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幸福之旅终于告一段落。在这段旅途中，我走过了几千英里路程，经历了冰岛正午的黑暗，也领教了卡塔尔有形的热浪。见识了瑞士井然的秩序，也感受了印度的不可预知。我逃过了一场军事政变，尝到了灵光一闪的甜头，还痛失了一支贵得离谱的钢笔。我本来还能拯救一只笨蛋臭虫的小命。我抽过了摩洛哥大麻，品尝了腐烂的鲨鱼肉，甚至还戒了咖啡，虽然只坚持了短短几天。
现在，我又回到了纽约机场，在这小小的机场世界里一边等待回迈阿密的航班起飞，一边消磨着时间。我的肚子正顶着酒吧的吧台，口中灌下第二杯血腥玛丽。我真爱机场的酒吧。这里的每个人都来自别处，并将去往别处，还有一种出人意料的温馨氛围。每个人都享受着这躲不开的当下时光。
我越来越像个佛教徒了。我想着，突然瞟到侍者的铭牌——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见铭牌上写着“幸福”二字。
“你真名就叫幸福吗？”我问他。
“没错，我出生的时候，我爸爸感到幸福无比，于是给我取了这个名字。”
“是这样。我想冒昧地问你一个问题——你一定知道的——它究竟是什么？”
“什么是什么？”
“秘密，成为你、成为幸福的秘密。”
“保持微笑。就算心情不好，也要微笑。”
显然，这回答算不上深刻，但堪称睿智。“幸福”侍者没有费气力去为幸福定性——傻瓜和哲学家才会那么做。我不是哲学家，所以也只能以一种直白的方式对幸福作一个总结：金钱很重要，但绝非万能，也并非必要；家庭是宝，朋友也一样；嫉妒是毒药，多虑也不好；海滩可有可无，信任和感恩必不可少。
但是，若想再进一步阐释幸福，却会驶入一片充满危险的水域，而幸福这头海豹却滑滑溜溜，叫人怎么都捉它不住。一路上所见的矛盾总让我困惑：瑞士人极端保守，却很幸福；泰国人松懈懒散，也很幸福；冰岛人从纵饮中寻找幸福，摩尔多瓦人却借酒消愁愁更愁。也许只有印度人的脑子才消化得了这些矛盾，我却不行。一筹莫展之下，我给幸福学首席学者约翰·赫利威尔打了个电话，盼着他能为我解惑。
“很简单。”赫利威尔说，“通往幸福的路不止一条。”
对呀，我怎么忘了这茬？托尔斯泰微微颔首：不幸的国家都是相似的，幸福的国家各有各的幸福。
想想碳元素吧，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之一。碳元素是一切生命、一切幸福以及所有事物的基础。碳原子的善变足以媲美变色龙。若是将碳原子环环相扣，紧密结合，便能得到钻石；若是换一种组合方式，将它们松散地堆成一团，却是一把煤灰。排列的不同，带来万千形态。
地方也是一样——组成元素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在于排列组合，在于比例分配。将各元素以某一方式组合，便得到了瑞士，换一种方式组合，却成了摩尔多瓦。掌握平衡最为重要。卡塔尔空有财富，却缺了文化，纵使家财万贯，也无法消化。
还有冰岛，本来绝无幸福的可能，冰岛人民却真真切切地幸福着。冰岛深谙平衡之道，虽为小国，却处处彰显国际都市的魅力。冰岛把黑暗和光明，高效和懒散，美国人的进取心和欧洲人的社会责任感完美而又幸福地结合在一起。而文化则是将这个国家粘连在一起的胶水。有了文化，一切便大不相同。
在这趟旅行中，我还生出一些恼人的疑惑，其中有不少现在还困扰着我。我怀疑，幸福是否真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是上上之善。也许诗丽·诗丽·若威香卡古儒吉说得没错，爱的确比幸福重要。是啊，幸福有时只是一个题外话。去问一个辛劳工作的单身妈妈是否幸福，她很可能会没好气地说：“现在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人们虽然渴望幸福，但也要挑对时间。我们之中大多数人会选择丰富而有意义的生活，而不会选择幸福但却空虚的生活——当然，前提是空虚与幸福有可能并存。
