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灵与动物崇拜

第四节　神灵与动物崇拜

每个民族都曾有过自己的幼年，期间也追寻过许多色彩斑斓的梦，于是，远古时期的神灵便在“梦”中诞生了。以后便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壮大，且经久不衰，这是历史之必然。宗教是通过神灵来凝聚教民，而教民又是通过神灵这些具体形象来实现自己的信仰，完成自己的虔诚意愿。拉卜楞人崇拜的神灵较多，主要有鲁神、年神、赞神、地神、家神、灶神、帐篷神、阳神、战神、箭神等，其中普遍受重视的神灵主要是鲁神、地神、灶神等。关于动物崇拜，即图腾崇拜主要是犬、牦牛等。其实，拉卜楞所崇拜的神灵主要是原始神灵，苯教产生之后它们都被归入苯教之神灵家族，这一文化渗透现象非常普遍。藏传佛教产生之后，鉴于其某种需要，这些神灵又归入佛教神灵之内，从文化传承和社会发展角度而言，这也合乎事物发展的基本原则，新事物或新文化的产生必须要从旧的东西中吸取自己所需的营养。在这一转化过程中，由于时代和社会形态的变化，神灵的形象、象征含义以及人们对它们的崇拜方式、内容都有所改变转化，具体来讲，基本上是有增无减。现在表现在这些神灵身上的有原始的、苯教的，也有藏传佛教的，是故，我们在研究这些类同的文化现象时，只能依这一发展规律来逐次进入，严格区分，认识其根源。

地神

地神又称作是“土主”，拉卜楞藏语中称“萨得”。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乃至将来，大地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载体，它就像母亲般地孕育和供养着万物的生存发展。拉卜楞地区的生产方式除传统的牧业外，有些地方是半农半牧，不管是牧业，还是农业都与土地密不可分。尤其是农事，从撒种到收获，天气变化无常，难以掌握，有时辛苦一年可以丰衣足食；有时则功夫枉费颗粒歉收，有时这家丰收而他家又歉收。对于这些现象人们无法解释，更无可奈何，于是，人们将这一现象解释为是具有灵气的土地神在作祟。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万物有灵论的各种概念的产生都是由于人的天性，不过这些概念的发展和它们对人的社会行为发生的影响，归根到底都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游牧民族生产方式所表现出的经济模式，决定了人们对自然万物的崇拜，其中包括对大地的崇拜。

处所与职责　所谓地神就是指居住在地上的神，是土地的主人，在苯教经典中将其称为“鲁”族，即鲁神系统之一。也许是这一原因，在拉卜楞，人们很难把鲁神和地神分清楚，认为凡是地神所在之地都有鲁神居住，这两种神灵虽然称呼不同，但对信仰者的影响差不多相同。据《十万白龙经》记：地神住在须弥山顶的五宝莲花垫上，当苯教祖师来到须弥山顶时，地神向他磕头，并献出装满人间土地各种宝物的金瓶，并自称是大地之主。从这一史料分析，地神确实是地上财富之主。在拉卜楞人的思想意识中，地神到处都有、无处不在，它可以随时出现在任何一个地方，时时徘徊在大地之上。既然地神是土地的主人，它的职责就是主管土地上生长的一切植物，包括花草、树木、庄稼。同时，它又保管着大地下的一切宝藏，包括金、银、铜、铁等各种金属和土、木、石头等（从这一点上看它与鲁神的职责又非常接近）。这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命和命运，人们利用它所属的任何东西时，都首先必须经过它的同意，而这种沟通方式就是各种各样的祈求祭祀方式。

崇拜方式　从地神的处所和职责看来，它是万物之源、世间之主，人们对其只能供养，不可触犯，时时让它欢心，才能使人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平安健康。以拉卜楞人的认识，由于到处都有地神的踪影，所以任何时候使用土地或占用土地时必须先要供养土地神。如果某家要打桩盖房，首先要在开土动工的地方铲上几锹，然后煨起桑，摆上祭品，同时要在某处埋上装满各种财物、五谷等的宝瓶，以示敬告地神，请求它的允许和保佑。在拉卜楞，埋宝瓶这一仪式有两层含义：一是敬献，目的是取得地神的欢心，因为你要居住的地方是地神的，里面有感恩之色彩；二是起镇邪作用，所镇之对象主要是鬼怪恶魔。因此，宝瓶有祛除疾病、灾祸，保佑居住者人丁兴旺、吉祥安宁之作用。

