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的儒贾表现

“贾名而儒行者，谓之儒贾。”^[9]儒贾即是儒商，徽商在经商过程中通常会继续保持读书好学、吟诗作画、热爱文化的传统，徽商“居常屈首抱几，自六经以及百氏无所不窥；凡金石古文、名家法帖、手摹指画，务得其真，无所不习；绘事则自皇唐以迄胡元，名品则自宗器以迄玩物，无论百金之价，什袭之珍，无所不购”^[10]，彰显了“贾而好儒”的特色。

一、贾服儒行

戴震说，徽商“虽为贾者，咸近士风”^[11]。这是对徽商重儒的准确描述，他们或是“先儒后贾”，或是“先贾后儒”，或是“亦贾亦儒”，从而形成“贾而好儒”的重要特色。

徽商弃儒服贾，多是因为家遭变故，无以为生，只好从贾。如歙县人江羲龄自幼习儒，后“以亲老家贫，弃儒服贾，以为供养”^[12]。歙县潭渡人黄长寿因父亲年老才去经商，他“以儒术饬贾事，远近慕悦，不数年赀大起”^[13]。歙县岩镇人程其贤十六岁“时家中落，弱冠弃儒服贾”，他往来于闽越荆豫之间，“……生平耽经史，重伦常，崇尚朴俭，远近推为典型”^[14]。歙县唐模人许仲容“少读书白岳”，长大后“贾扬州”，其人“平生深究性命之学，以诚敬为宗。教子读书、取友尤有法”^[15]。休宁人汪淖，“性颖悟，过目终身不忘”，显然是个业儒的好材料，不幸“父卒，家中落，弃儒服贾走四方”^[16]。绩溪商人章策十二岁时随父亲到浙江兰溪读书应举，拜名儒赵虹桥为师，不料他十八岁时父亲突然病逝，不得不“弃儒承父业学贾”，他“虽不为帖括之学，然积书至万卷，暇辄手一编，尤喜先儒语录，取其有益身心以自励，故其识量有大过人者”^[17]。婺源董邦直有弟兄五人，本来都读书，后因家庭生计所迫奉父命去经商，可他“奔走之余，仍理旧业，出必携书盈箧……善交游，大江南北名宿时相往返，稍暇，手一编不撤”^[18]。清代婺源人汪辑五，自幼“习举子业”，并立志要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但不久因“家贫亲老”，遂弃儒经商^[19]。在徽商看来，经商目的是“治生”，而维持生计不仅仅是满足个人的生存需要，更应满足整个家庭和家族的生存需要。徽商常常将赡养父母、抚养兄弟子侄、遗爱族人当作自己经商的具体目的，从而践行了理学家所宣扬的孝道。比如，明代休宁商人查杰弱冠之年即往芜湖，“运筹决策，吻拟然圭”。在谈到经商目的时，查杰说：“吾诚不忍吾母失供养，故弃本而事末。”^[20]可见孝悌思想对他的影响非常深刻。

