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的社会维度

王结发

内容提要：查尔斯·蒂利以类型差异对有价值资源分配的影响，发展出不平等的关系解释理论。“剥削、机会积累、仿效和适应”构成这一理论的四种主要机制：剥削和机会积累促使不平等的建立，仿效和适应使不平等嵌入日常事务之中并使之变得稳定。基于类型所确立的边界发挥着关键的组织作用，它塑造着能力和关系的不同积累，交互影响着类型的不平等奖赏，不仅导致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的不平等，而且确立了边界两边成员之间的不平等。

关键词：类型差异；不平等；关系机制

作者：王结发，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查尔斯·蒂利，当代美国著名政治思想家，终其一生的学术探索主要是围绕着其老师巴林顿·摩尔的未尽问题，即“民主如何才能够落地生根？”^[1]所展开。平等是民主的社会基础^[2]，通常认为，“哪里的不平等程度越高，哪里就越不可能出现民主的政体；或者即使出现了民主政体也是不稳定的”^[3]。然而，正如法国哲学家皮埃尔·勒鲁所说，现代社会，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除了平等的信条外，再没有别的基础，但不平等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4]那么，在不平等普遍在场的背景下，如何能够推进民主化呢？在致力探讨这一难题的过程中，蒂利发展出了不平等的关系解释理论。这一理论综合了当今流行的几种解释理论，聚焦于不平等的社会维度，从微观社会互动的累积性影响，揭示出不平等的生成及发展变化的社会机制，对于认识和解决当下中国社会严重的不平等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

对平等的关注是一切社会的至上美德（德沃金），不平等问题始终是社会科学家们研究的一个核心议题，有关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但归纳起来，当今具有广泛影响的不平等理论大致可以分为四种，即文化解释、功能解释、强制解释以及竞争解释理论，它们依据各自强调的关键因素所制定的标准，将以下四个要素分配给不同的个人，由此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

①一套位置——工作、公共职位、住所和声望；

②附着于这套位置之上的奖励的不均等分配；

③引导人们进入不同位置的选择机制；

④不同特征的个人，这些特征构成选择的标准。^[5]

文化解释依据价值体系，功能解释依据社会需求，强制解释以征服为基础，竞争解释则是以效率为基础，来建构它们的选择机制，把具有不同能力、知识、技能、智力及秉持不同价值观的个人，分配至不同的位置上，从而获得不同的报酬。文化解释论者认为，不平等主要是因为民众持有不同的信仰、价值和实践，使得不同群体的人获得不同的分配地位，例如，种族主义、家长制、种姓制度就是根据文化因素而形成；功能解释论者认为，不平等主要是因为人们对于完成社会目标的贡献不同而产生的，例如，军人、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和商人之间的不平等，就是因为他们对完成集体生存的贡献不同所致；强制解释论者把不平等产生归之于权力的使用，例如，控制土地、武力和资本的人，就具有无人能及的社会优势；竞争解释论者认为，不平等主要是因为个人或更大社会单位因其具有不同属性和表现，而获得不同的奖励，例如，市场奖赏那些最能干、最勤奋的人，不管他的出身或关系是什么。

不可否认，这四种不平等解释理论都具有相当的解释力，但它们都侧重于处于抽象而连续的空间中的个人或团体的相对位置——声望的等级、权力的连续统一体、财富的金字塔等，能够很好地说明“精巧而连续的等级制”的形成，对于社会中大量存在的不平等的维持、变化和发展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例如，那些因不能形成可信声誉的家庭会失去与其他家庭进行广泛商业交易的能力，注定每况愈下直至破产；外地人和本地人相比，在就业、收入和社会保障等方面都会存在巨大差距，等等。价值体系、社会需求、权力的使用以及不同个体之间的效率差别确实在其中分别或一起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这类不平等形成的最为根本的原因，是“资助—保护链条中的位置定义了多数家庭和个人的机会与制约”^[6]。也就是说，由某种属性定义的“位置”，才是其他因素起作用的基础。