就拉卜楞之农事习俗而言，春种时要卜算一个吉祥的日子，第一次往地上象征性地撒种、下犁的人，无论年龄、男女，其生相必须符合吉日，名字必须吉祥，如名扎西（吉祥）、才让（长寿）等，身体必须健康。同时，必须向地神供献各种食物、煨桑祭祀，这些仪式都是为了增加收成，人们对地神的依赖就像是对其它神灵的依赖一样。无论是春夏秋冬，还是白天黑夜，地神以其无形之身态而活动于各处，是故，人们想动用它所管的土时，也必须要选择吉日。否则，一旦地神发怒，家中就会招来疾病，人们意识到这种情况后，就要去动了土的地方煨桑祈祷向地神赔罪。这种原始的信仰，世世代代演变传承，人们为了获得农业丰收，不得不去祈求他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地神保佑赐福，久而久之，并形成了典型的农事节日——“曲考”。

曲考　“曲考”是拉卜楞地区一年一度预祝农业丰收的民间活动。藏语“曲”是经卷、经书之意，“考”意为转圈，“曲考”可直译为“转经”，按其实际意义可译为“背经书绕转田地”。这一活动没有固定的日期，一般在七月，青稞和小麦成熟即将开镰收割之时，人们选择一个良辰吉日，穿起盛装，背着经书，全村人集聚成队，浩浩荡荡地绕行在即将收割的田地之间，祈祷地神保佑顺利收割，获得丰收。从这一活动的内容看，其性质类同流行在西藏广大农村的“望果节”。“望果”意为“灌顶”，是佛教专用词，最早产生于印度，通过灌顶仪式求得福果和获得解脱之道。在西藏，人们把这种灌顶方式创造性地引用到农事活动上，运用到祈求庄稼丰收、百姓丰衣足食上，其仪式还是背着经卷绕田地转数圈。相比之下，二者所表现出的仪式、内容相同，而对其活动之称呼不同，这就显示出了文化的同源性和地域性特色。由于这一活动是伴随着变换和生产习俗所传承的群众性民俗事象，所以，拉卜楞的“曲考”活动有三个特点：一是虽然没有固定的日期，但却有固定的时间（秋收前）；二是它是从生产实践基础上产生，并表达了人们美好的愿望；三是带有祭祀、纪念等含义。

“曲考”的故事　关于它的来源，在拉卜楞民间留下了许多美丽动人的神话传说：很早以前，在一个“饿死羊”的草滩上，居住着几户牧羊人，他们早上没有奶茶喝，用凉水充饥，晚上也只能有一点点肉度日子，生活很穷很苦。有一年大旱，草滩成一片焦土，牛羊死亡无数，人们拔起帐篷，离乡背井。有位牧羊老人难舍故土，独自留居。早上，太阳在他的祈祷声中升起，晚上，他面对神山佛地虔诚诵经朝礼，希望在神灵的保佑下家乡变好，乡亲们回来过上团圆安乐的日子。老牧人的至诚，感动了掌管人间一切善神的地藏神，于是，他派三位弟子降临大地普度众生。三位弟子降临后大发慈悲，大弟子化作五谷种子，长出五谷杂粮供人食用，二弟子变成耕牛，日耕不息，三弟子化为水源，滚滚不断。

老牧人对此非常感动，说：“三位大师，你们的所作所为使我大彻大悟，原来佛和天神的旨意就在普度众生，解救苦难。”说罢老牧人变成了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果树，数日后，上面硕果累累，香气四溢。从此，这里便成了一块五谷丰登、水草茂盛的吉祥圣地。远出的乡亲们得知此事后都返回了家乡，大家看着这棵果实累累的大树，看到大片大片金光灿灿的田地，心里激动万分，默默为老牧人祈祷。有的口诵“六字真言”，有的高唱赞歌，有的高举经幡，有的点燃香火。人们围着这棵大树、田地、大河不停地转来转去，心事重重，流连忘返。有人点起大火，燃上柏枝，把摘下的第一个金果、第一青稞穗，放在火上感谢地藏神，同时也祭奠给老牧人和三位大师。从此以后，每到庄稼成熟时，家家户户，男男女女都自动出来在田间地头，举行一次盛大的庆丰收、求吉祥的活动。年年岁岁、天长日久，就形成了今天这古老传统的“曲考”活动。