有些徽商是屡进科场、仕途无望之后，被迫从事商业活动。休宁人程祖德，“连举未第，退事于商”^[21]。休宁人汪可训起先业儒，“终不得志……遂辍帖括”，而去经商^[22]。休宁人吴天衢，“初业制举，屡试郡邑弗售，乃弃儒而商”^[23]。休宁北郭人吴天衢，“初业制举，屡试郡邑弗售，乃弃儒而商”^[24]。明代绩溪人章献邦因为两次参加科举未中而服贾，“家世业儒，少承家学，两试不偶，遂隐于贾”^[25]。婺源游山人董步爵多次考试不中，“少业儒，工时文，历十七试，竟不售，愤而习估，动辄折阅。叹曰：‘名利非吾有’”^[26]。婺源人董荣宠，“困于名场，遂弃儒而服贾，积株累寸，而家道日丰”^[27]。歙县西溪南人吴“受业于乡先辈叶丽南先生，读书问政山中，手披口吟，寒暑无间”，后来他“大伯父早卒，而王父治鹾汉皋”。他感叹地说：“嘻！余不能事事碌碌羁塾门，以家口贻亲忧乎！”乃弃儒服贾，与三叔分任其事。但他内心仍向往儒业，“昼筹盐策，夜究简编”，只因“棘闱屡踬”，“始绝意名场”^[28]。歙县人鲍雯年轻时聪明好学，“手录六经子史大义，积数十箧”。自从父亲去世，家道中落，他一心想通过科举考试改变命运，结果连连失败，无奈之下，只好去两浙盐场继承父业。“虽混迹廛市，一以书生之道行之。”^[29]歙县人江春，“性警敏，少攻制举，为王己山太史弟子”。也是因为参加乡试未能被取中，“遂弃贴括经商扬州”^[30]。金榜题名、光宗耀祖是徽州宗族子弟的最高追求，但任何时代能够进入仕途者毕竟只有少数，一位徽商说：“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贾而成功也十之九。”^[31]这个悬殊的比例，势必会影响人们的观念，于是“弃儒从贾”就成为大多数读书人的重要人生出路。

徽商往往有解不开的文化情结，一部分人经商致富后弃贾从儒。黟县人汪廷榜少年时学习经商，二十八岁那年，在汉口观景时，他内心萌动了弃商从文的想法，于是就开始读书，学文词。他还和戴震等大学问家建立了朋友关系，最后中了举人^[32]。程晋芳“治盐于淮，时两淮殷富，程氏尤豪奢，多畜声伎狗马”，而他“独愔愔好儒，罄其赀购书五万卷，招致多闻博学之士与其讨论”。他一“见长几阔案心辄喜，铺卷其上而事不理”，把生意上的事情都交给家奴打理，以至负债累累。直到四十多岁，他献的赋才得到皇帝的欣赏，中了进士，最后参加了《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33]。歙人方冏卿“少从父兄为商，请改业为儒，冏卿之兄不许，强而后可”^[34]。歙县沙溪人凌顺雷经商致富后，好学不倦，尤其“雅嗜经史，尝置别业，暇则披览于其中。教诸子以读书为首务”^[35]。歙县商人潘仕弃贾服儒，“从胡先生受《尚书》，及其治博士家言，不出户而合辙，游学于越，会少师徐相公视学严陵，遂挟策而子少师，补建德学馆弟子”^[36]。歙县人江登云，十六岁随兄外出经商，大获成功后却殊不自得，决心“志功名，为国家作栋梁材”，于是弃贾业，入武庠，“连第进士，膺殿廷选，侍直禁卫”，“后官至南赣都督”^[37]。歙县人许蘧园，虽“试陶朱策，拥多财”，却“壮岁通籍部曹”，官至大观察^[38]。休宁人汪因“父卒，家中落，弃儒服贾四方”，后来“复习举子业，读书江汉书院，癸卯、庚戌登两榜，甲寅考授中翰。……擢吏部文选司主事，历考功验封司员外”^[39]。绝大多数徽商“本为儒，去而从贾，非其志也”^[40]，一旦他们致富后，极有可能重新业儒，求其次也会“亦商亦儒”。

