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文化既是地域文化，又是儒家文化传承的典型。它继承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进而发展为程朱理学，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说它是地域文化，是因为它具有宗族文化和儒商文化的地域特色。说它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是因为宋代以后中华传统文化中心已从中原地区移往东南一带。一般而言，在人们的心目中多以苏、杭为中心地，但考究起来，中华正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徽州。徽州文化虽然糅合了一些地方性的因素，但其保留正统文化的原典最多，发展光大的成分亦众，成为中华优秀文化传承的典型[114]。
一、新安理学
新安理学是程朱理学的正宗流派，奠基人是程颢、程颐及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徽州是“程朱阙里”，“程朱之学大明于天下，天下之学宫莫不崇祀程朱三夫子矣。乃若三夫子肇祥之地又举而合祀之，则独吾歙。……朱学原本二程，二程与朱之所自出，其先世皆由歙黄墩徙，故称程朱阙里”。后来，“程朱三夫子，一自婺入闽，一自中山徙洛，其先世出歙之黄墩”[115]。《丰南志》也说：“歙大邑也，而新安名郡也，世称程朱阙里，彬彬乎文物之乡也。”[116]新安理学的核心是伦理纲常，同时也倡导“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的重学思想；阐明“天理为义，人欲为利”，“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利欲观念和讲究“修内政”、“正君心”、“攘夷狄”的节义思想。从12世纪到18世纪，徽州理学发展经历了三次大的变迁：从朱学一统到朱学与心学并存，从朱学与心学并存到朱学全面复兴，从朱学全面复兴到徽派朴学兴起[117]。
从南宋到明代前期，徽州学者奉朱子之学为圭臬，形成了徽州朱学一统时期。南宋时期，徽州学者绝大多数是朱熹及门、再传或私淑弟子，他们对朱熹学说的坚守、传播，皆穷一生之力而为之。赵吉士在《新安理学》中说：“新安自紫阳峰峻，先儒名贤比肩接踵，迄今风尚醇朴，虽僻村陋室，肩圣贤而躬实践者，指盖不胜屈也”[118]。婺源一直是徽州六县学术文化最发达的县份之一，《婺源县志》称：“新安大好山水，婺源尤沐紫阳之泽，而比户弦诵，有东南邹鲁风，其视他邑为近古。”[119]程洵[120]是朱熹弟子，他任衡阳主簿时，人道是“士友云集，登其门者如出文公之门”[121]，可见程氏学术不偏朱子之学心法。藤璘[122]师从朱熹，亲授朱熹《大学中庸章句》，在《朱子语录》和《晦庵集》中有许多朱熹与藤璘关于理学的问答。另有李季札[123]师事朱熹，汪清卿[124]对朱熹之教“拳拳服膺，终身不敢违焉”[125]，胡一桂[126]“得朱氏源委之正”，远近师之[127]，等等。