蒂利发现，“多数大规模不平等系统涉及不完全联系的、矛盾的、竞争的、变化中的但是强有力的差异，它们存在于个人的丛集与类型之中”^[7]。由此彰显出现有不平等解释理论所存在的不足。蒂利认为，不平等从根本上说，是个人或一群人之间的一种特定类型的关系，在这种关系当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为有些人带来更大的优势。这类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跨越社会确认的，人际网络之间的边界的非对称性关系（即不平等），有些是短暂的和波动的，有些则会在各种形势下重复出现。一种有效的不平等解释理论，必须能够阐明非对称性社会互动的累积性与长期影响，唯此才能把握不平等生成、维持和变化的一般机制。因此，在不平等理论重建的过程中，蒂利聚焦于“持续的、系统性的不平等是如何形成、改变和消失”^[8]，把持久不平等（能够从一个社会互动持续到一个新的社会互动，甚至持续整个职业、生命和组织历史的不平等^[9]）置于基础性地位，正是对这种不平等的深入研究，才发展出不平等的“关系解释”理论。

在讨论不平等关系解释理论的具体内容之前，首先需要指出这一理论与文化、功能、强制和竞争解释理论之间的一个根本不同点。蒂利承认关系解释存在着对文化、功能、强制和竞争机制一定程度上的妥协，根本的不同点是，关系解释理论把不平等视为社会位置之间交易的结果，认为不平等主要是因为非对称性社会关系的累积影响，使得优势总是积累在这一边或另一边。^[10]这一理论致力于从不完全的、丛生的和变化的联系的动态混乱状态当中来考察不平等生成的一般机制。尽管这一理论也有局限性（例如，对波动和短暂的不平等难以给出有效说明），但正如蒂利本人所主张的，“它比将整个片段归入经验归纳的做法充分得多，比在更大系统中定位单位的位置的做法充分得多，也比重建某些行动开始前和启动期间社会单位的状况的做法充分得多”^[11]。

二

在各种持久不平等当中，具有“清晰有界”特征的不平等，例如，男人/女人、贵族/平民、黑人/白人、公民和外国人、宗教隶属或种族等（蒂利把这称为“类型不平等”）（Categorical Inequality），对于不平等研究具有典型意义。因为，第一，它能够为不平等的存在提供更加清晰的证据，“人与人之间的严重不平等主要与类型差异相对应”；第二，可以显明“边界”在不平等生成过程中发挥的关键组织作用：任何组织都通过划定围绕他们自己的边界并监督着有价值资源的跨边界流动；第三，可以纠正一些误解，即通常认为个人能力、特性、倾向以及努力程度的差异是导致不平等直接原因——文化、功能、强制以及竞争解释无一例外都承认这一点，而实际上，这些因素都只具有间接影响，类型差异的制度化才是不平等的主要根源。^[12]基于此，蒂利认为，如果能够获得类型不平等的科学理解，就可以抽象出不平等的一般解释模型。

类型不平等，简单地说，就是由类型差异所导致的不平等。类型是指由具有某一共同特征的个人组成的“丛集”，有着自己的名称、标记、群体间的实践以及内部联系，当丛集成员或其他人在运用这些要素时，就会把丛集内成员与它之外的人区分开来。蒂利指出：“类型是由人际网络内讨价还价的集体边界构成的。”^[13]类型具有以下两个基本特征：

首先，类型不是实体概念而是一个关系范畴，它是在人际互动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特定关系。“类型主要涉及相互了解和相互联系：我们知道他们是谁、他们也知道我们是谁。”^[14]也就是说，类型划定“我们—他们”之间的边界，边界的双方都是以对方的存在为条件，并以此建构出与之相应的集体身份意识，这种集体身份意识，进而又对社会互动过程发挥着深刻影响并且实现着其自身的再生产。