心理学家戴维·迈尔斯说过：“不幸自然有其作用。”此话不假。不幸能够提醒我们警惕将至的危险，刺激我们想象力的迸发。冰岛的例子证明，不幸也有着甘甜的滋味。
一天，BBC网站上的一条新闻吸引了我的目光，标题是“接触泥土，得到幸福”。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的研究人员将土壤中的“友好”细菌注射进肺癌患者体内。结果，患者们的幸福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也相应改善。虽然研究者们最终并未得出确凿的结论，却也指出了一个事实：肮脏能让人类茁壮成长。地理学家段义孚也说过：“美好生活……并非只存在于温室之中，粗砂的磨砺和刺耳的真话必不可少。”
段义孚是这个时代一位默默无闻的地理大师，在我寻找幸福的旅途中，多亏他的著作陪伴我一路颠簸。段义孚将自传中的一章取名为“救命的地理”，这题目难免有些不够严肃。其实，倒也在理，地理的确能够成为人类的救赎，环境造就了人类。如果将这一道学理念往前推进一步，似乎可以断言，我们即是由所处的环境所塑。环境之内外并无区别。由此观之，存在也变得热闹许多。
“乌托邦”一词有两层意思，既指“好地方”，又指“不存在的地方”。这便是了。最为幸福的地方，在我看来，是在天堂的另一头。人若是完美无瑕，想必也叫人无法与之相处；地方若是完美无瑕，自然也无法为人类所居住。“一辈子的幸福？简直与活地狱无异！谁堪忍受！”萧伯纳在剧本《人与超人》中如是说。
幸福数据库的保管员费恩霍芬说得不错：“幸福虽离不开生活的基本条件，但绝不需要天堂的养尊处优。”人类具有超强的适应能力。我们平安度过了冰河时期，我们可以适应一切环境。人类可以去不同的地方寻找幸福，甚至这地方本身也可以改变——这点闭塞小镇斯劳的居民可以作证。幸福祭坛上的铭文定是铅笔所刻。
我的护照又躺回了书桌抽屉。我也得以重温家庭给予我的欢愉，重拾每天早晨在同一张床上苏醒的惬意，重新认识亲情让人安心而不是让人担心的愉快道理。
旅行的意义也不时带给我惊喜。某天，我的iPod摔坏了，里面收藏的近两千首歌曲全部丢失。要是在过去，我的怒气怕是能掀翻屋顶。可这次，脾气却像夏日的雷雨，来得快也去得快。我还惊奇地发现，自己居然开始把泰国人的口头禅“没关系”挂在嘴上。没关系，过去就让它过去吧。如今，我越发警惕嫉妒对人格的腐蚀，并尽力在它冒出苗头之前将其掐灭。我不再把失败看作万劫不复，也学会了欣赏冬日夜空的美感。我从二十码外就能分辨笑容的真伪，并新近培养起对新鲜蔬果的热爱。
走过了这么多地方，见过了这么多人，只有一个人时常让我记起——他就是卡玛·尤拉，不丹学者，也是癌症幸存者。“个人的幸福并不存在。”卡玛·尤拉曾告诉我，“幸福百分之百是相互联系的。”当时，我并没有把他的话当真，总觉得他在夸大其词，只是为了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想象中重要而已。
如今我却发现，卡玛的话并无半点夸张。我们的幸福完全且绝对与他人有关——亲人、朋友、邻居，甚至那个你不曾正眼看过、却天天为你打扫办公室的清洁大婶。幸福不是名词，也不是动词。幸福是连词，幸福是结缔组织。
那么，我们是否找到了自己的幸福之地？我是否找到了自己的幸福？我家里还是堆着一柜子满满当当的包，我抑郁的倾向也越发严重，但我还清清楚楚记得自己经历过的幸福时光。我正竭力听从奥登的建议，“抓住机会，跳舞吧”。我很庆幸奥登并没有在“跳舞”之前加上“优美”二字。
我的幸福并没达到百分百的纯度。要我说，用“费弗提费弗提”形容也不为过。但若是将所有因素考虑进来，我觉得这并不算是坏事。没错，一点也不坏。
弗吉尼亚州沃特福德市
二○○七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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