民国《歙县志》称：“吾歙承紫阳学风，夙重理学。旧志纪儒林，自宋始迄于清初，薪传有自，派别綦严。”民国《歙县志》卷7，《人物志·儒林》。吴昶吴昶，字叔夏，学者称友堂先生，歙县人。在淳熙年间拜朱熹为师，他“徒步走寒泉精舍，就正所学，文公深嘉之”民国《歙县志》卷7，《人物志·儒林》。，“得文公心印”，遂“终身守其师说，造诣愈深”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卷69，《友堂吴先生（昶）小传》。。祝穆祝穆，字和甫，歙县人，著有《事文类聚》、《方舆胜览》等。父亲康国为朱熹内弟，他师事朱熹。竹坡吕氏说：“和甫幼孤，文公教育于家塾……其气象粹温，刻意问学，于书无所不读，下笔顷刻数千百言，将以儒业昌其家，所谓光远而自他有耀者也。”这句话说明了他的学术渊源和赞扬了他的学术成就。《郡志》称祝穆“性温行醇，学富文瞻”[133]。吴云龙[134]也一生“笃好程朱之学”[135]。
程大昌和吴儆开休宁学术之先河，嗣后，休宁学者追风而起，形成强大阵容。休宁人程永奇[136]到福建拜朱熹为师，学习一年后返回徽州。临行时，朱熹写“持敬明义”百余言勉励他，程氏遂以“敬义”名其堂，且终身守之。南宋著名理学家真德秀在《敬义堂铭》中称：“新安程君次卿，从学晦庵夫子于考亭，夫子告以持敬明义之说，君受教焉。且请以‘敬义’名堂，兼名其斋，将出入顾瞻而示警也。”[137]可见朱熹学说已成为程氏一生立身行事之本。汪莘[138]在其诗《怀朱晦庵先生》中写道：“自怜晚辈服膺久，亦许杖履来相寻。”[139]表明他服膺朱子之教。吴垕[140]治学皆本于“朱子之学”，发明性命道德之要，时人表彰他“学有源委，私淑考亭之说，虽党事起，笃好不移”，表明吴垕一以贯之的学术宗旨[141]。程若庸[142]“生徽公之乡，寝饭徽公之四书”，学术出自朱熹正传，他有“学朱子之学而精到似程勿斋甚少”之誉，累主讲席，专门“以朱子之学授诸生”[143]。黄智孙[144]则“操履笃实，议论纯正”，能“固守紫阳之传而不失”[145]。
嘉庆《黟县志》称：“黟之科第、仕宦，在宋为盛。”[146]南宋以降，因朱熹出于婺源，而“黟之视婺，不啻邹之视鲁”，故“闻风而私淑者”多[147]。黟县人汪义和[148]在庆元年间理学遭禁时，仍与朱熹保持密切联系，从而使得“紫阳道脉尚留一线于黟”[149]。祁门人谢璡[150]师从朱熹，史称：“幼负异质，刻意问学，尝从文公讲性命之旨。其学始于格物致知，继之诚意正心以修其身；始于齐家，至于治国平天下；始于成己，至于成物。故其言行醇正，为时名儒。”[151]他致力于“阐明紫阳之道”，龚（州）人因此化之[152]。此外绩溪人汪晫[153]是朱熹在徽州的十二位“高第弟子”之一，他不事科举，一意“求圣贤用心于内之旨”[154]。还有一部分南宋徽州学者如程大昌、吴儆、李缯等，虽非朱熹门生，但他们的学术思想与朱子之学有共通之处。
元代，朱子之学被“定为国是，学者尊信，无敢疑贰”[155]。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朝廷定科举取士法，第一、二场考题都限用朱熹《四书集注》[156]，所谓“设科取士，非朱子之说者不用”[157]，即指当时的情形，出现了天下士人群起读朱熹之书的“盛况”[158]。不过，就朱子之学本身而言，其内部出现了诸多“异论”。揭文安公说：“圣人之学，至新安子朱子广大悉备。朱子既没，天下学士群起著书，一得一失，各立门户，争奇取异，附会缴绕，使朱子之说翳然以昏然。”[159]如董梦程、黄鼎、陈淳、王柏等人，将朱熹体验“天理”的方法——读书博览，视为学问之大端，因而其成就不免“流于训诂之学”，从而背离了专事义理的朱子之学家法[160]；而朱门弟子中“专事义理”的吴澄、何基、黄震、金履祥、詹初等人，其说“多不同于朱子”[161]，“解说经义，或引诸家以翼朱子，或舍朱子而取诸家，亦不坚持门户”[162]。明代程敏政[163]说朱熹身后的朱子之学“再传能不失真者，则已寡矣”[164]。