其次，类型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在人际互动中生成和变化着的。类型是作为遭遇、强加、谈判和转移四个过程的结果而出现与变化的。先前没有联系的个人丛集彼此遭遇时，每个丛集中的成员都对那次产生名称、实践和理解的遭遇做出反应，从而将新来者与旧居者分属两个丛集类型；强有力的个人或丛集可以强加类型定义，从而将一些人划归于这种类型之中；互动者或丛集就其具有的名称、实践和理解的边界进行谈判，从而随着边界的变动，设计出与周围不同人群的关系类型；人们将一个丛集的边界、名称、实践和理解从一个场景转移到另一个场景，从而创造出一个新的类型。^[15]

可见，类型总是制造着差异，甚至可以说，类型就是差异的表征。“只要我们—他们的边界在地方发挥作用，这种边界就很容易在类型成员的实际品质方面积聚不同成分。”^[16]因为人们成长的社会环境会深刻地、集体地影响着他们的成年特征，作为结果的差异附着于类型上面的共享的理解、实践和人际关系。但是，类型所表示的是人口在由类型参数区分的各群体之间的异质性或水平分化，与不平等没有必然联系。^[17]我们可以在社会不同领域中找到不同类型之间保持着平等的大量例证，例如，比邻而居的村庄总是有着自己的名称、实践和理解的边界，这些边界给耕作、放牧、收割、合作确立了明显的限制，但是相邻的村庄却能经常维持着大致的平等。

那么，类型不平等是怎样形成的呢？类型不平等是类型差异的制度化和组织化的社会后果。由于类型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范畴，人们因其不同的性别、肤色、出生地、职业、秉持不同的价值信念等，而分属于各种不同的类型群体，但由于类型差异建构着组织行为的“剧本”和“地方知识”^[18]，一旦类型获得了奖励和惩罚的分配权力，并借助类型差异来解决迫切的组织问题，造出接近有价值资源的显著的和持久的差异，使得有权有势的人能够和类型中有权势的人建立起封闭、排斥和控制的制度，从而就将弱势者排斥在所有共同事业的利益之外，也使得被压迫者获得那些好处的努力遭到否定。^[19]也就是说，掌握奖励和惩罚权力的人借助类型差异来解决迫切的组织问题，类型之间的差异就会转变为对有价值资源占有的不平等。

蒂利把类型差异转变为类型不平等的机制归结为四种，即剥削、机会积累、效仿和适应机制。

首先，剥削机制（这一机制直接来自马克思的剥削理论），是指掌握着资源的有权有势的、有联系的人们，在通过与外来者的协同努力利用这些资源生产价值的时候，谋取其他人的努力成果，将外来者从通过他们的努力而增加的价值中排斥出去。

其次，机会积累机制（这一点是从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封闭理论发展而来）是指当某个类型的网络成员获得接近某种资源（这种资源是有价值的、可更新的、垄断的，它是网络活动的支撑并且通过网络活动得以增加的）的机会时，优势总是集中于类型边界的一边。这是因为不同类型群体之间存在清晰可见的边界，当跨越类型边界之间发生各种交易时，有权势边界一边的团体成员控制了产生价值的稀缺资源，并独享了大部分的价值，然后就会运用所获取价值的一部分去复制那个边界，而那些外来者尽管付出努力，却被排除在全部增加值之外。

剥削与机会积累是不平等产生的两个最为根本的机制，它们的作用是有明显差别的，剥削机制既会导致不同类型群体成员之间的不平等，也会导致类型内部成员之间的不平等，机会积累机制所产生的影响则主要是类型内部成员之间的不平等。

第三，仿效机制是指将现存的组织、继承和实践从一个场景移植到另一个场景，当转变的形式、继承和实践安排在更多与更少收益之间的边界时，可以降低剥削和机会积累的交易成本，从而使不同类型群体成员的优势或劣势地位普遍化。例如，新饭店与老饭店采取相同的劳动分工方式，使某些类型成员只能从事低端岗位，获取微薄薪水。

最后，适应机制是指发明日常互动轻松的程序与苦心经营现存分割的、有价值的社会联系，在所有当事方建立社会程序的奖励构成，维持现存类型和跨越类型边界的关系，甚至给予那些剥削与机会积累的受害者与现存社会安排协作的短期动机，使不平等稳定化。^[20]