大多数徽商是“亦商亦儒”。以休宁和黟县为例。黟县人郑作虽四处经商，却“挟束书，弄扁舟，孤琴短剑，往来宋梁间”，完全是一个书生形象。难怪熟悉他的人都说他“虽商也，而实非商也”^[41]。黟县商人余士溥好学，白天经商之暇，“手不释卷，无事不出户庭”；晚上仍“焚膏继晷”，学习“每至夜深”。虽为商人，但其“学问渊博，虽通儒尚不逮焉”。^[42]黟县商人朱光宅“尤重学问，一时根柢朴学之彦与夫辞章胜流，皆乐数晨夕文酒相娱。兄弟三人夙夜比偕相与讨论古今，规过奖善”^[43]。黟县西递人胡际瑶，自曾祖“创业江右”，“凡四世弗坠”。他“虽业商，然于诗书皆能明大义，舟车往返，必载书箧自随。每遇山水名胜之区，或吟诗，或作画以寄兴，著有《浪谈斋诗稿》一册。又工笛，善音律，饶有雅人深致，与庸俗市侩不类”^[44]。休宁中市人金鼎和，“躬虽服贾，精治经史，有儒者风”^[45]。休宁安乐人汪志德“虽寄迹于商，犹潜心于问学无虚日。琴书棋画不离左右，尤熟于史鉴，凡言古今治乱得失，能历历如指诸掌”^[46]。休宁人汪应浩，“虽游于贾人乎，好读书其天性……治《通鉴纲目》、《家言》、《性理大全》诸书，莫不综究其要，小暇披阅辄竟日”^[47]。

再以婺源和歙县为例。婺源商人江恭埙，“生平好《纲鉴》，市肆中亦手不释卷”^[48]。婺源人洪庭梅“迨遨游江湖，不屑屑权子母计，携书数箧，晨夕长吟”^[49]。婺源人王鸿崟“挟策走吴楚，业渐裕”，他“性耽书史，老不怠，著为家训，杨郡伯跋其简，程为‘贤哲格言’；张邑侯礼致宾筵，沐恩优老之典”^[50]。歙县泽富王延宾在吴、越、齐、鲁等地做生意，他“性颖敏，好吟咏，士人多乐与之交，而诗名日起”。有人对他母亲说：“业不两成，汝子耽于吟咏，恐将不利于商业。”他母亲却答道：“吾家世承商贾，吾子能以诗起家，得从上游幸矣，商人之利何足道耶！”^[51]歙县竦塘人黄文茂“善于治生，商游清源”，“赀日饶益，业日丰大，雄于齐鲁、新安间”，他“雅好儒术，博览多通……喜与文士游，清源名流，屈己纳交，暇日琅琅讽诵经史”^[52]。歙县商人吴彦先，“暇辄流览史书，与客纵谈古今得失，即宿儒自以为不及”^[53]。歙县双桥人郑孔曼经商成功，但他不满足于此，还有文化追求。他在各地经商时，俨然一派书生模样，“峨冠长剑，裦然儒服”。他还著有近体诗若干首，皆有古意^[54]。与郑孔曼相比，许文林的表现更自然，他的志向不在经商而在读书，所以手不离书卷。他喜欢吟咏，甚至在良辰美景里邀集宾客饮酒赋诗，通宵达旦^[55]。最自然的也许是孙大峦，他在生计富裕的同时，喜好和文人学士交往。通过这样的交往和学习，他知晓了许多古代的名言道理，于是他的心胸开阔起来，文化使他脱离了市井的庸俗趣味。他并不像郑孔曼那样用儒生的穿戴装扮自己，却实实在在地有了士君子之风^[56]。

二、结交文人

徽商喜欢结交文士，供养着一批文人墨客。明朝文坛一代盟主王世贞曾对他的朋友说：“徽商见到苏州文人，就像苍蝇追逐羊肉一般。”而他的朋友却答道：“苏州文人见着徽商，也像苍蝇追逐羊肉一般。”王世贞无言以对，只好一笑了之^[57]。从这则故事中可以看出当时苏州徽商与文人之间的关系。扬州也不例外，江春在明代文人康海的读书处建起了康山草堂，此外，他还筑有江园、深庄、乐园等别业。江春建筑这些园林，既供自己享用，也用来聚会文人，吟风弄月，显示风雅。乾隆三十一年（1765年）十二月十九日，他邀集了一批文人在寒香馆悬像赋诗，以纪念苏东坡诞辰七百周年，钱陈群、曹仁虎、蒋士铨、金农、陈章、郑板桥、戴震、金兆燕以及吴敬梓的儿子吴烺都参与其中，成为一时盛会。袁枚在给他写的墓志铭中记载：他“性尤好客，招集名流，酒赋琴歌，不申旦不止；邗江地当冲要，公卿士大夫下至百工伎艺，得珍怪之物，及书法名画，无不從從然履及公门，如龙鱼之趋大壑”^[58]。有的文人（如蒋士铨、金兆燕）就常年吃住在康山草堂的秋声馆里。