针对上述情况，徽州学者将维护朱子之学的纯洁性作为学术研究的重心。为此，他们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其一，凡诸儒之说，有悖于朱子之学者，或订正其偏误，或干脆刊而去之[165]。陈定宇[166]的《四书发明》、《书传纂疏》、《三传集注》，便是此类著作[167]。胡云峰[168]的《四书通》专门为纠正馀干饶鲁之学而作[169]。程复心[170]的《纂释》等书则重在“辨证异同，增损详略”[171]。这些著述辨析谬误，订正“异说”，取舍之间，一以朱子之学本旨为归。还有吴师道“务在发挥义理，而以辟异端为先务” [172]倪士毅[173]教授于黟县二十余年，“非仁义道德之说尝论定于郡先师子朱子者，不以教人”[174]；等等；亦是同样的工作。元代徽州学者极力抵排诸儒“异说”，以此维护朱子之学的纯洁性。其二，凡朱子之学中的微词隐义，引而伸之；其所未备者，补而益之[175]。元代徽州学者力求朱子之学的正确阐发，使各家“异说”不攻自破，从而在另一方面维护朱子之学的纯洁性。如陈定宇于“朱子《四书》，则贯穿出入，尤所用意”，所著书“补先儒未补之缺”，号为“朱子世适”[176] ；程复心著《四书章图》等书，“发明文公未尽之说”，“有补于理学甚大”[177]；程逢午[178]“本书公之说”，著有《中庸讲义》三卷，“益畅朱子之旨”[179]，等等。元代徽州学者所思所为，维护了朱子之学的纯洁性，也延续了徽州朱子之学一统的状态。
明代前期，徽州学术文化的主流依然是朱子之学[180]。赵汸在《商山书院学田记》中指出，其时徽州出现“一以郡先师子朱子为归，凡六经传注、诸子百氏之书，非经朱子论定者，父兄不以为教，子弟不以为学也”[181]的状况。从有关传记资料来看，明代前期徽州学者大都是朱子之学的传承者，即使是“和会朱陆”的学者，其学术倾向亦多是“右朱”。比如歙县人郑玉[182]，乃是元末明初学术界“和会朱陆”的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郑玉针对元儒“宗朱则毁陆，党陆则非朱”以及“未知本领所在，先立异同”[183]的学风，提出了求“本领”——即摆脱盲从、明源察始的治经主张。依据该治经指导思想，郑玉在肯定朱子之学与陆九渊学说存在差异的基础上，分析朱陆二家各自的利弊，系统阐述了他的“和会朱陆”的思想[184]。郑玉称自己对朱子之学“好之既深，为之益力，不惟道理宗焉，而文章亦于是乎取正”[185]。在《洪本一先生墓志铭》中，郑玉说自己读的是朱子之书，求的是朱子之道[186]。其治《易》、治《礼》，分别源于《程朱传义》和《朱子师友仪礼通解》[187]。他曾推崇朱熹“尽取群贤之书，析其异同，归之至当，言无不契，道无不合，号集大成，功与孟子同科矣”[188]。清代学者全祖望曾评说郑玉：“继草庐（吴澄）而和会朱陆者，郑师山也。草庐多右陆，而师山则右朱。”[189]
此期徽州另一位“和会朱陆”的名家是赵汸[190]，他同样具有“右朱”的学术倾向。赵汸针对元代徽州学者中普遍存在的“以辨析文义、纂辑群言，即为朱子之学”之弊端，提出了“一切以实理求之，反而验之于己，非有以信其必然不已”的治经主张。依据这一治经原则，赵汸提出了“和会朱陆”的学术思想，认为朱子之学与陆学的“入德之门”确实存在差异，但朱熹与陆九渊“始异而终同”，两人在“大本达道”方面并无分歧[191]。赵汸接受了朱学笃实致知的功夫，非常注重读书，认为“古之圣人亦必由学而至。