剥削和机会积累机制使得那些有权势的人建立起封闭、排斥和控制的制度，支持着类型不平等的建立；效仿和适应机制则是通过对已有组织模型的复制，使类型不平等从一种社会场景植入另一种社会场景，并不断巩固着现存类型（或跨越类型）边界关系的奖励构成，增强类型差异在剥削和机会积累过程中的有效性，使其影响得以普及和推广，产生不平等的基本机制在各种组织类型中都是以这种相似的风格运转（类型不平等中的基本因果关系如下图）。

类型不平等中的基本因果关系

概而言之，类型不平等与个人能力、特性、倾向以及努力程度不甚相关，身处类型不平等关系之中的人或群体，无论具有怎样的能力或做出怎样的努力，都会一直居于有利地位或不利地位，就像人们无法改变自己的肤色一样，这种社会境遇不可移易。^[21]类型不平等的形成及变化主要取决于组织的本质、各种类型的社会定位、组织问题的特性和当事方的特点。

三

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根据蒂利的理论，从类型不平等产生持久不平等的特征和动力看，显露出不平等具有超历史的特性。蒂利的核心不是把不平等看成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而是贯穿所有时代的一种不平等理论。”^[22]应该说，这一观点是准确的。因为，人总是具体的存在，必然归属于不同的类型群体，也就是说，类型差异是“超历史的”的存在，但类型差异的制度化却是历史的存在，其根源在于私有制。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私有制是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发展又不充分的历史现象。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旦建立起普遍的交往体系，人本身实现了全面的发展，最终就会克服一切形式的非对称性社会关系。尽管蒂利理论具有这样的严重局限性，但这一理论对于理解私有制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当下社会中的不平等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类型关系也能够影响有价值资源的分配。众所周知，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导致了经济上的不平等，进而导致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的不平等。也就是说，生产关系构成了各种社会关系的基础，直接决定着有价值资源的分配方式，因此，生产关系的性质对不平等的产生具有决定性作用。这无疑切中了不平等问题的根本。但人是关系的存在者，围绕生产活动所形成的其他类型的社会关系，都是内在的关系，^[23]它们一起建构着人之所是，决定着人的行为方式、价值取向，必然会反作用于生产关系，对有价值资源分配的影响不容小觑。蒂利的不平等理论，从社会互动的微观层面揭示各种类型社会关系的累积性作用，把布劳所确证的“群体之间的异质性对进一步日益增加的群体间关系起着乘数效应”^[24]明朗化和具体化。

其次，组织的公平性与社会不平等密切相关^[25]。类型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各种组织都必然合并那些源于邻近组织的类型差异。^[26]因此，如果组织中的不同类型群体成员不能得到公平对待，而是借助类型差异来处理迫切的组织问题，那么，不同类型群体之间的差异，就会转变为对有价值资源占有上的不平等。蒂利提醒人们注意：“为了解释公司（和更为一般的组织）是怎样导致类型不平等的，我们必须将被不平等分析者混为一谈的两个问题分开：组织是为什么以及是怎样将类型不平等植入日常事务的？为什么以及怎样实现组织内部类型合并外部类型的性别、种族、民族、教育背景？”^[27]尽管他没有对“为什么”展开分析（正是对这一问题的“悬置”，才会导致蒂利把不平等看成是超历史的存在），但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充分显示出了组织的公平性与不平等之间的内在关联性。

再次，“边界”在不平等生成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的组织作用。边界形塑的是一种区分意识，或者说，边界建构了不同类型成员的“嵌入式认同”，遏制了“超然性认同”的生成。这样一来，边界的监督者就会根据类型差异来决定有价值资源的流动，不断地实现着边界自身的再生产，并塑造着能力和关系的不同积累，从而导致边界两边成员之间的不平等。这一点英国著名社会学家保罗·威利斯在其名著《学做工》中提供了大量经验证据。例如，不同类型的家庭子女，他们在学校的表现、老师的评价、职业发展等等差别，无不受其家庭经验的强烈影响。

