，并于同年秋天自费出版。这部作品有包含很多优点，“文字的画面感”最先得到了读者们的认可。其中有一段这么写：“肥胖的人一般都比较丑陋，容貌平平又笨拙滑稽，可是，这种肥胖有时候却能博得人的好感。他就是这样一个人，高个子、大块头、宽肩膀、大腹便便。他的长相和他的年龄相比，极不相称。他的大鼻子，耸立在脸庞中间，突兀而傲慢，成了人们看他时目光的聚焦点。他又白又胖，褐色的头发背向脑后。他的上唇处蓄着两撇胡子，这让上唇更显得突出；他那厚厚的下唇松弛地垂着。人中也在那满脸肥肉的衬托下显得深刻而明显。他的脸上挂上一丝冷笑时，那表情着实让人心生厌恶。他的心思更是透过他的眼神不加掩饰地流露出来，这更让人反感。

“老土的装扮，丝毫跟流行不沾边，让人鄙视。脖子上挂着皱巴巴的领带，一顶被压得扁平的帽子，扣在那头乱如飞蓬的头发上……他这身装扮倒和不修边幅的艺术家有几分相似，也像搞摄影的。”

凡是认识杜·加尔的人，无论男女老幼，都觉得他这段自画像式的描写惟妙惟肖，也加深了人们对这个有点儿傲慢的年轻作家的印象。

六、小说创作者

杜·加尔想成为优秀的小说家，有几个人是他的偶像，如巴尔扎克、福楼拜、托尔斯泰、陀斯绥耶夫斯基。他最崇拜的还是托尔斯泰，并将他当作自己追求的目标。但读过杜·加尔作品的人都认为，他的作品中不仅找不到托尔斯泰的影子，甚至还和托尔斯泰的风格大相径庭。杜·加尔的作品思路清晰、结构严谨，还十分注重写作方

法。托尔斯泰的作品则以散漫的美、神秘的情感著称，给读者营造一种迷幻般的意境。杜·加尔从托尔斯泰那学到的，并不是盲目地模仿甚至抄袭，他学习的是托尔斯泰作品中展现出的博大的胸怀和对客观事物的真实描述。杜·加尔说，托尔斯泰最让他折服的，就是他描写的人物总是那么栩栩如生，就像把一个人物领到了读者面前；他对事件的描绘也总是那么真实可信，就如同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读者不仅能通过他的文字看到一个人物的外表，甚至能在文字的引领下走入人物的内心，触碰他的灵魂。他看到了深藏于人类灵魂之内的秘密，能与世界共呼吸。探测人类深不可测的内心世界，并不是件简单的事，非得有百折不挠的毅力不可，一旦你探寻到了哪怕是一星半点儿的秘密，便会有顿然开朗的感觉。具备了敏锐的洞察力，再神秘的人在你面前也会褪去他神秘的面纱，让你洞察他的心灵。

七、留心观察他人的小说家

杜·加尔是一个性格外向的人，他在留心观察他人一事上花费了大量心血，并且竭力去剖析每个人的个性。最后他得到一个结论——人与人之间有很多相似点，即“共通性”，人们通过这些共通性足以了解自己。人对于自己的个性和天赋大多一无所知，要花费大量时间经过不断努力才能深入地了解自己，这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有些人，耗费了大量时间才弄清楚自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而更多人，却一辈子也没了解自己，糊里糊涂地度过了一生。

若想成为一个出色的作家，就必须摆脱狭隘的观点，不能像哲学家或随笔作家那般辖制自己。杜·加尔曾仔细观察过纪德，他说：“如果碰到一些他不关心的专业问题，他就毫无兴趣。小说家应该对世间万象有追根究底的精神，不能轻易放弃任何一件看似偶发事件。小说家詹姆士曾说：‘无论谁的话都能引起我的兴趣，在我看来世上并不存在无聊的人。’”