马曰琯、马曰璐两兄弟^[59]乐与文人交往。马氏兄弟祖籍祁门，自其祖父马承运在两淮经营盐业，马氏家族遂迁入扬州，成为两淮著名的盐商家族。《清稗类钞》记其“业盐居维扬”，“为群商领袖”^[60]。马氏兄弟虽然是商人，却以藏书家和诗词创作而著称，四方名士过访，“款留觞咏无虚日”，或“适馆授餐，终无倦色”。故四方名士过扬“以不踏其户为阙事”。全世望、厉鹗、符曾、金农、陈章、姚世钰等皆馆其家。文学家厉鹗年届六十尚无子嗣，马氏为之割宅蓄婢。史学家全祖望曾患恶疾，马氏“出千金为之励医师”。姚世钰客死扬州，马氏替他料理后事。《清稗类钞》载有马曰琯为郑板桥还债修宅事情，郑板桥罢官后，常住马家。正如袁枚在《扬州游马氏玲珑山馆感吊秋玉主人》一诗中所说：“横陈图史常千架，供养文人过一生。”马氏兄弟与经过扬州的四方名士结成“邗江诗社”，诗酒酬和。乾隆初期，扬州诗文之会盛况，由此而发。当年马氏小玲珑山馆的盛况，《扬州画舫录》曾有记载：“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篠园及郑氏休园为最盛。……每会，酒殽俱极珍美，一日共诗成矣，请听曲，邀至一厅甚旧，有绿琉璃四，又选老乐工四人至，均没齿秃发，约八九十岁矣，各奏一曲而退。倏忽间命启屏门，门启则后二进皆楼，红灯千盏，男女乐各一部，俱十五六岁妙年也。”^[61]诗会以酒肴珍美蜚声远近，“诗成即日发刻，三日内尚可改易重刻，出日遍送城中矣”。马氏兄弟与文人的游宴唱和之诗集为《韩江雅集》。

歙县盐商鲍志道好交文士，与鸿儒硕彦推心置腹。鲍志道年幼辍学，走南闯北，商务倥偬，不能专心致志地读书，这是他一生的憾事。但他从不怨天尤人，而是见缝插针，饭前马后，手不释卷，勤以补拙，至老而弥笃。大学士纪晓岚在为他作的传中说：“少而废书，老而勤学，著作颉颃于作者，于先生亦为余事。”可见他好学不倦的精神。他不娱声色，好交文士，诗人袁枚为鲍志道重建龙山慈孝堂作诗十解，刊于《小仓山房诗集》；作简牍一通，措词有云：“老长兄（指鲍志道）关切之情，不但老人刻书之费，有所取资，而亡妹一家之寡妇孤儿，俱免填于沟壑……”可证二人之情谊^[62]。鲍志道经常举办诗文酒宴，如扬州歙籍文人罗聘、汪士慎、巴慰祖、方辅、程晋涵等，都次第延请至家，待若上宾，笔墨所求，皆酬以重金。鲍氏祠堂中的楹联、匾额和族谱家乘中的图经、像赞、行状都是清代名士撰写。撰写《鲍氏义田记》的名家有：翰林院侍讲、书法家梁同书，吏部尚书朱圭，大学士、书法家刘墉，内廷供奉、户部主事、书画家黄钺，两江总督陈大文五人。他们用文墨盛赞鲍志道一家的义举，不乏溢美之词。清代著名书法、篆刻家邓石如，更是鲍志道的长年食客。鲍氏世孝祠、文会、聪步亭等地的匾额都是邓石如的手笔，字字珠玑，流芳后世。