从这一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出，“曲考”活动的形成与藏区地理、气候和生产经营方式有直接的关系。高原气候变化莫测，风雪霜旱的周而复始给人们带来了不少灾难。在这一环境下，人们企盼丰收的心情十分迫切，同时也承受着自然的压力，在矛盾中把希望寄托在神、佛之上，盼望通过佛、神之善力来抵制横祸天灾，使一年辛苦的果实顺利入仓。正是这种意识的驱动，才孕育出拉卜楞一年一度的民间活动——曲考。

仪式表现　“曲考”起源于古代藏区农业部落，是一种崇拜大地的仪式，是祭祀土地神的庆典。依据苯教的教义，规定在庄稼成熟之时，农民要围绕庄稼地转圈祈祷，以祈求土地神的保佑，让农业获得丰收。在苯教盛行时期，由苯教师手举缠有哈达的木棒和羊右腿领队，意为“收地气”求丰收。后面跟着手拿青稞和麦穗的农民，绕地之后，将麦穗插在粮仓或供在佛龛上表示祈求丰收。从这些内容我们可知，“曲考”起初是为祭祀土地神而设。到公元8世纪，“曲考”带上了藏传佛教宁玛派的色彩，用念咒语的方式来保护丰收。14世纪后，藏传佛教格鲁派占据主导地位，这时的“曲考”活动渗进了更多的格鲁派色彩，活动中信仰者不但要诵咒语，而且每人都要背上经文。至此，“曲考”发展成为一个民间性的集体活动。

拉卜楞地区的“曲考”一般在农历七月举行，具体的日子必须去拉卜楞寺或本村的寺院活佛、高僧处选定。这一天，参加转田的男女老少必须身着节日盛装，通常一家至少有一人参加。人们早早来到村落一片较开阔的空地，排成整齐的队伍，背上从寺院借来的经卷《甘珠尔》、《丹珠尔》，手持嘛呢桶、念珠，诵唱“嘛呢”绕本村的地域界线，依顺时针方向绕田游行。人们相信，背着法力无边的经文，诵着咒语转过的田地，妖魔就会被赶走，土地神也被祭祀，丰收就可以得到保障，生活可得以安宁。就在今天，村里的男人们完全放弃了平时只等饭来张口的架势，他们在野外支起锅灶，忙上忙下地为转田的人准备午饭。—碗碗香甜的奶茶、蕨麻米饭，真让转田辛苦了的人们美餐一顿。午饭后，如果田未转完，人们又要重新集合，集体诵嘛呢经的虔诚声又使整个队伍情绪激昂，即使大雨冰雹也不能阻挡转田队伍的行进。等全村的田地转完后，队伍才可解散，人们喜笑颜开地各自回家，因为他们相信，从现在起，以后没有任何天灾人祸发生，谷物定可全部收到家中。向寺院归还经卷时，为表示虔诚和谢意，在每卷经文上都献有一条哈达。有些学者对这一活动似乎不甚了解，说“在安多农区也有望果仪式，但不是集体活动，而是单家独户举行，由一名中青年妇女背负着经卷，绕自家庄稼转圈子，象征神佛在灌顶祝福，以祈求丰收。”^⑧看来，这是笔误。内容、仪式完全等同于“望果”节的活动不但遗存于拉卜楞，而且在安多其它地区（如华锐地区）也有表现，只是对其活动的称呼有所不同而已。

灶神

拉卜楞被誉为“第二西藏”和安多地区宗教文化、艺术中心之一，其特殊性决定了这一地区是一个神人共处的世界。在广大僧俗民众的心目中，神无处不在，神也无处不显。天上有赞神、地下有地神、山上有山神、水中有鲁神、家中有家神，厨房有灶神、帐篷有帐篷神。它们以其自身特殊的权威在人们中间是至高无上的“万事通”、主宰者。但因处所不同，其职责也不尽相同。在有关灶神的研究文章中，人们将家神与灶神视为一种神灵，严格地讲这是误断。据笔者调查发现，家神一般没有固定的位置，无论其活动范围还是职责范围都要比灶神广。以下来介绍灶神。

位置与象征　在拉卜楞传统观念中，蝎子是龙女的化身，是本民族的灶神。在拉卜楞地区，当你走进藏族民居，特别是农家灶房，你会发现那黑黑的灶房墙壁上画着白色的蝎子，黑白对比反差强烈，灶神象征蝎子，神圣而威严，人们对它毕恭毕敬。我们认为，灶神的主要职责与藏家的厨房有密切关系，也与做饭和火有关。关于灶神的位置与象征，除上述蝎子象征灶神这一普遍现象外，有些家庭厨房里灶神的位置也不相同，总体而言大概有以下三种情形。其一，以锅台上边的墙为界的灶神，生活中对此来加以供奉祭祀；其二，以厨房里的某一木柱为灶神的依附物，其上抹点酥油或者缠一些白羊毛为标志；其三，有些家庭不设定位置，灶火本身就是灶神的依附物，这在拉卜楞较为普遍。