小说家应该客观地听取别人的建议和意见，并把自己对这些现象的看法通过作品中的形象表现出来。杜·加尔就是一名这样的小说家，他在作品中曾借助雅克·蒂博之口发表自己的意见。总之，这种才能，就是创作的才能，也因他对大众心怀同情，能与他们的遭遇形成共鸣，不自觉间，他已将自己的影子投射在了雅克身上。“不论是如何自我封闭的人，都像中了某种咒语，自觉地将心门打开。”小说家只有超越一切偏见，设身处地，其作品才能让读者打开心扉，找到共鸣。马尔曼就曾说：“他那标志性的微笑，让他看上去不像是个搞文学的人，而更像一个乡绅。他没有废话……我们交谈时，当我为吐露自己的心事后悔时，他会巧妙地引导我说出埋藏在心里的隐私……在他的引导下，我很容易地就把心事一吐而尽！”

八、《让·巴鲁瓦》

《完成》一书出版之后，杜·加尔又投入《马利斯》的创作中，但他对自己的作品并不大满意，只发表了其中一篇《我们中的一个女人》，虽然是自费出版，但他却和出版社达成共识，下次再出版作品时，出版社要负担一定的费用。这之后，杜·加尔又信心满满地写了一部自己很满意的长篇小说《让·巴鲁瓦》。这部作品在他心中酝酿了很多年，他花了三年的时间才准备将它付诸笔端。在这部作品中，他想呈现发生在自己上一代人中间的两件大事，即德雷福斯事件和摩德尔尼斯姆事件。摩德尔尼斯姆事件是发生在20世纪初的基督教运动，杜·加尔尝试着用新教义解读旧信仰。

为何杜·加尔会对摩德尔尼斯姆事件如此关心？这还要从他念费鲁诺教会中学时说起。在这所学校就读时，他受艾贝神父教诲最多、受其影响最深，二人之间的情感也最深。之后二人一直保持来往，彼此间的情谊延续了许多年。1895年，艾贝神父担任费鲁诺中学的校长，开始关注各种出版物，他希望为宗教尽一份力，让宗教解救更多人的灵魂。杜·加尔的作品中，能找到艾贝神父的身影。艾贝神父私自印刷了许多没有署名的小册子，想做件善事，谁承想却因此引来了祸端。与艾贝神父不睦的个别神父，趁他不备，偷偷潜入校长室，偷出了小册子。艾贝神父因此事辞去了校长职务，还被削夺了圣职。杜·加尔这样写道：“不管艾贝神父是否具有圣职，在我的心目中，他始终是艾贝神父，无论是从精神上、思想上还是态度上，他都是一个虔诚纯粹的宗教信徒。”

德雷福斯事件发生时，杜·加尔并未留意，反倒是过后，他才对这件事产生了兴趣。《让·巴鲁瓦》一书中，有他对这件事详细的看法。但是《让·巴鲁瓦》一书记述的都是一些过去的历史事件，一般人不会感兴趣，倒是不断发生的新事物，能激起人们回望历史的兴趣，从而沉下心来考察事件的背景。

中产阶级崛起后，法国进入了共和时代，百姓不再觉得身在庶民阶层可耻。犹太人紧跟着也兴起了，逐步进入权势阶层，这反倒让一些人感到不安。

表面看上去德雷福斯事件和摩德尔尼斯姆事件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但深究就会发现，它们在寻求真理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让·巴鲁瓦》一书中，有明确的表述。“19世纪那些大胆开放的思潮，在社会尚无建立均衡的基础前，就一一幻灭。这些先驱大胆地朝未来迈进，尽管身处不安当中，他们仍高喊着人权万岁”，这种反德雷福斯主义的教义综合主义，其实是一种反动思想，它对过去强调真善美的传统加以否定和批判。

杜·加尔在《让·巴鲁瓦》一书中，用简短有力的笔法，描写了人物之间的对话，但出版这一作品的葛拉塞出版社却对他的这部作品不满意。

此时，杜·加尔偶然间在街上邂逅了昔日好友卡利曼，卡利曼告诉杜拉尔，最近几位朋友以纪德为首，创办了《新法兰西评论》杂志，他目前在那儿效力。他要杜·加尔将《让·巴鲁瓦》的原稿交给他。纪德读完《让·巴鲁瓦》几天之后，便迅速打电话说要早日出版这部作品，随即又写了一封信，信中便有后来广为人知的名句：“我无法确定这本书的作者是不是个艺术家，但我能确定他是一个倔强的男人。”