学者之功，必可至于圣人”，全不受陆学鄙视读书风气的影响[192]。他曾表示自己凡有疑问，“质诸师而不得者，卒求之程朱遗言而有见焉”[193]，可见其以朱子之学为归的学术宗旨[194]。至于此期颇具学术个性的歙县学者朱升[195]，亦是“议论折衷，一归于正”[196]。因此后人言其“道明孔孟，学继程朱”[197]，有诗赞称：“紫阳道统接河南，又得枫林继述完。一脉真传今即古，千年秘学易而难。”[198]将朱升抬为朱熹之后“道统”的传人。可以说，明前期徽州学术仍然是朱学一统时期。
明代中后期，徽州出现了朱学与心学并存的格局；而到清初，徽州学术界又出现了复兴朱子之学的潮流[199]。明亡后，思想界对晚明泛滥的心学进行了深刻批判，学术界有过短暂的回归朱子之学一统的运动。康熙八年（1669年），施璜[200]等人制订了《紫阳讲堂会约》，会约核心是“崇正学”，其中规定：“务经明行修，宗尚周程张朱之学，讲论悉符于践履，著述必本乎躬行，德孚闾闬，望重学林者，会长敦请贲院，阐印圣宗，以为后学标准。如侈谈二氏家言，为三教归一之说，及阳儒阴佛者，不得入会。”[201]这其实是复兴朱子之学的一道宣言。嗣后，徽州书院“春秋集讲，文物衣冠，彬彬一堂，尽去旧习，化为尊孔宗朱坛席”[202]。
徽州这场回归朱子之学一统运动的中心区是歙县、休宁和祁门三县。歙县人汪德元[203]与休宁理学家杨泗祥招聚生徒，集讲于紫阳书院，成为当时传播朱子之学的骨干成员。吴曰慎[204]长期主教紫阳书院，著有《周易本义翼》、《周易愚按》、《孝经刊误》等书[205]。汪知默[206]长期讲学于紫阳书院，著有《紫阳通志》、《理学归一书》等书。张馪[207]因见明末王氏盛行，理学不明，遂弃举子业，“杜门穷经，以尊程朱、斥佛老”[208]。吴苑[209]为徽州紫阳书院请得御笔“学达性天”匾额，并致书紫阳书院诸儒，相与探讨太极、西铭以及河图洛书之理。杨泗祥等人订《紫阳会规》，倡复朱子之学，一洗晚明徽州士人沉湎“异学”之习。胡蕊明[210]与当时一些志同道合者“倡立信会，讲学雷溪，宗尚程朱，潜值实践”，又召集徽州六县“尊朱之士，讲学紫阳书院”。
祁门和休宁县以谢天达、陈二典、施璜、汪浚等人为代表。祁门人陈二典[211]为学“以程朱为的”，晚年积极参与六邑会讲，力主“抑王尊朱”、“以紫阳为宗”，去世后被旌为“紫阳学者”。谢天达[212]与同邑学者陈二典共研性命之学，当他游武夷山时，见壁上有“不宗朱子原非学，看到武夷方是山”之句，乃叹曰：“今之学人，务为新说，畔（叛）朱子者多矣。不知朱子集诸儒之大成，实集群圣之大成也。乌可畔乎？”曾辑录明儒笃信朱子者十数家，题曰《明儒语要》。休宁人施璜为学崇尚朱子之学，力主抵排陆王心学。主讲于紫阳、还古两书院40余年，著有《诚斋问答》、《五经臆说》、《紫阳通志》等书[213]。赵继序[214]为学“以朱子为宗”，曾会讲于徽州紫阳、还古两书院，主持直隶鸳亭、江西白鹭洲讲席，“一事一言，必折衷于圣人之经，以穷理尽性为宗旨，以躬行实践为功修”[215]。汪浚[216]长期讲学于紫阳书院和还古书院，笃于实学，主张“学问以穷理为先，慎独为要，主敬为入手，至诚为要终”。清初徽州朱子之学复兴，成效显著而时间短暂，它很快被兴起的徽派朴学取而代之，徽州学术文化进入朴学独盛时期。
二、陆王心学
明代中后期，徽州呈现出朱学与心学并存的状况。关于明代学术的整体变迁状况，《明史·儒林传》谓：“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宗献章者曰江门之学，孤行独诣，其传不远。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217]这表明徽州学术由明初的朱学独尊，发展到后来的“异说”突起，乃至王阳明学说兴起，王学对朱子之学冲击尤大[218]。