崇拜与禁忌　千百年来，灶神是拉卜楞每个家庭最重要的崇拜供养神灵之一，它与其它神灵一样，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有时它也是一个心眼很小的神。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它只能供养，不得触犯。平时家中烧奶茶、蒸馍时，首先将奶茶象征性地向灶神依附处泼洒少许，将蒸出的馍首先敬献给灶神享用。打出新酥油时都要在柱子上抹一点，以示让灶神先食用。每年粮食成熟后，人们将最好的穗头献给灶神，平常家里吃什么好食物，食之前必先献给灶神，其目的都是为了请求灶神与家人同甘共苦，让它保佑家人幸福平安。每逢搬家，首先要将新居的厨房打扫干净，然后要迎请灶神，主人家在旧厨房的锅堂里煨上桑，虔诚地对着灶神说：尊敬的灶神，我们给您修了新房，今天特来迎请您，请您跟我们一起走吧！主人家短短几句，灶神便随之来到了新家。

拉卜楞地区的人们特别讲究厨房炊具的卫生，无论何时都要将厨房、炉灶、锅碗等收拾得干干净净，炊具擦得明明亮亮，就连那锅台上的泥土也被擦得黑亮黑亮，这些行为举措都是敬重灶神的具体表现。同时严禁在灶膛内烧骨头、头发、猪粪、油脂等有异味或人们传统观念里认为是不洁的东西；忌讳在灶火上烤脚、袜子、鞋、鞋垫、裤子等，这是害怕得罪灶神而遭到惩罚。做饭时也特别讲究不溢锅，饭汤弄脏锅灶也是对灶神的一种不敬行为；烧火时如果柴火或牛粪掉出灶外，只许扔回灶里或扫到一边，绝不允许踩灭。灶神发怒的表现是火猛爆，伤人的眼睛、手；锅内无故无水、食物不熟（夹生）；家主梦见蝎子。出现上述情况说明灶神已被触怒，这时家人就要在灶膛内煨桑，锅台上献供品（主要是食物），请求灶神原谅。

在牧区，牧人过的是一种游离不定的生活，白天在辽阔的草原上放牧，渴了可以喝些凉水，也可支上三块石头煨起牛粪来烧茶，这三块石头就是游牧人的灶台。在点火放锅前，口中念念有词，往火上撒点糌粑，这算是已敬奉了灶神。临走时不能让火熄灭，要在火上再撒些糌粑，表示—是告别，二是以后还要来；再拿出些糌粑、酥油等放在石头上，算给飞禽走兽的施舍。在山上放牧时，如遇到三石灶，绝不允许从其上跨过，否则是对灶神的亵渎，最好别扬起尘土，以免惹怒灶神而受其惩罚。同时严禁将不干净的垃圾扫入锅灶边，也不能将灶灰与土渣堆放在一起，否则会触怒灶神而招来不幸。

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提及，人们崇拜灶神与火有关，因为火的发明是人类走向文明的标志之一，它的最早形态，属于自然崇拜。火作为太阳的代表，是原始人最初的意识，后来随着人们对火的性能的了解和火后来与人们的饮食起居发生越来越密切的关系，这一古老的自然崇拜进而转为民间的普遍信仰。所以说，人们对灶神盼崇拜，主要表现在对火的崇拜之上。另外，这里还要说明的一点是，拉卜楞虽然是以藏族为主的地区，但其组成即来源比较复杂，包括甘、青、川，甚至西藏等各藏区不同时期迁入的居民。从这一复杂性看来，拉卜楞的民俗文化也表现得丰富多彩，就拿灶神来说，每个村落、家庭对灶神的崇拜仪式、认识范围都有所差异，如有些家庭只重视一些“禁忌”而不讲究祭祀等。

犬

对于拉卜楞地区而言，狗是人们普遍喜爱的宠物之一。从人类早期到现代社会，狗在拉卜楞畜牧业生产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它不但用于放牧，而且用来护卫，以免牲畜遭受其它野兽的伤害。据考古判定，动物驯化的顺序最早是狗，在狩猎和牧养期，狗已成为人类可靠的助手，与人类的关系最为密切。而且狗是我国历代纪年和算命的十二生肖之一。可见，拉卜楞对狗之喜爱和崇尚是有其缘由的。