九、《新法兰西评论》

这时候，杜·加尔的创作便顺风顺水了，《让·巴鲁瓦》一问世，便大受欢迎。

《新法兰西评论》推出了许多优秀的文坛新星。杜·加尔回忆1940年他初逢纪德时，对他的容貌和谈吐深感惊讶。

杜·加尔还认识了当时的演艺明星库波，此人让他对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该不该涉足这个领域呢？1922年8月，他创作完成一部农民戏剧作品《路易爷爷的遗产》，该剧于1924年2月被搬上舞台，至今仍被视为经典大众剧。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杜·加尔又重新与库波取得了联系，并常常去剧院找他，希望能给朋友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本来他曾尝试写一部喜剧作品，但觉得这样的作品是脱离现实生活的，于是，便打消了这个念头，开始潜心于数部长篇作品的创作。

十、着手创作《蒂博一家》

1920年春天，他在从父母那继承来的乡间土地上构思了小说《蒂博一家》的大纲。他的这部作品，极易让我们联想到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1922年4月，《蒂博一家》第一卷《灰色笔记本》问世，紧接着，1922年5月第二卷《教养院》也创作完成。这两卷都是简短易读的小说。在创作这些作品时，他一改自己在《让·巴鲁瓦》一书中的创作手法，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决定冒一次险，至今他都无法忘记葛拉塞出版社对他的作品所持的冷淡态度。创作《蒂博一家》好像不仅仅是一种创作，而更像是表达一种态度。他希望名利双收，博得广大读者的欢心，不想再循着以前那一无风景的老路走。他成了《新法兰西评论》重要的撰稿人。《蒂博一家》中，他塑造了一个得不到父亲理解的可怜的孩子。杜·加尔对这个孩子的肖像及成长过程做了细致的描写，手法堪称高明。

1932年《美好的季节》问世，1926年《诊断》《索莱丽娜》先后出版。

在此期间，杜·加尔的父母相继去世，他通过义父贝利姆在近郊买了一栋房子，在装修这件事上花费了大量时间和金钱。

1928年《父亲的死》也出版了。

后来的一件事让他备受打击，那就是，自1902年来就与他亲密无间的好朋友库波，竟然成了他的女婿，这件事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1931年1月1日，他在与妻子一同回家的路上遭遇车祸。养伤期间他曾着手《蒂博一家》第七卷的创作，打算在住院休养期间出版，后来经过反复思量，还是放弃了，就这样《蒂博一家》的创作一度中断。

养伤期间，他大胆地创作了短篇故事集《非洲的告白》，后来又创作了剧本《沉默寡言的人》并于当年秋天把这部剧作搬上舞台。

两年后《旧法兰西》创作完成。

接着，杜·加尔继续系列小说《蒂博一家》的创作，1936年《一九一四年夏天》问世。1940年1月《蒂博一家》第八卷《尾声》创作完成。

《一九一四年夏天》是整部作品中内容最丰富、字数最多的一卷，此卷主要描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人们彷徨无措的心情。整部作品中作者都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对国际社会主义的支持，这一举动对于杜·加尔来说是一项极具风险的赌注，幸而，读者对他的喜爱没有丝毫削减。《人间的条件》出版后，政治主题小说就风靡一时，人们处于新战争爆发的威胁当中，而《一九一四年夏天》中却呼吁和平，这对于当时日渐弥散的战争氛围，算得上是当头一棒了，因此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二年初，杜·加尔便因此作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十一、诺贝尔文学奖及和平主义

