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小徐佛学科学之比较研究
王小徐，名季同，1875年生，原籍安徽芜湖，客居苏州。清末留学英国，专究电工，并实习于德国西门子电机厂，曾发明转动式变压器。王氏不仅是一个精于数理科学的学者，而且对于西方哲学也有深切体验，归国后服务于中国科学事业，一度任教北京大学，著英文《电网路计算法》而驰名海内。
早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王小徐便与蔡元培、汪允宗合作组办《俄事警闻》报，间接鼓吹推翻帝制，亦是中国近代早期革新派人物。同时得识杨仁山，而兼治佛学。王氏于佛学涉猎甚广，不仅钻研繁难艰涩而又风靡近代学术界的法相唯识学说以及因明论理学，有《佛学与科学之比较》、《佛法省要》等传世，而且效禅门弟子，参究话头，并于家中置禅榻，日坐一香。据云，其于禅定中省悟，禅僧参禅与牛顿见苹果落地时心境无不同，借以说明古今东西，一切发明无不由刹那定见中的现量而起，而无禅定工夫者，一刹那后即陷入比量。1927～1928年，撰《佛学与科学》一文，融会贯通佛学与科学，引经据典，解析旧说，是对佛教学说的科学分析和对佛学、自然科学、西方哲学关系的介绍性文章，由《海潮音》刊发。其内侄读后撰文指责，王氏于是有《答管义慈书》，并集《唯物史观与社会学》、《科学之根本问题》，以及答葛志亮佛教疑问，作者与吕碧城来往书信数篇，以《佛学与科学之比较》公开刊行。书前有蔡元培、胡适为之序。该书采用分析比较的方法，以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力图证明佛教的合理性价值，说明佛学是应用科学，是实证哲学，是根本的真理，合理的宗教。蔡元培在序中指出:
小徐先生有数学的天才，二十岁左右，即有关于数学的著作，为前辈所推许。数学，一方面是科学的工具，一方面，又是玄学的导线，所以希腊的毕泰哥拉斯，法国的笛卡儿，德国的莱布尼兹，荷兰的斯宾挪莎，都是以数学家兼哲学家的。小徐先生以数学家治科学，尤长于电机工程，承认科学之所长，而又能看破能力的限度;以数学家治逻辑，认西洋的逻辑仅能应用于科学，而哲学上非采用印度之因明不可;以数学家治玄学，认佛法中相宗的理论，非特与科学不相冲突，而可以相成。既已认与科学不相冲突，则科学家不能解答的问题，而可用佛法解答的，何
妨利用佛法，此小徐先生所以有佛学与科学一书。(5)
蔡元培在序中借题发挥，同样以自然科学诠释佛理，给予王著充分的肯定。他指出:“提倡佛法的理由，则以唯识论为基础，而以修观为方法，乃与现代柏格森的哲学相类似。柏氏假定宇宙本体为一种生命原动力，近于佛法上的阿赖耶识;以生命为‘绵延’，为真的时间，因名之为‘生命流’，近于阿赖耶的‘相继不绝’，喻如流水。其认识法不恃理智而恃直观，近于佛法中的真现量。又闻柏氏亦用静坐观照法，尤近于佛法的修观了。”其中还提及通灵术、借尸还魂、前生记忆等类似“特异功能”的传说，显然因时代的局限，而强调真伪的甄别。至于说到“爱克司光的透照、无线电的播音、催眠术的疗病”，其主旨无不在说明佛学与科学比较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序末，蔡元培特别强调，“小徐先生既以科学家的资料，为佛法与科学一篇以期端绪，尤望积极提倡，促成种种科学的工作，以完成自度度人的弘愿”，从中亦可见蔡氏佛教研究的科学性倾向。
“以科学理论为方便，向广大的知识分子弘扬佛法，是我数年来的夙愿”(6)，王氏的话说明，他所做的佛学、科学比较研究，旨在向知识界推广佛法，具体说是以科学知识引导知识分子对佛教的信行。其目的在于起信而非学理的探究，故虽引介科学知识和科学成果，却充满了信仰色彩，并缺乏系统性而表现支离的特征。正因为如此，作为历史学家，且处处讲“拿证据来”的实证主义的学者胡适，在他为王著写的序中，很不客气地“大胆说几句话”，对王氏的工作几乎是全盘否定，既表现其对佛教信仰缺乏同情的理解，也揭示了他的佛学研究的科学倾向——佛学就是佛学，与欧阳竟无“佛法非科学”之说异曲同工。他说:
一切学术思想都是史料而已。佛法只是人类的某一部分在某时代倡出的思想和信仰，科学也只是人类的某一部分在某时代研究出来的学术思想。这两项材料在人类历史上各有其相当的地位，但我们治历史的人没有把他们拉拢来做搭题八股的必要。其实信仰佛法的人，也大可不必枉费精力来做这种搭题的文章。(7)
应当说，胡适的这番话还是很有道理的，但只是由于胡适在序中还说了一些过于刻薄的话，诸如“最下流的陀罗尼迷信的掩眼法”、“崇拜生殖器”、“立场是迷信”之类，未免有点过分。正是这些话，如一石击水，至今为佛教界所不许。事实上，王小徐的比较，在今天看来，虽然支离、浅白，但还是有它的时代意义和科学价值。重点阐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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