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属性及其当代意蕴

盛跃明

内容提要：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实践活动。社会阶级构成的性质和变化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质和变化，新兴统治阶级倡导的主导思想会影响本民族对传统政治文化的态度，而同一性质的思想政治教育也会因所属阶级历史使命的变化而进行任务调整。现代化语境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生命线理论仍是以政治性为核心得以展开的，而“社会治理”这一范畴很好地调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统治属性和社会服务属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不能也不应脱离政治属性，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机器，抑或观念上层建筑，都是建构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政治基础。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属性；唯物史观

作者：盛跃明，台州学院

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存在一种错误的倾向，即一些人出于对思想政治教育远离生活世界的担忧而倡导思想政治教育的去政治化，这实际上不是在发展思想政治教育，而是掏空了其存在的基石。思想政治教育如果淡化或放弃政治性（意识形态性或阶级性）就会陷入没有方向的危险境地，乃至被虚无化。因此，无论社会怎么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本色都不能丢。

一、思想政治教育究其本质是一种政治实践活动

思想政治教育在唯物史观的体系中意味着什么？这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思想政治教育转型的首要的和基本的问题。唯物史观往往立足实践理解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具体规定，因此我们可以将思想政治教育定义为一种国家、政党、阶级、民族等特定群体主体凭借所掌握的组织资源推行的旨在强化成员对本群体的意识形态认同的实践活动。金林南通过对政治、教育、思想的阐释，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在思想领域开展的以教育为主要形式的政治实践：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独特的政治形态；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空间是思想领域；作为教育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于人的政治性存在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生成于现代性意识形态政治中，现代意识形态政治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体^[1]。从本质上讲，思想政治教育应属于与物质生产实践相对应的社会政治实践的范畴，兼具科学文化实践的某些属性。

思想政治教育深刻反映了人们政治交往和精神交往背后的社会物质关系。马克思认为在考察一个社会变革时必须将区分物质经济条件的变革以及反映这些社会冲突并试图加以克服的意识形态，“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2]。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各种社会关系，规范着思想政治教育的阶级属性以及由阶级性所决定的基本导向和内容选择。

意识形态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因为“思想和政治都属于上层建筑中的社会意识形式，思想政治教育属于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3]。思想政治教育的规范性因素植根于政治上层建筑，而观念性因素则源于思想上层建筑。人们政治交往的规范化、制度化形成了政治制度、组织和相关设施，为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组织基础；人们精神交往的规范化、制度化形成了特定的意识形态，为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思想和内容基础。思想政治教育是观念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重要途径和中介，而政治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决定了同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形态。

意识形态的存在是为了论证、维护一定经济基础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思想政治教育是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重要方式。一方面，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统治阶级的思想总在希望被其社会成员所接受并不断加以强化。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又具有相对独立性或超前性，这就可能出现新兴阶级的思想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冲突。意识形态的这种张力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在“保护”或“破坏”特定的经济基础的动态斗争中实现发展。思想政治教育通过特定意识形态的传播实现“理论掌握群众”，从而使一定的思想体系转化出巨大的物质力量，要么巩固了上层建筑，要么排斥了它的对立物。在社会变革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总是基于经济基础变迁的需要，为意识形态的创新指明前进方向，为革命和改革提供精神动力，为社会内部冲突寻求和解的思想基础。

为怎样的政治上层建筑服务，如何为政治上层建筑服务，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作为一种统治手段，思想政治教育集中体现了政治上层建筑的阶级性和软实力。政治上层建筑的变化方式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对抗型的，通过社会新兴力量所进行的社会革命来促使上层建筑发生“为我”的质变；一种是改良型的，通过局部性的改良实现自我的量变。在社会革命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于新兴阶级，着眼于阶级意识的觉醒、政权的夺取、新制度的建立。在社会建设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于统治阶级，建立起了一整套支配“精神生产资料”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体系”^[4]，通过对意识形态的维持、调整和传播，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在社会矛盾纷繁复杂的时期，政党、政权、政治制度等政治上层建筑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直接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力。

二、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形态的性质取决于其所服务的阶级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历史范畴。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因为没有阶级和阶级消灭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故而阶级社会才是我们讨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语境。思想政治教育的形态更替是一种扬弃，源于社会政治生态的改变，每当社会形态变迁的时候，思想政治教育总会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的阶级的需要。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思想政治教育服务特定阶级的内在诉求从未改变。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阶级属性。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的阶级属性始终存在，但政治生态（尤其是阶级构成）在变，其性质不得不变。进入阶级社会后，一切社会关系围绕政治关系展开，改造社会关系的活动最终归结到政治生活。作为政治生活的核心，人类的政治属性大多数情况下归结在阶级属性，并成为一种思想政治教育区别于另一种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而思想政治教育所代表的具体阶级直接决定了不同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个性。因此，当我们考察不同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共性时，必须借助阶级分析的工具，从社会生活及其变迁中去寻找不同时代具体人性的现实基础，从而深刻认识和科学把握各个历史阶段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和阶级性。西方奴隶社会的城邦教育是为了统治者更好地治理城邦和自由民更好地参与政治；中世纪的宗教教育是为了归化和禁锢一切不利于封建神权教会和世俗地主阶级统治秩序的思想；进入资本主义时期的公民教育张扬的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西方的公民教育和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具有强烈的资产阶级色彩，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则是无产阶级性质的。