斯德哥尔摩瑞典文学院的委员，称赞《蒂博一家》：“这部小说，对现代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生动的刻画，作者对艺术的忠诚，值得称赞。”杜·加尔凭借这部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从另一方面说，杜·加尔对战争始终保持着冷静的态度。他从不觉得自己国家的利益高于其他民族的利益，而始终将世界和平作为追求的最高目标。也因为这些，他的作品才广受读者喜爱。1915年罗曼·罗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源于此。19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纳托尔·法朗士发表获奖感言时曾说：“战争后签订的各种条约，并不是和平条约，而是战争的延续。如果欧洲好战派不接受停战的忠告，那欧洲终将灭亡。”他的这些言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些话也深深影响了杜·加尔，他曾在作品中说：“几年的战争过后，法国和英国并没有得到哪怕是一星半点的利益。只有实现欧洲大陆的永久和平，才有利益可言。”《一九一四年夏天》同罗曼·罗兰的《超越战争》一样，被称为“小说化”的作品。

杜·加尔是一位纯粹的和平主义者，他认为战争给人民造成的伤害是无以复加的。但由于生活的时代不同，杜·加尔和罗曼·罗兰对和平主义的看法又大相径庭。杜·加尔生活的时代，俄国和德国都是法国的劲敌，它们都有统治世界的野心，视人民为他们征服世界的工具。《蒂博一家》中，严厉地批判了社会主义中的党派之争，雅克·蒂博更是对暴力恨之入骨，他为社会革命甘愿奉献了多年青春。

杜·加尔的和平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崇高的理想和豁达的胸怀，不如说他更清楚和平对于人民来说意味着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今，因经济意识形态的不同，世界截然分为两大阵营。借助外交手段达成和解和让步，消除国与国之间的敌对情绪，晓之于利害，远比单讲情感更容易达到目的。

十二、《旧法兰西》

杜·加尔在一本作品中冷静地分析了人类种种卑劣的本性，那就是《旧法兰西》，一本文字优美得如同画卷般的作品。故事发生在法国的一个小村庄。杜·加尔将村民们的冷漠、贪婪、残忍等丑态一一赤裸裸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杜·加尔倾注了无比火热的热情，耗时两个月，完成了这本书。

这本作品文体恰切，还运用了极为巧妙的手法将一个个小故事串联起来，连接之处浑然天成，毫无斧凿的痕迹，和康德片段集的风格极其类似。书中语言清晰，又不乏讽刺意味，堪称一部成功的作品。但是作者本人却并不看重这本书，只当它是为练手而进行的创作，只是对小农阶级进行了不留情面的讽刺。若以此为标准，恐怕市民、法庭、议会更值得讽刺呢！这本书的一大特色，就是大量运用了方言。后来，杜·加尔还动过写一本《年轻的法兰西》和这本《旧法兰西》形成对应的想法，但又觉得太低俗，遂打消了这一念头。此期间，另一件事情让杜·加尔更感兴趣，他打算完成系列小说《蒂博一家》。

十三、文学与创作理念

杜·加尔逐渐发现了自己的文学天赋，能费最小的力气取得最大的收获，是因为他有科学的方法，如此，在处理那些庞杂纷繁的题材时他才能举重若轻、游刃有余。一生当中，他从不吝惜时间阅读新闻，并且把获得的信息分类整理，整合成笔记。只要和社会学有关的资料，他都会尽心搜集。日复一日，他便积存了一笔巨大的宝贵的财产。在创作《让·巴鲁瓦》和《一九一四年夏天》时，这些资料起的作用不可小觑。

在创作《让·巴鲁瓦》和《一九一四年夏天》两部作品的间隙，他曾写信给自己的弟弟皮耶：“我正努力让自己从椅子上站起来，从书桌前离开，尽量走出去吹吹风。”这话外的意思是，他打算减少搜集资料的时间，多走出去接触不同类型的人。为了多观察人们的生活，多了解他们的思想，他整天坐在露天咖啡店，睁大眼睛竖起耳朵，仔细注意身边的每一个人。他暂时放下了搜集资料的工作，转而对观察各色人物充满了兴趣。杜·加尔能从任何一件别人觉得了无趣味的事件中发现不朽的神奇，这让他无比兴奋和满足。

十四、小说的朦胧感

一名小说家的身上会有很多优点，但有一点却很特别，那就是他们时常否认自己和小说主人公有相似之处。杜·加尔虽然以创作纪实文学闻名，但他却常常对读者寄予希望，希望他们别把自己和小说中的主人公混为一谈。