三、巴结官宦

官商合流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商人自身贾儒结合的延续，贾而好儒的徽商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徽商无论行商或坐贾，无论在本地抑或外籍，无论大贾、中贾抑或小贾，他们大多攀援官僚士大夫，这是崇儒的表现^[63]。随着专制政权对商业干预的深化，商人依托官府已是其经营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汪道昆说：徽商“视簿领如左券，纳苞苴如子钱”。簿领是官吏的指称。古代契约分为左右两联，双方各执其一；左券即左联，常用为索偿的凭证。也就是说徽商或用钱买通官府，或自己捐资为官，就像执掌左券，可以索偿，取得商业上的好处。苞苴即蒲包，指馈赠的礼物，引申为贿赂。意思是商人把贿赂官府看作是贷款，可以源源不断地收到利息（即子钱）^[64]。因此，徽商很注意结交官府要人。

徽商往来多缙绅。歙商梅仲和，“弃儒服贾，贸易吴门……重交游，乐与贤大夫款洽，姑苏为冠盖往来地，慕公名者恒造庐以访”^[65]。歙商凌和贵在武汉经商，“自达官绅士及氓庶无不以礼相接，与地方长吏过从款洽”^[66]。婺源商人李古溪服贾江湖，也是“晋纳于贤士大夫，每以名显”^[67]。休宁商汪松峰弃儒就贾，在吴楚经商，“予每接豫章、饶阳诸缙绅士夫，无不啧啧称公”；休宁商汪浩一到吴越即交欢当地缙绅士，后来在楚蒲，“楚人士争交欢者复如吴越”^[68]。休宁商陈尤德“善交游，海内名流恒欲得而交之，故座客常满，樽酒不空，在北海之遗风焉”^[69]。被称为“禺策（盐业）中之铮铮者”的盐商程易，也与漕运总督铁氏、南河总督徐氏和淮关监督某公过从甚密。他曾与王勋辉、王绳武、徐临清、薛怀等举办“五老会”，宴集于荻庄，备极一时之胜。这次耆绅雅集由漕运总督铁氏作序刻石以记，远近传为佳话^[70]。歙商江春竟“以布衣上交天子”，让一些商人羡慕不已^[71]。

徽商还愿意帮助那些暂时失意的官员。“红顶商人”胡雪岩在当学徒的时候，遇到了书生王有龄，王有龄想进京赶考却又贫困潦倒，胡雪岩冒着风险，私自从钱庄里借了500两银子给王有龄，王有龄走了，胡雪岩却被赶出了钱庄。后来，王有龄做了官，帮助胡雪岩成就了大商业。徽商对一些暂时失势的官员也往往不吝解囊，表现出少有的慷慨。如歙商方佺“尝贾楚汉间……观察某诖误，将入京，贫不能办装，佺厚赠资斧，后复原任”^[72]。徽商何永昌贾于广济县时，“广济县令陈某失上官意，将以亏帑劾”，他“弛囊金六千助之，事乃解”^[73]。

徽商还乐意资助一些士子，也许因为这些士子将来就是官员。乾隆、嘉庆年间的《绩溪县志》记载：明代礼部尚书、大学士许国“为诸生时家贫”，绩溪粮商曹显应“设肆郡城，乐善好施，常助其膏火，后果显达”。在绩溪旺川，一直流传着曹显应和许国的友情佳话。有一天清晨，曹显应打开店门，看见一个衣衫单薄的年轻人，蜷缩在屋檐下，冻得浑身瑟缩，他忙将年轻人引入店堂内的火盆旁。这个年轻人就是许国，他是县里读书的秀才，昨天回家探母回来迟了，关了城门，他只好露宿在曹家米行的屋檐下。曹显应见他身体瘦弱，谈吐文雅，便视为知己，长期供养他食宿，后又资助他赴京参加科考。许国金榜题名，身居高官显爵后，与曹显应交情弥笃。虽然许国发达后如何支持曹家的万年米行，已无资料可考，但是万年米行的昌盛，除了曹氏父子善于经营外，自然少不了许国这样的高官作后台给他们带来的好处。^[74]歙县雄村曹文埴，家贫，很有文思。黟县西递富商胡贯三对他大力义助，赠银千两为他盛装入京，更极力代他上下斡旋。不久，果然时来运转，曹文埴进京殿试，一举蟾宫折桂，点榜传胪，官至户部尚书，深得乾隆皇帝宠信。其子曹振镛刚成年就考中进士，不断加官进爵，后被擢为工部尚书，进而升为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曹文埴临终家训，嘱厚报于明经胡氏。怎奈胡贯三是商人，无法提拔，商议再三，曹振镛决定把自己最宠爱的小女儿下嫁给胡贯三的小儿子胡元熙。从此，胡家也有了“政府庇护”。