其次，一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会受到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但思想政治教育的阶级性质在变，其主导思想不得不变。抛弃了文化之根的民族是可悲的，拒绝和割裂本民族政治文化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不完整的。在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承过程中，已有的社会习俗和禁忌系统与统治阶级的需要推广的思想（作为人们社会化的内容）必然存在一定的张力，或缓和或紧张，或适应或排斥，或契合或对抗，而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这种张力系统的调适机制。无论是盲目接受还是全盘抵触既有文化，都不是成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作为，只有通过取其精华、为我所用的改造，才能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华丽转型。城邦时代的整体主义、个体主义、理性主义、人道主义的文化基因最终被多元的西方公民教育所吸收，而中世纪奠定的宗教教育至今在西方社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贯穿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始终，在经历了“打倒孔家店”、“破四旧”的风波之后，思想政治教育重新定位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作用。在保持文化延续性的同时，不同性质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思想却是不同的，如，中世纪的思想政治教育强调宗教至上，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强调儒家思想，而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分别成为了国共两党领导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

第三，同一性质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价值导向不变，但其服务阶级的时代任务在变，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不得不变。人与人之间人的交往属性决定了人有用文明手段——思想政治教育——解决人与人之间问题和冲突并取得共识的能力，而统一思想、化解对立、夺取和维系政权必然是任何一个社会统治阶级的价值诉求。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质发生质变是思想政治转型的一种方式，当思想政治教育的阶级属性相对稳定的时候，思想政治也会以量变的方式发生质变。先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萌芽时期，先秦诸子提出的学说极大地促进了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萌发和生成（当然，很多人认为孔子是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代表，但其创立的儒家学说逐渐成长成熟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先秦法家则更是直接催化了新兴地主阶级主导的政治改革），此时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题是“治乱开新”；绵延2000余年封建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宣扬同一种道统（成为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内核的儒家思想），以求“求固维稳”和“为万世开太平”；代表不同阶级的国共两党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争斗直接反映到了思想政治教育在争取民心的博弈上。全人类的解放是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价值诉求，但这一价值导向的实现是渐进的、分阶段的。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是让无产者明白社会主义为什么会取代资本主义以及怎样取代的道理。我们还可以大致将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夺取政权的阶段，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是革命动员；二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为社会发展保驾护航。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化离不开政治性和阶级性

当下学界提出的思想政治教育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命线”^[5]、“现代化进程的生命线”^[6]等论说，赋予思想政治教育生命线理论以时代内涵。在这里，我们暂且不去完整地论述思想政治教育对于社会各个领域全方位的结构性（政治上层建筑通达观念上层建筑之物）和功能性（政治统率、价值引领、保障服务）定位，而仅仅从“思想”、“政治”、“教育”的三个显在范畴谈谈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因为生命线地位的确立无非是三个层面，一是对于发起者和组织者的意义（确立合法性实现合法化，彰显政治的阶级属性，推动现代政治的发展），二是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思想观念推动社会进步），三是对于人的发展的意义（教育成就人）。作为具有社会政治实践属性的活动，思想政治教育是政治现代化的生命线；作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互作用的中介和机制，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观念）现代化的生命线；而在价值观教育为先的现代育人工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又是教育现代化的生命线。而这三个生命线中，又是以政治性为核心的，无论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精神境界极大提升，还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都体现着共产主义的政治理想、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和以人为本的政治评判标准。

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固然要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但不能将其凌驾于政治统治功能之上。恩格斯说：“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7]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人们内部矛盾是社会矛盾的主要形态，因此化解思想分歧和冲突认同共享价值已取代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形式。如此，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统治功能和社会服务功能不可分割，并且后者是服务于前者的。李合亮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浓厚的政治工具性与社会服务性，这一描述既涵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阶级性、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的特点，又避免了单纯为政治而政治的阶级斗争式认识；同时思想政治教育还具有属人性和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促进性，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本质，即从政治化的角度建设人自身^[8]。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无论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社会管理，还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化，都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服务性和属人性本身就是政治性。