许多读者都认为杜·加尔以自我为原型塑造了雅克·蒂博这一形象，并在访问或写信时向他询问此事。

他只好耐着性子解答：“我并非雅克·蒂博的原型，我们像一对好朋友，仅此而已。我对书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倾注了满腔热情，雅克·蒂博无疑是我最钟爱的角色……但我希望读者不要误解我的作品……不可否认，雅克是个聪明仁厚的青年，这是他的个人魅力，但是他在做决定时，常常会有错误的判断，他没有主见、优柔寡断、犹豫不决，这些都是他性格中的缺陷。许多读者在读这本书时，被雅克吸引，似乎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某些特性。”

《完成》和《蒂博一家》存在共同点，即作者对作品中主角所具有的幻想精神持否定态度，尽管这种否定出自善意，但却表明作者并不支持书中人物的观点和思想，一味地回避征兵是无益的，这就如同以头撞墙，根本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杜·加尔并不反对抗争，但他的抗争只停留在精神层面，而没有任何行动效果，就如同以卵击石，除了牺牲自己，根本无法达到任何预期的影响力。作者认为这是极其不成熟的做法，对其心怀同情之心，对于那些行动没有任何实际效果的梦想家，他不得不表露出自己的批判态度。

别人对杜·加尔的误解让他十分不快。他觉得自己是个强者，而他的作品中的人物大多是弱者的形象。他在给好友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作品中的人物，大多是虚构的，并没有真人。但这些人物，在我心中孕育了五六年的时间。就拿《让·巴鲁瓦》来说吧，提笔之前，我做了三年的构思，真的感觉他就和我生活在一起，就如同是我的双亲或是挚友般亲密。其他作品中的人物，也一样。”

他所描述的情形和巴尔扎克很相似，巴尔扎克每写作之前，也要将那些角色在心中酝酿两三年的时间，后来他创作出了《人间喜剧》。但是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虽然也很真实，却没有杜·加尔作品中人物的那种厚重感，杜·加尔塑造的人物更加贴近生活，他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刻画得无比真实。但是，难道这些人物真的和他本人毫无关联吗？

我认为肯定不是。杜·加尔作品中的各色人物，大多是从他的身体中抽离出来的，但他却不像创作《包法利夫人》的福楼拜那般坦诚，敢于承认：“包法利夫人的原型便是我！”

让·巴鲁瓦究竟和杜·加尔有几分相似呢？回答这个问题的确不是件简单的事。不可否认的是，让·巴鲁瓦确实是杜·加尔在心中孕育多年才塑造出的人物形象。经过多年的深思熟虑，他完全有能力掌控人物身上的每个细节。如果杜·加尔没有亲身体验，他又如何塑造得出让·巴鲁瓦这样的人物呢？

1937年12月，杜·加尔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公共场合露面时曾说过：“若想深入了解一个作家的本质，可以到他的作品中去找寻线索。不管作家的生活如何神秘，他提笔写作时都会自然地流露出自己的本心，摘下平日里的假面具。”

杜·加尔作品中的对话十分明晰，从人物对话中便可知道作者想要表达什么。杜·加尔的作品总是给人一种宽容大度的感觉，事实上，他对“真理”的追求是十分执着的，这一点他不同于雅克·蒂博，反而与哥哥昂图瓦纳·蒂博有相似之处——他们都笃信实证主义真理。他这种相反的意识，隐含在整部作品之中。

十五、道德与信仰

不信宗教的人认为，没有信仰和没有道德完全是两码事。杜·加尔认为，一个不信宗教的人并不意味着他就舍弃了道德。似乎他对背德主义（纪德的一种主张，即小说主人公身上所具有的大胆藐视一切既定的道德观念、冲破宗教和家庭的桎梏、尽情地满足人的自然本性、追求个人主义的人生理想）并不排斥，并不觉得这是危险的事。