徽州文献关于明代中后期徽州学术的记载，与《明史·儒林传》所言颇多相似。光绪《婺源县志》说：“盖有明中叶后，学术渐漓，大率谓学有宗旨，重在体认，而诋程朱之格物、轻朱子之传注为支离、为务外。又复和合朱陆两家而一之，虽紫阳故乡亦不免染，其余波溺焉不返。”[219]《紫阳书院志》中记载：明中后期，徽州“文成之教盛行，讲会者大多不诣紫阳”[220]。《还古书院志》亦称其时徽州“闽洛绝响，遵者寥寥”，而“新建之说，沦人骨髓”[221]。这里所谓的“文成之教”和“新建之说”，就是指王阳明的心学[222]。明末休宁学者汪佑曾感叹：“自阳明树帜宇内，其徒驱煽薰炙，侈为心学，狭小宋儒。嗣后新安大会，多聘王氏高弟阐教，如心斋、绪山、龙溪、东廓、师泉、复所、近溪诸公，迭主齐盟。自此新安多王氏之学，有非复朱子之旧者矣。”[223]种种迹象表明，明代中后期的徽州讲坛，王学之风劲吹。
心学阵营主要由湛若水和王阳明的崇拜者组成。由于心学家特别注重讲学，而徽州又是讲学活动的重要场所，所以心学阵营中还包括了相当数量的徽州普通学者。王阳明弟子有歙县人汪道昆、程大宾，休宁人程默，婺源人潘士藻等。汪道昆[224]以诗及杂剧闻名，为明代“文坛五子”之一。《歙事闲谭》言其“于学则远推象山，近推东越”[225]，学术倾向于心学。郑烛[226]曾受学于王门高足邹守益（东廓）。程大宾[227]受学于王学传人钱德洪（绪山），钱氏曾谓之曰：“古人学问，不离七情中用功，而病痛亦多由七情中作。”[228]《明儒学案》言程默[229]“负笈千里，从学阳明。疾革，指《六经》谓其子曰‘当从此中寻我，莫视为陈言也’”[230]。毕翰[231]曾得王阳明《传习录》，寄书问王氏“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义。李希士[232]早年因见先儒语录云“学问须心上做始得”，乃入山中“默坐观心”，亲身体验心学之学问方法。后来他与心学大师邹守益、湛若水共创中天书院，专事讲学。余心[233]在中天书院识李希士，遂成为李氏入室弟子，被誉为“善继其师之志者”[234]。潘士藻[235]拜耿天台、李卓吾为师，学术出于心学一脉。传记言其“为文根极理致，居然宿儒，尤嗜理学”[236]，讲究“默识二字，终身味之不尽”，主张“立身有简易之道，切弗冀望，只是听命，切弗观望，只是信心”[237]。
湛若水门徒主要有婺源人洪垣、方瓘，祁门人谢显、谢芊等。洪垣[238]学术“主于调停两家，而互救其失”[239]，所谓两家，指湛若水与王守仁两家学说。因其成就与影响，洪氏被列为湛门四大弟子之一[240]。方瓘[241]初从湛若水学于南京，若水即“令其为诸生向导”，后若水北上及归家，方瓘“皆从之而往”[242]。学成归里，方瓘“以所学策勉同志”，成为心学在徽州的重要传播者[243]。朱之英[244]“鸡鸣则起，澄心默坐，得性命之旨”，当已深得心学为学方法。曾邀集同道讲学林历书院，据称“一时名儒，翕然向风”[245]。王岩英[246]早年业贾，后弃贾就儒，五十多岁始从湛若水游，得心学之为学要旨，遂终身不易[247]。刘昊与刘显为兄弟，早年从父“锤针为业”，后负笈从学于心学大师湛若水，若水赠诗曰：“随亲刀尺本无方，针线将迎任自忙。当日量入徒舍己，而今返己自能量。”刘氏兄弟归而益力学[248]。