当前，有个热门的词汇叫“社会治理”，或许可以很好地调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统治功能和社会服务功能。思想政治教育可以被视为一种社会治理方式，因为人的精神世界是环境的产物，这种环境包括教育、社会生态、群体意志等，人的观念对外部环境的依赖为思想政治教育调节，控制人的思想和行为提供了可能。作为一种与意识形态相关的软治理方式，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对其他治理方式的引领性地位。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首先表现为信仰的治理。现代治理追求发展的稳定和稳定的发展，而这需要寻求社会民众广泛而自觉的政治认同，这种认同绝非是基于“压迫感”的，而是对这个国家的指导思想、政治体制和发展道路的真实信仰，信仰只能是后天教育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关涉社会文化价值观的治理。社会认同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还是文化价值观上的。离开了文化的国家治理是找不到出路的，而离开了政治力量的支持，文化也是不堪一击的。进步文化之所以能引领社会发展，全在于它和现实政治的琴瑟和谐。从很大程度上看，现代社会治理正是现代价值观在国家、社会、个人层面具体实践的展开，而思想政治教育充当了两者间的桥梁和纽带。最后，思想政治教育还是一种道德治理。现代社会应是礼法合治的社会，道德治理与法律治理在社会生活领域中发挥作用的时候各有侧重。道德治理是指“执政者在运用公共权力进行国家治理活动的过程中，自觉发挥道德对于维护社会公序良俗、实现社会利益的作用”^[9]。作为道德治理的重要手段，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和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社区空间等现代元素相契合，同时又必须是人性化的，因为任何抹杀人性或离开人的道德治理都是不道德的。总之，如果把现代社会比作一台计算机的话，思想政治教育就是360软件，这套软件所起的作用就是使这个充满不确定因素的系统得以维系相对稳定的政治秩序和必要的安全保障，或者可以便利地装备更多的软件或执行更多更新的任务，以更好地服务它的主人（统治阶级），这或许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治理方式的形象比喻。

四、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体现当代中国的政治现代性

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化进程也内在地贯穿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属性。从历史逻辑看，统治阶级采取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都是和自己的集团利益相适应的；从现实逻辑看，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总被当前特定的政治空间和阶级生态所规约；从自身逻辑看，无论是观念现代性、理论现代性和实践现代性无不浸润着意识形态功能。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精神维度层面，主体性、理性、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凝结着现代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的理论成果和价值诉求。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所向往的公共性内在地蕴含着社会治理方式的改变；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和阶级性依旧相互支撑；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性是对政治性的有益补充，它使得政治性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可见，强调主体性、理性和自由的精神原并不是不讲政治性，建构思想政治教育的公共性、科学性和人文性也不是废弃阶级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不能也不应脱离政治属性，而是应该为它现代性的实现建立坚实的政治基础。

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建构，离不开两大原则，一是作为现代社会的普遍性原则，二是作为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原则，这个特殊性原则取决于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机器，抑或观念上层建筑，都是建构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现实语境和政治基础。

首先，要完善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绝对领导，这是对政党现代性的要求。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必须由党主导，苏联亡党亡国就与其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放弃和背离了党的组织、政治和思想领导有直接关系；二是党必须发展自己的现代性以更好地去主导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以科学、民主、依法执政体现现代政党的特征，以“政党权威的合法化、社会基础的兼容化、党内生活的民主化、权力的去腐化、政党活动的法制化实现政党的现代化”^[10]，进而从能力和道义上强化党对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掌控力。

其次，要建立一个完备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是对政治上层建筑现代性的要求。沿着葛兰西的国家理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者阿尔都塞提出了与镇压性的国家机器相对应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定义^[11]。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一整套宗教的、道德的、家庭的、法律的、政治的、审美的以及诸如此类的意识形态机构”^[12]，承担着维持文化“阵地战”和政治统治的功能。放到中国来看，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除了党及其各级组织外，还包括共青团、工会、妇联、社会团体、学校、主流媒体、社区（农村）自治组织等各个承担意识形态传播功能的社会部门。这些部门应该与时俱进，在社会结构分化的过程中转变或丰富自己的角色，以适应思想政治教育转型的需要。

第三，要夯实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这是对政治观念形态现代性的要求。这种自信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信、真懂、真用，来自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的认同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文化是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立身之本，也是我们应对境外意识形态的有力武器。有人在“中学为根，西学为用”之上加了“马学为魂”，要我说的话，也许“马学为体，中学为根，西学为用”更能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现实状态，即当代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学为体”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性和社会主义的根本体制；“中学为根”体现立足中国实际，扎根中国实践；“西学为用”体现我们事业的开放和包容性，它能吸收一切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为我所用。有了这三点做保证，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就能真正拥有自己的政治话语体系，才能说得响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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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陈越.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

【注释】

[1]金林南.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范式的哲学沉思［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152‐154.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

[3]仓道来.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47.

[4]张耀灿，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18.

[5]李俊伟.思想政治工作现代化与科学化［M］.北京：红旗出版社，2007：62.

[6]陈立思.现代化进程的生命线——当代世界的思想政治教育［J］.教学与研究，2000（5）.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60.

[8]李合亮.解析与建构：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反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36‐150.

[9]高惠珠.社会风尚与道德治理［J］.思想理论教育，2013（5）.

[10]虞维华，张洪根.社会转型时期的合法性研究［M］.北京：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04：目录Ⅳ.

[11]陈学明，王凤才.西方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二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170.

[12]陈越.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