他曾做过三件违背道德的事，但并不觉得后悔，或者内心后悔并未表现出来。爱是神圣的，每个人都无法拒绝对爱的秘密的探寻。

纪德创作了《一粒麦子不死》和《背德者》，他在某部作品中甚至大胆而直白地对同性恋进行了描写。杜·加尔的一部作品中，也曾露骨地对一名美少年进行描写，这种描写一点也不比纪德逊色。或许真是受了朋友的影响，他才勇于打破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在《非洲的告白》一书中，他甚至还对近亲通奸这类丑事进行了描写，显然，他并不反对纪德《背德者》的观点。

有着丰富情感的读者，对于那些自我主义过分明显的人，会产生震惊、不可思议的态度。杜·加尔借小说人物雅克·蒂博之口，发表了自己对金钱问题的看法：“遗产会让我腐败。若不是因为战争爆发，我真无法想象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拥有了金钱，我会很自然地滋生特权思想，会觉得别人理所当然应该付出劳动。那时的我会丧失羞耻心，心里只会保存可耻的优越感。”

这种对传统观念的公开挑战，不能不说没受背德主义的影响。如果有钱人能拿出一部分钱做慈善，倒是对传统道德的践行，能减少不公现象，增进人与人的情感。但是，很多人对慈善事业持排斥的态度，甚至不满，本能地对其回避，不愿缩短自己与穷人的差距，给有钱人增加纳税负担。昂图瓦纳·蒂博对社会上的不公平毫不在意，他甚至觉得没必要同情谁。

就杜·加尔而言，能从昂图瓦纳身上而不是雅克身上找到他的影子。如果说雅克这一人物形象的原型是他，那简直是大错特错，雅克只是一个跟不上时代潮流的落伍者。这恐怕才是杜·加尔自己真实的写照。他说：“我绝不是雅克，雅克完美得像个圣人，他是那么坚强，那么刚毅！”

十六、为圣人歌颂的作家

杜·加尔曾被一个法国诗人称为“为圣人歌颂的作家”，还以此为题写了一篇论文。尽管杜·加尔的观念、感情和创作背景都很真实，但就目前的观点来看，这一切显然都落伍了。他的作品中隐含着“圣性的观念”，只要是自己认定去做的，不管有无希望都会全力以赴。这是杜·加尔对背德主义的发扬和升华，如果没有这些，他的小说便失去了吸引力。书中身为医生的菲力普对雅克的了解十分深刻，他对昂图瓦纳说：“人类如果失去神秘感，何谈进步？并且历史也一步步验证着这些……引起社会动荡和前进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你是否了解自己的弟弟？……他拥有清晰强烈的信念，或许他就是社会前进的先驱。战争之后，会有一番全新的局面呈现在你我面前……”

是的，我们的世界，离不开昂图瓦纳那样的人，但同样也不能缺少像雅克那样的人，他就像是存在于世的盐，他就像一团燃烧在人们灵魂深处的火焰，带着激情和圣人的品性，他让人们黯淡的内心至少还存有那么一点儿火星。

十七、尾声

德军占领法国期间，杜·加尔一直生活在尼斯，这时他正忙于创作《摩摩尔上校的回忆》。这本笔记体小说描述了1904年以来所发生的诸多事件。为了完成这部小说，他将自己堆积如山的资料加以整理，找到那些对主题最有用的东西加以编纂整合。但直到杜·加尔逝世这部作品也没出版，他的好友艾而巴承诺会让读者看到这部作品最完美的形式。

虽然他已经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一殊荣，但并没有自满，仍笔耕不辍，继续在文学的世界耕耘。他为写作整理素材的时候，仍旧像那个古文学校的毕业生，也仍旧继承了身为律师的父亲严谨认真的态度。

已出版的其遗著《书简》和《日记》，对研究杜·加尔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958年8月22日，杜·加尔因心脏病发在家中逝世。这位因创作《让·巴鲁瓦》而深受读者喜爱的作家的生命之灯熄灭。他的夫人九年前就已先他离开了人世。纪德也于1951年辞世，这让杜·加尔临终之前很平静，他的遗言中有一句话这么说：“现在我什么也不在意了，甚至连死亡都不在意了……”

1951年，杜·加尔和朋友参加纪德的丧礼时，曾因纪德的家人请神父来丧礼上祷告而抗议。1958年，他还为此事进行调查，并向总统请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