这时期，极力抵排心学而抱守朱子之学者，以程曈为代表。程曈[249]抱定朱门注重读书的传统，认为“道”存在于《易》、《诗》、《书》、《礼》、《乐》、《春秋》等典籍中，若要探究其中的“精微曲折”，必须从典籍入手。这一看法，实际上是针对“饱食安坐，无所以为，忽然知之，冗然得之”的陆（九渊）、王（守仁）功夫而发，这表明程曈力排陆王学说的基本立场。方志称“当正、嘉之际，禅陆盛行”。程氏能够“独立狂澜，觗排攘斥，崇正道，辟邪说”[250]，抱守朱子之学。除程曈之外，徽州还有休宁人程敏政、范涞、吴汝遴、汪璲、汪学圣、金声，婺源人游震得、汪应蛟、余懋衡，歙县人洪德常、江恒等，也极力抵排心学而抱守朱子之学。范涞[251]“学宗程朱，期以实践”[252]。吴汝遴[253]平日阅读诸儒语录时，见“有崇尚朱子者，必手录”[254]。一生“不惜以一身捍卫”程朱之教，凡是见“谭及二氏者，忧形于色。即撺入陆王者，亦必争之、强辨之，力不悉不休，必反于正而后已”[255]。汪璲[256]学术“尤严于阳儒阴释之辨”[257]，将矛头对准了“王学”。汪学圣[258]学术“初亦染俗杂禅，及近证紫阳，远联道南，通其原委，脉络始一协于正”[259]。后在徽州紫阳书院和还古书院“日与诸子互相难诘，斥邪扶正之功，赖以不坠”[260]。所谓的“正”，即指朱子之学。程佩[261]“笃信程朱之学，力辟二氏”[262]。汪佑[263]“悉遵文公《家礼》”[264]。孙济聘[265]“慨然以道自任，讲明圣学，以紫阳为标准”，被称为“真儒先生”[266]。游震得[267]为学“家庭授受，崇尚紫阳”[268]。汪应蛟[269]是一个躬行实践的理学名臣，他为学“主诚敬”，有钦赐“理学真儒，经济实用”的八字评语[270]。江恒[271]辨析王学之非，阐述朱子之学[272]。
三、徽州朴学
徽州朴学兴起于明末清初，盛行于清雍正、乾隆时期，嘉庆、道光时渐趋式微。徽州朴学以古文经学为中坚，在音韵、训诂、礼学、地理、天文历算、哲学等方面都有着显赫的学术成就，在清代学术中起着中坚作用。
江永[273]是徽州朴学的奠基人。江永科场一直失意，蛰居乡里执教六十年，培养出大批学生，其中戴震成为清代经学大师，金榜高中状元，程瑶田是著名朴学家。江永一生正处在新安理学向皖派经学的过渡之中，在他身上，既有新安理学传统的烙印，又有皖派经学之风的萌芽。江永在朴学上的成就，主要表现在礼学、历算和音韵学等方面。朱熹晚年著《仪礼经传通释》，去世时尚未完成。江永续朱熹未竟之业，仿照朱著体例，广搜散见于经传群书中有关礼乐制度的记载，断以自己的见解，正其舛误，数易其稿，到他四十岁时终于完成《礼经纲目》一书88卷，史官称之为“引据诸书，厘正发明，实足终朱子未竟之绪”[274]。江永的天文历法著作有《七政衍》、《金水二星发微》、《历法补论》等。江永年过花甲完成《近思录》14卷，《四库全书》馆臣称江永“邃于经学，究心古义，穿穴于典籍者深。虽以余力为此书，亦具有体例，与空谈尊朱者异也”[275]。他年过古稀还完成音韵学专著《古韵标准》6卷、《四声均韵表》4卷、《音学辨微》1卷，广泛涉及古音学、今音学和等韵学，奠定了他在音韵学史上的地位。
戴震[276]出于江永门下，却彻底摆脱了新安理学以朱子之学为宗旨的束缚，开创了徽州朴学，成为乾嘉学术的巨擘。梁启超对戴震评价极高，他在《饮冰室文集》中说：“戴东原先生为前清学者第一人，其考据学集一代大成，其哲学发二千年所未发。”[277]在考据方面，戴震擅长对名物、典制、天文地理的考证，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考工记图》。