徽商还希望通过婚姻攀援官宦^[75]。徽州望族“婚配论门第，辨别上中下等甚严”，“婚礼重门阀，轻聘纳”^[76]，深受徽俗浸染的徽商总是千方百计地想和封建官员联姻。扬州徽商有一位义女江爱娘，颇有几分姿色，“等待寻个好姻缘配着，图个往来”。听说朝廷韩侍郎打算娶个偏房，“先自软瘫了半边”，立即派媒人说合，把江爱娘“认做自己女儿，不争财物，反赔嫁妆。只贪个纱帽往来，便心满意足”。后来，韩夫人去世，江爱娘被立为继房，并获夫人封诰，“那徽商（被）认做干爹，兀自往来不绝”^[77]。明代万历年间，杭州城内徽商吴某有女求配，一心想嫁给一个佳士，故许多求婚者均被拒绝。万历十三年（1585年）仲秋节后某夜，商人梦见龙戏爪水中。次日，姚江徐应登以儒士应试毕，偕友过商门。其友竭力作伐，入言于商。徽商听说只是个儒生，“虽口诺而意未允”。朋友劝商人出门看看。谁知商人送友及门，看到徐应登正“濯手水瓮中”，恰好与商人昨晚“龙戏爪水中”的梦境相符，商人认为这是一大吉兆，不仅“欣然许之”，而且“恳请友玉成”^[78]。导致商人前倨后恭的戏剧性变化的主要原因，就是徐应登“濯手水瓮”的偶然动作，这充分反映了徽商右儒崇官的心态。

徽商不惜重资贿赂权贵。时人在谈及两淮盐商时说：“官以商之富而朘之，商以官之可以护己而豢之，在京之缙绅，过往之名士，无不结纳，甚至联姻阁臣，排抑言路，占取鼎甲，凡力之能致此者，皆以贿取之。”^[79]两淮盐商的主体是徽商，所以这段话实际上也可说是徽商的写照。明万历年间，徽州木商王天俊等数十人闻知宫中将大兴土木，乃“极力钻求，内倚东厂，外倚政府”，广挟金钱，依托势要，钻求公文，终于买通官吏，求得代购皇木16万根的特旨。有了这道特旨，他们不仅可以夹带私木数千上万根，还能够借口皇木逃税32 000余根，亏国课五六万两^[80]。为了贿赂权贵，徽商还将官员赃款代为营运，让他们坐取厚利。嘉靖年间活跃于两浙盐业界的休宁商王全，“诸豪贾借资贵人，往往倾下贾。承事（指王全）主退让，耻于贵人权。于是荐绅大夫，皆愿请交承事”^[81]。即说贵人（中贵人即宦官）以金贷与盐商，在当时比较流行。嘉靖、万历年间，国子监学生嘉谊把全部资金授予歙商方景真，支持方景真从事长芦盐业^[82]。雍正时，经商于武陵（今湖南常德）的徽州木商方某“贷旗员王银五万金”^[83]。歙商王某与锦衣卫千户高舍人相识，终纳舍人之女为妾，这高舍人“独任侠，游诸中贵人，乃从中贵人贷万金，出贾淮上（两淮）”^[84]。可见徽商与宦官资本也有结合。