渊源　关于对狗的崇尚与敬仰在汉、藏史料中有大量记述。《新唐书·吐蕃传》云：河西节度使崔希逸与吐蕃将军乞力徐进行白犬盟，约定两国边将互不侵犯。后来唐朝要崔希逸与赵惠琮同去攻打吐蕃，虽崔希逸所拒绝，但终被唐所破。于是“希逸顾失信，悒悒怅恨，召拜河南尹。既而与惠琮俱见犬崇，疑而死。”为何如此呢?在《新唐书·吐蕃传笺注》中说是“犬为吐蕃图腾，唐人以为即其祖先”的原因。在古人的观念中，违背或是欺骗了祖先，那是十恶不赦的弥天大罪，必然受到惩罚。吕振羽作为我国现代新史学的创始人，在其《中国民族简史》中对藏族犬图腾有很清楚的说明“西藏在太古时为大海，藏族祖先为居住海底的一种神异的海狗。”这些都是在汉文典籍中对藏族犬崇尚的历史记述，勾画出了对犬崇尚的一个大概轮廓。

崇拜　在人类早期，图腾崇拜是十分普遍的文化现象，可以说是图腾众多，仪式礼俗稀奇古怪，但多数崇拜的对象或与人们的生活，或与想象中的生死密切相关，多由感恩、恐惧而产生崇拜，反映出人类自古就向往美好，热爱生活。拉卜楞人对犬的崇拜则是由于家犬能帮助人们狩猎、放牧，保护人们生命财产的安全。是犬有恩于人们的生存繁衍，或犬对人类所特有的亲近特性。处于对犬的恩惠的感激人们把犬奉作神祇，使之高踞在部落氏族之上。于是产生了半人半犬或人犬合一的神——阿初。犬图腾崇拜不但表现在拉卜楞的神话传说中，而且还反映在节俗、衣食仪式之内。

在拉卜楞民间故事中，狗都助人为乐，神通广大，它或是神的化身，或是造福于人类的天使。狗一出现，就标志着人的命运好转。所以故事中的狗非凡狗，这种狗本是民间故事能手和作家妙笔加工之高度艺术之精华。他们通过自己非凡的想象力，创造出的狗是懂得人情世故。由此，对犬崇拜的众多仪礼风俗深深地浸入到拉卜楞人文化、生活各个领域之内。“尊狗”，这一习俗到目前还可在拉卜楞地区找到历史的痕迹。

在拉卜楞，每当人们收完青稞后，第一次磨出的糌粑先要给狗喂上。我们在拉卜楞可随处见到成群结队的狗，它们生活得非常自由，如入无人之境。这是因为，这里的人民禁止打狗，忌讳食狗肉；对食狗肉，视为不可理喻和难以思议的事，会受到人们的强烈谴责。狗作为游牧者最忠实伴友，保护财产、保护牛羊、保护游牧者本身都离不开它，狗成了家中成员之一，受世世代代异乎寻常的保护和爱惜，致使拉卜楞狗群兴旺，种类繁多。尤其在拉卜楞寺周围，它们依赖虔诚信仰民众之悲悯施舍而生存繁衍，从来没人伤害它们，它们横卧马路中央，也不伤害从它身边走过的人。人们让其自生自灭，这种对狗的爱惜之心没有随时代的发展而灭迹。犬作为游牧民族的保护者，而且又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吃饭问题，比如狩猎、放牧、守护牛羊等。人们爱惜它，不伤害、不食其肉也是出于对它的一种感激和报恩之情，论理说情都在其中，这也是世界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众多部落不谋而合地把犬当做祖先崇拜之深刻历史印迹。犬图腾的分布区域遍及欧、亚、非、澳四大洲，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藏族文化的“世界性”，也从这里面，我们可找到拉卜楞文化走向世界的根源。