《考工记图》是一本考证《仪礼图》的书，《仪礼图》的文字艰涩难懂，戴震便绘出图像，以“图与传注相表里”解释正文和后文的注释，使之明白易懂。戴震用古代天文地理理论来解释经史，又借经史材料以述天文，纠正了不少旧说的错误，如在《原象》和《续天文略》这两部著作中，他阐述了天体的一般图像、星座、行星、北斗、冬至点、岁实和朔岁等天文知识，并对古天算的疑难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创见。在古地理的考证方面，戴震采取“以山川为主而求其郡县”的考证方法，将《尚书》、《周官》、《春秋》以及历代史志中纷错的地理沿革，条分缕析，至赜而不乱。这种考证方法一反传统地理“于古郡国为主而求其山川”的方法，显现出戴震在地理考证上的创见。
戴震治学严谨、著作等身。戴震治学认真细致，诚如段玉裁所说：“先生之治经，凡故训、音声、算数、天文、地理、制度、名物、人事之善恶是非，以及阴阳、气化、道德、性命，莫不究乎其实。”[278]如他校勘《水经注》，竟删去妄增之字一千多个，改正错讹三千多处，补葺阙佚两千多处，足见功夫之深。戴震著作等身，最精要的是他的哲学著作，哲学著作中以《孟子字义疏证》最具影响，这本著作假借疏证孟子学说的形式，阐发他的哲学思想，尖锐批判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理论，揭示宋明后儒要害是“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责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明确提出“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的社会理想。在清代，戴震的理论可以说石破天惊，胡适说戴震哲学“可以说是宋明理学的根本革命”[279]。
乾嘉时期，在戴震这面大旗下，徽州朴学精英荟萃，主要还有金榜、洪榜、凌廷堪、江有浩等人。歙县人程瑶田[280]精通礼制、训诂、名物之学，其考证名物亦不拘传注，而唯是之求，用实物考证古籍，纠正汉儒笺注之误，著有《通艺录》42卷。休宁人金榜[281]对“六经”、“三礼”深有研究，著《礼笺》3卷，经学史家认为，该书“大而天文、地域、田赋、学校、郊庙、明堂，下逮车、旗、器服之细”[282]都详加考证，使一些古奥难解的礼学典籍通俗易懂。戴震的私淑弟子歙县人凌廷堪[283]，一生“究心经史，冀为其乡先辈江戴之学”[284]，其学“博览强记，识力精卓，于群经子史六书历算，无所不窥，而尤深于礼”[285]。他识力精卓，多发前人所未发，用了二十余年的时间著成《礼经释例》，以释例方式考证古代礼制，大倡礼学的经世精神。凌廷堪还十分重视对俗乐的研究和考证，所著《燕乐考原》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道光后期朴学日渐衰落，徽州朴学也是如此。作为考据学来说，朴学日显繁琐僵化，往往“繁弥千言，始晓一形一声之故”，把音训考辨作为学问归宿的取向，缺乏一种宏大的理论眼光，这样会束缚人们的思想，改革势在必行。晚清徽州朴学变革的代表人物是歙县人吴承仕，他晚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经学，为徽州朴学研究的更新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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