李琳琦认为，儒术是徽商与官府结合的“粘结剂”。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权力主宰一切，徽商要想在商界站稳脚跟，并求得发展，就必须与权势结缘；而要与权势结缘，除了金钱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儒术了，因为儒与官通，官僚为了附庸风雅，自然对儒术存有浓厚的兴趣^[85]。休宁商汪新贾于淮扬，“既雄于赀，又以文雅游扬缙绅间，芝城姜公、金公辈名儒巨卿皆与公交欢”^[86]。休宁商汪可训曾就学于南京国子监，博学多才，名噪南都。一时名士缙绅各得与语为快。后弃儒服贾于芜湖，周旋于士大夫之间，与前来摄芜湖关事的西蜀雷公以及继任者潘二岳结成莫逆之交。“余如罗柱史、张栓部、程观察诸大老曲席折节，指不胜屈。……往来造访无间日，或漏泻二十刻，犹稠迭庭中，太学（可训）不厌也。”^[87]歙商黄存芳“虽为贾人，而言论风旨雅有士人标格，故缙绅辈乐与之交”^[88]。歙商黄长寿，“翁虽游于贾人，实贾服而儒行，尝挟资流览未尝置。性喜吟咏，所交皆海内名公，如徐正卿、叶司徒等，相与往来赓和，积诗成轶，题曰《江湖览胜》并《壬辰集》，前太史景公赐为之引，梓成藏为家宝”^[89]。

李琳琦指出，盐商与盐官的结合更加紧密。因为徽州盐商的文化水平比较高，且又熟悉盐务，所以盐政衙门有关因革损益事宜，常常请他们参与决策^[90]。明歙商黄崇德，因“博览多通，上自《春秋》、《管子》之书，东汉盐铁之论、唐宋食货之志，明兴《大明会典》，讲求周悉”而得到盐政官员的赏识。盐政监司有事，往往向其垂询，而他“则条陈利害，言论侃侃，监司辄可其议，下其法于淮之南北”^[91]。任两淮总商四十年的歙人江春，就是因为“少攻制举业……练达明敏，熟悉盐法，司鹾政者咸引重推为总商”^[92]。歙商鲍志道幼时家贫，但“夜诵所读书必精熟，母喜，然后敢卧”。后来“总司两淮盐策日”，还不忘披览百家之篇。据载，“公少废书，老而勤学，好接文人著作，颉顽于作者”。^[93]可见鲍志道也是凭借自己的文化知识和经商才能，方能出入于盐政衙门，并被委任为总商达二十年之久。任两淮总商数十年的歙人黄莹亦如此。黄莹因“读书，通大义”，又能悟计然之术而博得了盐官的器重和盐商的爱戴^[94]。袁枚曾录有一段趣事：“程鱼门多须纳妾，尹公子璞斋戏贺云：‘莺啭一声红袖近，长髯三尺老奴来。’文瑞公笑曰：‘阿三该打。’”^[95]程鱼门即徽州盐商程晋芳，他后来弃贾业儒，文瑞公指当时的两江总督尹继善。这段谐谑的插曲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已十分融洽。官与商之间形成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正是“儒术”的媒介作用。