最后，蒂利的不平等理论有助于理解当今社会不平等日趋严重的原因。不平等起因于对生产价值资源的控制，如果这些资源供应短缺并容易控制时，就会创造出剥削和机会积累，产生不平等。尽管强制手段、劳动、动物、土地和维持承诺的制度仍然可以解释地方和地区规模的一些不平等，但最近几十年来，金融资本、信息、媒体和科学—技术知识等手段的累积效应得到充分显现。这些手段与类型差异相合并，不仅可以使不同类型之间的边界变得越来越牢固，而且可以更有效地实现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即使这不是唯一的原因，至少可以说这是当今世界各个国家内部不同群体之间以及国家之间不平等为什么变得越来越严重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综上所述，蒂利以类型差异影响有价值资源分配的潜在可能性为基础，揭示了各种组织、边界以及不同类型的社会地位对于非对称性社会互动的累积性和长期影响，在马克思剥削理论和韦伯社会封闭理论之间架起了桥梁，使不平等生成、维持和变化的微观社会机制得到充分显现，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对不平等问题的认识。

参考文献

［1］查尔斯·蒂利.身份、边界与社会联系［M］.谢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2］查尔斯·蒂利.欧洲的抗争与民主［M］.陈周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3］Charles Tilly.Durable Inequality［M］.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4］彼得·M.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M］.李国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5］彼得·M.布劳.不平等和异质性［M］.王春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6］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1卷［M］.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

【注释】

[1]查尔斯·蒂利.欧洲的抗争与民主［M］.陈周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前言.

[2]马南.民主的本性［M］.崇明，倪玉珍，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第一章.

[3]菲利普·基弗.不平等、集体行动与民主化［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3）.

[4]皮埃尔·勒鲁.论平等［M］.王允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5.

[5]查尔斯·蒂利.身份、边界与社会联系［M］.谢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05.

[6]查尔斯·蒂利.身份、边界与社会联系［M］.谢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07‐108.

[7]查尔斯·蒂利.身份、边界与社会联系［M］.谢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07.

[8]Charles Tilly.Durable Inequality［M］.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4.

[9]Charles Tilly.Durable Inequality［M］.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10.

[10]查尔斯·蒂利.身份、边界与社会联系［M］.谢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06‐107.

[11]查尔斯·蒂利.身份、边界与社会联系［M］.谢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11.

[12]查尔斯·蒂利：《身份、边界与社会联系》，谢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7页。阿玛蒂亚·森的不平等理论就是建立在个人能力差异基础上的。参见阿玛蒂亚·森.论经济不平等∕不平等之再考察.王利文，于占杰，译.上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3]查尔斯·蒂利.身份、边界与社会联系［M］.谢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18.

[14]查尔斯·蒂利.身份、边界与社会联系［M］.谢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19.

[15]查尔斯·蒂利.身份、边界与社会联系［M］.谢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19‐120.

[16]查尔斯·蒂利.身份、边界与社会联系［M］.谢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19.

[17]彼得·M.布劳.不平等和异质性［M］.王春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16.

[18]Charles Tilly.Durable Inequality［M］.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69.

[19]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1卷［M］.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135‐136.

[20]Charles Tilly.Durable Inequality［M］.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15.

[21]Charles Tilly.Durable Inequality［M］.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108.

[22]Barbara Laslett.The Poverty of（Monocausal）Theory：A Comment on Charles Tilly摧s Durable Ine‐quality，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2000：475.

[23]古尔德.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M］.王虎学，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84‐86.

[24]彼得·M.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M］.李国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8.

[25]在蒂利的理论中，组织是指所有联系紧密的社会关系，在这些类型的社会关系里，至少有一个位置的占有者负责将集体资源用于边界附近的活动，包括法人家族集团、家庭、宗教派别、雇佣军组织以及地方共同体等。参见查尔斯·蒂利.身份、边界与社会联系［M］.谢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80.

[26]Barbara Laslett.The Poverty of（Monocausal）Theory：A Comment on Charles Tilly摧s Durable Ine‐quality，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2000：476.

[27]Charles Tilly.Durable Inequality［M］.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99.