猫鬼神

“猫鬼神”在藏语称“特让”，是一种广泛存在于藏族地区民间知而不言的一种精灵。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基本限于传说。传言中它是一种可怕的邪神，介于神鬼之间，忽正忽邪。对其相貌的描绘公认的一点是如同猫状。它的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从祖先手中传承而来，具有一种家神的特征，影响供奉者家庭的世世代代；二是利用特殊方法生成，生成后的猫鬼神即受供奉者的奉祀和役使。在拉卜楞藏区，它的形象被描述成一个长头发的小孩，在不同供养状态下产生善、恶两种。在供养得体的情况下，会保佑家庭财富增长，遇事顺利，把好运和财物带回家；如出现在没有好好供养它的家庭，会把家里运气和财物带走，甚至会给主人家带来比较大的疾病或灾难，严重者会惨遭横祸。民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猫因主人照顾不周而非正常死亡后，尤其饿死而主人未发觉，那么死猫就会成精而成为猫鬼神，它生成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加害主人，使其家破人亡。

牦牛

拉卜楞人的主要生产和生活来源都靠牛羊提供，特别是牦牛，它不仅给人提供必不可少的肉、牛奶、酥油和奶渣，而且人们住宿用的帐篷也用牛毛编织，穿的鞋、用的口袋用牛皮缝制。由此可知，千百年来生息在这里的人民一刻也离不开牦牛，人们对牦牛的感情也非同—般。在本民族众多的动物崇尚中牦牛崇拜之文化现象根深蒂固，历史久远。在拉卜楞草原上，到处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牦牛，或觅食于草滩之中，或载负重物，步履沉稳地行进。它能爬高山峭壁，可涉沼泽，也可在冰川上行走自如，是人们最得力的交通运载工具，故人们将其称为“高原之舟”。

千百年来，生活在拉卜楞的游牧人在茫茫草原上长途行走，少不了牦牛驮运。客商来往藏区与内地之间、僧人跋涉千山万水到远方求学弘法，甚至军队出征作战，牦牛一直是拉卜楞人最方便的交通运载工具。不仅如此，牦牛在生理上的许多优势，如具有极强的抗寒能力，适宜在气候寒冷的高原上生存并为人服务。而今，它的皮毛是生产优质动物纤维毛绒和珍贵皮革制品的原料；它乳多肉香，是本地区（包括藏、汉、回等）生活的重要食品之一，而牛粪既是肥料又能当柴薪。从牛奶中提出的酥油，不但是拉卜楞人的最佳食油，而且用酥油可作供灯，完成信仰者的信仰以及制作酥油花等。将牛奶、酥油和茶水溶在一起打成的酥油茶，更是醇香四溢，制完酥油的奶渣“曲拉”也是男女老少喜爱的食品。牦牛皮质地坚韧，光亮耐磨，用它不但制作皮鞋，也制成牛皮船充当高原人民的水上交通工具。牦牛绒纺成的上等呢绒畅销国内外，给人们带来了经济收入。用牛毛捻成的绳子富有弹力、光泽，结实耐用，做成的帐篷御寒力很强，至今仍然是拉卜楞地区藏族牧民的主要房舍。牦牛尾制成的“毛掸”蓬松耐用，拂尘方便，特别是白色的尾巴更为珍贵，是传统的出口产品之一。

每到冬季，牧民将帐篷、锅灶等全部家当驮在牦牛背上，然后一家老少骑马乘牛，赶着牦牛、羊群，从山中或高坡上往平凹之处迁移，人们将冬天住的地方叫“冬窝子”，而春暖天热后，又用同样的办法迁到山上或高处的“夏窝子”去放牧。在这种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中，牦牛确实是得力的运输工具。在拉卜楞，你也可看到具有原始、简单、古朴特点的图腾牦牛舞（公元6世纪以前的藏族社会已有了牦牛舞），它由两人扮演，一头一尾，身披黑色牛皮，牛角扎哈达，伴奏的乐器有鼓、钹、大号等，这种舞蹈深受人民的喜爱。而今，人们又把牦牛舞搬上了舞台，人们对它的崇尚和喜爱全都融入到舞蹈之中。在拉卜楞，你也可以看到，在许多家庭、寺院均悬挂、供奉牛头，在一些朝圣地也有牛头出现。这一习俗显然就是对牛崇尚文化的延伸。现在，牛头又作为装饰品、旅游纪念品出现于拉卜楞民族工艺市场，又有艺术和宗教双重功能，凡此种种，从另一侧面反映出了人们对牦牛的崇尚和拉卜楞文化的丰富性、广泛性。

多神崇拜的文化内涵

拉卜楞藏区的民间有多神崇拜的特点，这是对藏族稍有研究的人都知道的一个事实。不过，多数人对它的认识还是停留在那些实体化、物化的宗教形态上面，比如，名目繁多的信仰对象，一丝不苟而又神圣的祭祀仪式等。我们看来，像该地区民间关于多神信仰崇拜的话题，不能简单用“民俗”二字就可涵盖，需要借宗教学和中国传统宗教的相关知识。读懂多神崇拜背后所附着的那些宗教心理、行为，把多神崇拜与拉卜楞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联系起来，我们才有可能真正把握多神崇拜的真谛所在。