四、热衷刻书

清代祁门人马曰琯、马曰璐兄弟是刻书大家，也是藏书家。丛书楼、小玲珑山馆分别是他们兄弟常用的刻书堂号，家设刻印工场。当时扬州学者秦恩复广搜古本并慎选良工刊刻，所刻之书，世人称之“秦版”。马氏兄弟也不甘人后，所刻版均工楷细书，秀丽天成，校勘的精确、版式的精美均属上乘，世人称之为“马版”。时传马氏兄弟与人举行诗会，诗成即发刻，三日内尚可易改，不数日便遗送全城^[96]。这样的刻书热情，有利于促进扬州的文化繁荣。康熙中马曰琯丛书楼刻马曰璐辑《小玲珑山馆丛刻》6种13卷。康熙、乾隆间丛书楼刻唐张参撰《五经文字》3卷，唐唐玄度撰《新加九经字样》1卷，东汉许慎撰《许氏说文》15卷，梁顾野王撰《玉篇》30卷，北宋陈彭年撰《广韵》5卷等书。以及马氏丛书楼刻宋娄机撰《班马字类》2卷，年代不详，后又重刻《斑马字类》5卷。乾隆三年（1738年）马氏刻阎笺本宋王应麟撰《困学纪闻》20卷。乾隆间马曰琯不惜千金刊清朱彝尊撰《经义考》7种300卷。乾隆初马氏刻清汪士慎撰《巢林集》7卷。马曰琯去世后，马氏兄弟著作大多由马曰璐校刊行世。马曰璐小玲珑山馆辑刊景宋本《宋本韩柳二先生年谱》4种8卷。光绪元年（1875年）小玲珑山馆刻清黄宗羲撰《金石要例》1卷。马曰璐仿宋重雕唐颜元孙撰《干禄字书》1卷。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马曰璐刻马曰琯撰《摄山游草》。乾隆二十三年马曰璐刻马曰琯撰《沙河逸老小稿》6卷、《嶰谷词》1卷。乾隆间刻马曰璐撰《南斋集》6卷、《南斋词》2卷。此外，马氏兄弟还自编自刻《韩江雅集》传世12卷、《林屋唱酬录》1卷，属诗酒文会应酬类出版物。马氏兄弟不仅是扬州刻书大家，更是东南大藏书家。四库全书开馆，搜求天下遗书，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马曰琯之子马裕进呈776种，为全国献书超过500种的4家之首。《四库全书总目》著录马家藏本373种5 529卷，其中经部57种670卷，史部123部1 658卷，子部43种731卷，集部150种2 470卷。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弘历皇帝在阅过各家进呈书目后，奖励马家《古今图书集成》一部，继又赐给《平定伊犁御制诗》三十二咏、《平定金川得胜图》一部^[97]。

婺源县紫阳镇人朱崇沐是朱熹十三世孙，他以刻朱子著作为己任。明人朱吾弼在《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序中称：“崇沐尽刻紫阳遗集。”除家刻朱熹遗著外，他还刻了不少有价值的书，大约超过30种623卷。他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刻明朱吾弼重编、朱家楙校《紫阳文公先生年谱》上、下册5卷；三十二年（1604年）刻宋黎靖德辑《朱子语类》140卷；三十二年刻宋朱熹撰、明朱吾弼编《重锓朱文公先生奏议》15卷；三十二年刻唐韩愈撰、宋朱熹考异、宋王伯大音释、明朱吾弼编《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40卷、《外集》10卷、《集传》1卷、《遗文》1卷，计4种52卷；三十三年（1605年）刻明冯应京辑《重辑朱子录要》15卷；三十三年吴养春、吴勉学、朱崇沐刻《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又称《朱子大全集》88卷、《目录》2卷、《续集》11卷、《别集》10卷，计4种111卷；三十四年（1606年）刻宋滕珙辑《类编标注文公先生经济文衡前集》25卷、《后集》25卷、《续集》22卷，计3种72卷；三十四年刻明朱吾弼重编《朱子语类》140卷；三十四年刻明朱吾弼辑《重编朱子学》2卷；三十五年（1607年）刻宋朱熹、吕祖谦撰《近思录》14卷；万历间刊宋朱熹集注《楚辞集注》8卷、《后语》6卷、《辩证》2卷，计3种16卷；明李默、朱河重订，明朱吾弼辑《紫阳文公先生年谱》5卷；四十三年（1615年）刊明冯应京辑《重辑朱子录要》15卷。朱崇沐刻书精好，所刻书绝大部分列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