反映了人们试图用感情的力量去影响自然的纯朴思想意识　我们认为，苯教作为一种原始宗教，其产生的根源在于生产力不发达状态下对异己力量的敬畏依赖和幻想性认识。自然界既是人类生存的空间，又对立于人类。藏族先民在这种对立的矛盾中寻找和谐的办法，形成了原始苯教。苯教就是对自然界既依赖又敬畏的心理状态下的产物。费尔巴哈认为对自然的依赖是宗教产生的基础，同样对自然的敬畏也是宗教产生的因素之一。“许多原始民族都把自然界中那些足以引起畏怖和恐惧的力量和现象当做自己宗教的对象。”^⑨雪域高原恶劣的地理环境、多变的气候是藏族人崇拜的对象，也是苯教产生的沃土。藏区的自然环境极其恶劣，碧绿晴空之中瞬间出现闪电雷鸣；春意融融之际出现狂风暴雨是常见的自然现象。这种无常的高原气候，时常给藏区带来毁灭性的灾难，雪灾、旱灾、冰雹时常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和日常生活。藏族先民在无情的灾害和自然的威慑面前，感到了个人的渺小，体验到超人的异己力量。自然的压迫是人类产生宗教的原因之一，苯教也正是源于这种自然原因。不同的是，对待自然超人力量的态度上，人们显得更消极更软弱，这和藏区独特而恶劣的地理环境有关，自然的灾难越多，对神的依赖越大，人的能动性越受限制，在无可奈何中，将生存的希望建立在用自己的行动来取悦自然界的神灵的消极方式上。藏族人不仅忍受着自然的压迫，也承担起一个沉重的包袱：用自己虔诚的心和身体的苦行来达到取悦于目的的文化心理。佛教传入以后，在“顺从、忍受”的熏陶下更是如此，企图用心灵去感化自然的神灵，甚至感化现实中的各种恶事、恶人。在藏族人的神话故事和佛教徒津津乐道的佛本生故事中有很多这方面的例子。诸如家喻户晓的智美更登、米拉日巴等历史人物给藏人以榜样，不仅仅是乐善好施，还在修行过程中培养了藏族人惊人的苦行精神，形成了藏族人重感情轻理性的认识思维，在自然面前不是用理性去改变解释自然而是用感情的力量去影响自然。这种取悦手段是藏族人在自然威力面前的一种选择，与万物有灵观念相互依存。所以说，拉卜楞藏区民间习俗中的多神崇拜现象诞生于藏区变化多端的自然环境，又在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不断成长壮大。这种文化是藏族面对现实的一种无奈选择，是对自然的一种认同，是想用自己的情感去影响和感化自然的一种纯朴思想意识。

反映了藏民族“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进步思想　人们认为，狂风暴雨、冰天雪地、雷鸣闪电、蝗虫鼠害、疫病肆虐都是因为人们得罪了诸神所致。我们看到，凡是被指定是神山其周围的生态环境都保护得良好。这些地方林木茂密，牧草丰盛，山清水秀，风光秀丽，这都是千百年来人们一直保护的结果。虽然人们是从宗教的角度来保护一切生物，但客观上却维持了生物界正常的食物链，保持着高原生物的多样性，使生物的多样性优势得到发挥，维护了自然生态环境的平衡发展。人们将自然灾害和人的行为联系起来，注重人的行为，用禁忌的手段使人们顺从自然。使之成为一股强大的信仰力量，不但左右着人们的思想，而且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关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对安多人来说，有关对诸神的崇拜与禁忌，已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社会规范或公约，而是心理上的一种坚定信念。这种禁忌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控制，成为一种内化了的观念和行为，一种道德规范。换句话说，只要触犯了这种禁忌，就会导致令人不能阻挡的灾难。因此，严守此类禁忌是自然的行为，成为人们一种自觉的行为习惯。它告诫人们如何修身养性，如何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便利用自然为人类服务，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和谐发展。这些思想意识与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有着长久和必然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蕴含人类渴望与自然和谐的一面。这种自觉的行为禁忌，对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有着积极而深远的意义。人们在自觉和不自觉中逐步树立起“环境意识”、“绿色生态意识”。这种意识一是形成的时间长，有很强的稳定性和牢固的社会性；二是自愿性强。它不但反映在拉卜楞藏区社会的过去，而且将展现在拉卜楞藏区社会的未来。可以说，这种多神崇拜文化中所反映的思想一方面在描述和注重美妙无穷的“极乐世界”，另一方面也在缔造着“人间天堂”。拉卜楞藏区民间的各种祭祀、风俗活动不仅保存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而且强化了人们的民族意识，尤其是该地区传统文化趋于淡化，有些传统文化面临即将被周围其他文化所代替时，这一功能尤为突出，它为保护和继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起到了桥梁纽带作用。许多民俗事项并不是法律，但人们对这种约定俗成的事项具有共识，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却具有法律意义，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具有强烈的约束作用，从生态学的角度看，蕴含了一定的环保意识，透示着可持续发展的深远思想。今天，当我们面对恶化的环境，再展望人类未来时，相信这些积极因素将带给人们以新的触动和新的思索。

反映了藏民族服从和服务于现世与来世的一种原始世界观　拉卜楞民间习俗信仰的对象范围很广，既有日月、风雨、雷电、山川、土地、水火等自然神，也有巫术、风水、八字、佛家的佛、菩萨等。从内容而言多神崇拜是原始宗教与藏传佛教并行。表面看好像杂乱无章，散漫自由，可以任随个人意志的流向，信心之皈依，无所强迫，也不细究宗教义理。但透过这些现象不难发现，在这些信仰自由的背后也有不自由的一面，它们的功利趋向十分明显。拉卜楞人崇拜祭拜各种神灵，无不是和特定的目的和需要连在一起。无论是求健康长寿、婚姻子嗣、风调雨顺、人丁兴旺，还是为了应对一些即时的困难、疾病、灾祸，都是服从和服务于现世与来世的生活总体目标。这种特性不光隐含着拉卜楞人的宗教心理，同时也制约和影响人们在宗教行为方面的行事方式，并被摄入到日常生活体系当中，构成了人们的惯例行为和生活信条。在心理上，把各种神灵当成是自己在世上获取利益的一个守护者或保护伞。在人们的观念中，各种神灵存在于宇宙中，它们固然是给予人间以正面价值的存在，鬼魂则是专门给予人间以负面价值的影响，而祖先可视子孙的孝敬程度给予保护或惩罚。所以根本的问题在于礼要到，否则不会为你做任何事情，祖先也有可能前来惩罚，鬼魂则游荡在人间播撒灾祸。因此，为了获取和保障自己的最大利益，必须在行动上经常与它们保持联络并要沟通。而联络沟通的主要方式就是祭祀，即用适宜于不同神灵需要的供品，在规定的时间、地点，用规定仪式进行类似请客、送礼、贿赂的活动。这可说明，为什么理论上会把崇拜祭祀看成是生活当中的人为着现世和来世的考虑，以功利性诉求为目的的一种持续性、周期性宗教仪式。同时也可说明，拉卜楞人在信仰实践中，何以会把崇拜祭祀当做日常生活的必修课，相信神灵无处不在，提醒自己做人做事要谨慎。祭祀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按生活的节律在不同时节行事，或依人生礼仪惯例性地举行各种宗教礼仪；另一种则是在遇到突发性事件时，随机采取的临时祭拜活动。无论何种方式，它都是把服从和服务于现世与来世的利益作为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现世利益考虑，要避免那些负面的价值，就必须持续地去接近那些神灵，不断地祭祀自己的祖先，并对鬼魂施以慈悲和安慰；从来世利益考虑，祭祀等保佑自己将来死后可以修得“正果”，至少不会落到“地狱”去做孤魂野鬼的境地。这样去读解，既可看出拉卜楞地区传统文化的民俗和宗教意义，又可看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服从和服务于现世与来世的目的与意义。

拉卜楞藏区民间习俗中的多神崇拜不光蕴含了拉卜楞人的宗教心理、宗教行为，而且对拉卜楞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有着极大的影响和制约。从某种意义上讲，由于拉卜楞人传统上信仰多神崇拜，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无一例外地都打上了浓重的宗教烙印。从民间习俗中的诸神崇拜现象可知，拉卜楞人表面看似乎是在盲目地追求趋吉避凶，甚至同样可以说是在搞迷信，但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却存在着一种基于原始宗教信仰之上的人生观、价值观，他们是在虔诚地做着追求与时空这一自然关系最大限度的协调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